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論》讀書筆記【篇一：語言論讀書筆記】式、結構、演變以及它跟思維、種族、文化等方面的關系。薩丕爾作為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顯然對“什么是語言”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全書的第一章就闡述了其對于語言本質的看法。對于語言，我們太過熟悉，正因為如此，對它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容易。首先，薩丕爾將走路與說話進行比較，以此來說明“語言是一種非本能性的、獲得的、‘文化的'功能”（《語言論》第4頁）。在這里，突出強調了“文化的”功能，即將語言的本質屬性放到人類社會的大環境中考慮，加強了言語與社會環境的關系，這也是薩丕爾作為人類學家與眾不同的著眼點。作者認為更改一個人的生活的社會環境完全能夠改變這個人的言語，他的言語的形成有賴于周圍人們的言語，“正象不同民族之間，宗教、信仰、習俗、藝術都有差別一樣氣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參雜了大量的人的因素，以及社會長期積淀下來的“習慣”。為了論證語言的“非本能性”，作者又將語言中的象聲詞和感嘆詞抽出來進一步說明語言是“人腦的創作，想象力的發展”（第7頁）。這個觀點當然無可厚非，在論證過程中，作者將象聲詞定位在對于自然聲音的“摹擬”上，象聲詞，顧名思義，我們很容易認識到它是對自然界固有聲音的模仿；但是作者認為感嘆詞同樣也是“自然聲音的習俗的定型”（第5頁），這就讓我產生了一些困惑：如果說我們慣用的感嘆詞，例如：“啊”，“噢氣“哇”等是對自然的模仿，那么那么它們又是對自然界中哪些聲音的模仿吶？不能否認感嘆詞的來源與其他語言成分一樣來自于自然所啟發的、人腦的創作，但既然肯定了其與自然聲音的聯系，我認為為了確保論證的嚴密，就應該加上相關的例證，使得結論更加的可信。在說明了語言不是什么之后，作者為語言下了一個可用的定義：“語言是純粹人為的，非本能的，憑借自覺地制造出來的符號系統來傳達觀念、情緒和欲望的方法”。這個定義概括了前人“語言是一種交際工具”和“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這兩種觀點，并把它們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從文中可以發現，薩丕爾并不否認心理一物理基礎對于語言的必需性，但是，他認為，語言的研究決不是對于作為語言基礎的生理學和心理學方面的研究，而應當是討論語言——“這個任意性符號系統的功能和形式”。薩丕爾認為語言的本質在于“把習慣的、自覺發出的聲音（或是聲音的等價物）分派到各種經驗成分上去”（第10頁）。薩丕爾還特別點明，這里的“經驗”并不是各個的、個別的經驗，而是人們所共有的簡化了的抽象出來的概念符號，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思維”這個問題。在這樣的框架內，薩丕爾開始著手討論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作者認為語言不但是交際的工具，而且也是思維的工具，沒有語言，思維是不可能的。思維活動，尤其是抽象思維活動，必須借助于語言，不能離開語言而單獨進行。乍一看這一觀點十分接近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觀念是不能離開語言而存在的”，但細究一下還是有很大差異的。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語言使用并不總與概念有關，一個個單個概念的聯合可能并不具有概念的意味，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語言就是這樣一種為個別印象所占據的東西，在更高的水平面上，譬如焦點中只有抽象的概念和它們的關系的心理狀態，它仍然和意識的內在內容平行。因此，從語言的觀點發出，按照薩丕爾德說法，思維的定義可以是：“言語的最高級的潛在的（或可能的）內容，要達到這內容，聯串的言語中的各個成分必須具有最完滿的概念價值”（第13頁）。作者將語言界定在符號的表現的最高、最概括的水平上的思維的外表，認為思維將語言的內容精煉的解釋了之后，便能從語言中看出思維。因此語言決不是“貼在了完成了的思維上的標簽”，作為一種結構來看，它的的內面是思維的模式。在這一層面上，薩丕爾區分了語言與思維。對于語言與思維，作者還認為他們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語言的成長要充分依賴思維的發展，當原有的語言不足以表達人類的思維時，人們便借助想象等方法創造出更多的新的語言成分。另一方面，思維的運作是通過語言來完成的，或者說，語言是思維的工具，語言只有在思維過程中運用才有存在的意義，當人腦在進行想象或推理的時候，就已經默默念出了一連串的語言成分。薩丕爾用一個形象的比喻，道明了語言與思維的這種相互作用：“工具使產品成為可能，產品又改良了工具”（第15頁）。作者對于語言與思維的論述看似十分辨證，與馬克思等唯物主義哲學家的觀點沒有多大差別，但是我們還是能在字里行間發現作者對“語言決定思維”的片面強調，以及對“語言先于思維”的強烈暗示。薩丕爾說：“正象數學推理非借助一套適當的數學符號不能進行一樣，沒有語言，思維的產生和日常運用未必更能想象？?作者本人頗以為許多人覺得能不用語言來思想，甚至推理，只是一種錯=f

