20世紀80年代以來生態環境史研究綜述

[摘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生態環境史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本文從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氣候、水與生態環境；生物資源與生態環境；農業經濟與生態環境；區域生態環境史和生態環境保護思想等6個方面，對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狀況進行回顧與梳理，有一定的學術參考價值。

[關鍵詞]生態環境史；研究綜述

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生態環境史也逐漸地走進學者們的研究視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不僅翻譯介紹了一批西方生態環境史論著，[1]而且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探討了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問題，并推出了一大批學術成果。本文擬對此進行回顧與梳理。特別申明的是，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生態環境史的研究成果極多，在有限的篇幅內作全面介紹是不可能的事。就個人能力所及，在盡力照顧各方面的同時，有所選擇地加以述評，掛一漏萬，勢所難免。如有不妥，尚祈專家和學者批評指正。

一、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關系，它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無論是宏觀理論的探討，還是微觀問題的考察，都取得了一些頗有份量的學術成果。毛曦認為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關于人地關系的最新理論，他撰文指出，可持續發展理論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理論，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主體的人，在于人性的善良與高素質的人的存在。以此為指導，研究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演變，要注意4個問題，即自然因素與人為活動的綜合影響；人為活動的積極作用及對自然環境影響的限度；人對自然的正常開發與破壞之間的度的界限與量的區分；引入量化方法與現代地理學的科學方法，總之，應將歷史地理研究對現實的借鑒作用與意義落在實處。[1]

曹世雄從整體上考察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認為人類同自然環境的關系經歷了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的演遞過程，自從地球上有了人類以后，出現了4次生態危機，文章還分析了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原因。有兩部專著值得一讀，一是黃鼎成等的《人與自然關系導論》，該書把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系統作為整體，通過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認為要協調人與自然關系，必須結合相應的社會發展背景，進行結構性變革和轉換人與自然相互適應模式，著者還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自然觀、人與自然協同共進的基本原則、行動框架和主要對策。另一是王維的《人·自然·可持續發展》，作者回顧了人類與自然關系史，并通過對正反實例的分析及理論的論證，以期喚起世人對生態問題的關注，有極強的現實指導意義。美國學者趙岡以生態學的基本觀點為視角，以豐富翔實的史料對中國歷史時期人口增長、人口遷移、各種類型的墾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作者認為北宋以后，中國人口出現明顯的長期上升趨勢，人口壓力導致農墾與山林墾伐的加劇，特別是到了清中葉生態環境嚴重惡化，已有超過自然資源承載力的跡象。作者還認為人口遷移與生態環境互為因果關系。

隨著西部生態環境的惡化和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不少學者探討了生態環境與西部文明盛衰的關系。王乃昂等根據大量的文獻資料，通過多學科的交叉研究，認為清代中葉是近2000年來我國西部土地覆蓋變化的關鍵階段，森林覆蓋率由原始狀況30％左右下降為目前的8．68％，人口猛增和大規模土地開發是生態環境惡化的主導因素。有學者在大量考古資料的基礎上，對羅布地區的人類活動和環境變遷進行分析研究，韓春鮮等認為歷史時期羅布地區的人類活動與環境變遷可分為魏晉以前河湖水量充沛、魏晉以后至元代河湖水量減少、清初至道光以前河湖水量充沛、清道光以后河湖水量減少4個階段；夏雷鳴通過對羅布地區古樓蘭人的墓葬麻黃現象的探討，分析了距今3800年羅布地區的生態環境、古樓蘭人的社會經濟生活及飲食結構。內蒙古岱海地區是個自然生態環境變化最敏感之地，田廣金通過對該地區一套考古文化剖面以及一套在年代上與之對應的自然地層剖面的比較研究，發現距今7000—2000年間這個地區的人地關系有著豐富的表現形態與比較頻繁的變率。位于內蒙古毛烏素沙地南緣的統萬城建成于419年，廢毀于994年，鄧輝利用大比例尺航空遙感影像判讀、歷史文獻分析和實地考察等多種手段，探討了統萬城從修建到廢毀期間人類活動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影響過程。[10]王建革以人口負載量的變遷為線索，分析了黃土高原農業發展與人口負載量以及生態負載量的關系，并重點闡釋了生態條件的惡化對人口負載和農業發展的影響，及其對文明進步的抑制。[11]

遠古時期江準地區的人地關系也是學者們研究的問題之一。張明華利用孢粉資料和考古發現，闡述了新石器時代太湖地區的人與環境之關系，認為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曾經孕育了燦爛的太湖古文化。[12]丁金龍、黃渭金分別撰文闡釋了馬家浜文化時期、河姆渡文化時期的人地關系，進而說明了這樣的道理：人與環境是對立的統一體，人既是環境的產物，又作用于環境。[13]鄭龍亭在野外調查和考古發掘的基礎上，通過對早更新世陜西藍田公王嶺動物群、湖北鄖縣猿人動物群、重慶巫山龍骨坡動物群和安徽繁昌人字洞動物群的研究，認為“淮河過渡區”是揭開早期人類起源面紗的關鍵地區。[14]

