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一般能力傾向測驗研究述評摘要：在西方國家，一般能力傾向測驗是廣泛應用于就業情境中的能力傾向測驗。它以獨特的診斷和預測功能在升學和就業指導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回顧能力傾向測驗的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著重介紹一般能力傾向測驗的內容、特點、效用及其相關因素等，旨在將一般能力傾向測驗應用于我國就業指導的實踐，幫助大學生對自身能力進行合理定位，實現人職匹配。

關鍵詞：一般能力傾向測驗；人職匹配；就業指導

當前大學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社會各界普遍認為大學生就業難是由高校擴招、大學生絕對人數激增造成的。但《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中指出，盡管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絕對人數已居世界前列，但全國高等教育接受率仍只有5%左右，這一數據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大學生就業質量的問題往往被就業數量問題所掩蓋，其中較為突出的是人職不匹配現象。對于許多畢業生而言，與其說是“就業困難”，不如說是“就業迷茫”。畢業生缺乏對自身的合理定位，就業過程中人職不匹配的現象普遍存在，問題的關鍵在于缺乏科學合理的指導依據。由于不同的能力因素在不同的職業中所顯示出來的重要性不同，因此在職業輔導或人員甄選時，除需要了解個人在各方面能力上的優劣之外，還必須了解各種職業最需要什么樣的能力，以及所需要的能力達到什么水平才能勝任相應工作，這樣才能更準確地判斷某個人是否適合某種職業，達到人職匹配的優化配置。要達到人職的最佳匹配，大學生應當盡早對自己的職業能力有清晰的定位，這就需要就業指導部門能夠合理利用職業能力測試的工具，為大學生進行更加科學的職業生涯規劃。

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一般能力傾向測驗（GeneralAptitudeTestBattery，GATB）早已成為升學和就業指導、人員選擇和安置的重要工具。許多國家對該測驗進行了修訂并廣泛應用，GATB因其優秀的診斷和預測功能而備受推崇。我國學者戴忠恒等早在1994年就對GATB進行了修訂并建立了中學生常模，然而由于施測困難等原因，GATB并沒有在我國就業指導的實踐中發揮其應有的價值，不失為一大憾事，如果能夠利用GATB準確、快速地評估學生適合的職業類型，從而更有效地指導就業，將極大緩解當前就業難問題。

一、一般能力傾向測驗簡述

一般能力傾向測驗（GeneralAptitudeTestBattery，GATB）是美國勞工部就業保險局自1934年起花了10年時間編制而成的。該測驗的技術路線分為兩個方面：一為工作分析，二為因素分析。為了進行工作分析，當時動用了大量人力分析了美國2萬個企業中7萬5千個職務，結果發現可分為20個職業能力模式，選出了不可缺少的10種能力傾向。同時，研究人員又對當時應用于選擇士兵、招聘雇用等領域的50多種測驗進行因素分析，分析歸納確定了9種與職業關系密切并有代表性的能力因素。于是，通過上述兩類分析，確定測量9種能力因素，共15個分測驗，其中11種為紙筆測驗，4種為操作測驗。GATB適用于初三以上年級的中學生以及成年人，為團體測驗，測驗時限為120～130分鐘。

GATB測量的9種能力傾向因素為：（1）一般智力，即掌握基本原理、原則以及作出推理、判斷的能力；（2）言語能力，指能了解文字的意義，掌握字與字之間關系并能有效使用文字的能力；（3）數理能力，即能正確而迅速地做加減乘除運算，并能利用算術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4）空間關系理解力，指能在心理上將平面圖形轉換為具有三維空間關系的立體圖形，并能從不同角度認識同一物體的能力；（5）形狀知覺能力，指能覺察到實物或圖形的細節、能對圖形的外形與明暗上的差異或線條在長寬上的細小差異作正確的比較和辨別的能力；（6）文書知覺能力，指覺察文字、符號、表格上細微差異以及能快速校對文字、數目、符號，以避免抄寫或計算錯誤的能力；（7）動作協調能力，指能使手指之間和手眼之間相互協調配合，做出快速且精確的細微動作的能力；（8）手指靈活性，指靈活運用手指、以雙手手指快速且精確地分解或組合小物體的能力；（9）手部靈巧性，指能靈活運用手肘、手腕，對物體快速且精確的移動或轉動的能力。

