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位于環渤海地區中心位置的京津冀都市圈是中國沿海三大城市群之一，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和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先導區域。近年來，河北與京津融合、協同對接“一帶一路”倡議成為眾多學者關注的焦點。從生產網絡視角，研究河北如何在與京津融合過程中實現與“一帶一路”的對接，并在參與全球生產網絡、助力“一帶一路”區域生產網絡構建過程中實現產業轉型升級。首先，從生產網絡視角考察河北在與京津協同和“一帶一路”對接中產業升級的理論機制；其次，利用產業關聯指標比較分析京津冀參與生產網絡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河北融入京津助力“一帶一路”區域生產網絡構建，促進轉型升級與打造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的具體路徑與對策建議，以期為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和相關企業探索轉型升級路徑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證支持。關鍵詞：生產網絡，“一帶一路”倡議，京津冀協同一、引言改革開放以來，京津冀地區傳統制造業依托自身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優勢，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和為跨國公司代工等途徑嵌入全球價值鏈(GVC)的中低端環節，融入全球生產網絡并實現了快速發展。現階段，京津冀三地之間的產業分工協作體系日趨成熟，但伴隨著傳統比較優勢的喪失，近年來京津冀地區經濟增速不斷下滑，在全球生產網絡中面臨著被低端鎖定的困局。當前，國內價值鏈(NVC)是研究產業升級問題新范式的理論前沿。在NVC背景下，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與轉型升級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要求越來越高，區域產業升級也突破了區域邊界。同時，在增長極理論指導下，以核心城市為基礎的城市群發展日益主導了當前經濟圈發展的新格局，成為區域競爭的主要模式。因此，NVC下的產業升級應該納入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研究框架下。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對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究，也越來越離不開對沿著GVC升級問題的考察。本文從價值鏈或參與生產網絡的視角研究河北和京津協同與“一帶一路”的對接中，如何破解被低端鎖定的困局，對于助推河北找到轉型升級的新路徑并打造可推廣、可復制的國家轉型升級試驗區構建模式，具有較強的現實指導意義。二、“一帶一路”區域生產網絡構建的必要性與理論機制生產網絡構建的背后是產業轉移，產業轉移主要通過投資和貿易完成。投資是產業轉移的驅動引擎，貿易是產業轉移的表現形式，而產業轉移背后的根源則是跨國公司為了提高競爭力進行的產品生產全球化布局，進而導致世界制造中心的遷移與全球價值鏈的重構。(一)以日本為雁首的“舊雁陣”日漸式微20世紀60—80年代，日本構筑了以其為“雁首”的雁陣經濟發展模式。在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國際市場亟待拓展的背景下，日本將勞動密集型產業按照順梯度轉移到亞洲其他國家，并憑借擁有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優勢，生產高技術高附加值零部件，成為雁陣里面的“雁首”；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和亞洲“四小虎”(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憑借自身的要素稟賦優勢提供技術和附加值較高的半成品和資本品，成為雁陣當中的“雁身”；而中國和其他東盟國家則主要憑借廉價勞動力與豐富的原材料等優勢，從事加工組裝提供最終消費品，成為雁陣當中的“雁尾”。同時，這種梯度動態的國際分工深化也形成多層次的東亞生產網絡。但到了90年代，以日本為“雁首”的舊雁陣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隨著日本經濟的泡沫化而日漸式微(參見圖1)，這也充分證明，一個由封閉的完全以自身產業結構完善為最終目的的雁首，其所牽頭的雁陣模式是難以為繼的。(二)“一帶一路”沿線“新雁陣”雛形初現雁陣模式的核心是產業轉移，目的是形成生產網絡與價值鏈，實現價值增值。