明清時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態環境漸趨惡化，引發了流民等社會問題，也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但他們在探究明代中后期人口大量逃亡的原因時，多強調賦役繁重及地主對土地的大量兼并，李心純則從人與生態環境關系的生態系統角度分析了明代黃河中下游流域的山西、河北流民現象的原因。[15]蔡蘇龍在明代自然災害統計資料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對流民給生態環境造成的種種惡性干預事實的考察，指出流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是造成明代中后期農業生產衰變的一個主要原因。[16]王建革研究了明代華北平原人、馬、地之間的關系變化，指出明初，華北平原寬松的人地關系推動了軍馬養殖的迅速發展，到了成化年間，人口壓力開始抑制養馬的發展，明中后期，人口進一步增長，養馬數量大幅度下降。[17]薛平拴、譚作剛撰文對明清時期陜西境內移民、農業墾殖與自然環境的動態變化關系進行考察。[18]卞利、謝宏維利用徽州方志、家譜、檔案、碑刻和文書等材料，對徽州棚民問題進行研究。指出棚民進入徽州山區后，給徽州山區生態環境及社會經濟所造成的影響與破壞，針對這一問題，徽州本土官民采取了種種應對措施，并取得了預期效果。[19]

還有學者撰文探討了自然環境與王朝政權盛衰之關系。張敏認為，東漢末年以來自然環境變遷是西晉滅亡和十六國割據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全球性寒冷干燥期的出現，我國北方沙漠面積不斷擴展，各游牧民族原有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于是紛紛南遷，趁西晉集團內亂之際，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權。[20]地理環境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客觀條件，西夏時期，氣候寒冷干燥，地表多荒漠，且境內四周山脈環繞，宛如天然屏障，這種地理環境對西夏經濟、政治、立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李學江撰文對此進行探討，值得一讀。[21]

[1]在翻譯介紹西方環境史論著方面，候文蕙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她翻譯的論著有：《征服的挽歌——美國環境意識的變遷》(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沙鄉年鑒》(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美]唐納德·沃斯特著，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美]唐納德·沃斯特著，三聯書店，2003年版期。此外還有呂瑞蘭，李長生譯的《寂靜的春天》([美]蕾切爾·卡遜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毅，張學廣譯：《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英]克萊夫·龐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何鑒譯：《環境論——人類最終的選擇》([日]岸根卓郎著，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包茂宏還著文介紹美國環境史學的研究情況，他的《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見《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介紹了美國當代著名的環境史學家唐納德·沃斯特對世界環境史研究作出的突出貢獻。

從宏觀上研究中國生態環境史，國內應推王玉德、張全明成就最大。他們合著的《中華五千年生態文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堪稱國內系統研究生態環境史的開山之作。該書確立了相對系統的生態環境史的理論框架，共分上、下2編，上編根據歷史的發展線索，分別介紹了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時期的生態文化，下編分歷代氣候與生態文化、土壤與生態文化、生物資源與生態文化、治水與生態文化、礦產與生態文化、災害與生態文化、古代生態旅游文化和古代生態思想等8個專題論闡述了五千年生態文化，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較強的示范功效。包茂宏也著文予以探討，他的《環境史：歷史、理論與方法》(見《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從全球視野對環境史的興起、發展，環境史的理論、方法及其存在問題進行分析，并認為中國的環境史應采用國際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跨學科研究，構建中國自己環境史的理論體系。此外，惠富平也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他認為生態環境史研究屬于交叉性學科，其中既涉及到社會歷史問題，也牽涉到生態、環境等科學問題，必然形成一些自己特有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基于此點認識，應從生態環境史研究的有關概念和理論；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歷史時期生態環境的變遷過程、表現和人為因素等各方面構筑該學科的理論體系。(詳見惠富平：《生態環境史講義(未刊稿)》)

這里所說的從微觀上研究中國生態環境史，是筆者根據接觸到的資料進行的理解和歸納，主要包括：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古代都城與生態環境；水、氣候與生態環境；生物資源與生態環境；農業經濟與生態環境；區域生態環境史；生態環境保護思想等方面。這些問題也是筆者著重探討的問題。

二、氣候、水與生態環境

中國歷史上近5000年來的氣候變遷，對中國社會經濟與文化產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響。該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極大興趣。滿志敏利用文獻物候資料研究了歷史時期氣候冷暖變化的基本規律，提出了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氣候影響的同步性原理、人類影響的差異性原理和模式、生物響應氣候冷暖變化的不對稱原理等基本理論，有極高的學術價值。[22]歷史時期，我國北方地區農業經濟經歷了一個由盛轉衰的變化過程，倪根金認為其變化原因，除了社會因素外，氣候變化和生態平衡破壞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3]王暉利用古代土壤學的新研究成果和先秦古文獻與出土的古文字資料，對商末黃河中下游的氣候環境進行考察，認為商后期干旱的氣候和饑荒是周武王克商的直接導火線，導致商周之際的改朝換代。[24]秦冬梅以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氣候異常期，具體表現為冷暖變化、干濕變化的異常及各種自然災害數量的增多，這種異常的氣候對農業生產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糧食歉收，從而間接地影響社會安定程度。[25]王開發通過對上海地區大量孢粉樣品的研究。

發現滬杭地區全新世以來氣候變化具有多次的波動，表現出5個涼期和4個暖期。[26]

