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全球治理的規范缺失與規范建構

全球治理既是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應時之需，也是人類探索未來世界秩序的新形式。目前來看，全球性規范的缺失帶來了治理的困境，也阻礙著人類探索未來世界政治架構的步伐。規范缺失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國際社會的整合度不高和“社會性”稀薄，另一方面在于人類思維中對“應然”世界的不同界定和對通向“應然”之路徑的不同設計。在前一個方面，主權規范的主導地位、功能領域整合的匱乏以及全球公民社會的發育不夠阻礙著全球性規范的生成、發展和內化；在后一個方面，價值取向的差異決定各種文化遵循不同的“適當性邏輯”，各類理論傳統內部的分歧更是從起點上制約著規范的生成。基于此，建構全球治理的相關規范是解決困境和建構未來的必由之路。全球治理規范的建構應該更為辯證，既需要嘗試對“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整合，也需要注重對“適宜性”與“導向性”的兼顧，必定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同時，對于當今世界來說，更多地強調“普遍主義”更為必要。

關鍵詞全球治理規范缺失規范建構

規范缺失與治理困境

全球治理是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而新近出現的一個概念，它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應對和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諸多全球性問題。不過，正如“全球化既不是一個全新的社會現象，也不主要是一個現代社會現象”一樣，對全球治理的探索也并非新近出現的人類實踐。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出現了主張人類一體、種族平等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思潮。自此以降，對人類共同政治架構的探索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治理不僅是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應時之需，更是人類對未來世界秩序和政治架構進行探索的新階段。

“規范”原本主要是一個社會學概念，指具有給定身份的行為體之適當行為的準則。隨著國際關系理論的社會學轉向，規范成為社會建構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建構主義認為，規范一旦生成就會獨立地對國家行為產生影響。規范通過“規定性作用”(regulativeeffects)和“構成性作用”(constitutiveeffects)，不僅規定和指導行為，也界定和構成認同。保羅·科維特(PaulKowert)和杰弗里·勒格羅(JeffreyLegro)將規范的作用分為三類：一是塑造行為體的利益和偏好，這些利益和偏好有可能與權力均衡理論或功能合作理論下的利益不同，甚至可能相反；二是影響行為體采取的行為手段，即決定了國家將會認為哪些手段或者途徑是可用的、合適的；三是可能鼓勵特定的國家認同。

規范通過構成性和規定性兩種作用邏輯影響行為體的具體行為，重新界定國家利益，并且重新建構行為體認同。它通過適當性邏輯(logicofappropriateness)而非理性主義的后果邏輯(logicofconsequentialism)，建構著社會關系和社會認同，有利于增強社會的整體性和加大社會網絡的密度。當前的全球治理實踐，無疑比較缺乏各行為體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對恐怖主義是堅決予以軍事打擊還是展開文明對話?對金融系統是加強行為監管還是仍然放任自由?對氣候治理是算“經濟賬”還是算“歷史賬”?等等。這些不同的政策立場所揭示的，正是全球治理規范的缺失。規范的缺失使得各行為體更少地按適當性邏輯而更多地按結果性邏輯行事，導致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仍處于霍布斯的無政府狀態。這一背景下，各行為體難以超越對自身權益的考量，彼此博弈也難以達到帕累托最優解，而只能維持納什均衡解。因此，沖突難以避免，集體行動的邏輯依然有效，全球治理也因而陷于困境。

規范的缺失除了帶來現實的治理困境之外，還使人類在未來政治架構和世界將向何處去的問題上陷入困惑。因此，“在維護本國核心利益和文化特性的同時，與‘全球治理’的觀念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找到更多相同之處”，超越權益考量，建構具有較強“適宜性”和“導向性”的全球治理規范便成為一種必要的嘗試。

規范缺失的原因之一：世界社會的“社會性”依然稀薄

建構主義稱之為“規范”的概念與社會學中稱之為“制度”的概念實際上是同樣的行為準則，只是社會學中的“制度”更為強調行為準則的組合和相互聯系。換句話說，在社會學的概念中，規范是指單一的行為準則，而制度指一組實踐活動和準則。無論是規范還是制度，在社會學理論中都是社會的產物，是內生于社會的。因此，社會建構主義定義中的規范也是內生于社會的，換言之，沒有社會為基礎，規范無從產生。

反觀我們所處的時代，盡管全球化快速發展，但是這種全球化仍然是一種局部的或日不均衡的全球化。在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的同時，政治和社會的一體化步伐卻非常的緩慢。具體來說，全球化的不均衡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同時，大部分國家仍然以威斯特伐利亞秩序所確定的主權至上原則作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指導性原則；二是盡管各功能領域的治理已經啟動，但功能之間的協調和整合卻非常薄弱；三是盡管全球公民社會已經興起，但仍然不夠強大。（)