隨著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終結，中國根據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要素稟賦優勢，把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產業依次有序向沿線及相關國家和地區轉移，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后，以中國為核心樞紐的全球雙環流價值鏈初步顯現，“一帶一路”沿線“新雁陣”初現雛形(參見圖2)。中國也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以及相關國家和地區形成以中國為核心樞紐、以產品生產工序有效轉移為實現路徑的“新雁陣”生產“一帶一路”區域產業轉移表現出以中國為核心樞紐，向“一帶一路”沿線及歐美日相關國家的雙向轉移特征：以中國為“雁首”，以“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為“雁身”與“雁尾”的順梯度轉移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以中國為“雁首”，以沿線中東歐國家、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為“雁身”的逆梯度轉移部分技術密集型的高端制造業，中國只留下部分資源、勞動與資本密集型產業以及技術密集型的新興產業和高端服務業?！耙粠б宦贰毖鼐€次區域也會構筑“小雁陣”與次區域生產網絡，形成“網中網”的局面。中國跨國公司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布局生產，沿線各次區域在融入區域價值鏈的過程中也形成了由中國跨國公司主導的次區域生產網絡，在東南亞、南亞、中亞、中東、中東歐各次區域內部也會形成小型的區域產業轉移“新雁陣”，從而形成區域生產網絡中包含次區域生產網絡的獨特分工景象。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產業轉移注重互利共贏。中國向“一帶一路”區域產業轉移，以與沿線國家產業結構共同完善、互利共贏為目的，而不是像日本當年以自身產業結構完善為目的，把淘汰的高污染、高消耗產業轉移出去，中國在產業轉移時更注重東道國利益，更注重清潔環保和與沿線國家產業結構實現互動升級。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有望構筑全球產業轉移新平臺，形成以中國為“雁首”的全球產業轉移“新雁陣”。這不僅有助于解決中國勞動力成本增高的問題，也有助于培育和發展中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三)全球雙環流價值鏈下“一帶一路”區域生產網絡的構建在世界經濟緩慢復蘇，反全球化思潮大行其道的當下，中國在融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的基礎上，亟需重構基于供給側和需求側需要的雙環流價值鏈體系，由原來依賴發達國家的外圍——受控關系，升級為中國主導的核心——控制關系?！耙粠б宦贰背h是中國在全球雙環流價值鏈結構中促進以中國為主導的區域生產網絡構建的重要平臺。綜合運用區域經濟合作與全球價值鏈理論，從一體化制度、產業關聯與互聯互通三維經濟合作機制的角度分析，可知美國主導的北美區域生產網絡、德法主導的西歐區域生產網絡以及日本主導的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三大區域生產網絡深化、擴展、融合為全球雙環流價值鏈的基本趨勢已初步顯現，尤其是東亞生產網絡在“一帶一路”倡議互聯互通主導下不斷西擴，“一帶一路”區域生產網絡構建的理論機制、背后動因、路徑選擇及最終效果也日漸明朗(參見圖3)。三、河北與京津參與生產網絡現狀：基于三地產業關聯的比較作為傳統的產業密集帶，京津冀地區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較為明顯，但與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相比，京津冀區域的整體經濟實力偏弱，且區域內部的產業結構發展并衡。(一)京津冀經濟規模和產業結構1.京津冀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從人均GDP看，2002年，北京約為天津的二倍，河北不到天津的一半。截至2020年，北京人均GDP達16.49萬元，天津剛超10萬元，但與北京差距在縮小，而河北不到5萬元，與北京和天津的收入水平差距進一步拉大(參見表1)。三地GDP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和工業增加值增長率都在波動中下滑，特別是近年來河北省的下滑幅度更大(參見圖4—6)。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再加上北京作為區域核心的經濟輻射作用較弱以及首都的“虹吸效應”抑制了河北的發展，導致北京周邊地區發展相對滯3.產業同質化競爭嚴重2.產業結構與工業化進程不協調從產業結構看，北京以第三產業為主，并呈明顯的高端化趨勢。