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過大的癥結目的:這是一道分析我國經濟發展效率和公平的現實問題。讓學生理清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解決效率與公平的理論，理解我國實行經濟發展政策的背景和時機,增長理解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加深我國經濟發展政策的理解,在工作中宣傳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擴大到了相稱嚴重的限度。早在上世紀9０年代中期,不少學者就指出,我國居民收入的整體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０這一公認警戒線。在那以后,情況并沒有改善,基尼系數近年來進一步上升到0.４5-0.５0的高水平。近來，有些人把收入差距的這種不正常的擴大,歸因于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的的改革和中國領導80年代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派方針。他們說,市場化改革過度強調效率,導致貧富差別擴大和平等的受損；他們的具體主張，則是限制公司主、中高層經理人員、專業人員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對其課征高額累進稅。吳敬璉則認為，上述分析是缺少根據的，據此提出的對策更存在方向性的問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針對計劃經濟時代占有統治地位、上世紀８０年代依舊有廣泛影響的平均主義思想提出的。當時，平均主義不僅在國有公司中導致悲觀影響,并且對農民和民營公司創業致富構成了嚴重的思想障礙。旗幟鮮明地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對于撥亂反正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認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派方針導致貧富懸殊的人們的邏輯，是把公平和效率對立起來,宣稱平等和效率在任何情況下都存在負相關關系。平等和效率間存在負相關關系的理論，最先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奧肯在《平等與效率——一個巨大的權衡》一書中提出的。然而奧肯在書中說得很清楚,他所考察的,是結果平等與效率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機會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前者的確是負相關的,后者卻不是負相關。機會平等使有才干的人有動力、有也許充足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有助于效率的提高。而機會不平等會克制人們才干的發揮,因而對社會效率的提高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我們一定要分清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平等,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那么,在當前的中國,過大的收入差距有多少是來自機會的不平等,又有多少是來自在機會平等前提下由各人的能力不同、奉獻不同所導致的結果不平等呢？許多證據表白，目前過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限度上是由人們在對公共財富和公共產品的關系上機會不平等導致的。大眾所切齒痛恨的,也正是這種由機會不平等導致的貧富分化。而腐敗和壟斷,就是機會不平等的重要表現。腐敗的具體數額往往難以直接度量。南開大學的陳宗勝專家提供過一個間接的數據，即不計非法收入，１997年中國居民收入的整體基尼系數是0.42；計入偷稅漏稅、官員腐敗和其他非法收入后，上升為0.４9——兩者之差為0.07。0．07看似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很也許正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另據一些經濟學家估算,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全國租金總額占國民收入的比率達30%左右。雖然1９92年以后,商品價格放開導致一部分租金消失,但信貸資源的配置仍然不同限度地受到各級政府的影響;規模極大的土地批租權力掌握在各級政府官員手中；并且,行政部門對公司微觀經濟活動的控制在世紀之交再度加強。所有這一切,導致了幾乎無處不在的尋租活動的溫床。因此,腐敗活動猖獗的形勢也就不也許得到扭轉。另一個使得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是某些壟斷部門或壟斷公司運用自己對市場或公共資源的壟斷權力取得高額收入。20世紀9０年代后期之前,中國各級政府曾在大約30個產業分別設立了限度不等的進入限制，部分公司由此獲得了大量壟斷性暴利。雖然近十年來，中央政府一再重申大部分產業和市場領域要對私有公司開放，但實際進展并不順利。與此同時，某些公司擁有很大的市場權力,而當局的反壟斷執法不力，甚至沒有采用任何應對措施。以上種種,都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在這樣明顯的事實面前,把我國收入差別的嚴重擴大歸因于市場化改革,顯然是做錯了診斷。至于不是把縮小收入差別的文章做在鏟除腐敗、消除壟斷上,而是做在限制合法收入上;不是把矛頭對準貪官污吏、“紅頂商人”等腐敗分子,而是對準公司家、經理人員及其他專業人員，則完全是開錯了藥方。當然,機會平等條件下的結果不平等問題也應當認真對待。我認為,在這方面立即可以做的,一是建立涉及農民在內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二是歸還國家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這都是目前國家財力完全能做到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此,吳敬璉呼吁盡快把這兩件事情辦成。