GATB的9個因素的得分被轉換成平均值為100、標準差為20的標準分數，可繪制成能力剖面圖，從圖中可以直觀地看到個體內部在9種能力因素上表現出來的優劣傾向，又可比較和判斷個體相對于一般在職人員在9種能力因素上的相對水平，因而對于個體的就業指導、決策以及人事部門的人員甄選和錄用具有相當大的輔助作用。

GATB選用了若干種職業，從相應職業的在職人員中選取代表性樣本作為常模團體，建立了若干種職業常模。將個人的9種能力因素標準分與某一個職業常模所要求的能力因素的切割分數相比，可得出高、中、低三種評價：被評為“高”，表示此人的能力符合且超過該職業的合格員工，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被評為“中”，表示此人的能力接近該職業的合格員工，可以勝任；被評為“低”，則表示此人從事該職業的成功可能性較小，需要相當努力才可以勝任，應考慮從事其他更能發揮其能力的職業。GATB的美國版常模是依據4000個個案所構成的樣本建立的。該樣本無論在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行業、地理分布上均代表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全美國的勞工群。依據對不同職業的工作人員、應征者、受訓人員的施測所得的分數形態，可以得到各行各業中關鍵的性向種類以及最起碼的標準分數數值。

為了便于咨詢與預測，GATB將具有同類能力傾向要求的行業歸為有限的幾個“工作家族”，每個工作家族最重要的三個性向有分界分數，因此而得到的職業能力類型（OAPs）到1977年為止已有66種，涵蓋了數千種職業類型。

二、一般能力傾向測驗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為了考察GATB對于職業成功和學術成就的預測能力，德奕加（Droege）等對GATB的預測效度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在預測職業成功方面，GATB得分與工作績效之間雖然相關不高，但仍達到了顯著性水平。在作為效標的15類工作中，GATB對其中12類有較高的預測效度。在預測學業成就方面，發現GATB的預測效度在不同的學校類型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在性別上不存在顯著差異，GATB的智力、言語能力、數理能力和書寫知覺分測驗可以作為預測大學生學業成就的良好工具。

柏明思（Bemis）總結了自從GATB誕生以來的效度研究，綜合比較了424項職業領域效度研究的結果，其中GATB與工作績效相關的效度研究345項，平均效度為0.40，與培訓標準有關的效度研究74項，平均效度為0.42；橫斷研究353項，GATB同時效度為0.40，縱向研究71項，GATB預測效度為0.45。研究結果表明：除GATB的G、S、P因素以外，無論是用于工作績效預測還是培訓標準制訂，GATB其他能力傾向的預測效度都高于同時效度；相對于預測工作績效而言，GATB更適合用于制訂某一工作的具體能力標準；GATB的G、V、N、S因素即認知能力傾向適用于預測適合某項工作的能力傾向標準，K、F、M因素即運動能力傾向適用于預測工作績效水平；只要達到某一工作要求的關鍵水平即最低水平之后，智力的高低差異將不再對工作績效產生影響，然而能力傾向水平卻始終與工作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關于GATB的結構效度，康姆瑞（Comrey）在對GATB的研究進行回顧時，發現對GATB進行因素分析的研究仍然比較匱乏。直到哈蒙德（Hammond）在對GATB的結構進行因素分析的研究中才發現，GATB并沒有充分測量其原本設計測量的9種與職業有關的能力傾向，而是4種更為普遍的、更高層次的能力：言語能力、數理能力、工具組合能力和空間能力。

在美國就業局及其他公立機構的推動下，截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有關GATB的研究資料已累積到相當可觀的程度。GATB總的復本信度和再測信度均在0.80～0.90之間。從1947年開始，美國關于GATB或其分測驗的預測效度研究有755例。從施密特（Schmidt）等提出效度概化的概念以來，據此方法對GATB的效度研究，促使美國就業局將GATB大量應用在員工雇用前的背景篩選中。效度概化的結果也表明，GATB與工作績效確實存在效標相關。