最覺”（第14=f

最認識，也為我們在課程講義之外，明晰語言的本質打開了一扇窗戶。篇二：《語言論》讀書報告言語風格與言語方言《語言論》讀書報告拜讀高名凱先生的《語言論》后，發現其中第三部分“語言的起源和發展”篇幅最長，折射出較為廣泛的社會文化內容一于語言起源的各種推測及相關充分或者不充分的例證引起我對人類文化起源的興趣，影響語言發展的眾多因素及內因和外因的爭論與確定引導我思考事物本質，語言在歷史過程中的分化與統一啟發我暢想歷史知識，對語言發展前景的展望等內容開闊我的視野，《語言論》集中于語言知識的同時又滲透著歷史、人文氣息，凸顯了語言深刻的社會本質、豐富的內部結構、精深的歷史淵源，讓我愛不釋手。尤其是其中的第三章第三節“言語風格與言語方言”，與我以往對相關概念的認識大相徑庭，顛覆我對言語風格和言語方言的認識和標準，故而我反復咀嚼，品位其中差異，收獲良多。因此，我就這一節內容簡要談談我的想法。一、概念：言語方言、言語風格、言語風格手段在本節伊始，高名凱先生明確了相關概念，我們且來看看高名凱先生明確概念的步驟和思路。（一）重復“言語”的概念高名凱先生首先重復了“言語”的概念情語是人們的交際行為，人們對語言機能的具體運用（包括對語言的運用）及運用語言所形成的結果。一般地說，這結果就是言語作品，①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話”。關于“言語”的概念，高名凱先生在本書第一部分第五章“語言和言語”第一節“語言和言語的區別”已有相關論述，并通過小說《三國演義》中人物話語②進行舉例論證，應當說，“言語”概念已較為明晰。此處重復闡述，既是幫助讀者回憶基礎知識、接納新知識，也是為了讓文章行文更加自然流暢。（二）提出“言語方言”的概念高名凱先生在本書第一部分“語言的社會本質”的第五章“語言與言語”和第六章“語言的變體”已分別對“言語”和“方言”進行了闡釋，并在本書第三部分“語言的起源和發展”的第三章“語言的分化”對地方方言、親屬方言、社團方言進行分析，反復運用了“方言”的概念，讓我們明確在現代語言學中，方言指的是語言的分化，而不是我們通常所指的地方性語言形式，即所謂的地方之言，進而總結出言語方言的概念:“由于特殊的交際場合和交際目的的經常化，為了適應這種環境而經常得運用某些固定的詞匯成員、語法成分，甚至于運用特別為了適應這種交際場合和交際目的的特制的表達手段，人們就可能把這些固定的詞匯成員、語法成分和特制的表達手段組織成一套特殊的表達手段的系統，這種特殊的表達手段的系統就稱為言語方言”③。明確概念之后便是對概念的分析，此處共有四個句子，其中“交際場合”和“交際目的”二詞共出現三次，如此高的頻率也說明了高名凱先生對“言語方言”概念解讀的關鍵詞“交際場合”、“交際目的”的強調。①②高名凱，《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455頁高名凱，《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96-98頁③（三）由言語方言與言語風格的關系引出言語風格高名凱先生在闡述“言語方言”的概念之后指出“言語方言”對“言語風格”表達的作用，進而引出“言語風格”概念。高名凱先生認為傳統語言學家們沒有把握“言語風格”的本質，因而主觀地將它認定為“神韻”、“氣勢”等，令人難以捉摸。真正的言語風格應從語言的交際職能來理解：“語言中的風格就是語言在不同的交際場合中被人們運用來適應這種交際場合，達到某一交際目的時所產生的特殊的言語氣氛或言語格調”①（關于引用原文而出現的“語言風格”一詞，高名凱先生曾自注“更確切地說應該是言語風格”，為了配合習慣說法及尊重其他語言學家的論述，高名凱先生并未更改，本文撰寫時考慮到概念的精確性，直接采用“言語風格”這一說法）。隨后，高名凱先生指出蘇聯的部分語言學家們混淆了“言語風格”和“言語風格表達手段”這兩個概念：“言語風格是言語的某種氣氛或格調的表達手段，而風格的表達手段則是構成這種氣氛或格調的表達手段”②。以下是我根據高名凱先生的論述形成的關于“言語風格”，“言語風格的表達手段”、“言語方言”的理解：言語風格的表達手段、言語方言、言語風格關系圖以科學論著為例，科學論著的言語風格是嚴謹、簡練，實現這一種言語風格的表達手段是言語上科學術語的運用，而當科學術語系統化，形成一整套表達某個科學領域的專門詞匯系統，就是科學論著的言語方言。