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二）

三

“四人幫”被粉碎后，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中國經濟史學獲得空前蓬勃的發展，形成中國經濟史學史上又一個高潮，而且是更大的高潮。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研究隊伍的擴大、陣地的增加和有關論著的大量涌現

文革以后，許多學者都在考慮新時期歷史學如何發展的問題，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向經濟建設轉移，不少學者認為經濟史應該是新時期歷史學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均把有關經濟史的課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們研究經濟史的積極性勃發出來了，許多原來從事其他領域研究的學者轉到了經濟史領域上來。在這種背景下，“文革”中遭到破壞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機構和隊伍在新時期迅速恢復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成立了中國經濟史研究室，除加強原有近代經濟史研究力量外，又增加了古代經濟史的研究力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也加強了古代經濟史的研究，一度成立了中國經濟史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新成立了經濟史研究室，其中也有部分力量從事明清經濟史研究。一些地方的社會科學院和大學也先后成立了經濟史研究所室或教研室，或把其史的研究的重點轉到經濟史方面來。除了有組織的力量以外，史學界從事經濟史研究的“散兵游勇”亦復不少。在這支空前擴大的經濟史研究隊伍中，有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即從事研究工作的老年、中年學者，他們在新時期煥發了學術青春，在科學研究和培養人材方面取得了累累碩果；新時期恢復研究生培養制度以后培養的一批博士、碩士，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也迅速成長為具有新的知識結構和開拓精神的、生氣勃勃的研究骨干。

隨著研究的開展，研究人員迫切要求加強交流和協作，各地紛紛成立經濟史研究的學術團體，全國性的中國經濟史學會也于1986年正式成立。會員達三百余人，迄今已舉行了四屆學術年會。廈門大學歷史系主辦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主辦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分別于1982年和1986年創刋。前者偏重于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后者除古代外，近現代經濟史研究成果占相當比重，近年又以“傳統經濟與現代化”為總的主題組織了一系列的小型學術討論會。商業史、農業史、水利史、鹽業史、海交史都有自己的學術團體和專業刊物。《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刊物也經常發表經濟史方面的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研究單位還出版了以經濟史為主要內容的《集刊》或論文集。所有這些刊物和論文集，為經濟史研究者和愛好者提供了交流成果和信息的園地，推動了本學科的繁榮發展。

迄今中國經濟史學絕大多數成果出自文革后的二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1988年齊魯書社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經濟史組編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論著目錄》，收錄了1900—1984年上半年包括大陸和港臺的中國經濟史論著近二萬種，數量以文革后出版者為多；《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最近編的1986—1995年中國經濟史專著和論文索引，僅大陸的論著亦近二萬種。這表明1986年以來發表的中國經濟史論著，其數量約略相當以至超過前此85年有關論著的總和。在這些論著中，不乏有創意、有深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新時期經濟史壇的繁榮于此可見一斑。

2、經濟史研究的資料基礎更為廣闊和雄厚

新時期經濟史資料工作取得了重要進展，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文革”以前近代經濟史資料一枝獨秀的局面，近代資料的整理繼續發展，古代經濟史資料的整理出版和發掘利用有了較大的進步。

首先是整理出版了大批經濟史的文獻檔案資料。檔案方面，如《明實錄經濟史資料選編》、《清實錄經濟史資料農業編》、《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上下冊、《自貢鹽業契約檔案契約選輯》、整套的民國檔案以及根據乾隆刑科題本、孔府檔案編的資料等。文獻資料方面，傅筑夫、王毓瑚解放前即已著手系統收集各種古籍中的經濟史資料，用力甚勤，這些資料一度散失，“文革”后終于得以陸續出版。其他斷代經濟史資料有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資料選編》上中下三冊、王永興《隋唐五代經濟史料》；專題史資料有彭雨新《清代土地開墾史資料》等。主要的農書都已整理校釋出版。歷代食貨志均有整理校釋者，其中以梁太濟等的《宋史食貨志補正》最為精審。對歷史文獻的數字資料進行深加工而成為一代巨著的則有梁方仲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各經濟部門、各行業、各地區和各種專題也在整理經濟史資料，尤以財政史、經濟思想史和水利史等成績顯著；時代則偏重于近現代。