資料來源:《財經》2023年第10期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深化收入分派制度改革，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派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派為主體、多種分派方式并存的分派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奉獻參與分派的制度，初次分派和再分派都要解決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派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派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派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公司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發明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發明機會公平,整頓分派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派差距擴大趨勢。針對上述討論,結合學習的相關理論回答以下問題。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應如何解決收入分派問題?解決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解題思緒：1.什么是效率和公平?談談你的理解。2．洛倫茲曲線、基尼系數、奧肯定理的含義。3.吳敬璉作為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你是否批準他的上述觀點？請說明理由。4.簡述我國收入分派的實際情況(城鄉、居民、地區、行業等），分析產生分派不公的因素。規定：１.規定學生認真審題和研讀第六章、第七章洛倫茲曲線、基尼系數及對策、效率與平等的相關內容,搞清基本內容；2．組成5――8人的學習小組完畢本次作業,小組成員既要有分工又要有合作,討論成績由三部分組成，資料占10％,網上實時討論占20％,內容占70％;3．查找我國收入分派、效率與公平的相關資料;4．每個小組查找參考文獻不得少于8篇,在提交作業時將文獻名稱、作者和發表的刊物或網站名稱列表隨答案一并提交;５.每個小組自定期間必須在網上實時討論，互相交流，時間不得少于1．5小時;輔導教師網上實時指導；6.每個小組討論完畢后，形成小組意見，以小組組長的姓名(后附小組成員名單)提交；7．字數不少于８00字。

收入差距過大的癥結一、什么是效率和公平？談談你的理解（1）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會資源以滿足人類的愿望和需要。效率：給定投入和技術的條件下,經濟資源沒有浪費，或對經濟資源做了能帶來最大也許性的滿足限度的運用，也是配置效率的一個簡化表達。就一項經濟活動而言,最重要的事情當然就是最佳地運用其有限的資源。具體地說,效率就是人的生產活動的產出與投入之間的比例關系：成本不變,產出越大,效率越高；同樣，產出不變,成本越低,效率越高。從管理學角度來講,效率是指在特定期間內，組織的各種收入與產出之間的比率關系。效率與投入成反比,與產出成正比。公共部門的效率涉及兩方面：一是生產效率，它指生產或者提供服務的平均成本;二是配置效率它指組織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否可以滿足利害關系人的不同偏好。(2）經濟學中的公平:經濟成果在社會成員中公平分派的特性.經濟學中的公平指收入分派的相對平等,即規定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不能過度懸殊,規定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公平概念在理論界有這樣幾種觀點：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適宜的公平觀。這種觀點把收入差距大小作為判斷社會分派公平與否的標準，在當前西方理論界比較流行。這是以結果的均等作為判斷公平與否的標準,而沒有考慮收入的渠道和手段。第二，按勞分派的公平觀。這種公平觀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權”。規定廢除分派上的平均主義,切實貫徹按勞分派原則,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有勞動能力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這種原則摒棄了平均主義的分派體制,認同勞動者通過誠實勞動和努力可以得到更多回報,體現了激勵原則。第三，機會均等的公平觀。這種公平觀強調的是在市場競爭中給每一個人提供均等的機會。第四,收入分派中的公平是分派尺度、分派過程、分派規則的公平，而不是單純的結果公平。對個人來說，即使參與分派的機會均等、公平競爭,而實際分派的結果也也許是不均等的。(3）我的理解：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應當更多地強調讓人們擁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即機會平等,而不是片面地強調收入平等。在經濟領域，正是公平競爭后的結果不平等,促使效率的提高,推動社會的發展。假如結果必須是平等的,那么競爭就沒故意義；沒有比來一場輸贏都無所謂的游戲更乏味的事情了。結果平等作為一種狹獈的平等觀念，是與小農的思想相聯系，與商品經濟原則格格不入的。而機會平等，則是市場競爭的基本前提。二、洛倫茲曲線、基尼系數、奧肯定理的含義(１)洛倫茲曲線：(Lorｅnzcurve），是美國記錄學家Ｍ．洛倫茲（M.O.Ｌorenz)提出的檢查社會收入分派平均限度的方法。是用以反映國民收入分派平均限度的一種曲線。它先將一國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隊,然后考慮收入最低的任意比例人口所得到的收入比例。將這樣的人口累計比例和收入累計比例的相應關系描繪在圖形上，即得到洛倫茲曲線。洛倫茲曲線彎曲限度越大,收入分派越不平等；反之,洛倫茲曲線彎曲限度越小，收入分派越平等。（2)基尼系數:（Ｇinivoefｆｉcｉent)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茲曲線提出的一個衡量分派不平等限度的指標。它的經濟含義是：在所有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派的比例。基尼系數最小等于0，表達收入分派絕對平均;最大等于１，表達收入分派絕對不平均;實際的基尼系數介于０和１之間。假如個人所得稅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數即會變小。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若低于０.2表達收入高度平均;０.2~0.３表達比較平均;0.3～０．４表達相對合理；０．4～０.5表達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達收入差距懸殊。實際基尼系數總是在零和1之間，其數值越小，表白收入分派越平均;反之,則越不平均。