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漢武帝世之儒表法里政策考辨

【內容提要】史稱武帝因董生言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自此儒學一家獨大。持此論者固已多矣。然余查檢舊史，征諸史實，自覺武帝因董生言復古更化為是，若謂自此儒學一家獨大，為政府之立國根本，則深不以為然。縱儒學于武帝后日顯，因其以“術”之面貌表征于內外，難脫儒表法里之譏。此論前賢多已揭示，而前賢持論之基石，多本于思想史而言，未能與武帝世政策之實際施行相結合。本篇則志矯此弊，以溫公《通鑒》為經，輔之以馬、班二史為緯，庶幾有一二可見教于當世方家，果此足矣！【關鍵詞】漢武帝；儒表法里；儒生；酷吏一、儒術因緣而興為世風之使然武帝之雄才大略，于其初即位時即已表露無遺。檢《漢書·武帝本紀》云冬十月，此日期之差異于下文有關，故在此補明，可以參注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詔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1]建元元年，武帝年方十七，初即位，即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并可丞相之奏，罷治申、商、韓、蘇、張之言者，其意義之重大，無怪乎被后治史者稱為“武帝即位辟頭第一聲，其一朝措施，即已于此露其征兆，定其準的”。于此當注意者，即衛綰所奏罷之治申、商、韓、蘇、張之言者，皆法家縱橫家者也。然世謂漢興之七十年，承秦之弊，行修養生息之治，國力大振。《史記·平準書》述漢武帝初年情形云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栗，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后絀恥辱焉。依上言，則后世史家盛稱之文景之治，亦實矣。然導其盛者，則首推黃老無為之影響，其時君臣，率尚黃老，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闈如竇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處士如蓋公、鄭章、王生、黃子、楊王孫、安邱望之等皆宗之。東方朔戒子，以“柱下為工”，亦宗黃老。然考漢初黃老之實質，“仍然是嚴酷而毫不放松控制與鎮壓的‘法治‘”。若結合上述衛綰所奏罷之治申、商、韓、蘇、張之言者，則可知衛綰所奏罷者，其實則為黃老刑名也。此開武帝世新興勢力與黃老刑名斗爭之始也，然亦僅開大幕之一角也。其續者，則更烈更廣也。檢《資治通鑒》卷十七漢紀九略云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玢為太尉。上雅向儒術，嬰、玢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望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同書同卷又云太皇竇太后好黃老也，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陰術得趙綰、王臧奸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玢免，申公亦以疾免歸。上引武帝建元元年、二年故事，足證武帝世新興勢力與黃老刑名斗爭之激烈也。據元年條，則上文所謂武帝世新興勢力為儒家者，無須多辯。在此新興儒者之激勵下，武帝后來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及改正朔、易服色、興禮樂、行封禪等一系列復古更化，則不難理解，而儒術之獨尊，亦似乎不言自明。然若細讀二年條，則知新興儒者與黃老刑名者之沖突，危及于公卿相侯之榮辱性命，則若將此一沖突，局限于所治之思想史，殊難以服人也。據二年條所陳，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東宮者，即漢長樂宮，太后居之，故當時為太皇竇太后所居，則趙綰所奏，與其歸其于儒家之言，不若歸其于政治家言耳。而其背后，則雄才大略之武帝向太皇竇太后之奪權也，此不難猜測。明乎此，則知于此沖突，儒者不過一工具而，其結果，則因為武帝羽翼未豐，嬰、玢下野，綰、臧自裁。若再從當事人角度觀之，縱使嬰、玢、綰、臧不脫儒者之志向，然于武帝而言，政治斗爭與好大喜功之程度，遠大于儒者之志也。然雖上位者動機之不純，反對者力量之強大，然儒學之復興，乃當時風氣使然，無可阻擋也。雖然現在復興之儒學，已并非全為孔門之儒學，此點下文將詳論之，然與現時儒學相較，畢竟“黃、老、申、韓之說，皆起戰國晚世，本以治衰亂，非所以處升平……至于漢武，國力既充，如人之病起，舍藥劑而嗜膏粱，亦固其宜”。[10]因此，雖經竇后一時之打壓，然儒學之復興，亦不可免。后武帝順水推舟，將其歸為己用，順理成章也。然儒學復興為一事，武帝后來大政方針緣飾以儒學為一事，不可將二者視為一體，謂至此儒學一家獨大，為政府之立國根本。讀史者當自明之。二、儒生與儒表法里政策之構建在此之前，建元元年冬十月[11]，又有董仲舒“天人三策”，此事對漢武世影響巨大，在此當詳論之。《資治通鑒》卷十七漢紀九略云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之治道，對者百余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利太學以立于國，設癢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法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至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臣聞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治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而恥犯其上……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業，教化之本源……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圣人莫不以暗治明，以微致顯……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以……《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辟邪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12]上所引文即史書所稱之董仲舒“天人三策”，觀其大概，對比武帝一朝之改正朔、易服色等諸多復古更化之內政，則謂董生此論為武帝一朝之“定國事詔”或“基本路線”，未嘗不可。