除文獻檔案外，豐富多彩、層出不窮的考古材料被廣泛運用于經濟史研究，與文獻記載相印證，不斷刷新、匡正或深化人們的認識，使研究增添了的活力和動力。其中云夢秦簡對秦代土地制度和社會經濟研究、出土文物簡帛對包括楚國經濟史在內的楚學和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敦煌吐魯番文書對唐代經濟史研究的推動作用最為顯著。

現代仍然存在于民間和現實生活中的豐富而生動的資料，如民間文書、族譜、碑刻和社會調查、習俗調查、民族調查等，越來越引起經濟史研究者的重視和利用。最著名的是徽州文書，已出版《徽州千年文書契約》、《明清徽州社會經濟史料叢編》一、二輯等資料匯編。上海、蘇州、佛山、北京等地有關經濟史的碑刻資料亦已整理出版。五十年代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的大規模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有關資料，在新時期全面整理出版，為少數民族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和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基礎。

各地政府、各經濟部門廣泛開展方志和專業史志的編篡，為經濟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隨著研究思路和領域的拓展，氣象、水文、地理變遷等資料也可以入史。總之，中國經濟史學的史料基礎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廣闊和雄厚。

3、學術思想空前活躍和理論方法的多元化趨向

上文談到，文革前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也受到“左傾”思想的干擾，出現教條主義的傾向，窒息了科學研究的活潑生機。文革后撥亂反正，沉悶的空氣為之一掃。在“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線的指引下，經濟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突破了種種禁區，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改革開放后國際學術交往日益頻繁，1980年秋在北京舉行的“自宋至1900年中國社會和經濟史”中美學術討論會，把這種學術交流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以后，各地區各單位的學者與國外和臺港地區的學術交流和合作就更多了。通過這些交流，新理論、新方法得以不斷引進，出現了大陸與海外的學術研究相互激蕩的新局面。例如施堅雅的關于中國區域經濟模式的理論，黃宗智對中國明清以至近現代小農經濟的研究，都在大陸學術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所有這些，使得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躍，新思路、新見解層出不窮，在探求中國經濟史自身特點和規律方面邁出了堅定的步伐。這實在是文革前所不可同日而語的。

與此相聯系的是在理論方法方面突破了單一的模式，進行廣泛的探索，呈現了多元化發展的趨向，并逐漸形成不同的學術風格和流派。有的學者提倡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經濟史，強調計量研究和經濟分析，力圖使中國經濟史學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學者注重把社會學、人類學的方法運用到經濟史研究中，強調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系，實行社會史與經濟史的結合。此外，許多學者分別把歷史地理學、環境生態學、歷史人口學、考古學、民族學等與經濟史研究結合起來，形成一股多學科交叉融匯及其理論方法相互滲透的潮流。亦分亦合，并行不悖，百花齊放，生動活潑。許多經濟史研究者巳不滿足于籠統的定性敘述，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總是盡可能作些量化分析，并出現一批計算歷代畝產、勞動生產率、商品流通量和物價變遷趨勢的論著，這也是新時期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一大進步。

4、研究領域拓展和研究重點的轉移

前面談到，文革前中國經濟史研究偏重生產關系，偏重漢族和發達地區，不大注意生產力、流通、消費等領域以及少數民族和相對落后的邊遠地區；從時代講，獨立的經濟史研究以近代基礎較好，古代經濟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一般史的研究，圍繞著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展開，現代經濟史則基本上沒有起步。這種情況，文革后有了很大的改變。建國以來受到人們關注的重大課題的研究繼續深入，又圍繞現實生活和現代化建設提出的問題開拓了新領域，形成了新熱點，如對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小農經濟、商品經濟和傳統市場等問題先后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實際上是對傳統經濟的特點及其現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認識。在研究和討論中，人們逐漸把研究的重點從社會經濟形態、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轉移到經濟發展和與現代化建設有關的問題上來。人們破除了過去經濟史只著重研究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的老套，生產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視；流通也漸成熱門，單一的生產決定論受到質疑，一些學者認為流通或市場需求也是經濟的發展動力之一；經濟史的研究范圍涵蓋了社會再生產中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諸環節。部門史、專題史、區域史、民族史的研究均巳展開。在近代經濟史研究繼續發展的同時，獨立的古代經濟史研究得到加強，現代經濟史學科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斷代的、跨代的、貫通古今和中外對比的研究都在進行。可以說，中國經濟史學進入了一個全方位發展的新階段。

