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上海版權產業發展的相關思考

中央要求上海要“當好我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創新轉型的先行者”[1]，《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和上海市第十次黨代會，在貫徹落實中央精神的背景下，更加明確地將“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確定為引領上海今后各方面發展的戰略方針。2013年7～8月，國務院批準同意在上海建立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并確定以“負面清單”管理備案方式開放包括“文化服務領域”在內的六大領域。這意味著，上海除了在經濟方面需要實現創新轉型外，同樣需要在其他諸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化及其相關產業的改革發展方面實現創新轉型。文化事業及文化創意產業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重點領域所在[2]，而“版權”則是文化事業和文化創意產業中最具“質的規定性”的內涵要素所在。強化“版權產業”的提法并呼吁發展壯大版權產業，無疑對上海今后在公共文化事業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面，實現觀念認識、思路手法的更新升級和創新轉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基于此，本文聯系上海文化事業及文化創意產業新一輪發展實際需求，針對上海今后怎樣理解和處理“創新轉型”和發展版權產業的關系，做初步的探討。一創新轉型為上海版權產業發展帶來機遇上海之所以提出創新轉型，就是因為上海以往依賴國營民營投資拉動、依賴重化工業等第一產業上馬、依賴土地財政和房地產建設、依賴各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來推進城市經濟全面發展的做法，已經逐漸失去了富余土地利用、環境容量承載、能源基礎實力、資源要素供給、資本投資取向、勞動力成本及宏觀政策許可等多方面的支撐。繼續沿襲以往做法只能是路越走越窄、發展后勁乏力。而創新轉型的目的就在于，通過改革創新來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更新、發展方式轉型升級。對此，文化事業和文化創意產業根本無法置之度外。在我國尚屬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總體發展水平偏低的特殊國情制約下，上海要滿足全市廣大人民群眾基本的文化消費需求，只能靠不斷推進公共文化服務事業健康高效的發展；而要滿足全市廣大人民群眾多樣化的文化消費需求，就必須依托文化創意產業的繼續發展壯大。因為文化創意產業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準公共性乃至公共性功能，它能夠為純公共性、純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發展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技術、裝備、載體和內容等方面的支撐。上海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出：在今后可以確定的時間段內，上海重點扶持發展的目標產業有三類，即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及先進制造業。上海確立的創新轉型相關決定，對這三個目標產業給出了更為明確的發展定位，即“加快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引領、先進制造業為支撐的新型產業體系，不斷提升城市服務功能和產業能級”[3]。假如將三個目標產業與“版權產業”聯系起來看[4]，則可以說三個目標產業既覆蓋了以新聞出版業、廣播影視業、文學藝術業、音樂舞蹈業、曲藝雜技業、數字內容業、文化娛樂業、動漫游戲業、藝術設計業、廣告創意設計業、計算機軟件開發業、信息網絡服務業等為代表的核心版權產業，又覆蓋了以收音機、電視機、視頻播放機、音頻播放機、電子游戲設備、移動數碼終端設備、計算機硬件設備以及樂器等為代表的相關版權產業[5]。