結合其對策末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辟邪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之日后實際情況，則后世稱武帝因董生言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自此儒學一家獨大，為政府之立國根本，亦非空論。若如此，則余此論文有何立論之空間，所論之儒表法里，又有何立論依據？為解此疑問，在此需一一講明。現還從董仲舒對策末講起，“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辟邪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為武帝日后“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之先聲，然其原因與目的，董仲舒于對策亦已詳明，“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據此不難發覺，禁錮思想學術為其動因也。后世一般史家片言武帝之獨尊儒術，而鮮有論及武帝私其目的者也。正因此，縱使自此儒學一家獨大，亦難脫儒表法里之譏也，僅作為政治之緣飾耳。若言武帝世儒學為政府之立國根本，似乎失之于史也。且檢《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并爭，厚招游學。今天下以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首、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13]上所引文為李斯奏請焚書之文，現將其與董生對策末段奏請表彰六經相較，一為焚書，一位尊經，然其實質，則思想學術之禁錮一也。曉乎此，若論秦政焚書為學術文化之大厄，[14]漢武帝尊經為儒學之大顯，則非誅心之論也。讀史者當自明矣。且李斯之“以吏為師”，比起漢武帝所重用之酷吏，小巫見大巫。[15]論及此，則武帝政策之儒表法里，初見端倪矣。董生所謂之“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迎合人主之私欲，無須多論。現再就董仲舒所奏請“表彰六經”進行一番討論，事在武帝建元五年，《資治通鑒》卷十七漢紀九云置五經博士。[16]

案：上文曾論及建元元年、二年武帝初即位時與竇太后所代表之黃老思想進行之一番沖突，以武帝之完敗而結束。然而大有為之武帝，經過三、四年之臥薪，羽翼漸豐，反觀將于一年后離世之竇太后，則雙方實力之彼消此長，無須多言。且黃老之衰、儒學之興，亦為風氣使然。憑借此天時地利人和，不難想象漢武帝之英氣風發，其置五經博士，即是一例也。今檢《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17]此處亦足以討論之。何則《漢書·儒林傳贊》中言立五經博士，而只舉《書》、《禮》、《易》、《春秋》四者乎？錢穆因《漢書·百官表》解釋漢武帝之前之博士為以古通今而設而武帝后之博士獨為經學而設者[18]，較之王應麟以“蓋《詩》已立于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19]作解，更足以服人。且縱是“漢人之尊六藝，并不以為其儒書而尊，而漢人之尊儒，則以其守六經”，且“漢人之尊六藝，特為其古代之王官學”，“故其系六藝而罷百家，若專就朝廷設官之用意言，則亦未見其有所大勝于秦之泯《詩》、《書》而守《家言》也。后世乃專以漢武尊儒為說，又未為得當時之真相矣”。[20]若是言之，則漢武帝世最為后世儒者盛贊之置五經博士，亦非真儒學之復興，而僅僅是漢武帝文化高壓，用今日話來講，則為漢武帝文化之統戰也。而所立五經博士，亦即憑上位者政治之權威，為功名利祿而打壓異己者也，此開漢代今、古文之爭也。然就實質言，非純學術之爭，亦是利祿之爭也。[21]則漢武帝置五經博士為其政策儒表法里之顯證也。現再論董仲舒其人其學，并結合另一位儒者公孫弘一同論之。之所以將二人同論，是因為兩人同因儒學故，顯于漢武帝時，然一野一朝，頗像文景時之賈誼、晁錯，對當今后世有重要影響，故一同論之。檢《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藝；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22]又《漢書·儒林傳》云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玢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23]據此，則執董仲舒、公孫弘二人之顯跡，均因《春秋》之對策且董仲舒、公孫弘二人之為人，亦有可非者，先論董仲舒，王充《論衡》[24]云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然者《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于漢。又馬端臨《文獻通考》[25]云董仲舒撰《春秋決事比》，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其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驅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再論及公孫弘，《漢書·汲黯傳》云黯學黃老言，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榮。