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體制和諧信念

一、和諧——“極其深刻的對立”的背后

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極其深刻的對立”出自馬克斯?韋伯著名的演講——《政治之作為職業》。在此演講中，他精辟地指出：“我們必須明白，凡是有倫理導向的行為都能以兩種根本不同的、無法調和的對立準則為依據：意圖倫理或責任倫理。這倒不是說意圖倫理就是沒有責任心，責任倫理就是沒有意圖。我們說的當然不是這個。不過人們是按意圖倫理準則行事——用宗教語言來說就是‘基督教徒行得正，至于成功與否則聽憑上帝決定’，還是按責任倫理準則行事——就是說人們必須為自己行為的后果負責，這乃是一種極其深刻的對立。”

通過分析韋伯關于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對立的背景我們不難看出，韋伯式的對立是有專門所指的，無論是“作為事業的政治的倫理時產生”，還是他從歷史生活本身，強調現代社會科層官僚結構下的責任倫理和資源與基督教傳統的信念倫理存在著重大的沖突，都印證了這一點。而我們在當下討論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則不免有些將二者“泛化”的嫌疑。從“極其深刻的對立”出發，我們首先要追問這種對立是不是絕對的？顯然不是，韋伯自身也承認“這倒不是說意圖倫理就是沒有責任心，責任倫理就是沒有意圖。”而且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他必然是信念與責任的統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并非絕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它們合在一起才造就那種真正能夠‘從政’的人。”也正如批評者瓦爾特?C.齊默里所指出的韋伯對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的區分已經過時了,“因為人們對責任倫理是否身體力行,這早已是意圖問題了。”

既然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極其深刻的對立”不是絕對的，那它必然就存在“對立”的反面——和諧。這所以用“和諧”一詞，那是因為“和諧”更能夠全面地概括二者的關系。“和諧”與“對立”是相輔相成的，正是因為二者的和諧才能夠在統一事物上同時運用這兩種倫理導向即“這倒不是說意圖倫理就是沒有責任心，責任倫理就是沒有意圖。”而這恰恰成為了“極其深刻的對立”的前提。所以可以說“極其深刻的對立”的背后隱含著二者和諧這一前提。

二、和諧——“信念倫理走向責任倫理”與“責任化信念”

信念倫理何以走向責任倫理？在眾多研究者的觀點看來，是因為信念倫理不行了，所以要拋棄信念倫理而建設責任倫理。“不難看出,‘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的這種區別有著十分深刻的社會基礎。‘責任倫理’充分地自覺到,隨著現代世界的‘理性化’和‘祛魅’,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價值的‘多神化’,前現代社會占據統治地位的‘神’魔力已逝,客觀的代表價值法則的宇宙秩序已經無可挽回地崩解,現代社會已無法找到可把生活的意義寄托皈依于斯的彼岸的絕對神圣價值實體。在此情勢下,‘信念倫理’仍然把行動的價值和意義委身于彼岸的價值之神,這一點注定了它在現代社會人們特殊的價值處境中必然是不合時宜和格格不入的。在‘理性化’和‘祛魅’之前的傳統社會,它無疑有其重大的合法性,然而,如果在現代社會,仍然一廂情愿地偏執于‘信念倫理’,那么就將遺忘現代人應該為自己行動所應承擔的責任,甚至會導致為了實現‘善’的意圖而不惜采取‘惡’的手段的災難性后果。

顯然，如果說“信念倫理走向責任倫理”就是批判信念倫理而選擇責任倫理，筆者認為這是極端的也是片面的。這也不叫“走向”，而是完全的割裂，是一種零和博弈，非A即B的邏輯。而就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關系而言，無論從歷史的還是從現實的角度，都不能將二者的關系簡單化。就中國的傳統文化而言，很多研究這都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片面地發展了信念倫理而導致了責任倫理的缺失，“中國文化是發展心志倫理很高的民族。而韋伯認為，以意圖倫理來參政，不但不易使得理想獲得實現，反而很容易帶來與當初理想相反的惡果。”“以意圖倫理從事政治的人，假定宇宙為一道德理性的有機體。政治人物應該正心、誠意，這是治國、平天下的最主要途徑。換句話說，他的人格、道德素質的發揮，在政治范疇之內，被認為自然會獲得風吹草偃的效果……他的政治行為最大的責任是保持他的意圖的純真，而不是考慮行為的后果。”而事實上并非如此，中國文化是發展心志倫理很高的民族，這一點不可否認，但是說官員政治行為的最大責任就是保持意圖的純真而不考慮后果，這是值得商榷的，我們知道正心、誠意的歸宿還在于治國、平天下，而且試問哪個官員可以不考慮行為的后果？由此筆者認為，信念倫理走向責任倫理其落腳點是走向二者的和諧。就拿今天的我國的責任倫理建設而言，我們在推行官員“問責制”、強化監督機制的同時，往往配合著黨員先進性學習、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學習等，這是將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相結合，實現和諧的一種表現。如果無視信念倫理，一味強調以結果來批判一切，那么我們可以用“政績”來批判一切嗎？