2020年，北京第三產業占比達到80%以上，第二產業占比持續下滑至18%左右；天津第三產業占比達到65%左右，第二產業占比為35%左右；河北第三產業占比50%以上，第二產業占比低于40%；且三地第二產業占比、工業增加值占比都在持續下滑(參見圖7—9)。綜合判斷，北京已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天津處于工業化階段后期，而河北尚處于工業化階段中期。京津冀地區的許多產業同質化競爭嚴重，尤其是工業與制造業企業在京郊、天津和河北廣泛分布，缺乏有效協調。京津冀三地產業重合度高，特別是京津和津冀間的優勢產業重合度較高，存在嚴重的產業趨同現象。①這種由區域內行政分割形成的產業趨同與競爭不僅會導致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而且也不利于京津冀三地的產業升級和協同創新。(二)京津冀三地產業關聯1.影響力系數與感應度系數根據各地投入產出數據，求得各省各產業的影響力與感應度系數。一般來說，影響力系數越大的產業，對整個經濟社會的拉動與輻射作用越強；感應度系數越大的產業，整個經濟社會對其需求就越大，其對其他產業的制約作用也越強；影響力系數與感應度系數雙高的中間需求型制造業的持續穩定增長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以及對推動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但不同地區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因其產業結構的不同，不同產業的影響力與感應度也存在較大差異。通常情況下，當經濟增長率較高時，感應度系數較大的重化工業與影響力系數較大的輕工業發展對其他產業發展的影響較大。表2列出了京津冀三地影響力和感應度系數雙高、對經濟發展最為敏感的中間需求型制造業，這類制造業對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有著深遠影響。2002年，化學產品(12)、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品(14)、金屬制品(15)、專用設備(17)等重工業為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雙高產業；煤炭采選產品(2)、木材加工品和家具(9)、造紙印刷和文教體育用品(10)等初級產業和輕工業，石油、煉焦產品和核燃料加工品(11)，通用設備(16)等重工業屬于北京雙高產業；煤炭采選產品(2)、食品和煙草(6)等初級產業和輕工業，通用設備(16)、電氣機械和器材(19)等重工業為天津雙高產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產品(3)，食品和煙草(6)，紡織品(7)等初級產業和輕工業，石油、煉焦產品和核燃料加工品(11)等重化工業為河北雙高產業。2017年，僅有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品(14)為三地雙高產業；造紙印刷和文教體育用品(10)、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24)等輕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和其他電子設備(20)等重工業為北京雙高產業；金屬礦采選產品(4)、食品和煙草(6)、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24)等初級產業和輕工業，化學產品(12)、通用設備 (16)、交通運輸設備(18)、電氣機械和器材(19)，通信設備、計算機和其他電子設備(20)等重工業為天津雙高產業；金屬礦采選產品(4)，石油、煉焦產品和核燃料加工品(11)，化學產品(12)，金屬制品(15)，其他制造產品和廢品廢料(22)為河北雙高產業。2.前后向產業關聯不同長度的產業鏈形成不同類型的產業關聯網絡，構成復雜的經濟系統。本部分采用平均傳遞步長指標，反映不同省份產業關聯差異。分別用某產業生產成本增加傳遞到最終消費階段需經歷的平均生產階段數，衡量前向傳遞步長(FA)；用某產業的最終需求增加拉動其他產業發展經歷的平均生產階段數，衡量后向傳遞步長(BA)；前后向傳遞步長的比值即為價值鏈地位指數(VC)，分別求得三地各產業三個指標后再通過各產業增加值占比加權到七大類產業，具體如表3所示。(1)河北省產業鏈較長的產業后向傳遞步長較大的產業主要集中于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其他制造業等高技術制造業，煉焦、石油核燃料、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金屬制品業等中技術制造業和皮革服裝羽絨、紡織業等部分低技術制造業。前向傳遞步長較大的產業主要集中在農林牧漁、能源礦開采、金屬與非金屬采礦等初級產業，紡織、食品和煙草等部分低技術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等高技術制造業以及ICT服務等技術密集型服務業。