以上是就包括古代史在內的整個中國經濟史研究而言的，下面從五個方面對本時期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的主要動向、熱點問題和重要成果作一簡要的介紹：

建國以來若干重大問題研究討論的繼續和深入

“文革”前研究較多的社會性質和分期、土地制度和階級關系、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新時期繼續深入，出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成果。

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文革”后出現了一個新的研究熱潮，1980年和1981年就舉行了四次以此為主題的全國性學術討論會；這些成果反映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江蘇人民出版社分別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的《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中。六十年代即根據周恩來總理指示開始編寫的，由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多卷本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終于在1985——1993年陸續問世，其第一卷就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該書把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相關的經濟問題作了很有深度和特點的闡述。關于農業領域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新時期獲得加強；李文治、魏金玉、經君健合著的《明清時代的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是該課題迄今最系統深入的論著。新時期的討論中，顧準提出的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不可能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觀點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有的學者從反對西歐中心論，主張歷史多線發展的觀點出發，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存在提出質疑。

土地制度和階級關系問題仍然經常為研究者所關注，貫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七八本問世，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甘泉等的《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該書資料翔實，論證深入，力圖從史料與理論的結合上回答古史討論中的一系列問題；此外還有趙儷生的《中國土地制度史》和李埏、武建國的《中國古代土地國有制史》等。斷代土地制度史和各別具體田制的研究也碩果累累，如徐喜辰的《井田制研究》、武建國的《均田制研究》、朱紹侯的《秦漢土地制度和階級關系》、《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和階級關系》、傅衣凌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利用民間文書研究土地租佃關系的則有章有義的《明清徽州土地關系研究》和楊國楨的《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等。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討論中，除國有論和私有論的兩極外，又出現了私有權與共同體所有權結合論、國有私有循環論和等級土地所有制說等新說。

經過“文革”時期的沉寂，1978年10月，《歷史研究》等單位在長春召開了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會，使該問題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再度成為熱點。在討論中，不同觀點的各家繼續闡述、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文革”前一度處于主流派地位的戰國封建說受到的批評較多，主張該說的學者在重構其理論體系的過程中發生了觀點的分化，其中以田昌五的《古代社會斷代新論》等一系列著作和林甘泉的《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以及他的一系列論文[10]最有代表性。魏晉說頗有發展之勢，早在三十年代即已提出魏晉封建說的何茲全，在新時期繼續充實和完善自己的論據，推出《中國古代社會》等論著，被譽為該論的扛鼎之作。陳連慶也圍繞這一主張發表了一系列論文[11]。唐長孺在其晚年著作《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也亮出了魏晉封建說的觀點。西周封建說在新時期的代表作是趙光賢的《周代社會辨析》和馬曜、繆鸞和的《西雙版納傣族份地制與西周井田制比較研究》[12]，最近出版的王德培的《西周封建制考實》對西周封建說作了新的有力的論證。比較重要的著作還有主張秦統一封建說的金景芳的《中國奴隸社會史》和陳振中的《青銅生產工具與中國奴隸制社會》。由于古史分期問題討論長期得不到人們所期望的結果，有的學者試圖突破老的套路，否定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奴隸社會，認為過去的古史分期討論是失去大前提的討論。由此引發出奴隸制社會是否人類社會發展必經階段的討論。關于這一討論的比較重要的著作，“非必經論”有張廣志的《奴隸社會不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必經論有胡慶鈞主編的《早期奴隸制的比較研究》。