1、主權至上原則仍然為民眾所廣泛接受

30年戰爭后的威斯特伐利亞會議作為近代國際關系的起源，確立了主權至上原則。該原則作為全球性規范，影響國際關系已有近四個世紀之久。這近四個世紀，既是一段主權至上原則大行其道的歷史，也是其不斷遭受批判和解構的歷史。西方深厚的自由主義傳統使得其他們具有強烈的對個人關注的意識。正是以自由主義作為價值取向和理論工具，西方不斷地解構著主權至上原則。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展，人道主義干涉在西方甚至全世界已經獲得了廣泛的認可，而歐洲的地區一體化實踐也正是以自由主義為依據，解構和重構國家概念，并建構對地區和國家雙重認同的過程。。

然而，盡管對主權至上理念超越的趨勢已經出現，并且在個別領域和個別地區也有了較為成功的實踐，但是，總體評估當前國際社會的觀念來說，主權至上原則仍然擁有廣泛的市場。當今世界仍然處于威斯特伐利亞秩序時代，各國在互動過程中首要的考量仍然是自身權益的得失，國家之間博弈的成分多于建構的成分。主權至上理念的深入人心，阻礙了人們對超國家層次之認同的產生。在這一觀念背景下，各國之間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仍然是權益考量的因素多于合作偏好的因素。以理性計算為主流的全球治理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共同的認知和共同行為規范的產生。

2、各功能領域間依然缺乏協調和整合

按照地區一體化理論中新功能主義的邏輯，一個領域的問題會“外溢”(spiuover)至其他領域，帶來另外一個領域的問題，或者會要求用另外一個領域的辦法來解決。隨著中心協調機構的成長，“外溢”將會擴展到政治領域，并最終推動共同體建設。新功能主義的理論是可以被借鑒到全球治理領域來的。另外，在建構主義看來，從理性主義出發的新功能主義，只強調了權益層面的合作，而沒有認識到功能領域內部及領域間的合作能夠衍生出共有觀念這一規律。實際上，各功能領域的行為規范是不一樣的，它們聚焦于不同的關切點，甚至有可能基于不同的正義觀。因此，只有各功能領域加強合作和整合，才有利于衍生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全球治理規范。

反觀現實，全球化是一個不均衡的過程。換句話說，各功能領域的一體化程度是差別巨大的。經濟的全球化進程較為顯著，其他領域的一體化進程則極為緩慢，在文化領域甚至出現了文明間的沖突。問題的關鍵倒不在于各領域一體化步伐的不一致，而在于各領域之間的協調與整合非常匱乏，致使各領域間的價值取向差別明顯。當前的全球治理仍然分散為各個領域，各個領域“各自為戰”，尚未形成綜合性的治理框架。因此，當今世界功能領域間的整合仍然是困難的，領域之間的治理規范之差別也是明顯的。領域內的規范本就稀缺，領域間的整合又匱乏，共有規范的缺失也就理所當然了。更何況，領域間整合的匱乏，對于新的共有觀念和規范的產生也十分不利。

3、全球公民社會依然不夠發育

“全球公民社會即是全球性的民間社會，它主要由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全球公民網絡和公民運動等組成”。隨著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全球性問題的凸顯以及冷戰的終結，全球公民社會獲得了生發的肥沃土壤。如果說公民社會的興起打破了傳統的國家和社會二分法，開創了國家、公民社會和市場經濟的三分法的話，全球公民社會的興起則打破了國際國內政治的界限，推動國際關系朝著整體性的方向發展。它沖擊著國際主權至上理念，推動世界政治由“國家中心”的政治向多中心的政治發展；削弱了傳統的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特征，推動國際政治朝著法治化和有序化的軌道發展；超越階級、階層乃至國家的利益考量，引領倫理價值重新回歸世界政治。

但是，全球公民社會仍然是一種新近興起的力量。無論從對全球公民身份的認同、公民社會的自身建設還是對全球政治發展的影響來看，其作用仍然非常有限。首先，全球公民意識和全球共同體意識尚未成為人們的普遍意識。其次，全球公民社會組織內部存在民主與合法性的挑戰。第三，全球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具有較強的不平衡性。總之，全球公民社會具有較強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特征，還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社會共同體。