中國是個水災頻仍的國度，水與生態環境問題必然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樊自立和方英楷撰文對塔里木河水資源問題進行探討。樊文指出，在氣候極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人類開發利用水資源，使水資源消耗由以自然生態為主轉向以人工綠洲生態為主，從而使生態環境發生變化，其變化規律是：沙漠化與綠洲化并存，互有消長，“人進沙退”和“沙進人退”皆有，但以沙進人退為主；上游灌區引水增加，人工綠洲由原先多分布在河流下游三角洲向山前平原推進，面積不斷擴大，使這里生態環境改善；河流中下游由于水量減少，古代綠洲消亡，天然植被退化，沙漠化擴大，使生態環境不斷惡化；而處于沙漠和綠洲之間由林地、草地和自然水域構成的過渡帶不斷縮水，防護功能不斷減弱，形成了沙漠危逼綠洲的嚴峻形勢。[27]方文則總結了歷史上塔里木河下游5次改道，引起下游地區生態環境劇變、綠色走廊衰退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保護塔里木下游綠色走廊的18條措施。[28]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炎黃子孫的災難河。學者們對黃河及其引發的生態問題格外關注。王星光撰文對歷史時期的“黃河清”現象進行研討，他指出，黃河清是一種自然現象，卻又不可能出現在正常條件下，只有當流域內大范圍出現持續干旱少雨、冬季過于寒冷、地震等異常情況時，才會出現該現象。黃河清是干旱和黃河斷流的前兆，同時，還與社會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織在一起，成為奇異的文化與社會現象。[29]王尚義就黃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至龍門間土地利用方式的環境后果提出了新觀點：東漢水患頻率高于西漢，災情也更為嚴重；東漢時期河口鎮至龍門間的農耕人口減少了九成以上，該區與整個黃河中游一樣，遷入了大量游牧民族，原始的游牧對天然植被破壞極大，是造成東漢黃河下游水患頻繁的主要原因。[30]還有論者著文探討了黃土高原人為水土流失的歷史根源與防治對策，有較強的現實意文。[31]張健民利用漢中、興安2府所存碑石資料，考察了清代后期陜南地區堰渠水利發生的種種變化及其原因，并分析了清代后期該地區以水患為主的自然災害的基本特征及其與人類活動的相互關系。[32]

王建革對清代大清河的治理進行研討，太行山一帶森林和植被的破壞加劇，引起水土流失加重，使得永定河、子牙河的泥沙量上升，是大清河決口泛濫的關鍵原因。清政府為了減輕水患，將治水重點放在永定河、子牙河堤壩系統的修筑，使清濁分流，其治水過程突出反映了專制王朝由緊到松的治水特點。[33]郭聲波探討了歷史上四川(含重慶)農業對土地資源的利用情況、水土流失情形及農地墾殖與水土流失的關系，認為水土流失與耕作方式有關，水土流失程度與農地墾殖面積、墾殖指數之間存在函數變量關系。[34]張芳撰文論述了清代南方山區水土流失的人為原因及其防治措施，并提出要“以史為鑒”，山區開發應走生態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協調持續發展的道路。[35]許懷林還分析了近代以來江西的水旱災害及其與生態環境相關的問題。[36]

三、生物資源與生態環境

(一)森林資源與生態環境

森林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自然資源，是生態系統的核心。森林與生態系統的關系問題是學術界討論較多的話題。凌大燮梳理了我國森林資源變遷大勢，古代數千年中，我國森林資源約減少一半，由太古時代的47600萬公頃，減少到清初29130萬公頃，森林覆蓋率由49％下降到26％；從1700年到1949年200余年間，森林資源的損失大大超過古代5000年，到抗戰前夕，森林面積減少到9143萬公頃，森林覆蓋率下降到8．19％。[37]陳植具體分析了近代森林破壞的主要原因，即為中外反動統治階級的掠奪、歷年戰爭的破壞以及濫墾山林等3個方面。[38]

隨著森林的不斷減少和生態問題的日漸顯現，人們對森林保護環境作用的認識不斷深化和發展。倪根金認為，此認識過程共分先秦、漢至元、明清和近代4個階段。[39]岳耕具體分析了先秦時期的林業，當時采取許多措施，保護森林資源，提倡植樹造林，發展林業生產，從而為傳統林業科技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40]王子今考察了秦漢時期的護林造林育林制度；[41]郭文佳研討了宋代林業發展情況和保護林業資源的政策措施；[42]倪根金則利用護林碑和古文獻資料，對明清時期護林碑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43]樊寶敏指出，清前期對林業的認識基本局限于保護農田、為農服務的層面上，但森林生態思想已初步形成。[44]

倪根金利用漢簡資料，探討了漢代西北墾區的林業狀況，墾區不僅植樹而且十分重視保護，曾擁有一定規模的森林資源；同時，過度砍伐導致生態平衡破壞是居延墾區衰落的根本原因。[45]關傳友依據文獻資料對歷史時期氣候變化與西北地區竹林分布的關系進行探討。[46]張春生利用《五藏山經》的記載考察了黃河中游的森林情況，林業資源以陜北、渭河南岸最為豐富，豫西、晉西南次之；森林資源破壞最嚴重的，當推汾水流域和晉北，其次為涇水流域。[47]黃正林撰文探討了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嶺邊區政府轄區內的森林分布，邊區對森林的過渡砍伐所引起的自然災害，以及邊區政府保護森林的政策法規等問題。[48]

馬強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對蜀道地帶的森林歷史變遷進行考察，并指出人類經濟開發活動是一柄雙刃劍，既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改善生存環境和滿足日益增長的日活需要，但同時也對自然資源造成破壞乃至洗劫。[49]藍勇用文獻和實地考察資料，分析了三峽歷史時期森林分布變遷的規律：明清時期是三峽森林分布大起大落時期，清中葉以來三峽地區森林遭到歷史時期最為嚴重的一次耗損，而20世紀50年代以來則遭到史無前例的摧殘。[50]張浩良對歷史時期通江縣的森林問題進行全面研討。他先考察了該縣近百年內森林資源的變遷過程，指出人口增長的負面效應，政府決策失誤，森林的過度采伐，生產生活用材的壓力，森林火災，林政管理短期行為是導致森林生態變化的直接原因。關于該縣對森林資源的保護，指出從保護機制上分析歷史上主要以鄉規民約的形式出現或以禁碑的形式對森林或生物進行保護。近百年時間內，其形式多樣，保護措施主要是以執法懲戒、鄉規民約、封育山林、工程造林、園區建設、水土流失治理等。[51]鄧紹輝還著文考析了四川省政府實施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和退耕還林工程。[52]