不過，上述討論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漸趨沉寂，研究的重點和熱點發生了轉移。

新的討論熱點問題的出現——對傳統經濟特點及其近代化道路的再認識

在繼續討論傳統重大問題的同時，首先成為新時期新的討論熱點的是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問題。為什么中國歷史上經歷的封建時代比西歐長得多，為什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遲遲不能發展起來，這個問題牽動著幾代歷史研究者的神經；而與之糾結在一起的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停滯性”，又使這個問題平添了幾分“謎”的色彩。早在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中，一些學者就已對中國社會是否“長期停滯”以及“停滯”的原因展開了爭論。抗戰時期，以呂振羽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批判了日人秋澤修二所宣揚的日本的侵略將最后克服“中國社會之‘亞細亞’的停滯性”的謬論，使該問題再度引起討論[13]。由于在討論中許多學者指出“長期停滯”的提法不科學，它遂逐步被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遲緩”或“長期延續”之類的提法所代替。建國以后，范文瀾、侯外廬、傅衣凌、傅筑夫、胡如雷等撰文繼續探討這個問題，但并沒有展開交鋒。“文革”剛結束，鑒于文革期間封建主義的泛濫，史學界揭起了批判封建主義的旗幟，于是，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又一次被提到中國史壇上來。這次討論規模之大、文章之多、爭論之熱烈，遠遠超過以前的三個時期[14]。討論牽涉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封建化過程、小農經濟、農民戰爭的歷史地位、游牧民族侵擾與中原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地理環境的影響、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作用及文化傳統等問題的認識，牽涉到中國封建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從內部到外部廣泛的方方面面。白鋼編著的《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論戰的由來與發展》對此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這一討論又和“李約瑟難題”的討論交織在一起。討論中，有的年青學者提出了轟動一時的“新論”[15]，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經過長期禁錮以后思想的肆恣與奔放，這些“新論”的科學性雖然一開始就受到不少學者的懷疑和詰難，但它卻激發人們對中國傳統經濟的特點和深層次的問題進行認真的思索。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結構問題的討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是由此引發出來的。

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結構，早在四五十年代已有學者進行探討。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這一討論與“長期延續”問題相結合而空前熱烈，在1982年廣州舉行的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學術討論會上達到了高潮。這次會議的主要論文結集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研究》一書。不同的觀點可以列出十余種之多。[16]諸多不同提法之所以產生，是由于對概念和史實的不同把握。有些學者把“經濟結構”理解為基本生產單位的生產結構，強調了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另一些學者則把“經濟結構”理解為生產關系的總和，這些學者又各依其認識，或強調小農經濟的基礎地位及其與封建專制政體的相互依存，或強調地主經濟的主導地位，從而產生了不同的表述。因此，“經濟結構”問題的討論，實際上已經歸結為對中國傳統經濟體制、尤其是戰國以來經濟體制的性質和特點的重新認識。

如果從這個視角看，可以把關于戰國以后中國社會經濟體制的形形色色的理論觀點概括為以下幾類：主流的觀點認為是封建地主制經濟，以土地私有、租佃制、小農經營等為特點。在這個問題上，西周封建說、戰國秦漢封建說的觀點是基本上一致的。持這一主張的學者中，認識也有分歧：或認為地主制經濟是一種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的典型[17]；或認為地主制經濟是一種早熟的封建經濟[18]；或認為地主制經濟是一種變態的封建制度[19]。另一些學者，如王毓銓，強調國家對經濟的控馭，認為傳統經濟是一種權力經濟[20]；秦暉則以關中土地改革前農村的實證材料對地主經濟論提出批評，認為封建社會是自然經濟下以人的依附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共同體[21]。在“經濟結構”討論中強調小農經濟結構及其與封建專制政體的相互依存者，大體可歸入此類。港臺和海外有些學者則把傳統經濟視為市場經濟[22]。上述理論觀點的分野，在對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及其原因的分析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在討論中，國內多數學者不同意說傳統經濟是一種完全停滯的經濟，但對明清以后的傳統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是有所發展呢，還是停滯倒退或“有增長而無發展”呢，是孕育和產生了新的因素呢，還是封建末世的一片黑暗呢，國內外學者仍有較大的分歧。雖然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已經沉寂，但在探討傳統經濟與近代化的過程中，明清時代如何定位，仍然是不可回避的、而且必然會繼續引起爭論的重要問題。至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地主制經濟“典型”論者強調其生命力和堅韌性[23]，地主制經濟“早熟”論者則強調它的不成熟方面及其“彈性”[24]等等。