這也意味著，在涉及創新轉型的眾多條線工作中，從以往的產業依托轉換到包含版權產業在內的目標產業依托，是一項正在啟動、正在推進的重要工作。這一工作在客觀上體現出與文化建設領域的高度交叉重疊，這對文化事業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而言，是不能視而不見的一大“利好”。換句話說，實施創新轉型戰略，在客觀上將為上海版權產業發展帶來十分難得、必須把握的機遇。二強調發展版權產業是上海文化發展的創新轉型需要正像筆者曾經分析的，大力發展文化事業與文化創意產業，既是上海為更好地實施創新轉型提供文化條件和理念內涵支持的需要，也是上海推進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提升城市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需要，還是更好地滿足群眾文化需求、提升市民科技文化素養的需要[6]。我們認為，今天強調實施版權戰略和發展版權產業，實際上就是在呼吁——上海今后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必須在觀念認識及思路手法等方面實現創新轉型、更新升級。這體現了上海必須順應現代化市場經濟時代發展變化趨勢的客觀訴求。“版權”或說“著作權”作為知識產權中的一種重要類型，它是在基本的或較為完善的國家立法執法基礎上形成的對著作者及利益攸關方的精神文化生產成果專屬權利的特別認定。它體現出具體國家對精神文化生產、智力成果生產的敬畏與尊重。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是在改革開放背景下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長而逐步建立的，所以法制理念更新和法律法規建設滯后于經濟文化發展實踐就實屬必然。加上我國今天所說的文化事業和文化創意產業，是在經濟文化發展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因而承續傳統積淀、著力學習模仿、關注產業形態、先行粗放發展，就是其轉型過程必須經歷的階段。但到了今天知識經濟發展勢頭越發強勁、國家間綜合實力競爭不斷加劇的時代，如果再繼續自滿于模仿式、形態式、粗放型發展模式，文化事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就會最終失去發展動力和國際競爭力。近年來，人們反復抱怨上海文化及科技的自主創新能力與自主創新產出不強，其中一些很重要的瓶頸制約就是：文化生態環境不完善，知識產權意識不突出，事業產業管辦方式不靈活。主張上海文化事業及文化創意產業要向創新式、內涵式、精細型發展模式升級跨越，就有力求破解這些瓶頸制約的深刻用意[7]。呼吁和強調發展版權產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升級更新上海對發展文化事業及文化創意產業的僵化認識，更好地聚焦于文化事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關鍵環節”。畢竟，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版權產業正是屬于價值鏈高端的“關鍵環節”。版權實業界人士這樣指出：“版權制度通過激勵創作，推動優秀文化成果的不斷涌現，促進了文化繁榮、推動了社會全面進步；版權還具有符合財產權利的獨特經濟屬性，幾乎每項權利都支撐著一個產業。事實上，版權產業是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之一，對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8]就目前情況而言，上海版權產業雖然增長迅速且處于國內前列，但與國際發達城市相比，甚至與國內一些兄弟省市相比，還存在顯見的差距。有資料顯示，目前倫敦每8個居民中就有1個從事版權產業。統計數據表明，2010年上海版權產業的增加值已達到1821.43億元，占當年上海GDP的比重為10.61%。[9]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官員指出，目前我國版權產業的經濟貢獻占GDP比重不到7%，而（2010年）深圳核心版權產業增加值占GDP的15.39%，且超過版權產業較為發達的北京和上海，深圳版權產業已經達到“全國一流、世界領先”的水平。