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26]又《史記·儒林傳》云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征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業，薛人公孫弘亦征，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27]又《資治通鑒》卷十八漢紀十云弘每朝會，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深厚，辯論又余，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悅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28]據上文可言之，董仲舒、公孫弘皆可謂是阿諛取寵[29]，而年輕氣盛、好大喜功之漢武帝，則重用之矣。尤其公孫弘開漢室布衣拜相而后封侯始，而尤可注意者，則為董生緣飾《春秋》而決獄和公孫弘所能緣飾之“儒術”上。前者當在下文漢武帝世酷吏時言之，現就儒學演變成儒術這一進程進行討論。公孫弘之阿諛取寵而緣飾以儒術，可謂儒學演變為儒術這一過程之終結，然考其開始與其過程，則可謂是儒學在當時世風之影響下，與諸子百家融合的過程，而開其端者，則即是荀子。按中國傳統講法，荀子為儒家之代表，然在其身上，“很明顯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響”，[30]漢初大儒賈誼，則為此一過程之后繼。[31]至董仲舒、公孫弘，則為此一過程之終結。然推其實質，則“道、法、陰陽、儒家的合流”。[32]考董仲舒、公孫弘所治之《公羊春秋》，皆非孔子以來儒者之本意，其言多出黃、老，刑名，而仲舒之學，實主陰陽。[33]則此一轉變，儒學之變儒術，離孔子之學遠矣。而其見用于在上者之武帝、公孫弘，陰行千載尤行之秦法政，而緣飾以儒術，后世不可不查也。[34]此為漢武世政策儒表法里之力證也。三、酷吏與儒表法里政策之實施下面再談及武帝世之酷吏，較之董生、公孫弘諸人，酷吏們更足以表明武帝世法家之本質，考以《史記`酷吏列傳》共酷吏十人，除二人是景帝時，一人始于景帝終于武帝外，其余七人均為始終于武帝世之酷吏，如此酷吏高產之世，后世若謂之獨尊儒術，定會憤激孔子起于九泉之下。而其時酷吏治下之實情如何？《史記·酷吏列傳》云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仿溫舒服，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功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縟郡太守，殺二千石，為其告縣趣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吏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余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雖……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其治與宣相仿，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吏，周為廷尉，其治大仿張湯而善侯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親故相因，不減百余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余章……廷尉及中都官詔獄了、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余人。[35]此等景象，應為亡秦之續，然之所以不踵亡秦之跡者，則有其緣飾儒術之功耳。據此亦漢武帝政策儒表法里之另一力證也。酷吏中，張湯位居公卿，較為突出，然其所持儒表法里之政策亦為最堅，《資治通鑒》卷十八漢紀十云上以張湯為大中大夫，與趙禹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36]案：張湯之定律令，用法益刻，一改文景之輕刑之舉也。[37]又同書同卷同紀略云是歲中大夫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向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者，與監、史清平者；上由是悅之。湯于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與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38]據此則可知張湯實為刀筆吏也，然觀其與公卿之交，緣飾董仲舒、公孫弘之儒術，陰行奸詐殘酷之法，較之公孫弘阿諛之術，亦不下也。而公孫弘、張湯之結合，前者為大儒，供以緣飾而尸位素餐；后者刀筆吏，陰以法術阿諛人主之歡，其兩者結合實為漢武帝政策儒表法里之最佳表象也。行文至此，若再高談漢武帝時儒術獨尊，則其自欺欺人，不免為當世及后世有識之人笑矣。漢武帝時其它一些復古更化政策，如改正朔、易服色、興禮樂、行封禪等，其起源皆可推及董仲舒對策，然其實質均為于民無利、帝王個人之好大喜功之舉。其雖根源于董仲舒對策，然距董仲舒之初意，亦遠也。對策之空文，只是其緣飾耳。至于漢武帝一世諸多經濟政策如鹽鐵官賣、算緡、均輸、鑄幣、增口賦、鬻爵等，縱使一二政策于客觀上些許有利于民，然其實質，仍為在上者所以滿足其好大喜功之欲望耳，徒擾民也。錢穆將漢武帝一朝財政，視為漢室中衰之原因，確有創見。[39]

結論文行至此可作結語。本文所論，為漢武帝一朝政策之儒表法里，然歸其原因，實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之使然。所謂天時者，蓋盛世之黃老無為不足用，儒術之應運而生也；所謂地利，蓋漢武帝世功臣、外戚、諸侯均已掃平，國內無大患也；所謂人和，蓋大有為之君臣，協大有為之人民，共同奮發也。其結果，于內仍承秦之政，僅加以儒術飾以太平；然于外則馳馬塞北，封狼居胥，奠我華夏民族兩千年之神威也。論及此，則儒表法里，亦不宜厚非也。檢《漢書·元帝紀》云帝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40]宣帝所謂之漢家自有之制度，不知可否斷定為儒表法里，還望就教于當世之賢達。致謝筆者論史，當盛謝者有二先生。先者錢穆先生，雖已作古然不妨與之神交，拜讀其書折服其論，后學追友圣賢之心，還期九泉之下錢師之認可。再者鄧師子美，道德文章言傳身教，晚生受益匪淺，提攜之恩更非只言片語可表感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