徐海亮探討了歷史時期河南天然森林的變遷規律及變化特征，認為出現了戰國至兩漢、唐宋、18～19世紀3個開發高潮，天然林自北向南、自東向西縮減，氣候轉冷和人類破壞是天然林消減乃至消亡的重要原因。[53]周宏偉從宏觀角度考察了長江流域森林變遷的歷史過程，指出農業開發、礦冶燒煮等人類活動和自然災異在該地區森林破壞過程中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54]卞利根據在徽州調查和收集到27通明清徽州森林保護碑刻資料，結合徽州歷史文書和文獻，對徽州森林保護碑刻的時空分布、類型劃分、基本內容和形式進行分析，指出：明清徽州森保護碑刻在嚴禁亂砍濫伐森林、維護當地居民生產與生活以及生態平衡方面，在保護和發展以林業為支柱性產業的徽州經濟方面，具有其它質地特別是紙質文書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55]肖文評依據《湖寮田山記》，對明末清初粵東大浦山區的山林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進行了考察。[56]馮祖祥、劉德隅分別撰文對湖北、云南森林變遷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57]

(二)其它生物資源與生態環境

文煥然對歷史時期孔雀的地理分布進行考察，指出中國孔雀分布地區的歷史變遷，大體可分為長江流域(包括滇東北、四川盆地及長江中游一帶)、嶺南(粵東、粵中、云開大山及其附近、桂西南、桂東南)、滇西南3個區，且分布范圍很快縮小，數量迅速減少。這種變遷是“人與生物圈”變化的反映，其中人類的活動，特別是對孔雀的大量捕殺是變遷中最主要的原因。[58]對學術界認為明清時期中國野生犀牛僅分布在北緯25度以南的滇南、嶺南地區之說，藍勇作了進一步探索，認為元明清時期中國野生犀牛的分布北界應更靠北一些，清初以前在川黔交界的北緯28度～29度之間的貴州綏陽和四川酉陽間仍有生存。[59]動物是中國古代園林體系的組成要素之一，郭風平認為，中國園林動物歷經了先秦起源期、秦漢魏晉唐宋繁榮期、元明清衰落期三個大的歷史變遷階段。中國園林自身發展軌跡和森林生態環境變化是中國園林動物變遷的主導因素。[60]

秦嶺是中國大陸兩大區系古北界和東洋界的分界線，動物種屬成份具有明顯的過渡性、混雜性和復雜性。李健超根據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的資料研究表明，在春秋戰國以前，秦嶺曾經是兩大界許多珍稀獸類和兇猛獸類的棲息繁衍的樂園；由于生態環境變化，主要是氣候變化以及人類活動，使一些熱帶動物如犀牛、象等逐漸在秦嶺周邊地帶滅絕；然而自秦漢直到清代中葉，由于秦嶺仍保持較好的生態環境，許多珍稀動物如大熊貓、金絲猴、鹿以及熊、虎、野豬等仍大量生存；18世紀中葉起，數十萬計的移民進入秦嶺腹地，使百獸喪失棲息的環境，再加以濫捕濫獵，致使秦嶺眾多珍稀動物和一些猛獸的分布稀疏，數量減少，以至物種滅絕。[61]王利華對3世紀至9世紀華北地區的鹿類種群及分布情況進行了考察，此一時期，該地區仍分布有數量眾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麝棲息，與春秋時代以前的情況相比，鹿類的種群數量與分布區域明顯減縮，特別是麝的減少最為顯著；但與晚近時代相比，仍稱可觀。作者認為，鹿類種群數量與分布區域的變化，是當地生態環境及其變遷情況的綜合反映，與人口密度、生產類型和經濟活動強度密切相關。[62]劉正剛依據有關方志資料對自山東起，歷經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的慘烈虎患進行考察，作者指出虎患的發生，與當時人口壓力的增長、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人們對山地無節制開發而最終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有關，明清虎患反映了當時過分開發土地的無序性。[63]

馬強從森林植被的變遷、重要野生動物減少滅絕等方面論述了漢中盆地全新世以來生態資源的重大變遷，認為唐代以來的“畬田”農業開發、頻繁的伐木修棧，尤其是明清時期移民進入漢水上游大規模的墾殖活動以及極度缺乏植被的恢復和保護措施是造成漢中盆地生態環境惡化、生態資源大量減少的主要原因。[64]張全明撰文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宋代在生物資源保護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當時的生態環境受到破壞或在局部地區繼續惡化的現象，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65]蕭家儀就江蘇揚州西部一泥炭剖面采樣進行孢粉分析，探討了揚州西部距今約4500年以來的生態演遞與古文化興衰的關系。[66]林汀水還探析了明清時期，福建省人口激增，植被遭到破壞，進而出現水土流失的惡性現象，其教訓值得深思。[67]

四、農業經濟與生態環境

(一)農業與生態環境

王建革從生態學的視角，撰寫了一組論文對傳統農業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在《人口、生態與我國刀耕火種區的演變》中，作者考察了在人口壓力和生態演變的條件下，刀耕火種區在史前、原始農業、傳統農業3個時期的演變過程。[68]在《小農與環境——以生態系統的觀點透視傳統農業生產的歷史過程》中，作者系統分析了農業生態系統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結合我國農業生產的歷史實際，探討了小農在自然生態系統以及社會系統之間所處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歷史過程，并進一步揭示了我國傳統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生態學背景。[69]在《人口、生態與地租制度》中，作者從人口和生態兩方面分析了歷史上特別是清末、民國時期封建地租類型和分布特點。[70]

