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與歷史傳承

[摘要]法律文化全球化已經成為法律文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可以借鑒其他法律文化中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但是不能全盤照搬；更要反對把西方法律文化等同于法制文明的錯誤觀點；要立晨于本土法律文化，吸收其他法律文化的合理內核，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文化。

[關鍵詞]法律文化；全球化；西方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和屬性

1．法律文化的概念

世界各國對法律文化概念的闡釋存在較大的爭議。美國學者弗里德曼認為，法律文化“指針對于法律體系的公共知識、態度和行為方式”。法律文化也可以是“與作為整體的文化有機相關的習俗本身”。埃爾曼則以“政治文化”概念推及“法律文化”概念，試圖運用比較法律文化的功能和歷史的方法對法律文化加以闡釋。日本學者大多將法律文化視為觀念形態的東西，經常用“法律觀念”、“法律意識”、“法律感覺”等詞語對法律文化加以論述。

中外法學家把法律文化總體上劃分為廣義和狹義的概念。廣義的法律文化是指物質法律文化和精神法律文化；狹義的法律文化僅指精神部分。本文在這里采用廣義的概念，即“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下，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所創制的法律規范、法律制度或者人們關于法律現象的態度、價值、信念、心理、感情、習慣以及學說理論的復合有機體”。

2．法律文化的屬性

(1)法律文化具有獨特的民族性與普適性。法律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一個民族的法律文化是該民族所特有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一個民族在生產和生活等實踐性活動中，將自己民族固有的觀念和目的注入到實踐性活動中，從而形成了特有的習俗、信仰、藝術、價值觀念、道德、文化。法律文化就是在這一系列創造性活動中產生的，自然就帶有本民族深深的烙印。法律文化的普適性，是指各民族的法律文化雖然不盡相同，但是由于產生法律文化的實踐性活動有相似之處，所以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中就含有一部分各民族都認可的文化內容。

(2)法律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與歷史性。法律文化的時代性，是指存在于某一個時代的法律文化具有該時代的鮮明特色，是當時人們關于法和法律的精神世界真實的反映。法律文化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其發展總是和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當舊的法律文化不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需要時，就會被新興的法律文化所取代。法律文化的歷史性，是指一國的法律文化是綿延千百年的民族傳統文化在法這種社會文化現象上的反映和折射。這種歷史性奠定了法律文化世代傳承的客觀基礎。時代性是歷史性的基礎，歷史性是時代性的結果。

(3)法律文化具有相互的兼容性與排斥性。法律文化的兼容性，是指一種法律文化對其他法律文化的兼收并蓄。不同的國家在社會歷史演變中產生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法律文化傳統，體現了民族的價值追求，蘊涵著民族法律調整的豐富經驗和民族智慧。一種法律文化對于其他國家的文明成果可以借鑒，為自己所用。法律文化的排斥性，是指一種法律文化對其他法律文化的不認同，彼此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各民族彼此之間習俗、信仰、實踐活動等方面具有較大的不同，甚至矛盾和對立。在實踐活動中產生的法律文化就相應地存在矛盾和沖突，這就表現為不同法律文化之間的不認同或相排斥。

二、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法律文化發展的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

從古代到現代，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活動就一直存在，下面以羅馬法律文化的全球化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

1．在古代。就存在法律文化全球化的歷史現象

古代羅馬法產生以后，它適應羅馬奴隸制社會較為發達的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要求，形成了發達和完備的法律形式和完整的法律體系，維護了統治階級的統治；羅馬法的內容和立法技術也遠比其他奴隸制法更為詳盡、完備和發達。它提出了很多重要原則，像“一事不再理”、“條約必須遵守”、“誠實信用”等原則。羅馬法以其獨特的價值取向和法權要求對世界范圍內的法律變革與法律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羅馬法是人類法律文明演進歷程中法治傳統和法律理性主義的始作俑者。

2．在近代社會。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趨勢更加明顯

羅馬法律文化的廣為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現代世界的法律發展模式。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律文化發展到處都是以羅馬法典為基礎的。無論是1804年《法國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還是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98年的《日本民法典》，即便是普通法系領域，為了私法(特別是其中關于動產的那一部分)的進步與發展，也不得不參照羅馬法的諸多原則。

3．在現代社會。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一個基本的歷史現象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羅馬法對現代法律(尤其是民法的發展)依舊產生重大的影響。在當今歐洲的法律統一化運動中，羅馬法傳統對于歐洲聯盟成員統一它們的民商法律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代中國的民法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羅馬法傳統的影響。

羅馬法律文化的復興及其全球化的進程表明：“以不同民族及其不同發展階段都能夠接受的常識為基礎，建立一套法律體系是完全可能的。”

三、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法律文化發展的必然規律之一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人類交往、生產、生活國際化的趨勢明顯加速。在經濟活動等各種交往中，大家需要遵守共同的活動準則。由于不同國家間的法律文化各異，造成了在交往過程中的困難和不便。經濟全球化的要求必然導致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法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減少彼此之間的對立和沖突。

