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建構技術新視野

論文關鍵詞: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黑箱摩西橋

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向技術的轉向形成了社會建構技術的嶄新研究方法和研究觀點。它一方面突破了技術發展的線性模式，轉而強調技術形成的多向性、非線性特征;另一方面，它主張技術成功不單純是技術本身創新的成功，更是依賴于技術系統的成功。文章表明，社會建構論能夠運用于技術研究領域，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對稱性原則能夠有效地向技術研究擴展。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發展為技術研究提供了契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和巴斯大學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迅速發展成為一股強大的新思潮。與此前科學社會學的默頓學派不同的是，它不再單純關注“科學家的社會學”，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學知識的社會學”，強烈主張“科學知識是社會建構的”。在20世紀最后二十年，科學知識社會學與女性主義、激進生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一道，構成了科學研究領域最具代表性的思潮之一。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科學知識社會學一直沒有涉及技術研究領域，它更多關注的是科學知識的建構過程。然而，進人20世紀80年代之后，情況有了很大的轉變。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綱領的日益成熟，以平奇為代表的一些科學知識社會學家開始嘗試將研究領域從科學知識擴展到科技政策、技術知識等領域，于是，他們的研究注意力從科學轉向技術。與此同時，在技術研究領域，以技術史家康斯坦特、技術社會學家休斯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在討論技術史案例的時候，嘗試引人新的方法、新的理念和新的觀點，這促使了他們與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的合作。在上述兩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社會建構論向技術的轉向。

這一轉向帶來了新的研究思路，開啟了技術研究的新視野。比如，在技術哲學家的心目中，技術知識的具體內容、社會影響是哲學家考察的重點，技術知識的產生和形成一直被看作是一個黑箱，黑箱的內容和行為被假定為常識。哲學家芒德福、埃呂爾和海德格爾批判性地考察了技術在技術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現代技術社會的基本約定和基本規劃，但是，他們都未能系統探討技術知識的產生和發展。如今，在社會建構論的影響下，這一局面有了很大改觀。技術知識的產生和形成不再是無人研究的空白，也不再是一個黑箱。社會建構論者要“打開歷史和當代技術的‘黑箱’，看一看里面有什么東西”。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不再采用技術哲學家的抽象思辨方法，轉而偏重經驗研究，試圖用豐富、細致的技術史研究取代思辨的空泛概念。他們密切聯系技術史案例，詳盡考察當代研發實驗室，高度關切保存過去研發成就的記錄檔案，希望通過仔細考察真正技術及其歷史的內部工作方式，看一看實際發生了什么事情。

研究思路的變化帶來了技術研究領域一系列觀點和理論的創新。

一、技術的多向發展觀

在當代人的心目中，技術的歷史是成功的歷史，是一系列輝煌技術成功的編年史。“整個技術發展的歷史都沿著有序或理性的道路，似乎今天的世界是所有過去技術發展的確定目標。從歷史的開端開始，技術有意識地導向這一目標。”這是一種線性的解釋，是一直以來技術研究領域最有影響力的觀點。如今，在社會建構技術的思潮中，新的科學觀將技術形成看作是多向性的過程，傳統的“線性進步觀”遭遇到挑戰。

盒式磁帶錄像機的發展是體現技術發展多向性的典型案例。fsl在技術史的發展歷史上，盒式磁帶錄像機是錄像機發展歷史上的里程碑。日本勝利公司推出的VHS制式盒式磁帶錄像機，是新的錄像機時代的重要標志。按照線性理解，只有VHS制式盒式磁帶錄像機能夠載人歷史。如今，社會建構論者改變了這一看法。他們深人到技術發展的歷史語境后，發現這種技術觀過于簡單，它忽略了技術發展的其他重要方向，難以符合技術史發展的真實過程。錄像機的歷史發展不是單向的線性過程，而是多向的過程。VHS錄像機不是惟一開拓者，索尼Bet~也是開拓者，它雖然在競爭中失敗，但是，它在歷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是理解錄像機歷史的不可或缺的環節。

單純從技術上講，第一個在盒式磁帶錄像機歷史上實現技術創新的，不是日本勝利公司，而是索尼公司。1970年，索尼公司率先制訂了盒式磁帶錄像機的U一標準，在競爭中占據了領先位置。繼而，索尼公司試圖將公司U一標準制式當作工業標準，只是在JVC、松下公司的反對下，索尼公司未能成功。1975年，索尼第一個推出了自己的Bet~制式盒式磁帶錄像機，在競爭中先行一步。在索尼公司之后，日本勝利公司才推出了VHS制式VCR。比較一下索尼公司的Betamax和勝利公司的VHS制式盒式磁帶錄像機，可以看到索尼公司的產品占據先行之利，而且它的圖象質量較高，磁帶盒較小，在綜合技術性能上更為優越。相比而言，日本勝利公司產品的惟一突出特色是錄像時間較長，具備2小時的記錄能力。