(2)天津產業鏈較長的產業后向傳遞步長較大的產業主要集中于電氣、機械及器材、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交通運輸設備、ICT制造等高技術制造業，金屬制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等中技術制造業，以及皮革服裝羽絨等少部分低技術制造業。前向傳遞步長較大的產業主要集中于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其他制造、交通運輸設備、ICT制造等高技術制造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等部分中技術制造，以及能源礦開采、金屬與非金屬采礦等初級產業。(3)北京產業鏈較長的產業后向傳遞步長較大的產業主要集中于煉焦、石油及核燃料、金屬制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等中技術制造業，ICT制造、電氣機械及器材等高技術制造業以及電力、熱力和水供應等低技術制造業。前向傳遞步長較大的產業主要集中于ICT制造、交通運輸設備等高技術制造業，農林牧漁業、能源礦開采等初級產業，以及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食品和煙草等部分中低技術制造業。(4)全國產業鏈較長的產業后向傳遞步長較大的產業主要集中于食品和煙草、皮革服裝羽絨、紡織業等低技術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高技術制造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中技術制造業，農林牧漁初級產業以及ICT服務等技術密集型商業服務業。前向傳遞步長較大的產業集中在農林牧漁、能源礦開采、金屬與非金屬采礦等初級產業，皮革服裝羽絨等低技術制造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等中技術制造業，以及交通運輸設備、ICT制造等高技術制造業。北京、天津和河北初級產業前向傳遞步長最大，分別達到4.79、4.47和3.41，一單位增加值成本變動傳遞到最后消費環節需要經歷的生產階段數最多，而且各行業前向產業鏈長度都是北京大于天津大于河北(參見表3)。后向傳遞步長，北京低技術制造業最大，達到4.50；天津高技術制造業最大，達到4.09；河北中技術制造業最大，達到3.26，該產業一單位最終需求的增加，傳遞到初始增加值投入，會經歷更多的生產階段數，就同一產業來看，北京后向傳遞步長大于天津大于河北。由前向傳遞步長與后向傳遞步長比值得到價值鏈地位指數，發現初級產業天津最大，河北最??；低技術制造業與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北京最大，天津最小；中技術制造業北京最大，河北最??；高技術制造業天津最大，河北最?。患夹g密集型服務業與公共服務業均為河北最大，天津最小?？傮w來看，各行業不論前向傳遞步長還是后向傳遞步長，天津和北京都大于全國，亦大于河北，中高技術制造業價值鏈地位指數也是河北最小。四、生產網絡視角下河北對接“一帶一路”的具體路徑就目前發展狀況來看，河北省企業很有可能被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鎖定”于全球生產網絡中的低端環節，除了盡快突破“低端鎖定”，向全球價值鏈的兩端攀升這一主要解決思路外，②③通過國內價值鏈延伸實現與全球生產網絡的對接，突破“低端鎖定”也是一個有效的方法。④⑤生產網絡視角下，河北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接，就是要與GVC及“一帶一路”區域、次區域生產網絡發生更多產業關聯并進行充分融合，才能打破在GVC中被低端“鎖定”的狀態，實現產業轉型升級。(一)河北與京津在打造NVC過程中融入“一帶一路”區域生產網絡產業升級既包括產出總量的增長，也包括產業結構的高端化即產業由低層次、低技術水平、低附加值狀態向高層次、高技術水平、高附加值狀態的演變過程，具體就產業升級既包括產出總量的增長，也包括產業結構的高端化即產業由低層次、低技術水平、低附加值狀態向高層次、高技術水平、高附加值狀態的演變過程，具體就是指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環節)向上游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環節)或下游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環節)升級，沿著價值鏈實現價值增值的過程。這就要求河北與京津協同，在通過嵌入GVC、與GVC對接的基礎上，注重NVC的模式選擇并積極打造與構建NVC。只有通過選擇合理的NVC模式，使京津冀三地產業形成有效互動和聯系，才可以避免走上依賴能源、資源、原材料和勞動力等高污染、高能耗的發展道路，進而促進區域內三地的協同發展。具體來說，河北企業大致遵循從流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跨產業升級的四個步驟。