王思明從歷史傳統的視角，對中美生態農業實踐進行比較。作者認為，生態農業實踐在美國開展早卻步履維艱，而中國起步晚卻進展迅速。究其原因，是雙方在目標側重及實施辦法上的差異。通過比較，作者進一步指出，中國生態農業是運用生態學原理和系統科學的方法，將現代科技成果與傳統農業技術精華相結合而建立起來的具有生態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環的一種現代農業體系。[71]

農業的起源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關心的重大問題。陶利輝根據晚近考古資料及我國西南原始民族的農業發展情況，認為農業起源于山地，因為山地不僅是人類早期的理想居地，同時也是動物生存和植物生長的最佳環境。[72]張佩琪還具體探究了水稻起源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73]申友良依據長江中下游全新世時期的環境、洞庭湖地區全新時期地貌、彭頭山遺址孢粉分析材料，認為彭頭山遺址的稻谷遺存是我國八千年以前即已存在稻作農業的標志。[74]蕭家儀在參閱國內外資料的基礎上，結合考古遺址的發掘，用植物蛋白石分析法探討了新石器時代，江蘇張家港市東山村遺址古代先民的稻作活動。[75]

歷史時期農業開發經營與生態問題的關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命題，朱宏斌認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應切實注意其歷史性、區域性以及產生原因的多元性，否則即會夸大或延伸歷史時期的生態問題，不僅背離歷史研究的本質，而且亦無助于對當前嚴峻生態問題的正確認識和真正解決。[76]吳滔分析了明清農業生態變化與災荒發生的惡性循環的關系，并指出，在經濟開發中，必須協調好農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只有這樣生態環境才能向良性循環方向發展，農業災荒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77]桂慕文用歷史唯物主義眼光回顧當代大農業的輝煌業績，同時又用生態經濟學觀點分析當前的困境和對策。[78]

謝麗以古樓蘭地區自然生態環境為背景，對戰爭脅迫下樓蘭古國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區西漢至唐朝綠洲農業的開發，及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并建立了“綠洲廢棄周期”的理論模型。[79]李令福以關中地區為例分析了歷史時期的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的相互作用的互動關系，還特別強調今后學術界要深入研究、決策部門應該充分考慮在區域開發過程中自然地理環境的反作用。[80]姚兆余從農業開發的技術路徑著手，討論了明清時期西北地區開發技術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作者認為，明清時期西北地區農業開發對生態環境之所以造成巨大的破壞作用，與農業開發的技術路徑息息相關；大規模移民造成了人地關系的惡化；水資源過量開發，導致水資源減少；生產技術原始落后，只好通過擴大墾殖規模來增加糧食產量，而濫墾土地又造成地表生態系統的失調。[81]蕭正洪指出，清代西部地區的特殊環境條件使粗放型的農業技術得到廣用。在生產實踐中一些人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開始有所認識，但自然環境條件的惡化仍然未能避免。[82]孟晉撰文探討了清代陜西地區農業開發與生態環境破壞惡性循環之關系。[83]藍勇用文獻和實地考察資料，分析了清代康乾嘉時期四川人口膨脹和不合理的墾殖對清后期四川農業生態和社會生活的影響。[84]王建革通過對華北平原農業生態系統的分析認為，在20世紀30年代農業生態系統的組成中，家畜飼養業由于人口壓力加劇而萎縮；傳統農業生態系統常處于氮約束和水約束狀態；經濟實力不同的農戶在人力和畜力投入是不同的。同時作者不認同黃宗智“過密化”的理論。[85]

朱士光對歷史時期江漢平原農業區的形成與農業環境的變遷進行考察，有較高的學術價值。[86]吳小平從農業遺存、農業生產工具、以農業為基礎的動物飼養、陶器制作和永久性定居村落5個方面對洞庭湖區不同史前考古學文化時期的農業經濟概況進行了探討，尋求出湖區史前農業非持續性的發展軌跡，指明這一現象的出現與不同時期環境的變化有密切的關系。[87]吳璞以明代以來吳江縣農業種植結構因生態環境變化而轉變為例，說明“農業時代，農業為其經濟核心，經濟結構的轉變以農業生產結構的轉變為前提，農業生產結構的轉變又是農業生態環境變遷的結果”。[88]張芳根據太湖地區古代圩田的開發速度和規模與對生態環境影響的好壞程度，把太湖圩田的開發過程分為春秋戰國至唐前期圩田緩慢發展期、唐中后期至五代圩田迅速發展期、宋代圩田體制轉型及膨漲發展期、元明清局部地區圩田發展期4個階段，并指出圩田的修建對太湖地區生態環境的改變影響很大。[89]李若文以臺灣嘉義地區為例，考察了清代漢人拓墾過程中的環境變遷，指出環境變遷是人力與自然力交叉作用的結果。[90]

(二)畜牧業與生態環境

陶炎對歷史時期草原的變遷與牧業的興衰進行了探討，歷代王朝重農輕牧，并向草原地帶大量地移民和屯田，使大片草原轉化為農田或遭破壞，而草原畜牧業則由于得不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始終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作者指出，只有對草原加強管理，保持畜草平衡，才能使草原畜牧業協調穩定地發展。[91]王利華對中古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變動進行分析，發現畜牧業經濟比重曾有明顯上升，畜產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其變動與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內徙直接相關，是農耕和畜牧兩種具有不同生態適應性和能量生產效率的經濟生產方式不斷競爭消長的結果，與所謂“胡化”和“漢化”過程互為表理。[92]王建革依據1940年和1941年，日本張家口經濟調查所關于察哈爾和錫林郭勒地區的2份調查報告，對傳統草原生態的狀況作大致的描述。并通過與1990年草原狀況的對比，分析了草原生態的變遷。[93]