索尼公司技術上的領先和技術上的先行優勢沒有能夠帶來產業上的成功，反而在競爭中失敗。應當說，它的失敗不是技術的失敗，而是在網絡建構中的失敗，索尼公司未能將Betamax制式確立為VCR標準。與此對照的是，JVC建構了龐大的網絡，成功將VHS制式變為標準。它將日立、夏普、三菱電氣、松下、三洋和NEC納人到自己產品的網絡中，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全球網絡:Zenith,GE、Mag-navox,Sylvania等原來靠攏$etamax的公司后來也決定采用VHS制式。JVC充分利用了自己定價較低，錄像時間較長的特點，通過有效建構全球網絡在競爭中取得成功。

Betamax制式與VHS制式錄像機競爭的技術案例表明，技術的發展是一個多向的過程，多個類似的技術都有可能成功。技術上的優勢不是成功的代名詞。在多條技術線路并存的情況下，成功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最終的成功取決于能否有效建立網絡。再好的技術，要是未能有效構建網絡，都不可能走向成功。在這層意義上，社會網絡的有效運作不應當看作是技術創新的外部因素，而是技術創新的內在因素。

社會因素被看作是技術創新的內部因素，這是社會建構論的一個新的認識。人們習慣把技術創新的成功理解為技術的創新，把社會因素看作是促進或者阻礙技術創新的外部因素。社會建構論者的研究突破了這一認識，主張社會因素不是可有可無，不是可強可弱，而是不可或缺，是技術創新得以實現的根本內在條件。在多種技術路線并存的情況下，社會因素至關重要。不論JVC還是索尼盒式磁帶錄像機，哪一個取得成功都是正常的。在兩條并存的技術路線競爭情況下，JVC的VHS制式有效地利用網絡，將網絡這一社會因素作為技術創新的內在要素，實現了最后的勝利。索尼I3eta-max制式盒式磁帶錄像機初期的綜合技術性能更優越，但是它未能有效運用網絡，只能以失敗告終。這一事實表明，誰能夠有效運用網絡等社會因素，將社會因素作為競爭的內在祛碼，就更有可能成功。

二、技術的成功取決于技術系統的成功

社會因素構成技術創新的內在變量，它揭示出，技術發展遠非技術自身決定，而是在多向的進程中，在與社會的互動中得以發展。在技術研究領域，它是具有挑戰性的技術觀。過去，技術決定論占據著關鍵性的位置。它把技術看作是自變量，把社會看作是因變量。技術是自主決定的，技術能自我增長、自我擴張，技術進步是不可逆的。“技術的自身內在需要是決定性的。技術已經成為自我存在、自我充足的現實，并有自己的特殊法則和自己的決定論。”困例如，計算機的不斷改進遵循著一種內在的邏輯。在一個似乎事先預定的序列中，“每一代”更先進的計算技術都導向下一代。社會建構論者認為，技術成功絕非僅僅依靠其自身邏輯的發展，而是在與社會的互動中實現。他們認為，對技術的理解，不是在抽象的思辨中達到，而是在具體考察技術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發現。“與其使用像技術決定論或者技術至上這樣的寬泛概念，不如精確地探討技術變化的動力學。與其試圖通過像技術領域或者技術動力的軌道之類的不嚴格概念解釋事件，不如密切關注人工產品和各種處在討論中的技術知識，以及影響技術的發展的社會行動者。

社會因素構成技術創新的內在變量，最明顯地體現在休斯的“技術系統”概念上。按照技術史家休斯的理解，技術發展不僅是技術本身的成功，更是有賴于“技術系統”的成功。先進的技術、聰明的發明家，只是技術系統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只有先進技術和聰明發明家，缺乏相應的社會系統要素，這是一個不完善的技術系統，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技術系統。在一個完整的技術系統中，“發明家、工業科學家、工程師、經理、金融家和工人，他們不是構成技術的人工產品，而是系統的組成部分。只有真正把技術因素與社會、經濟、政治因素有效地組合起來，把這些因素結合成一個綜合系統，它才能夠有效同其他技術系統競爭，進而取得成功。反過來，技術系統的成功又是下一步技術創新的前提和條件。

愛迪生電燈絲的案例是體現“技術系統”重要性的典型眾所周知，愛迪生的電燈絲無疑是最重要的發明之一，是人類進人到光明時代的標志。事實上，按照休斯的研究，這一成功不單是技術的成功，更是技術系統成功的標準范例。從技術發展的歷史來看，愛迪生不是電燈的惟一發明者。從19世紀40年代末開始，英國工程師斯旺開始研究電燈，在經過近30年的努力后，最終找到了適于做燈絲的碳絲，并于1878年12月18日試制成功第一只白熾電燈泡。有關斯旺的實驗報道在美國發表之后曾給愛迪生以直接的幫助。但是，斯旺比愛迪生起步要早，發明要早，卻沒有像愛迪生那樣站在成功者的舞臺上。除開斯旺資金沒有愛迪生雄厚，缺少技術力量強大的愛迪生實驗室，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沒有像愛迪生那樣注意到，發電站和輸電網等配套工程是更為關鍵的因素。愛迪生電燈成功的關鍵在于，他用電燈系統替代了煤氣燈系統。當時的歐美照明業，煤氣燈系統處于控制地位。它有著許多缺點，比如，煤氣燈經常由于渾濁的燈罩而變得暗淡不堪;煤氣燈隨風搖曳，有些晃眼;煤氣燈發出大量令人頭痛的熱量。盡管存在這些缺陷，它畢竟是當時最廣泛采用的照明系統。電燈照明想要在歐美照明業獲得成功，就必須建立一個不同于煤氣燈系統的新系統。而且，新的照明系統必須比原有系統在技術上更先進、價格上更低廉，否則只有失敗。這就是當時愛迪生面臨的真實情況。