⑥企業可以通過持續的學習和創新形成自身的核心技術和研發能力，實現從原始設備制造(OEM)到原始設計制造(ODM)再到自有品牌生產(OBM)的逐步升級；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實現從OEM到ODM的技術升級；通過營銷能力提升實現從OEM到OBM的品牌升級；通過經營方式創新進行OEM多元化升級，也可以同時向ODM和OBM進行轉型和升級。⑦但依托國內市場發展起來的NVC中的本土企業，具有更強的功能升級能力，故河北企業可通過依托國內統一大市場，在打造國家價值鏈的基礎上，逐步融入“一帶一路”區域生產網絡，進而實現OEM到ODM再到OBM的不斷升級。⑧(二)在承接京津產業轉移基礎上，助力“一帶一路”沿線“新雁陣”構筑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在京津冀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接過程中，制造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成為產業轉型升級的重點之一。而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中，河北作為京津城市功能疏解與產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在交通一體化、生態環保、產業升級等方面加速與京津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向前推進。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從空間上看，河北是“一帶一路”在渤海灣區域銜接的重要節點，“一帶一路”建設當中的很多工程實施都需要河北的直接參與；從產業互補性看，河北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互補性強，河北的很多閑置優質產能正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優勢資源，而沿線國家豐富的礦產、能源、原材料等初級產品也可為河北所用。所以，河北應在承接京津產業轉移的基礎上，與京津協同，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一帶一路”沿線布局拓展，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區域生產網絡構建，為經濟轉型升級騰出空間。五、生產網絡視角下河北對接“一帶一路”的對策建議(一)促進河北在參與全球生產網絡過程中實現價值鏈升級在參與全球生產網絡過程中，實現價值鏈升級是河北面臨的重要任務。河北必須把全球價值鏈融入產業發展政策，以產業政策引導參與全球生產網絡，實現價值鏈的持續升級。目前，河北吸收的網絡型FDI大部分集中在生產過程的低加工領域，對產業技術升級的貢獻較弱，因而必須努力提升這些出口加工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要優先解決影響產品內垂直分工的制度束縛，加大改善制度環境、創造外商在高端出口環節投資的條件，進一步加大貨幣和金融體系以及信息通訊、物流運輸等生產性服務業部門的改革力度，推動生產性服務市場的發展，提高生產服務效率，增強產品內垂直分工與FDI、生產性服務在價值鏈水平提升過程中的正向交互影響作用。同時要積極營造產品內垂直分工的支持性配套環境，為產業鏈走向高端環節提供外部條件。要加大研發投入力度與教育支出比重，進一步完善人才培養機制，加大培訓技術人力資本的力度，提高熟練勞動力在整體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充分發揮人力資本在提高價值鏈水平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二)構建以河北企業為主導的區域生產網絡在全球生產網絡下，國家之間的競爭模式逐漸從企業間的競爭演變為集群、鏈條和網絡之間的競爭。近年來，隨著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上漲、貿易摩擦的增加，河北以低端要素嵌入全球生產網絡、基于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因此，在全球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外部需求萎縮的背景下，擴大內需已成為河北當務之急。為此，要改變過去參與全球生產網絡的低端發展模式，讓作為全球生產網絡供應商的出口導向企業，轉向國內市場構建自主品牌和營銷網絡，利用河北代工平臺的區位優勢和內陸地區的產業梯度優勢，將國內價值鏈向中西部地區和周邊國家發展和延伸，從而構筑起河北企業主導的國內和區域生產網絡，并提高國內與區域之間的產業關聯度，沿著國內與區域價值鏈的路徑和機制向高端化發展，逐步實現品牌突破和產業升級。河北本土企業在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海外并購等途徑將NVC向國外延伸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