呂卓民通過梳理有關資料，認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西北地區固有的農牧業生產布局曾經發生過很大變化，即在人為因素的影響下，向以經營畜牧業為主的西北地區，一直不斷發生著向農業生產經營區的演變與發展。這一歷史發展與演變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先秦至隋唐以畜牧業生產占主導地位的時期；宋金形成農牧兼重格局的時期；明清則成為農業生產躍居主導地位的時期。[94]學術界有兩篇論文對呼倫貝爾草原的生態環境進行探討。景愛根據考古資料和有關文獻記載，認為古代呼倫貝爾草原氣候要比現在濕潤一些，沙地的覆蓋面積也遠沒有現在這樣大，在河流的沿岸有大片的森林與繁盛的牧草。但由于人為因素，自漢代以后，呼倫貝爾草原的生態環境就不斷遭到破壞。終于導致了呼倫貝爾草原地理環境的變遷。[95]王建革以20世紀30年代的日文調查資料為主，考察了呼倫貝爾草原冬營地時期的人、畜和草原的關系，并著重分析其游牧生態。[96]

衣保中研討了清代以來東北草原的開發與生態環境問題。指出清代以來，隨著蒙地的開放和草原的開發，草原植被遭到破壞，草原退化、荒漠化和鹽漬化日趨嚴重，付出了極其慘重的生態環境代價，不僅危害了東北地區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也對區域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97]

(三)其它農業與生態環境

王利華根據文獻記載，對中古時期北方地區的水環境和漁業生產情況進行考察。作者指出，中古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總體水環境相當優越，河流汛期長，水流量較大。魚類水產資源相當豐富，漁業生產較為發達，在當地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98]

藍勇分析了歷史時期三峽農副業和林副業的開發歷程，認為漢晉南北朝時期農副業地位相對較高，唐宋以來林副業開發日益重要，明清時期農副業和林副業開發都有較大發展，但由于農墾經濟主導地位的確立和山區交通的不暢，并沒有因此改變三峽經濟狀況。作者還指出了發展三峽林副業的新思路。[99]

許懷林和黃志繁分別撰文考察了江西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關系。許對上起新石器晚期，下迄20世紀前期的江西經濟與環境關系進行梳理，指出江西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互動變化，是在全國大生態環境變動的推動下演進的，同時有江西的省情區域特征。[100]黃通過生態和生計制約贛南山區商品經濟發展的例子說明，山區商品生產無法發展的原因不能用落后封建勢力的壓制來解釋，人口、土地及土地利用方式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才是山區商品生產不能發展的根本原因。[101]戴一峰也著文從環境與發展互動關系的角度，對20世紀前半期福建西部農村社會經濟進行探討。[102]

五、區域生態環境史

當前我國西北地區生態環境形勢嚴峻，已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學者們也非常重視研究歷史時期的生態問題。朱士光認為歷史上該地區生態環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其特征是：生態環境變化主要反映在干旱化、沙漠化與水土流失不斷加劇；生態環境發生變化的原因既有氣候干旱化的影響，也與人為活動關系密切；生態環境變化在歷史時期以秦漢、唐、明清時期最為顯著，新中國建立后更為劇烈；生態環境變化影響廣泛深遠，不僅制約著本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還威脅著周邊地區，尤其是其東部華北平原與京津地區之生態安全。[103]成崇德從地理環境、人口遷移等方面對清代前期開發西部邊疆的得失進行綜合研究，為當今中國正在進行的西部大開發提供歷史借鑒。[104]

徐日輝通過對距今5000—8000年以前新石器時期渭水上游地區環境的研究，揭示出該地區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漸變過程，為我們今天加強環境保護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歷史借鑒。[105]杜海斌以漢、唐宋、近代為基點，回顧了居延地區2000年間的生態環境演變，認為人類的過度開發是造成居延綠洲和文明逐漸消失、衰敗的根本原因。以歷史的實證，敲響保護生態環境的警鐘。[106]

梁中效考察了歷史時期秦巴山區自然環境變遷過程，認為該地區生態環境變遷可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和機器時代4個階段，唐代以前對環境破壞是局部的，宋代以后對環境破壞是全局性的，晚清以來的機器時代環境更加惡化；秦巴山區是關隴、成渝、江漢平原和中原大地四個經濟核心區之間最大的綠色寶庫和最重要的生態屏障，一旦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將會給這四大經濟區造成巨大影響。[107]王廣智以考古資料為主，結合歷史文獻的記載，對晉陜蒙接壤區生態環境進行探討，并提出防治生態環境變劣的對策。[108]

黃土高原地區是我國當前生態環境最為惡劣的一個區域，學術界也對歷史上的生態環境問題進行研討。朱士光強調要加強人類歷史時期生態環境變化歷程與規律的研究，而且要緊密結合人為活動之影響開展綜合性研究。作者還考察了這一地區人類歷史時期生態環境變遷歷程及演化特點，并提出了具體的推進這一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對策。[109]肖興媛通過對黃土高原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現況及存在問題的分析，從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兩方面分析了黃土高原生態環境惡化的原因，并針對生態環境重建及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提出了生態重建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對策，還就生態環境重建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總結。[110]王乃昂也撰文對歷史時期甘肅黃土高原的環境變遷進行研究。[111]