為了電燈的成功運用，愛迪生必須研制一個電力系統。為此，愛迪生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個直流發電站，研制了發電機、穩壓器、開關、接線盒、絕緣帶和保險絲等一系列配件，保證了電燈設備能夠配套使用。為了符合紐約市煤氣公司管理法的規定，1880年12月17日，愛迪生成立了紐約愛迪生電力照明公司。為了降低燈泡生產成本，愛迪生做出了很大努力。從第一批燈泡每只生產成本美元降到第四年每只生產成本37美分，最終降到每只22美分，低于同煤氣燈系統競爭的每只40美分的底限。所有這些條件的總和—技術系統成為愛迪生成功的關鍵。技術工程因素、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結合，構成了電燈和電力系統。

比較一下斯旺和愛迪生，他們之間最重要的差別不在于是否發明了電燈絲，而是在于是否建立一個有效的技術系統。斯旺未能成功的例子表明，單純的技術是不可能與系統相競爭的，只有系統才能與系統相競爭。愛迪生成功的例子揭示出，技術系統的成功才是真正意義的成功。只有當電燈系統具備與煤氣燈系統競爭的實力和能力的時候，電燈的發明才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發明。由此，技術并不是成功的代名詞。單純的技術并不能夠導致成功。技術的成功必須被看作是一個技術系統的成功。只有在充分考慮其他社會因素的情況下，建立一個有效的技術系統，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才能夠成為可能。

三、社會建構論向技術研究的擴展及其質疑

在技術研究領域能否運用社會建構論方法，一個重要的內容是:原有的社會建構論原則能否在技術研究領域適用。比如，對稱性是社會建構論的一條重要原則。強綱領的對稱性原則強調，“科學知識社會學在解釋風格上應當是對稱的。同一類型的原因應當既可以說明正確的信仰，也可以解釋錯誤的信仰。換句話說，用來解釋科學“真理”的原因同樣可以解釋科學“錯誤”。那么，在技術研究領域，技術失敗真的能夠與技術成功具有同等的認識論價值?這是社會建構論的一個突破點，也是遭遇最多懷疑和質疑的一點。在社會建構論那里，失敗的意義是重要的，它被賦予與成功同等的認識論地位。在傳統的技術研究領域，錯誤和失敗根本就不可能在技術的編年史上出現，它們不被看作是發展鏈條中的一環。爭論由此而起。

技術哲學家溫納認為，技術產品所具有的政治性，使得對稱性原則強調的中立立場成為空想。他引用了“摩西橋”案例。摩西橋指的是紐約著名規劃者—羅伯特·摩西設計建造的紐約長島高速公路上的天橋。在通向紐約的度假勝地—瓊斯海灘的高速公路上，摩西修建了兩百多座天橋。這些天橋的高度相當貼近地面，只有9英尺高，以至于公共汽車無法從它下面通過。按照摩西的傳記作者卡羅的觀點，它反映了摩西的社會階級偏見和種族偏見，反映了摩西希望把紐約不同的社會階級和種族分離開來的愿望:黑人和窮人往往沒有小汽車，他們想要到類似瓊斯海灘之類的地方，必須乘坐公共汽車。但是，橋的高度只有9英尺高，只有小汽車能夠通過，12英尺高的公共汽車無法通過。黑人和低收人群體只能望“橋”興嘆，上層和中產階級擁有自己的小汽車，能夠自由使用天橋，盡情享受海灘。在這里，天橋的高度成為城市建筑中不平等的政治陳述，黑人和窮人由于12英尺高的公共汽車無法通過天橋而無法享受海灘。不僅如此，天橋建成以后，它變成了永久性的有形基礎設施，長久固化下來，成為紐約不平等政治的一道社會風景。

按照溫納的觀點，不同社會群體利益使得中立難以實現。摩西利用自己掌握的建筑和市政資源，偏向于照顧自己群體的利益，同時排斥其他社會群體的利益，造成技術選擇中明顯的政治偏見。所謂的中立立場只能導致不公，成為強勢群體政治偏見合理化的理論依據。可以設想，摩西可以高興地用中立立場為自己的政治偏見辯護:似乎他相信的是平等權利，實質卻是利益的代名詞。

溫納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