法律文化發展的全球化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首先，法律發展的國際化體現了人類社會對法律自身價值的普遍性認同與信仰。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生長于不同土壤之中的各國法律文化從其理念、制度和內核來說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隨著現代社會法制化進程的發展，原本有較大差異的各國法律的價值取向趨于一致。即從人治型的價值規范體系向法治型的價值規范體系革命性的轉變。其次，法律發展的全球化進程的社會根源則來自于社會交往規則特別是現代化市場經濟運行秩序的共同的法權要求。現代世界主要國家先后進入市場經濟時代，人類之間的交往空前加強了。經濟的全球化逐漸改變了人類生產、生活的傳統模式，進人到超越國家、民族范圍的發展時代。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使世界在信息方面連成了一體，加速世界共同意識的形成。生態、資源、反恐等全球性問題更需要世界各國協調一致來共同解決。在這種世界性大趨勢下，需要共同的規則來規制和調整。因此，法律文化全球化發展成為歷史的必然。

四、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與本土法律文化的歷史傳承

法律文化發展的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它經歷了相近地區間法律文化趨同化到法律文化全球化的發展階段。這一歷史性發展趨勢有其內在的原因，符合法律文化發展的規律。在法律文化的全球化發展進程中，中國法律文化該作出怎樣的選擇?如果單方面抗拒法律文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明顯是違背歷史發展規律的，這種做法不可取。如果參與到法律文化的全球化過程中，那就有一個問題，我們是這個進程的參與者，還是僅僅是這一進程的被動接受者?如果是參與者，我們就應該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處理好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與本土法律文化的歷史傳承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正如本文前述，法律文化的全球化已是自古有之了。前人在面對法律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作出了各種探索和嘗試，以求中國本土法律文化在這一進程中能得以完善和發展，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今天吸收和借鑒。

1．全盤西化的錯誤

有些學者主張，西方的法律文化是先進的法律文化，是現代人類文明的產物，對之應以全盤的吸收和借鑒。《晏子春秋·雜下之十》說過：“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各國法律文化產生和生存的地理、氣候、文化、土壤等要素都有較大的不同，這就使得法律文化出現多樣性的特點。“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好的物種只能生存在適合自己的環境下。把西方的法律文化全盤移植到中國，并不一定能起到預期的效果。盂德斯鳩曾說：“為某一國人民而制定的法律，應該是非常適合于該國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竟能適合于另外一個國家的話，那只是非常的湊巧。”顯然，主張把西方的法律文化全盤照搬到中國的做法是十分錯誤的。

中西方法律文化產生的土壤極其不同，法律文化差距非常大。首先，中西方法律文化追求的價值觀不同。中國法律文化一直將“秩序”作為最高的法律價值。法的目的，就在于保障等級秩序不受侵犯。西方的法律價值體系則是由正義、權利兩個部分組成。正義作為最高的法律價值，在古希臘便已存在。亞里士多德就說過：“相應于城邦政體的好壞，法律也有好壞，或者是合乎正義或者是不合乎正義。”其次，中西方對訴訟的態度不同。在儒家經典的影響下和官府政策的引導下，中國百姓對于訴訟的態度是“恥訟”、“厭訟”、“懼訟”，“無訟觀”深入百姓的骨髓。西方的訴訟觀念是鼓勵人們利用訴訟方式來主張自己的權利，因此，人們是“好訟”的。清末修律時，主持者沈家本在移植西方法律時，對中西社會狀況和法律文化的差異盡可能地進行了考究。他認為“考歐美之規制，款目繁多，于中國之情形未能盡合”(《大清光緒新法令》卷19)，驟行西法必會引起社會震蕩。所以我們在法律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必須慎之又慎。西方法律文化可以是我們借鑒的對象，但絕不是我們發展的方向。

2．立足傳統。面向未來

在法律文化發展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們進行現代法制建設時有一個誤區，但凡遇到疑難之處就往西方法律文化處去尋解救之法，理由就是法律文化發展的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我們不應閉關鎖國，應該順應潮流而動，吸收和借鑒西方法律文化。這種觀點聽起來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西方法律文化并不是法制文明的標桿，它仍然存在種種缺陷和不足，西方國家正通過各種辦法對法律文化進行完善和發展。那種把西方法律文化等同于法制文明的想法是極其錯誤的。我們一味向西方學習，到頭來僅僅學了人家的皮毛和過時的東西，不如立足本土法律文化，汲取先人的智慧和經驗，創造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律文化。

辛亥革命前后，為了革命需要，把秦以后的政治用“專制黑暗”四字-二筆抹殺。因此，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對于傳統法律文化是驚人的忽視。即使是在近代社會，傳統法律文化也往往被冠以維護皇權的帽子，相對于西方法律文化是不值一提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對一個民族和國家來說，歷史和傳統是不能抹掉的印記，更是不能被中斷或被拋棄的標志。如果不帶有偏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凝聚著人類共同的精神追求，凝聚著有利于人類發展的巨大智慧，因此在現實中我們不難尋找到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律文明的契合點，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