信念倫理走向責任倫理，實現二者的和諧，其前提應當是信念的善。“責任化信念”則表達了另一層含義：信念不僅是前提而且是歸宿。責任倫理的建設，顯然不能簡單地為責任而責任，而要將對行為后果負責的意識內化，為行為者所接受，形成一種長久的信念或責任感，從而再外化為行為，并將這種行為反復以成習慣。“責任感是責任倫理的核心，責任感是一種最高價值，而非行動的后果，而這種最高價值實乃尊嚴，或者說是一種人格。”“責任化信念”的實現，不能只是喊口號，不能簡單的說教，而要將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在信念的善與結果的善中尋求契合，實現和諧。讓“責任化信念”、“信念走向責任”成為一種人們習慣的自然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三、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和諧的實現

1.充分挖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中國幾千年的文明蘊藏著豐厚的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寶貴資源，而今天，人們卻感嘆我國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缺失，感嘆傳統文化的厚重感難以尋覓，甚至是對傳統文化無情地拋棄。要么認為傳統文化中片面發展的信念倫理在今天是應當批判的對象。顯然，一味地批判傳統必然導致我們文化資源的匱乏，當我們不能向“過去”要的時候，則只能盲目的向“外國”要，從而造成一些畸形的后果。“其一，當代中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一方面大力借鑒和吸收人類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現代文明，一方面對傳統文化進行認真反思，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在實際處理借鑒、吸收與反思、利用的關系上卻出現了明顯的偏向性：工具理性過分膨脹，壓倒甚至代替了價值理性，造成了價值領域和意義世界的嚴重失落，也就造成了道德領域中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的缺失。其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容易走極端化傾向，結果是把精華和糟粕一起扔掉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的連續性被打斷，一個文化斷層出現。傳統的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資源就被深埋于地下，無法在當代中國的道德建設中成為人們行動的指南。”

挖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要注意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同韋伯語境中的二者有何共同之處以及區別所在，這樣才能在挖掘傳統文化資源中更有針對性，并有利于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為現代倫理資源。

2.關注信念倫理，加強信念倫理建設。眾所周知，信念的善不能證結果的善，但我們要保證結果的善則往往是從信念的善作為出發點的。因此筆者認為關注信念倫理，加強信念倫理建設，是中國責任倫理建設的前提。我國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社會上信念倫理缺失的現象表現出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從市場上的爾虞我詐、缺德交易，到學場的學術腐敗，再到官場上的權錢交易，可以說市場經濟體制負面效應下的“缺德”現象，已經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價值規律的適用范圍正在急劇擴張，嚴重沖擊著人們的信念世界。顯然，當前如果無視信念倫理的重建，而只強調責任倫理，那必然導致更為嚴重的信念危機，進而使責任倫理成為空談；如果還抱著中國傳統文化中信念倫理已經獲得很大程度的發展的想法，認為今天可以轉而發展責任倫理，那只能說是迂腐，是對現實的無知。為此，關注信念倫理，加強信念倫理建設，必須從當前的實際出發，切實將信念倫理建設落到實處。從政府動員到官員的身體力行，再到個體主體的自覺，都應當把信念擺在突出的位置。

3.完善責任監督、考核和獎懲機制。“人類道德精神的發展和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從信念倫理向責任倫理轉化和升華的過程”。前面論述了無論是“信念倫理走向責任倫理”，還是“責任化信念”，都可以從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和諧的角度去理解。責任倫理作為現代人、現代社會應當秉持的倫理導向，它體現人類道德精神的發展和進步，這是無可爭論的。而真正爭論的焦點在于，現代社會建設責任倫理是否就可以拋棄信念倫理。筆者認為，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是可以而且應當和諧的，在保證信念的善的基礎上，建設責任倫理則應當首先將責任意識內化到行為者自身，然后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