[10]在深圳版權產業領域，不僅發展起了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品牌企業基地（像中興、華為、騰訊、A8電子、華僑城等），而且軟件出口額更是占到全國的一半以上；2010年，深圳軟件業總收入1891.8億元，占深圳GDP的19.22%；其創意設計也走在全國前列[11]。這說明，上海版權產業還有待在國際國內兩個維度方面實現不斷提升。三應借創新轉型建立多層級管辦協調及融合發展新機制“版權產業”這個概念自20世紀50年代末在美國首次使用，到當今逐漸成業界通行說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在國家發展和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權重演變規律。“版權”一說體現著對精神文化生產者及利益攸關人政治法律權利的確認；“產業”一說體現著對精神文化等無形資產創造特殊財富的經濟地位的確認，而“版權產業”的說法無異于在新的文化生態條件下對文化事業特別是文化創意產業所作的總體價值確認[12]。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運動的不斷深入、國與國之間的綜合競爭，更明確地凸顯出政治、經濟競爭特別是文化軟實力競爭之權重逐漸加大的態勢。知識經濟的勃興、高新科技的創新、全球化的演進及軟實力競爭的加劇，一起構成了改變當今文化發展生態環境的四大因素。在此四大因素影響下，文化與科技、金融、貿易、信息、通信、教育、旅游、物流、體育、農業及地產等行業之間形成的相互跨界融合發展態勢日趨鮮明。基于此，簡單沿用以往啟動發展文化事業及文化創意產業的所謂“管用”的套路手法，已經不能完全滿足上海新一輪文化改革發展的需要，更無法滿足加快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的需要。換句話說：對上海而言，要充分領會到“版權產業”對“文化事業”及“文化創意產業”所具有的理念實踐超越意義；要順應文化向非文領域跨界融合發展的新態勢，借助創新轉型的良好機遇，在全市不同層級創建集合了各行業委辦局職能的“統籌協調、齊抓共管、合力共建”式跨界管辦文化、融合發展文化的新機制。因為如今要實施版權戰略和發展版權產業，根本無法在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現有格局下，靠宣傳文化系統的一家力量去完成。僅以與文化創意產業重疊交叉關系十分密切的手機新媒體產業為例，一部智能化手機從工藝功能設計、硬件集成生產、整機組裝成型、軟件系統配置、入市許可銷售，到通信進網連接、信息在線傳輸、內容即時提供及受眾互動消費等，起碼涉及手機硬件設備生產商供應商、應用軟件生產商供應商、移動通信運營服務商、內容生產商供應商等眾多環節，此外還間接涉及內容許可審查備案、手機附加功能權限管理等。上述所涉及的各行業各條線，既有來自工業制造業部門的、軟件設計制造部門的、通信科技服務部門的，又有來自文化藝術生產服務部門的、政府文化及信息管理部門的等。所涉行業條線既與核心版權產業交叉重疊，又與相關版權產業交叉重疊，其在經營管理上完全超出了單一的宣傳文化系統管轄范圍。可見，發展版權產業可以說既不是版權生產文化企業一家的事情，也不是政府文化版權管理部門一家的事情，而是文化領域與諸多相關非文化領域共同的事情，依托單一的宣傳文化條塊，明顯是獨木難支，基本無法完成實施版權戰略、壯大版權產業的重任。上海發展版權產業，需要多層級、多方面、跨條線整合力量及資源。目前上海已組建有“上海市文化創意產業推進領導小組”等協調機制，以便順應不同行業條塊之間的溝通協調需要。但僅止于此還不夠，還應從新興文化業態特別是網絡文化業態、平臺經濟業態和共享經濟業態等諸多業態跨界交叉且并行滋長的實際出發，力促各行業一線“跨前一步”，鼓勵涉及版權生產的不同行業主體相互開展深度合作，創建旨在打通跨界屏障“產業一線項目聯手孵化”“生產流程轉換銜接操作”“版權結構優化組配”的協調機制。目前上海正在實施的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金融支持文化發展等舉措，可以說是推動上海版權產業發展的利好舉措。如今上海還應當盡快從文化立法執法貼身服務于版權產業發展實踐、中國（上海）自貿區建設運營及功能拓展對接服務上海版權產業發展的立意著手，借助新一輪的政府職能轉換和文化體制機制深化改革，以“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先行先試氣派，逐步建立文化創意產業多層級管辦協調及融合發展新機制。