三、一般能力傾向的相關因素研究

年齡與一般能力傾向之間關系如何？希爾特（Hirt）選取了大約1500人作為被試，年齡跨度從19歲至83歲，通過對GATB分數做非線性回歸來分析年齡與能力傾向的關系，該研究得出的最突出的結論是：年齡與能力傾向中的G、V、N和S之間呈曲線關系，在年齡分別為37、31、32和30時，達到其最高點，之后開始下降，然而這種關系帶來的結果尚未明確。

弗扎德（Fozard）等進一步檢驗了希爾特的發現，得出以下結論：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都會對GATB的能力傾向分數的平均成績和OAPs所要求的分界分數的平均通過率產生影響；當所有的等級水平都被考慮在內時，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這兩個變量之間沒有顯著的交互效應，但是當只考察社會經濟地位處于極端水平的群體的數據時，在一般能力和言語能力這兩個分測驗中，高社會地位群體和低社會地位群體隨著年齡變化的趨勢存在顯著性差異；一般來說，受年齡影響最大的能力傾向受到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是最小的，反之亦然。

安德森（Anderson）等研究了工業生產中的等級、產量、效率對GATB預測作用的影響。結果發現，在工業生產中，GATB作為一個選拔工具，其應用價值還需要進一步的估量，特別是GATB的量度和標準已經廣泛應用于全美的培訓和就業部門的情況下。研究GATB是否在工業研究中適用，不僅僅需要考察其等級標準，還應當考察更多的工作表現作為標準。此后，阿沃里奧（Avolio）等對年齡、認知測驗成績、工作復雜性和職業類型與GATB測驗得分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將工作復雜性與職業類型作為年齡和認知能力之間潛在的調節變量。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職業類型在年齡與認知能力的相關中起到了顯著的調節作用，并且工作復雜性沒有對兩者的相關起調節作用。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工作復雜性在預測認知測驗成績上與年齡相關較低，該研究推測可能是由于工作復雜性難以得到精確的測量，也可能是由于工作復雜性本身在年齡與認知能力之間不具備調節作用。

四、一般能力傾向測驗的文化公平性問題

智力測驗常因其文化公平性問題受到指責，能力傾向測驗是否也存在此類問題，國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奈恩黑斯（Nijenhuis）等將荷蘭移民人群與美國本土人群的GATB成績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總的來說，無論是在總分還是單個項目上，關系到構想效度的群體間差異均未達到顯著性水平。但是，這些不顯著的群體間差異確實降低了GATB的分測驗的構想效度水平，并且低估了移民人群的能力水平，這些不算顯著的群體差異也可能會帶來顯著的影響。

GATB還常與“種族平等原則”這樣一些熱點問題相關。GATB收集關于認知、知覺和運動技能方面的信息，但是所獲得的總分意味著什么呢，這還取決于種族或民族背景。例如，三個面試申請者都獲得了300的原始分數，但他們的轉換分數看起來相當不同：黑人被試的成績高于他所在群組中83%的人，而西班牙裔被試卻高于他所在群組中67%的人，白人或亞裔被試只高于所在群組中45%的人。

五、國內關于一般能力傾向測驗的研究

戴忠恒等人自1989～1992年初開始GATB的修訂工作，于1991年年初在全國正式抽樣測定，收集常模資料。樣本來自吉林、天津、內蒙、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海南、貴州、寧廈等省市自治區中17個中等以上城市的普通中學初二至高三五個年級，總計2198名被試，男女學生的比例為1∶1。戴忠恒修訂版對GATB測驗主要作了三方面的改動：1.對15個分測驗中4個可能與文化因素有關的分測驗的測題作了一些適合中國國情的改動；2.將11個紙筆分測驗實施“說明”寫得比原來的更詳盡；3.要求被試在答卷上作答，以達到測驗可重復使用的目的。該測驗的G（智力）分數與瑞文測驗IQ的相容效度系數為0.567。穩定系數除P、F、M為0.68、0.65和0.51外其余均在0.71以上。