小農經濟也是新時期中國經濟史研究和討論的熱點之一；它也與“長期延續”和“經濟結構”的討論有關。新時期之初，有的學者強調小農經濟是封建專制統治的基礎，是傳統經濟長期停滯的根本原因，這種觀點受到了批評，多數學者肯定了小農經濟在歷史上有積極作用；有些學者著重于該問題的實證研究；而“包產到戶”則在實踐否定了對小農經濟的“否定論”。1993年，《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召開了關于傳統農業與小農經濟的學術研討會，對這方面的討論作了一個小結。[25]以后，研究的重點轉到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和小農經濟與市場的關系等方面來，注意小農經濟力量和社會地位的變化，及其與整個封建經濟發展的關系[26]。又有的學者呼吁把經濟史、社會史、農民問題研究等結合起來，建立中國的農民學。

“文革”前，對作為封建社會主導階級的地主階級的系統研究較為薄弱。有鑒于此，《歷史研究》等單位于八十年代初召開關于封建地主階級的學術討論會，會后出版了《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研究》一書。此后，對地主階級的形成、發展、構成、類別和經濟狀況的研究有相當進展。最近，關于地主經濟的和歷史地位和作用問題再度引起學者的注意[27]。一些學者通過戶等制度來研究階級關系，取得重要成果，如王曾瑜的《宋朝階級結構》、陳高華《元史研究論稿》中關于戶等和賦役的論文等。封建社會的階級關系往往被等級制度掩蓋著；對等級制度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經君健的《論清代等級制度》。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工作重點轉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后來又作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戰略決策，給中國經濟史學提出了新課題，傳統社會中的商品經濟和自然經濟、傳統市場與市場經濟等問題逐漸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有關的研究和討論文章逐漸增多。在這基礎上，《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等單位和中國經濟史學會都組織過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根據傳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封建經濟是一種自然經濟，但中國戰國以后商業較發達，各類市場較活躍，如何解釋，形成了不同思路。有的學者試圖對原來的理論原則進行修正，認為封建經濟不一定都是自然經濟，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28]。另一些學者則對自然經濟作比較寬泛的理解，認為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范疇，但可以包容較多的商品經濟成分，或稱之為“不完全的自然經濟”、“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29]。也有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屬“偽商品經濟”[30]。

中國市場史、尤其是對清和近代傳統市場的研究發展迅速，巳成為新時期經濟史研究的中心之一。吳承明的研究起了倡導作用，他從生產的社會分工和與此聯系的長途販運的內容考察傳統市場的發展[31]；他指出中外歷史上都有一個“市場轉變”的過程，它不但是市場交易量的增加，而且是市場體制和相應的政治、法律體制的變革，只有完成了這個轉變，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這也就是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國這一轉變始于明中葉，起伏跌宕，迄今尚未完成。[32]在對傳統市場的研究中，人們注意到各類市場的發育狀況及其相互關系，注意到商品流通量的計算和商品構成的分析，注意到市場價格體系及其變遷，有關成果巳陸續問世并呈不斷增多之勢。其中專著有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陳春聲《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姜守鵬《明清北方市場研究》等。

