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閱讀：中國社會個體化分享閆云翔《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結論部分：社會的個體化

一、當代社會理論的個體化命題

貝克《風險社會》《個體化：制度化的個人主義及其社會政治后果》定義：個體化不等于個性化(individuation)也不等于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個性化是從人格以及個體的獨特性方面來談，側重的是個體的主觀特質；18和19世紀興起的個人主義與所有權以及資本積累有關;晚期現代性中的個體化是勞動力市場的產物，它側重的是客觀方面的東西，是和教育、勞動力市場、社會流動相關的個人生涯。二戰后已完成工業化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在階級、家庭、性別等領域出現了一些新現象。比如福利國家的興起使得社會成員脫離了“無產者”的狀態；自由勞動市場的繁榮使得大量女性涌入勞動市場，隨之而來的是家庭關系的變化，伴隨自由流動和女性解放而來的離婚率的上升以及同居家庭的大量出現；同時，傳統的性別角色失去了約束力與解釋力，在生育以外“男人的事”和“女人的事”不再涇渭分明，社會出現了以前從未有過的景象。針對這些外部環境的新氣象，行動者作出的選擇與反應是耐人尋味的，各種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的出現為社會理論的產生和創新注入了動力。基于此種狀況，伴隨風險社會而來的“個體化”理論得到了重新界定與發展。現實背景眾所周知，結構與行動是社會學領域中的兩個主要分析維度。在理論界，自帕森斯以來的結構功能論仍然在學院派中占據主導地位，在結構功能論中看不到行動者的影子，整個社會中更多的是結構及其功能在發揮作用。個體化理論正是要和結構功能論以及系統論對話，將長期被壓制的行動者解放出來。不過貝克并不像后現代主義的理論家那樣認為結構是消解了的，貝克認為舊的結構盡管式微了，但在晚期現代社會中生出了很多新的結構，正是這些新結構的出現，使得行動者的行動有了較以往不同的意義。行動者在制度中的能動性與在帕森斯結構中的能動性是不同的，在帕森斯的結構中，個體的主動性很低，而在貝克的理論中個體對結構是具有反思性(reflexivity)的。理論背景內涵：貝克認為，個體化是一種制度(institutionalized)，是個體從傳統的階級、性別、價值觀中解放出來融入到新的社會制度(institution)中去。1吉登斯“去傳統化”或貝克”脫嵌”個體日益從外在的社會約束中脫離出來(文化傳統和其他一些特殊范疇家庭、血緣關系、階級地位)。主要在于個體不再相信他們應該為保持傳統例如維系家庭血脈而奮斗,相反個體選擇一些傳統來為他們自己的生活服務.2“強迫的和義務的自主”。現代社會制度如教育體系、勞動力市場和國家監管對個體的影響事實上在不斷增加。3“通過從眾來創造自己的生活”。倡導選擇、自由和個性并未使個體變得與眾不同。而在閆云翔《結論》部分中，他認為在21世紀中國現代化呈現出雙重特征，即個人的崛起和社會結構的個體化。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很多問題和個體化理論的三個維度相關。二、個體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輪廓（一）個體、社會群體、社會制度（二）身份認同政治和社會制度（三）新社會性的出現（一）、個體、社會群體、社會制度：流動性與脫嵌由于身體和社會這兩方面的流動性不斷增加，現在個體可以打破社會團體的約束，在新的社會背景下尋找自己的發展之路。

市場：尋找更好的工作和新的生活方式——民工潮，“下海風”

國家：推行新政策和制度改革—戶籍制度的松動、國企改革、80年代居民身份證的發放社會流動性是變革的重要催化劑,因為他可以使人們脫嵌出來,擺脫各種各樣的祖蔭.雖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利用這一機會,但還是會有人可以獲得流動的合法性和機會,在現有的社會群體和制度之外有所選擇，獲得解放的個體反過來又重塑著他們與社會群體和這會制度之間的關系，推動后者的變遷，如頒布《行政訴訟法》。（二）、身份認同政治和社會制度在長久以來，公共生活領域不存在自我身份，在公共話語中個體不作為一個獨立的單位而存在：傳統中國社會,個體深深嵌入在家庭網絡和親屬關系中,解放以后,個體被國家從宗族和社區的權利中解放出來,然后重新嵌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再分配體系中,由此每個人屬于國家在政治控制和經濟上管理的組織—集體/單位。個體身份和政治認同：個體身份的訴求，從“個體戶”到“私營企業家”和“小商販”