主權至上理念的固執、功能領域的各自為戰以及全球公民社會的尚不發育，導致了當今的“全球社會”還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社會”。人們對全球公民身份的認同依然薄弱，國際社會的建構性作用仍然有限。“國際社會唯一共同接受的規范就是主權的‘反規范性’(anfinormofsoverEignty)：這一原則意味著，任何國家的統治者在國內都是至高無上的，獨立于外來權威”。換句話說，當前的國際社會頂多也就處于赫德利·布爾(HedleyBull)的那種“格勞修斯主義”的狀態。用一位中國學者的話說，當今世界“還沒有被組織起來形成整體性，而沒有整體意義的狀態也就不是一個真正一體的世界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所謂的‘世界’現在還是一個非世界(non-world)”。既然當今世界還不能稱之為一個真正的世界社會，那么作為社會之內生產物的規范，其缺失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規范缺失的原因之二：理念和邏輯的持久分歧

如果說作為整體的當今世界仍然還是一個“非世界”的話，那么世界的某一功能領域卻可能已經成為一個“世界”。作為人類智慧傳承之載體的學術界，其理論思想交流的程度較之社會整合肯定要更先一步。但是，即便是在學術界，甚至即便在西方學術界，關于世界的未來走向卻也眾說紛紜，難有定論。

1、人們對世界之“應然”并無統一界定

我們生活在“實然”的世界里，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應然”的世界。對“實然”世界的認識和對“應然”世界的向往便構成了人類的一個永恒主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基于不同的邏輯出發點，人們心中的“應然”世界也是千差萬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個體的“我”所認為的“應然”世界也并非真正的“應然”。或許正是由于這一原因，思想家們對世界未來秩序和“應然”世界的界定各不相同。。

對未來世界政治架構的探索古已有之。如果以古希臘開始出現的“世界主義”概念和斯多葛學派的自然法思想算起，至今已有約2300年的歷史。不少偉大的思想先驅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政治思想遺產，但是這些探索是間歇性的和不連貫的。由于缺乏國際活動的具體實踐，他們沒有為我們提供關于世界秩序和政治架構的成熟具體的設計方案。

作為一對理論分類標簽，西方思想界存在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和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兩種不同的哲學思想和正義觀。它們反映到政治哲學思想上便是自由主義(1iberalism)和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之爭。自由主義將個人作為價值判斷的終極目的，強調社會制度的設計應該以個人為基本出發點；而社群主義認為個人因社群而才有意義，強調制度設計應該以社群(家庭、社區、國家)為基本出發點。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持久爭論延展到國際關系領域中便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與社群主義之爭。世界主義強調作為個體的人的平等，主張世界是一個單一的共同體，因而表現出對人權的普遍性、分配的正義以及民主價值觀的強烈訴求。社群主義強調國家的道德地位，主張國際文化多元化，因而表現出對人道主義干預和全球分配正義等問題的強烈的戒心。由于邏輯出發點不同，兩種國際正義觀分庭抗禮，它們間的爭論曠日持久，卻又難有定論。范式間的不可通約性在二者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社群主義強調國家的道德地位，因此國家在它這里具有天生的正義性。如前所述，當今世界總體來說仍然處于威斯特伐利亞秩序階段，主權至上原則仍然擁有廣泛的市場。這一耦合導致了從“現實”出發的政治現實主義將國家作為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因此就與生俱來地帶有了強烈的社群主義的色彩。而西方自由主義所做的工作，正是努力探索從現實主義(社群主義)走向世界主義的道路。

2、自由主義在路徑設計上陷入紛爭

自由主義堅持普遍主義的原則，將個體(individual)作為其世界政治假設的核心，重視社會性因素的作用，反對將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嚴格區分開來。由于自由主義以個體為橋接點，連接起了國家與社會，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因而便在現實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架起了橋梁。換句話說，自由主義的意圖便是引導世界從“社群主義”的現實走向“世界主義”的未來。但是，自由主義世界政治哲學是一個理論群，其內部存在分野，并無通達和一致的理論體系，從而嚴重影響了其邏輯完整性和理論說服力。

。麥克格魯(AnthonyMeGrew)通過考察自由主義世界政治哲學的發展史探討了它的哲學起源、核心假設、內部分野以及外部挑戰。古典自由主義(麥克格魯稱之為liberalinternationalism)強調通過國內結構的改變尋求國際和平，反對建立國際性的或世界性的政府來增進和平，即使是提出了憲制聯盟的康德在這個問題上也顯示出非常顯著的謹慎。這一現象反映了自由主義對政府和獨裁國家權力的懷疑。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古典放任自由主義受到嚴重質疑，以威爾遜著名的“十四點計劃”為標志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麥克格魯稱之為neoliberalinternationalism)開始興起并挑戰古典自由主義的地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實踐政治哲學倡導建立強有力的世界政府來保障世界和平和維持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威爾遜的新自由主義世界政治哲學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遭受重大挫折，之后的約40年里現實主義占據了國際關系研究的主導地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國家間相互依賴的加強，新自由主義世界政治哲學又迎來了重生的歷史機遇。新自由主義世界政治哲學內部存在著諸多的分野，比如國家主權是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石還是絆腳石?制度是為了何者的利益和何種目標?我們需要的是有限的政府還是積極的政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由主義在這些問題上分歧頗多，給出的答案或模棱兩可，或自相矛盾，導致其理論的連貫性受到極大的削弱。