經濟部門與經濟領域歷史的研究

以生產力為中心的部門史的興起，是新時期中國經濟史研究的顯著特點之一。其中最突出的有農業史、商業史、交通史、手工業中的鹽業史、紡織史等。

農業史的研究較有基礎。萬國鼎早在二十年代末供職金陵大學時，即已著手大規模收集整理古籍中的農史資料。五十年代主持中國農科院農業遺產研究室工作時，繼續完成了這一工作；同時，農業部組織農業遺產室等單位對傳統農書進行系統整理。文革后這一工作在繼續，所有重要的農書均已校釋出版，繆啟瑜的《齊民要術校釋》可作為這方面的代表。除文獻資料外，考古材料和民族學材料也被引進農史研究。1881年創刊的《農業考古》半年刊匯聚了許多以前被人們所忽視的考古和民族志中的農史資料及有關成果，以豐富的內容和活潑的形式吸引著國內外的廣大讀者。除《農業考古》外，《中國農史》、《農史研究》、《當代農史研究》、《古今農業》等相繼創刋。農史研究以生產史和科學技術史為中心，并擴展到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領域，農業生態史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出現了梁家勉主編的《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游修齡《中國稻作史》、李根蟠、盧勛《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原始農業形態》、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年間江南農業的發展》等重要著作。畝產和勞動生產率的研究受到重視，寧可的有關論文開風氣之先[33]，斷代畝產研究以清代為盛，趙岡等和郭松義的論著較有代表性[34]，貫通各代的則有吳慧的《中國歷代畝產研究》。與農業密切相關的農田水利史也取得許多成果，如彭雨新、張建民的《明清長江流域農田水利研究》等。歷史地理學家加盟農史研究引人注目。史念海的《河山集》已出至四集，他又主編了《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其中不少與農業史、經濟史有關的內容；他指導的博士研究生則出版了包括不同時期不同地區農業地理的系列著作。

工業史的研究稍遜于農業史，但亦可觀。其中鹽業史成績尤著，其巨大發展肇始于七十年代中后期四川井鹽生產技術史研究的突破和批判封建主義過程中對榷鹽制度的研究；同時亦與四川自貢井鹽歷史檔案的開發利用分不開。成立了鹽業史學會，創辦了《鹽業史研究》，建立了廣泛的國際學術聯系。出版了郭正忠的《中國鹽業史·古代編》、《宋代鹽業史》、彭久松的《中國契約股份制》等一批論著，從科學技術、生產力、生產關系、經營管理制度到國家對鹽業經濟的干預和管理，研究相當深入。棉紡織史的研究較有基礎，嚴中平早在40年代就著有《中國棉業之發展》[35]；在新時期，棉織業的早期歷史因考古新發現而有突破，而明清棉織業的發展及其社會經濟意義更為學者所關注，重要論文有從翰香的《試述明代植棉和棉紡織業的發展》等。絲織史研究較多，如范金民《江南絲綢史研究》等。還出現了綜合性的紡織生產史和紡織科技史的專著。礦冶業史的研究也得力于考古發現的推動，楊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對中國冶鐵業的發生發展有總結性的論述，并提出中國鐵農具史上三次革命的重要論點。釀酒史的研究也較突出，專著有李華瑞《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等。其他各種工業部門史的研究亦巳廣泛展開，難以一一備述。綜合性斷代手工業史以張澤咸的《唐代工商業》最為詳贍。

商業史研究相當活躍。商業史學會相繼創辦了《平準學刋》《貨殖—商業與市場研究》，先后出了十大本。新時期商業史研究視野開闊，往往能從整個商品經濟或社會再生產的背景分析商品流通和商人資本的活動，研究領域不斷開拓和深入。其中，商幫史研究成績最著，《中國十大商幫》、《徽商研究》等相繼問世。專著還有劉秀生《清代商品經濟與商人資本》、姜錫東《宋代商業信用研究》、張忠民《前近代中國社會商人資本與社會再生產》、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等。吳慧主編的四卷本200萬字的《中國商業史》也即將由中國財經出版社出版。

交通史研究亦呈繁榮景象，人民交通出版社等組織出版的一整套各地區的交通史、公路史、航運史、港口史等，琳瑯滿目。

中外交通史和對外貿易史相輔相成，并拓展到整個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成為新時期備受重視的研究領域。出版了專業刊物《海交史研究》。許多研究是圍繞著“絲綢之路”展開的，并由傳統的絲綢之路擴展到西南夷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形成國際性的研究熱潮。海外華僑、華人經濟及其與母國的經濟聯系，也吸引著不少研究者。