繼戴忠恒之后，方俐洛、凌文銓等對GATB進行了修訂并建構了一般能力傾向測驗的中國城市版，使這套測驗適合中國的文化特點，既有科學性又有實踐性，成為易于操作的GATB中國版。該研究以日本勞動省1983年版的GATB為框架，借鑒非文學性的圖形和器械測驗，對具有文化因素的五項文字測驗采用中國化的內容（如中國成語和古詩），進行了重新編制，使之適合于中國的被試對象。以我國六大地區十三個城市的5094名初三至高三學生為被試進行施測。刪去了預測效果不太明顯的兩項紙筆測驗（T3形狀匹配，T5工具匹配）和四項器械測驗，留下9項信度和效度都較好的分測驗。

此后，方俐洛在對GATB進行因素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能力結構模型，揭示了中國中學生的一般能力。模型包括語文―數理能力、知覺能力和心理運動能力三個因素，共8種性向。無論是美國版還是日本版的GATB，其原始設計都是測量9種性向的，但如前所述，美國樣本、愛爾蘭樣本和該研究的因素分析結果均未支持這一設計，盡管如此，該研究并不排除其合理性，除G因素外，其余8種能力傾向都可以在我們的測驗中找到對應題目。

牛立軍在其《高師生一般能力傾向和職業能力的研究》中，對GATB是否適用于大學生、有無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認為大學生一般能力傾向與高中生相比差異性大、共性小，此結果符合青少年的發展規律；大學生男女性別間的能力傾向存有差異，女孩是言語能力和知覺速度測驗的優勝者，而男孩在空間知覺能力和數學能力上略勝一籌，不過這種差別很小；高師生在言語能力上的平均得分尚未達到GATB對于從事教育職業要求的能力傾向標準。造成能力偏低與我們的教育訓練有關，大學生的學習方法與中學生相比沒有較大的改變，學校只重視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教育，缺少或忽視對大學生能力特別是教育能力的培養。研究結果表明，GATB是較好的職業選擇工具。

關于GATB國內修訂版的信效度問題，鄭書嫻以386名大學生為被試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GATB戴忠恒修訂版信效度良好，適用于我國大學生被試，并且GATB所測得的能力傾向與大學生的就業狀況密切相關。馬姍姍以GATB為工具對我國青少年一般能力傾向的特點和發展趨勢進行了考察，發現與戴忠恒版的中學生常模相比，中學生的一般智力、空間判斷能力和書寫知覺的分測驗得分均顯著增高，運動協調得分沒有顯著差異，言語能力得分顯著降低；與中學生相比，大學生在GATB的7項能力傾向上的得分均有顯著提高；GATB所測得的一般能力傾向可以用來預測不同專業學生的專業表現。

此外，也有國內學者參照GATB的能力傾向和編制方法編制測驗，如黃俊紅等（2000）擬定了九項能力傾向測驗，分別對機械、自動化與職業技術教育管理三個專業的215名學生進行了測試。研究表明：雙手協調能力和推理判斷能力是機械專業的能力傾向結構的組成部分；雙手協調能力和空間想象能力是自動化專業的能力傾向結構的組成部分。通過借鑒GATB編制的工作分析方法，王進禮將長-鞍團體智力測驗發展成為多項能力傾向測驗（簡稱MAT），為武警部隊等職業團體在人員篩選、工作安置和能力評估與咨詢方面提供一個初步的能力傾向測驗工具。

六、結語

一般能力傾向測驗在國外廣泛應用于就業指導服務之中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在我國的大學就業指導工作中，用一般能力傾向測驗這種客觀的測量工具評估學生職業能力的工作幾乎還是空白。畢業生在大學階段沒有接受過相應的職業能力評估，導致在擇業時存在許多誤區，盲目追求就業中的高層次、高薪酬，在擇業類型和區域上出現“扎堆”現象，較少關注自身的能力是否適合該職業，就業后人職不匹配造成的資源浪費多不勝數，因此，要緩解大學生就業難的局面，不僅僅是提升就業率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提升就業質量，較好地達到人職匹配，而一般能力傾向測驗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實用工具，對于我國的就業指導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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