3、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路徑設計之現實說服力不足

中國先哲們也不缺少對世界秩序的探索。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政治理念與西方傳統有所不同。總體來說，“無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基因，而“天下”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世界觀。“無外”之思維模式和“天下”之世界觀造就了中國古代社會注重由上而下的秩序，這絕然不同于西方自近代以來所注重的由下而上的自由。

按照趙汀陽的分析，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最具特色而且在今天最富意義的是“世界制度優先于國家制度”這一原則。換言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將“世界”作為邏輯起點，將整個政治體系由上向下劃分為“天下、國、家”三個層次。在此基礎上，尋求政治制度的普遍性和傳遞性，通過建立一種結構性的映射關系，保證各個層次的一致性，并將治理有效地從最高層次向最低層次傳遞。另外，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也注意到了策略性與倫理合法性的結合。不過，不同于政治體系的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中的倫理合法性是以家庭性為倫理本質的，并且其傳遞方向是由下而上進行的，即遵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通過這一雙向互動，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中，“政治為倫理提供效率，而倫理決定政治的合法性”。

在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中，天下諸國之間關系只有遠近親疏之分，而無不共戴天的“異己”，加之其政治體制和倫理體制的設計使得有效性與合法性相互支撐，因而對未來世界秩序和政治框架的構建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但是，中國古代的智慧也有其局限所在。中國傳統文化重綜合而輕分析、重理念而輕邏輯的思維習慣，使得政治體制只考慮了由上而下映射傳遞的便宜，而沒有考慮機械地映射是否可行。機械的映射容易導致為政者忽視對個體權利的保護和敬重，而將“天下”理念作為其政治合法性來源，將由上而下的秩序觀濫用為壓制手段，將由下而上的道德建轉化為愚民的口號。或許正是由于這一原因，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并不算成功，治亂循環的歷史一直難以避免。這一理論上的缺陷，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理論品質和現實說服力。

綜上所述，在預測未來世界秩序和設計政治架構上存在著持久的爭論。其實，這些爭論的原因并不在于國際社會的“社會性”不高，而在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但是，在“社會性”不高的國際社會，這種分歧卻顯得十分突出，影響了世界的整合和規范的生成與發展。總之，在國際社會的“社會性”不夠發育的情況下，人們對世界未來情景的不同期盼以及對路徑的不同設計(或者說尚未設計)，導致了共識難以形成，規范難以建構，并最終造成了全球治理規范缺失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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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路徑設計之現實說服力不足

中國先哲們也不缺少對世界秩序的探索。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政治理念與西方傳統有所不同。總體來說，“無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基因，而“天下”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世界觀。“無外”之思維模式和“天下”之世界觀造就了中國古代社會注重由上而下的秩序，這絕然不同于西方自近代以來所注重的由下而上的自由。

按照趙汀陽的分析，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最具特色而且在今天最富意義的是“世界制度優先于國家制度”這一原則。換言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將“世界”作為邏輯起點，將整個政治體系由上向下劃分為“天下、國、家”三個層次。在此基礎上，尋求政治制度的普遍性和傳遞性，通過建立一種結構性的映射關系，保證各個層次的一致性，并將治理有效地從最高層次向最低層次傳遞。另外，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也注意到了策略性與倫理合法性的結合。不過，不同于政治體系的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中的倫理合法性是以家庭性為倫理本質的，并且其傳遞方向是由下而上進行的，即遵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通過這一雙向互動，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中，“政治為倫理提供效率，而倫理決定政治的合法性”。

在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中，天下諸國之間關系只有遠近親疏之分，而無不共戴天的“異己”，加之其政治體制和倫理體制的設計使得有效性與合法性相互支撐，因而對未來世界秩序和政治框架的構建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但是，中國古代的智慧也有其局限所在。中國傳統文化重綜合而輕分析、重理念而輕邏輯的思維習慣，使得政治體制只考慮了由上而下映射傳遞的便宜，而沒有考慮機械地映射是否可行。機械的映射容易導致為政者忽視對個體權利的保護和敬重，而將“天下”理念作為其政治合法性來源，將由上而下的秩序觀濫用為壓制手段，將由下而上的道德建轉化為愚民的口號。或許正是由于這一原因，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并不算成功，治亂循環的歷史一直難以避免。這一理論上的缺陷，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理論品質和現實說服力。