財政金融史在資料整理和研究方面都有可觀的收獲。綜合的斷代財政史研究，以唐宋成績最佳[36]，歷代財政改革頗受研究者關注。賦役史的研究原來基礎比較好，新時期更獲得長足的發展，研究已經相當深入和細致，出現了一些有創見的、比較成熟的論著，如張澤咸《隋唐五代賦役史草》；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等[37]。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和直接參預，是中國傳統經濟的顯著特色，有關屯墾、馬政、禁榷、市糴、漕運、倉儲、荒政等方面的研究巳漸次展開[38]。又開辟了經濟法制史研究的領域。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思想的研究亦有進展，其中“重本抑末”問題引起了研究者長久的興趣[39]。貨幣金融史取得較大進展。

文革前人們對人口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注意不夠，這種偏向，文革后獲得糾正，人口史的發展相當迅猛。成果很多，例如葛劍雄等撰寫了迄今研究最深入、規模最大的六卷本《中國移民史》；李中清、郭松義主編了以利用玉牒為特色的《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此外，與經濟史關系密切的宗族、家族史的研究也有長足發展。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紹。

區域經濟史、民族經濟史和城市史的研究

區域經濟史的勃興是新時期中國經濟史學引人注目的現象。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各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不作分區的深入研究，很難把握經濟發展的歷史全貎；開展區域經濟史研究，是中國經濟史學發展的自身要求。中國有纂修方志的悠久傳統。三四十年代以傅衣凌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注意區域社會研究與經濟史的結合，并在國外產生了影響。可見，中國的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是有自己的學術淵源的。建國以后，由于偏重于斷代研究和總體規律的探討，區域性研究相對被忽視。但在同一時期的國際學術界，與學科發展多元化的趨向相適應，社會經濟史的區域性研究形成了潮流。這一潮流在改革開放后反過來影響了國內學術界。各地經濟建設的蓬勃發展迫切需要歷史的借鑒。這些都給區域經濟史的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在這種形勢下，1987年在深圳召開了清代區域社會經濟國際學術討論會。區域經濟史研究以明清和近代為主，或延伸至現代，以廣泛利用地方檔案、民間文書、社會調查等資料為其特色之一；上溯中古、上古者，則往往以區域文化史的面目出現，并得助于考古資料的滋潤與推動。其研究選題，除綜合性研究外，涉及社會經濟各領域各部門，不少部門史和專題史的研究也以地區為單位進行。研究的區域，遍及全國，其中基礎較好、成績較著的有江南、華南等地區[40]；廣東中國經濟史研究會相當活躍，近年來每年都舉行有國外和港臺學者參加的區域經濟史學術討論會。福建、廣東、江西的一些中青年學者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深入基層社會，用現代人類學等方法調查研究，收集資料，形成頗有生氣的學術群體[41]。以徽州社會經濟史為中心的徽學，成為國際性的顯學，出版了《徽州學研究》和章有義《明清徽州土地關系研究》、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等一批研究成果。一些地區、尤其是周邊地區的經濟史研究，往往與民族經濟史研究相結合。三北地區與西南地區的經濟史研究也有喜人的發展[42]。關于中國歷史上經濟區域的總體布局及其變遷，也有研究，但仍不足。對區域經濟史理論的探索尤顯薄弱。最近，有的學者提出在沿海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基礎上，把沿海經濟史、海洋漁業史、對外貿易史、華僑華人經濟史、海疆史等揉合在一起，建立海洋社會經濟史學科[43]。

少數民族經濟史的研究也有較快的發展，研究較多的有社會經濟形態、生產關系、物質生產、民族貿易等領域，尤以利用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諸形態、研究人類經濟演進中較早階段的生產形態、生產類型、生產習俗，最有特色。但與漢族和先進地區經濟史研究相比，少數民族經濟史研究仍然比較薄弱，它往往依附于民族學、文化史等學科，沒有形成自己的學科架構，與我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大國仍不相稱。加強對少數民族經濟史的研究，建立相對獨立的少數民族經濟史學科，仍然是中國經濟史學的重要任務。[44]