（3）奧肯定理：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奧肯發現了周期波動中經濟增長率和失業率之間的經驗關系,即當實際ＧDＰ增長相對于潛在GDP增長(美國一般將之定義為3%)下降2%時,失業率上升大約1%；當實際ＧＤP增長相對于潛在ＧDP增長上升2%時,失業率下降大約1%，這條經驗法則以其發現者為名，稱之為奧肯定理。潛在GDP這個概念是奧肯一方面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價格相對穩定情況下，一國經濟所生產的最大產值。潛在GDP也稱充足就業ＧDP。三、吳敬璉作為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你是否批準他的上述觀點?請說明理由我個人批準吳敬璉的觀點。吳敬璉的觀點認為: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擴大，歸咎于建立市場經濟為目的的改革和80年代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派方針是缺少依據,有些片面。“收入的差距擴大”的重要誘因是“腐敗、壟斷等機會不平等導致的”。長期以來，人們都強調初次分派講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派也存在公平的問題。這里有一個對于公平的理解問題。對于公平，可以有兩個層次的理解。第一個層次是機會均等或機會公平。第二個層次的公平是分派結果的公平。我國初次分派是否存在不公平的問題呢?這是肯定的。例如許多研究發現，我國的收入分派不平等的最重要的來源，是城鄉收入分派的不平等。但是,城鄉收入分派的不平等,不完全是由于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必然結果,而在更大限度上是由于我國城鄉分割的特定制度安排和不公平的初次分派所導致的。我們要把“效率和公平”兩者關系解決好,才干提高我國收入分派的公平性。我認為,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是一種自然規律的作用,是經濟發展中不可調和的產物。一國經濟的發展同樣遵循一定的規律，收入的的差距擴大,正是公平作用的結果。在機會平等條件下，有能力的人,通過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取得了良好收入的,有助于效率的提高。從進化論的觀點，體現了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律。從經濟學的觀點來說,也體現了資源的充足運用。在機會平等條件下的結果不平等,吳敬璉認為應做好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社會保障。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社會良好的政治環境和良好的社會環境之下，離開了上述的保證,那是空談經濟.四、簡述我國收入分派的實際情況（城鄉、居民、地區、行業等),分析產生分派不公的因素（1）我國收入分派的實際情況現階段收入分派的總體狀況有四個顯著特點:其一，居民收入普遍增長，各個階層群體都獲得了改革帶來的實惠，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其二，城鄉、地區、行業之間及其內部幾乎毫無例外地存在著收入差距；其三，在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內又普遍地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其四，收入分派秩序混亂，非常態收入特別突出。進一步衡量社會收入分派的不平等限度經常運用相對收入不平等分析方法,如“洛倫茲曲線”與“基尼系數”。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內部的基尼系數從19７8年的0.１6上升到199５年的０.28,尚處在合理區間，說明盡管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數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顯著。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從1９７8年的０.21上升到1９９5年的０.3４，表白農村由于各個家庭成為獨立經濟主體,收入分派差距比城市要高,全國基尼系數從１９78年的０.31７上升到1９95年的0.４4５，已達成相稱高的限度,且比城市農村基尼系數要高出許多,顯示出城鄉差距目前仍較大,且改革開放以來，這一差距是擴大了,更為重要的是,農村、城市、全國的基尼系數都呈擴大趨勢。我國收入分派不公平重要體現在三方面:①城鄉收入差距中國的城鄉差距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按國際一般的情況,當經濟發展水平在人均GDP為800—1000美元階段,其他國家城鄉居民收入大體上是農村居民收入的1．７倍，而我國這一比例遠高于其他國家,并且呈不斷增大的趨勢。②行業收入差距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是個老問題。這其中的兩個重要因素第一是壟斷經濟導致了行業之間收入分派差距拉大,如電力、電信、煙草、金融、保險、民航、鐵路等行業，職工平均貨幣收入加實物分派等，明顯高于其他行業。壟斷性經營行業(如金融、郵電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業務量突飛猛進,獲得了高額利潤,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派給職工,職工收入有較大幅度的增長；而一些依靠財政補貼的基礎性行業(如農林牧漁業和地質水利業)和一些充足競爭性行業（如社會服務業、餐飲業和建筑業）由于補貼減少和利潤下降,從業人員收入減少。第二是行業間的收入分派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一些傳統行業、勞動密集型行業和競爭較充足行業的收入在相對下降，其他如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房地產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社會團隊、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普通高校、商業經紀與代理業等行業、部門職工的工資增長速度都排在前列。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③地區收入差距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拉大。上海和北京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幅度相對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長1.57個百分點,而山西和河南卻只比上年多增長０.2５個百分點。