四發展版權產業必須按照特有規律實現自身創新轉型從國際上的發展經驗來看，版權產業完全是在相對完備的法制傳統、相對完善的市場競爭及科學合理的管辦機制等良性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法治建設的相對滯后、市場競爭的混亂無序、管辦機制的不相適應，極有可能阻礙版權產業的發展壯大。假如上海能夠建立大文化統籌共建協調管辦機制，那么同時還需要盡快從與版權直接和間接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入手，從嚴厲打擊盜版侵權、營造良性競爭市場秩序入手，逐漸為上海版權產業發展創造一個健康的生態氛圍。版權產業發展的規律表明，它的發展除了受制于法制、市場、管辦等關鍵要素外，還與自身環環相扣的產業鏈整體構建運營密切相關。這其中包括版權的創意策劃、版權的生產制造[13]、版權的宣傳營銷、版權的市場交易、版權的資本運作、版權的售后服務等眾多環節。與此相應的是，會涉及版權投資融資[14]、版權價值評估、版權作品登記、版權合同備案、版權質押登記及版權期限獲利等具體活動。如影視劇播映權的出售就是版權投融資領域的一種典型做法。《我的團長我的團》拍攝成本是4100萬元，幾家省級衛視結盟共同買下此劇，播映權預售采取“4+4+1”的播出模式即江蘇、東方、云南、北京4家衛視首輪播出，50天后由四川、山東、浙江、河南4家衛視第二輪播出，一個半月后廣東衛視第三輪播出，版權期限為兩年。首播的四家省級衛視以100萬元/集的高價買下《我的團長我的團》的集體首播權，開拍之前，訂購資金陸續到賬[15]。這種版權融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電視劇制作中常見的資金捉襟見肘問題。顯然，要確保版權資本運作的成功實施，就必須首先確保在版權運作的各個環節及各個活動中，力求做到版權保護措施的適時跟進[16]。對整個版權產業的發展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須圍繞版權產業的發展實踐，為其提供必要的版權相關法律法規建設支撐、產業扶持引導政策支持、版權投融資及版權產品交易市場建設支撐、版權行業配套服務載體建設支撐、版權中介機構及行業協會等集體管理組織建設支撐、版權進出口貿易平臺建設支撐等。為此，需要專事版權生產的文化企業、文化版權的政府協調管理部門、相關立法機構、相關綜合執法機構、版權行業人才培養機構、行業監督機構、金融及貿易機構乃至社會相關力量等的多方協同參與。按照上述要求來衡量上海版權產業的發展實際，則可以說旨在為版權產業發展保駕護航的法治法規建設還有待盡快跟進，適應版權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市場體系建設還有待加速推進，符合版權產業跨界發展趨勢的文化管辦新機制有待建立完善，同時，關乎版權產業鏈建構的行業政策制定、專業人才培養、中介平臺搭建、金融服務配套及市場交易運營等，也有待按照量身定做的要求逐步實施到位。針對這一情況，上海極有必要在遵循版權產業發展特有規律的前提下，以創新轉型的氣魄，超越以往理解版權產業僅限于司法范疇的粗淺認識，力爭開辟上海版權產業發展的新局面。五要因地制宜地探索上海版權產業發展路徑可以肯定，上海啟動和發展版權產業，與美歐版權產業強國相比，具有后發的特點和優勢。在當今互聯網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及數字生產技術日新月異的大背景下，文化事業、文化創意產業或者其中關涉版權的版權產業部分[17]，都呈現出了新業態不斷更新升級、不斷跨界滲透的“合眾連橫”共謀發展趨勢。也正因此，即便是版權產業發展走在世界前列的美歐發達國家，也難以很快在版權資源及技術的整合配置方面、版權利益的多方統籌協調方面、版權法律法規的跨界立法執法等方面做到及時應對和有的放矢。因為版權法律、版權市場及版權政策即使再完備，也總是要尾隨在版權產業發展實踐的后面。這就意味著，上海在實施版權戰略和發展版權產業時，不必完全受有關版權產業發展的陳說定見的限制，要始終把握時代發展和產業新變的脈動，做到統籌兼顧。比如，在當今版權領域盜版侵權較為猖獗、版權法律法規建設相對滯后、相關的市場管理及執法監督缺少有效作為的情形下，一味地強調保護版權擁有者及相關者權益，基本會成為壓倒性的聲音。越是如此，就越應該做統籌兼顧、實事求是的理性考量。如我們不能因為一味強調版權擁有者及相關者權益，就忽略了公眾的權益和社會的利益[18]。還必須看到，版權產業絕非像美國在影響WTO協議制定時所表露的觀點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