綜上所述，在預測未來世界秩序和設計政治架構上存在著持久的爭論。其實，這些爭論的原因并不在于國際社會的“社會性”不高，而在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但是，在“社會性”不高的國際社會，這種分歧卻顯得十分突出，影響了世界的整合和規范的生成與發展。總之，在國際社會的“社會性”不夠發育的情況下，人們對世界未來情景的不同期盼以及對路徑的不同設計(或者說尚未設計)，導致了共識難以形成，規范難以建構，并最終造成了全球治理規范缺失的現實。

建構全球治理規范的原則初探

當今世界的“社會性”尚顯薄弱，國際社會的規范性因素相對缺失，人們在世界未來情景及路徑選擇上各持己見，難有定論。這些因素導致了建構全球治理規范的困難。但是，“國家之間有價值的互動越復雜、相互依賴程度越深，則采取長期合作、避免打破這些紐帶的動機就越強烈”。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必然導致人類對全球性制度和規范的需求更為迫切。規范的缺失與需求的迫切之間形成巨大的反差，彰顯出規范建構的必要性。

盡管全球治理是以解決問題為契機而興起的，但是構成全球治理的各個要素，包括治理主體、治理客體、治理原則、治理框架等等又都體現著較明顯的人為設計和選擇的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治理也是一種人們的主動建構。既然主動建構，肯定就涉及對“實然”的認識和對“應然”的向往，理論者和實踐者需要做的，也正是架起從“實然”走向“應然”的橋梁。

1、全球治理規范的建構必須是一個整合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過程

全球治理需要什么樣的規范?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是一個經驗問題。一方面，人們對何為“應然”尚未達成共識。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社會的建構性特征，我們很難明確界定全球治理規范的具體內容。盡管如此，解決基本邏輯依據仍然是規范建構的必要前提。到底是選擇普遍主義為理論根據還是選擇特殊主義為邏輯起點便成為擺在學者和實踐者面前的一個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都有其合理性和理論貢獻，但是也都存在致命的缺陷。以世界主義和社群主義為例，二者以不同的理論假設得出不同的正義觀念，但是都有各自的弊端。世界主義以共同的人性和利益和諧為暗含的前提建設，忽略了即使在相互認同程度很高的社群內部也存在利益的沖突，因而反對文化多元主義，具有較強的烏托邦主義色彩。在現實中，世界主義也有可能在政治博弈中被強權實體所利用，成為制造世界分裂的“普遍主義的特殊主義”。社群主義以共同體為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認為個人的價值只有在共同體中才能實現，因此強調文化的多元性和國家間的包容共處。但是，社群主義難以消除堅守“群我”認同可能帶來的對群外他者的排斥，也會導致群內和群外的道德相對主義。在現實中可能為狹隘民主主義或專制暴政所利用，成為影響人類整合的障礙。此外，既往的歷史和當今的趨勢也在告訴我們，“‘普遍同質國家’不會出現，而‘文明的沖突’也不可能成為未來世界政治的主題”。

2、全球治理規范的建構必須兼顧“適宜性”和“導向性”

規范建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既是一種社會的自發行為，也是一種行為者的自覺行為。規范能否廣泛傳播和普及，既取決于規范倡導者，又取決于規范本身。換句話說，新生規范所倡導理念與國際社會權益結構與觀念結構的互動情景(intemctingcomext)所表現的偏好是否契合，對規范的傳播和內化會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總之，為避免夭折的危險，新倡導的規范必須對國際社會具有較強的“適宜性”。。

但是，規范倡導者在倡導某一新規范時可能需要打破常規，采取“不適當”(inappropriate)行動。這些“不適當”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必須的，之所以能夠被稱為新規范，就是因為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否定或超越原有的規范。換句話說，規范建構的過程必須體現必要的“導向性”。這種導向性不是憑空臆想的理念，而是需要既考慮原有規范的偏好，又對世界發展趨勢和發展要求有準確把握的戰略性社會建構(strategicsocialconstmcting)。

總之，新規范倡導者必須尋找原有規范與新興規范的可類比性，在二者之間建構一種令人信服的聯系。同時，新規范倡導者也需要時刻不忘自身的目標是建構全球治理的規范，探索未來的世界政治架構，因此，新規范也必須體現一定的導向性。

3、全球治理規范的建構需要整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