自我與權利的訴求身份政治主要是通過公共呼吁的方式向國家或地方政府爭取有利于自己的新政策或制度改變

（三）、新社會性的出現新社會性指作為個體的個人與非相關個體之間的社會互動:個體在公共生活中也其他毫不相關甚至完全陌生的個體發生互動積極：志愿者行動消極：社會道德價值的衰落和社會信任危機VS私人關系網絡的蓬勃在日益個體化的社會中，社會關系就陷入越來越工具化和碎片化的危機。三、中國個體化模式的特點

脫嵌西歐：生活政治，重塑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尋求自我中國：解放政治，重新界定個人群體制度關系，要求個人權利，尋求生活機會和社會地位民主文化和福利國家西歐：民主被作為一個日常生活和社會關系的原則被廣泛接受和實踐著；福利國家為個體化提供諸如教育、社會安全、醫療保健及就業和失業津貼等公共物品。中國：體制變革——激發經濟活力個體缺少相應的制度保障和支撐——兩級分化個人主義的缺席西歐：早期個人主義思潮的發展為當代個體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對個人主義不全面或失衡的理解導致個人主義發育不良國家管理與個體化：中國軟性管理四、個體化的悖論及其出路

文章分享：熊萬勝等《個體化時代的中國式悖論及其出路——來自一個大都市的經驗》個體化可以包括生產的個體化與生活的個體化，因為它分別意味著告別了共同的生產與生活。生產的個體化這里指生產方式的去組織化，而生活的個體化指的是生活共同體的瓦解。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真正值得發掘的特征是它曾經歷了漫長的生產個體化階段，以及它有一個早熟的集權官僚體系。中國人在面對系統與制度時的超強自主性是在漫長的生產個體化時代養成的，他們還沒有普遍地經受過生活個體化時代的考驗。在更深層次個體化腐蝕劑的瓦解下，曾經幫助個體實現自主謀生的那些制度與文化是否也將土崩瓦解，煙消云散？從而出現“不夠自主的主體”？西歐：“不穩固的自由”，同時意味著“解放”和“失范”。一方面，個體并非獲得了完全意義上的解放，個體在現代社會的裹挾下又投入到了新的社會形式(工作市場、福利國家以及公共機構)中，他們被施以新的控制和約束；另一方面個體成為自身生涯的規劃者，影響個體生活狀況的因素越發復雜和分裂化，個人必須獨自面對突如其來的風險。貝克認為個體化時代最基本的問題是個體化的社會如何整合。中國(熊等)：從生活方式的層面，認為個體化悖論的核心內涵是自主性的喪失，因此它提出的關鍵問題應該是：個體化的時代如何維持和擴大主體的自主性，從而維持與擴大社會的活力。熊等以經歷了生產和生活個體化最為徹底化的sh市為觀察點，考察了當地的人際關系和生活形態。（一）溫和有序的個體化生活：橫向聯系淡漠、縱向關系發達（二）作為個體化悖論的自主性危機：自主創業精神的危機、倒轉的土客關系、組織凝聚力的衰落（三）個體化生活的系統/制度基礎：雇傭化就業對家庭經營的替代（土地政策）、系統/制度對生活實施的全面而集權的呵護、個體化生活的社會化機制結論：在趨于個體化的社會里，社會共識紛紛瓦解，人際團結漸漸冷談。結果，盡管個人的自由權利在擴大，但兌現這種自由權利的能力，或者說自主性卻在衰落這也就是所謂的個體化的悖論。如何化解個體化悖論貝克提出在個體化社會中，集體共識、物質利益和民族意識變得日益脆弱不足以整合高度個體化社會。貝克試圖尋找讓個體化的個人重新粘合起來的可能，他的基本進路可以概括為：制度化的自由——個體獲得自主性的能力弱化——進一步擴大制度化的自由，他將這種“更多自由”寄希望于人們的自由結社,即所謂的“政治再造”。貝克為西方社會開出的藥方顯然是團體本位的。熊等人認為新團體再造政治的能力可能是虛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