近年國家對中西部地區開發的力度有所加大,促進了使中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的連續穩定發展和中西部農村居民收入的較快增長。(2)分派不公產生的因素①政策上的誤區我國城鄉差距之所以顯著,這與政府長期的結識和采用的政策有較大的關系。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為了支撐工業的發展,國家采用人為的方式使資源從農業向工業轉移。同時政府不允許農民“進城”，認為假如允許農民“進城”的話,也許導致現有城市規模急劇膨脹,引發許多社會問題,并且,政府要給城市居民各種補貼,大量農民“進城”,政府將不堪承擔。事實上，這種政策將城鄉割裂開來，導致大量的勞力擠在土地上謀生,使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反過來又束縛了工業的發展。當前農村消費市場啟動不了就說明了這一問題。其它國家發展的實踐告訴我們，現代化的過程也是城市化的過程,政府假如限制城市化,經濟將永遠停留在二元結構上。②制度轉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是對的,也極大的激勵了生產力的發展,問題在于許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條件是“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1９８４年,我國開始對國有公司進行改革，但同時伴生的竟是國有資產流失,損了國家而肥了一小撮“內部人”,特別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費午餐”。這些年,由于監督機制缺位,甚至是權力的介入，產生大量黑色收入,導致一部分人暴富,為廣大人民深惡痛絕。此外，尚有一些介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收入”。西方把這種因享有特權而獲得的額外利益的現象稱為尋租行為。尋租泛濫,很多人產生嚴重的不平等。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較高的起點上，在新一輪的角逐中,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③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分派體制的改革，一方面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義,這必然會帶來收入差距的變化。特別是要建立市場經濟,每個經濟主體都根據在市場中的奉獻獲取相應的報酬,無論是按勞分派還是按生產要素分派,各主體的市場參與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當然有區別。（3）減少分派不公的建議：1、加速城市化進程經濟發展，除了人均收入提高外，還應具有經濟結構的主線變化，其中兩個最重要的結構性變化是在國民產值中,隨農業比重下降而工業比重上升,以及居民在城市人口中的上升。有序地把一部分農村、牧區人口轉化成非農牧業人口。解決城鄉分割，工農牧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突出的問題。探索建立農牧區社會失業、醫療和養老保險制度,打破城市居民和農牧區人員的明顯差異的生活待遇模式。2、建立規范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調整國民收入結構，加大對欠發達地區和農牧區的財政轉移支付,把投入重點轉向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建設。通過統籌城鄉人居環境、統籌城鄉教育、醫療衛生、文化建設和社會管理等舉措，切實改善欠發達地區和偏遠農牧區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生活質量，為城鄉居民提供追求自身發展的同等機會和條件。完善分派體制，促進社會和諧。3、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加強落后地區的基礎建設“科教興國”是我國的重要政策，但長期以來,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實際是不夠的。我國憲法明確規定,接受義務教育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但政府沒能發明良好的條件，以致許多居民無法享有這一權利或履行這一義務。基礎教育,從理論上講應由政府提供,因此轟轟烈烈的希望工程助學活動實際表白政府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至于高等教育,應當說是準公共產品的范疇，假如完全采用收費制度，無疑會使很多低收入家庭無法將子女送入大學,可行的方法是走公立和私立相結合的道路,公立大學由政府提供經費,使那些優秀但貧困的學生能繼續接受教育，否則,教育上的不平等，勢必進一步導致收入的不平等。在我國，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是很薄弱的,特別是廣大農村，擁有的多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公路，供電設施陳舊而運營成本高昂，通信能力差，接受外界的影響低,這能不妨礙經濟增長嗎？要普遍提高這些地區人們的收入水平,關鍵要發明條件。投資于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眼前收益也許不大,但目前我國生產普遍過剩且失業嚴重,若有資金把勞力和產品結合起來，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對于目前和此后的經濟發展無疑有巨大的意義。4、規范市場秩序，健全稅制,依法治國“市場流行官場法則，官場流行市場法則。”是目前社會狀況的重要寫照。８0年代,我國在價格上實行“雙軌制”，結果“官倒”流行,一部分人運用職權倒賣物資賺取價差而發了大財。90年代，又有一些“內部人”炒賣房產而成為巨富。這說明市場秩序不健全,競爭就不平等，就會人為的拉大差距。政府現在強調依法治國，要減少權力介入市場，懲辦腐敗,在政策上是對的，關鍵在于嚴格執法。政府這些年,法律制訂了很多，實行效果卻有目共睹。因此,真正應在執法環節多下一些功夫。稅制不健全也是目前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因素，例如遺產稅和贈與稅未開征，享有大量遺產和不享有遺產的人收入差距當然明顯。稅收征管方面也不容忽視,例如1995年，北京市個人所得稅８0%以上來自工資薪金項目所得，工薪階層成了個人所得稅的大戶,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則成了“漏網者”。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派的最有力工具。健全稅收制度，可以有效緩解貧富差距的問題。在成熟的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