甘肅省生態問題突出，主要表現為沙漠化威脅有增無減、水土流失嚴重、水資源和水生態環境形勢嚴峻、森林和草原植被破壞有禁不止、滑坡泥石流等災害頻繁。李并成從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上，對于在西部大開發中甘肅省生態環境重建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關戰略問題，提出了11個方面的思路和建議。[112]寧夏平原是我國黃土高原上游的著名古老灌區，當今地球上半荒漠地帶的一塊成功的灌溉綠洲。汪一鳴考察了寧夏平原由原始的草原生態系統改造為農業生態系統的歷史過程，分析寧夏引黃灌區開發成功的歷史經驗，探討丁寧夏平原生態環境的主要問題以及改善途徑。[113]鈔曉鴻利用新近出版的《陜西金石文獻匯集》，對清代至民國時期陜西南部的環境保護及其前因后果進行探討。[114]張浩良采用參與式的調查方法，對四川通江縣的生態環境變遷及保護等問題進行了考察。[115]張同樂就20世紀60—70年代河北省的環境保護問題進行梳理和探討。[116]

杭嘉湖平原是浙江省最大的平原，徐建春對距今11萬年至良渚文化后期該平原生態演遞與古文化興衰的關系進行討論，作者指出，在該地區生態環境中的生物群落處于頂極時期，人類文化發展則處于鼎盛時期，否則，則相反。[117]

綜上所述，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生態環境史的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可喜成績。我們在面對這些成就時，也應該看到生態環境史研究中存在的諸多不足，如生態環境史研究已經走過了幾十年的歷程，但至今尚未建立起與該學科發展相適應的、科學的、系統的理論體系，大有見樹不見林之感，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生態環境史研究向縱深方向的發展；又如，生態環境史研究方法還較單一。我們知道，生態環境史，就其性質來說，“應屬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邊緣學科”[131]這就決定了生態環境史研究既需要社會科學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學的手段。而在目前的研究中，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則偏重于利用氣候學、地理學、生物學、水文學、生態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生態環境史；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往往用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理論與方法，研究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問題。這不能不說是生態環境史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值得欣喜的是，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上述問題，并從各個側面提出了問題的解決方案。我們相信，伴隨著社會的進步，新問題的出現，新史料的發掘，新方法的運用，生態環境史的研究會不斷地走向深入，大批新的成果也會不斷出現。

參考文獻：

[1]毛曦：《可持續發展理論與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2期。

曹世雄、陳莉、郭喜蓮：《試論人類與環境相互關系的歷史演替過程及原因分析》，《農業考古》，2001年，1期。

黃鼎成、王毅、康曉光：《人與自然關系導論》，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

王維：《人·自然·可持續發展》，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趙岡：《人口、墾殖與生態環境》，《中國農史》，1996年1期。

王乃昂、頡耀文、薛祥燕：《近2000年來人類活動對我國西部環境變化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3期。

韓春鮮、熊黑鋼、張冠武：《羅布地區人類活動與環境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年3期。

夏雷鳴：《古樓蘭人對生態環境的適應——羅布泊地區墓葬麻黃的文化思考》，《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3期。

田廣金、唐曉峰：《岱海地區距今70002000年間人地關系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3期。

[10]鄧輝、夏正楷、王奉瑜：《從統萬城的興廢看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脆弱地區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2期。

[11]王建革、陸建飛：《從人口負載量的變遷看黃土高原農業和社會發展的生態制約》，《中國農史》，1996年3期。

[12]張明華：《太湖地區孢粉資料和考古發現所闡述的人與環境之關系》，《歷史地理(第1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3]丁金龍：《馬家浜文化時期的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農業考古》，1999年3)；黃渭金：《試論河姆渡史前先民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農業考古》，1999年1期。

[14]鄭龍亭：《“淮河過渡區”早更新世哺乳動物群、自然環境與人類起源》，《農業考古》，2000年1期。

[15]李心純：《從生態系統的角度透視明代的流民現象——以黃河中下游流域的山西、河北為中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3期。

[16]蔡蘇龍、牛秋實：《流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與明代農業生產的衰變》，《中國農史》，2002年1期。

[17]王建革：《馬政與明代華北平原的人地關系》，《中國農史》，1998年1期。

[18]薛平栓：《明清時期陜西境內的人口遷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1期；譚作剛：《清代陜南地區的移民、農業墾殖與自然環境的惡化》，《中國農史》，1986年1期。

[19]卞利：《清代中期棚民對徽州山區生態環境和社會秩序的影響》，2003年廣州中國生物學史暨農史學術討論會交流論文；謝宏雄：《生態環境的惡化與鄉村社會控制——以清代徽州的棚民活動為中心》，《中國農史》，2003年2期。

[20]張敏：《自然環境變遷與十國割據政權局面的出現》，《史學月刊》，2003年5期。

[21]李學江：《地理環境與西夏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2期。

[22]滿志敏：《用歷史文獻物侯資料研究氣候冷暖變化的幾個問題》：《歷史地理(第1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3]倪根金：《試論氣候變遷對我國古代北方農業經濟的影響》，《農業考古》，1988年1期。

[24]王琿、黃春長：《商末黃河中下游氣候環境的變化與社會變遷》，《史學月刊》，2002年1期。

[25]秦冬梅：《試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氣候異常與農業生產》，《中國農史》，2003年1期。