與區域經濟史關系密切的城市史，是新時期適應城市化發展求取歷史借鑒而產生的新興學科。1995年《中國史研究》等單位在大連召開了中國古代城市史學術討論會，推動了研究的發展。城市經濟史是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內容包括城市經濟功能、和工商業、市場、人口等，發展也頗快。在城市史研究中，既有單個城市的研究，也有同類城市的研究，還有對中國城市發展史的宏觀考察和中西城市發展比較研究。有的學者把城市經濟史和區域經濟史聯系起來，把城市作為區域經濟的中心地，或從中心城市與其周圍城市的關系中進行研究，提出“首都圈”等概念。唐宋以來市鎮的興起，是學界最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出現了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等著作。

綜合性的跨代與斷代經濟史研究、經濟史學理論與方法的研究

七十年代，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把“中國古代經濟史斷代研究”列為重點項目，通過國家立項組織全國各地經濟史專家進行古代經濟史的研究和寫作，是新時期古代經濟史研究全面開展的重要標志之一。目前巳出版的有漆俠的《宋代經濟史》上下冊，漆俠、喬幼梅的《遼夏金經濟史》和高敏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下冊，均上乘之作。由周自強、林甘泉、寧可、陳高華、王毓銓、方行、經君健、魏金玉分別主編的各卷亦已完成，將于近期與已經出版的幾卷一起作為《中國經濟通史》的古代部分由經濟日報出版社成套出版。古代各斷代經濟史的其他著作還有不少。

跨代綜合研究中國封建時代經濟史的專著，八十年代初有傅筑夫的《中國經濟史論叢》《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近年出版的有田昌五、漆俠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著重探討了中國封建生產方式及其運行規律，是建立中國封建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開創性嘗試。

對經濟史研究的理論方法進行總體論述的以嚴中平、吳承明為代表。嚴中平的《科學研究方法十講》，從學科性質到研究方法總結了經濟所老一輩學者的治學經驗，提出了破“四就”、立“四新”的口號。吳承明的《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對傳統的近年引進的有關經濟史的理論方法，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觀進行全面的評介，指出任何經濟理論在歷史長河中都變成一種分析方法；強調發展觀、內因論和交換、流通、市場在經濟史研究中的作用，把中國經濟史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推進了一步。1998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歷史研究所等單位召開學術會議，就經濟史學的理論方法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討論。[45]

注釋

根據清代刑科題本所編的資料有《清代地租剝削形態》、《清代土地占有關系與佃農的抗租斗爭》等，根據孔府檔案編的資料有《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孔府檔案選編》等。

目前已出版的有《中國經濟史資料·秦漢三國編》、《中國經濟史資料·先秦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1990年。其他部分尚遲遲未能與讀者見面。

施堅雅有關著作的中譯本有：《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黃宗智有關著作的中譯本有：《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農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

方行：《應當重視對流通的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市場史、現代化與經濟運行——吳承明教授訪談錄》，《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

齊魯書社1984年。該書以土地私有制逐步排除古老共同體和國家權力的干預和阻礙由淺化到深化為線索，對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的變化作了鳥瞰式的描述。

楊國楨《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

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年。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四卷《中古時代·秦漢時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如《古代中國社會發展模式》，《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四期。

[11]這些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陳連慶教授學術論文集》上下冊中。

[12]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該書的特點是運用西雙版納傣族封建領主制的材料與與中原地區的西周社會作對比研究。

[13]《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理論與實踐》第2卷第2期，1940年。

[14]據白鋼的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到1982年10月底，將近五年的時間里，在有關單位舉辦的學術討論會上和刊物上發表的論文、綜述、報道，以及涉及這個問題的學術著作，約在120篇以上，超過前三次討論所出版的論著的總和。見所著《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論點的由來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15]當時影響較大的“新論”有：陳平：《單一小農經濟結構是我國兩千年來動亂貧窮、閉關自守的病根》，《學習與探索》1979年第4期，《光明日報》1979年11月16日；金觀濤、劉金峰：《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結構：一個超穩定系統》，《貴陽師院學報》1980年第1、2期；劉昶：《試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上海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第4期，《歷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6]參閱《中國古代史研究概述》第十二篇“經濟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

[17]參見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三聯書店1979年。

[18]《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稿》，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

[19]《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10]《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議》，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1]《田園詩與狂想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22]參看趙岡、陳鐘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