[26]王開發、張玉蘭：《根據孢粉分析推論滬杭地區一萬多年來的氣候變遷》，《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7]樊自立、馬映軍：《塔里木盆地水資源利用與生態平衡及土地沙漠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3期。

[28]方英楷：《塔里木河下游綠色走廊的興衰與保護》，《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1期。

[29]王星光、彭勇：《歷史時期的“黃河清”現象初探》，《史學月刊》，2002年9期。

[30]王尚義、任世芳：《兩漢黃河水患與河口龍門間土地利用之關系》，《中國農史》，2003年3期。

[31]曹世雄、陳莉：《黃土高原人為水土流失歷史根源與防治對策》，《農業考古》，1994年3期。

[32]張健民：《碑刻所見清代后期陜南地區的水利問題與自然災害》，《清史研究》，2001年2期。

[33]王建革：《清濁分流：環境變遷與清代大清河下游治水特點》，《清史研究》，2001年2期。

[34]郭聲波：《四川歷史上農業土地資源利用與水土流失》，《中國農史》，2003年3期。

[35]張芳：《清代南方山區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中國農史》，1998年2期。

[36]許懷林：《近代以來江西的水旱災害與生態變動》，《農業考古》，2003年1期。

[37]凌大燮：《我國森林資源的變遷》，《中國農史》，1983年2期。

[38]陳植、凌大燮：《近百年來我國森林破壞原因初探》，《中國農史》，1982年2期。

[39]倪根金：《試論中國歷史上對森林保護環境作用的認識》，《農業考古》，1995年3期。

[40]岳耕：《論先秦時期的林業》，《中國農史》，1989年4期。

[41]王子今：《秦漢時期的護林造林育林制度》，《農業考古》，1996年1期。

[42]郭文佳：《簡論宋代的林業發展與保護》，《中國農史》，2003年2期。

[43]倪根金：《明清護林碑刻研究》，《中國農史》，1995年4期。

[44]樊寶敏、李智勇：《清代前期林業思想初探》，2003年廣州中國生物學史暨農史學術討論會交流論文。

[45]倪根金：《漢簡所見西北墾區林業——兼論漢代居延墾區衰落之原因》，《中國農史》，1993年4期。

[46]關傳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對西北地區竹林分布的影響》，《農業考古》，2003年3期。

[47]張春生：《從五藏山經看黃河中游的森林》，《農業考古》，2003年3期。

[48]黃正林、粟曉斌：《關于陜甘寧邊區森林開發和保護的幾個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3期。

[49]馬強：《歷史時期蜀道地帶森林的分布與變遷》，《中國農史》，2003年2期。

[50]藍勇：《歷史時期三峽地區森林資源分布變遷》，《中國農史》，1993年4期。

[51]張浩良：《通江縣森林生態的歷史變遷》，2003年廣州中國生物學史暨農史學術討論會交流論文。

[52]鄧紹輝：《四川省實施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和退耕還林工程》，《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5期。

[53]徐海亮：《歷代中州森林變遷》，《中國農史》，1988年4期。

[54]周宏偉：《長江流域森林變遷的歷史考察》，《中國農史》，1999年4期。

[55]卞利：《明清時期徽州森林保護碑刻初探》，《中國農史》，2003年2期。

[56]肖文評：《明末清初的山林開發與環境保護——以大埔縣湖寮田山記為中心》，2003年廣州中國生物學史暨農史學術討論會交流論文。

[57]馮祖祥、姜元珍：《湖北森林變遷歷史初探》，《農業考古》，1995年3期；劉德隅：《云南森林歷史變遷初探》，《農業考古》，1995年3期。

[58]文煥然、何業恒：《中國歷史時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變遷》，《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9]藍勇：《歷史時期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歷史地理(第1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0]郭風平、方建斌：《中國園林動物變遷的主導因素初探》，2003年廣州中國生物學史暨農史學術討論會交流論文。

[61]李健超：《秦嶺地區古代獸類與環境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4期。

[62]王利華：《中古華北的鹿類動物與生態環境》，《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3期。

[63]劉正剛：《明清南方沿海地區虎患考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2期。

[64]馬強：《漢中地區生態資源的歷史變遷及其成因》，《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3期。

[65]張全民：《論宋代的生物資源保護》，《史學月刊》，2000年6期。

[66]蕭家儀、唐領余、韓輝友：《江蘇揚州西部距今約4500年以來古植被與古環境演變》，《歷史地理(第1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7]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壞與水土流失》，《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年3期。

[68]王建革：《人口、生態與我國刀耕火種區的演變》，《農業考古》，1997年1期。

[69]王建革：《小農與環境——以生態系統的觀點透視傳統農業生產的歷史過程》，《中國農史》，1995年3期。

[70]王建革：《人口、生態與地租特點》，《中國農史》，1998年3期。

[71]王思明：《從歷史傳統看中美生態農業的實踐》，《農業考古》，1996年1期。

[72]陶利輝：《論農業起源的地理環境》，《農業考古》，1994年1期。

[73]張佩琪：《論水稻起源的環境條件和歷史背景》，《農業考古》，1998年1期。

[74]申友良：《全新世環境與彭頭山文化水稻遺存》，《農業考古》，1994年3期。

[75]蕭家儀、錢公麟、丁金龍、張照根：《江蘇張家港東山遺址中的古水稻植物蛋白石》，《農業考古》，1994年3期。

[76]朱宏斌、樊志民：《關于歷史時期農業開發經營與生態問題的若干思考》，2003年廣州中國生物學史暨農史學術討論會交流論文。

[77]吳滔：《關于明清生態環境變化和農業災荒發生的初步研究》，《農業考古》，199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