二、言語風格組成成分分析高名凱先生認為“言語風格”可以由“語言中帶有風格色彩的成分”和“非語言成分”①高名凱，《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456頁兩部分組成。在“語言中帶有風格色彩的成分”這一部分，高名凱先生提出了以下幾個觀點：一、 個別孤立的風格手段不能構成言語風格。高名凱先生也正是用言語風格的這個特點來反駁蘇聯語言學家索羅金主張的“現代俄語已經沒有語言風格的存在”的觀點——索羅金在論證時所舉的例子均是個別的言語風格手段。二、 言語風格表達手段的系統性。高名凱先生以科學論著為例，強調了言語風格表達手段的系統性，即言語風格表達系統能夠被稱為“言語方言”的原因。三、 不能混淆“言語風格”和“語言特點”兩個概念。高名凱先生從歷史角度說明了“言語風格”和“語言特點”的區別：“作為整個語言來說，它可以在歷史發展的某一個時期中沒有分化成不同的言語方言，然而它卻隨時都有它的①不同于其他語言的特點”。另外，高名凱先生還以漢語為例說明了在實際問題中“言語方言”與“語言特點”所指的對象的區別：漢語的言語風格指的是漢語在某種交際場合為適應某種交際目的形成的言語氣氛或言語格調，漢語的語言特點則是指漢語不同于其他語言的特點。三、言語風格手段系統的組成言語風格手段系統首先是由語言中具有風格色彩的成分組織而成。高名凱先生分別從同義詞和非同義詞兩個角度進行說明。在同義詞角度，一方面，詞匯系統中有較多例證，如“勇敢”、“英勇”、“神勇”、“膽子大”等同義詞形成不同風格，再如“媽媽”和“母親”在親昵程度上的差距帶來的言語風格色彩的差別。另一方面，語法的差別也對言語風格的差別造成了影響，如“兒化”，有時可以造成第一性詞位義素的差別，有時可以表示不同的言語氣氛，進而影響言語風格。在非同義詞角度，高名凱先生以“阿彌陀佛”為例，表達沒有同義詞的詞匯也能對言語風格產生影響。這些詞語大都為外來詞——為我們本土詞匯所缺乏，但是在特殊的場合確實能夠構成特殊的言語氛圍，如一些宗教詞匯容易形成莊重、正式、虔誠的言語格調。我認為，總得來說，在表現言語風格的差異上，詞匯的作用較語法直接、顯著，因為語法的作用大都集中于一些義素相關或相同的詞，在非同義詞上難有作為，我們調整言語風格最直接、常見的方式即更換詞語。然而，若是涉及句法，及語法上語序的調整等對言語風格的影響自然又另當別論——雖然句法的調整大都集中于影響句子的表情作用，但是由于表情與言語風格相關（這點，后文將繼續討論），我們不能排除語法，尤其是句法對言語風格的影響。在“非語言的成分”這一部分，高名凱先生提出了以下幾個觀點:一、表情色彩和風格色彩的區別和聯系。較多的語言學家如巴里在風格和表情的問題上混淆了二者的區別。而事實上，風格和表情是兩種不同的現象，按照表情的性質來把風格加以分類，缺乏統一性和完整性。高名凱先生認為我們可以從風格和表情的作用來說明語言中表情成分和表風格成分的不同：“感情的表達是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都能有的，并且在不同的時間或不同的場合中可以是相同的？?風格是人們在特殊的交際場合中，為了完成特殊的交際任務而形成的特殊言語氣氛②”。例如，從表達同一種感情、置身不同場合角度來談，我們對帝國主義的憤怒的感情可以在政論文章中，也可以在公文尺牘里，更可以在即興演說中，這三種形式表達的效果均是一①②高名凱，《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462頁高名凱，《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465頁種感情。而同樣情感的表達，從言語風格角度看，政論文章有固定的詞匯用法，我們必須對之加以正確運用并達到文章觀點鮮明，富有邏輯性的要求；而公文尺牘則要求我們簡潔、精準；即興演說的言語的運用大都集中于感情色彩強烈、富有吸引力和個性化的詞匯。從不同的感情、同一種場合角度來談，比如奧巴馬和羅姆尼的電視辯論，他們可以根據對方的言辭隨時回復、表達不同的感情，但是他們都必須遵循適應場合的原則，即言語的運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有感情等方面的差異，但都必須是適應電視辯論場合的言辭，不能隨心所欲。以下是我對表情色彩和風格色彩的差異理解分析圖，其中“/表示具有多樣性，情感的限制條件下是否具有多樣性，前者感情受限制，后者受場合限制 表情色彩側重于表達發話者感情，相對而言不受場合限制；風格色彩側重于適應場合，相對而言無情感區分。同時，高名凱先生指出了風格和言語感情的聯系：言語感情可以作為體現言語風格的手段：“具有表情色彩的語言成分是語言所具備的，他們本是也是語言成分，但其本身卻不是表風格的語言成分，只是在某種特殊的配合下可以起體現某種言語風格的作用罷了”①。對于高名凱先生的表述，我是這樣理解的：表情色彩與風格色彩是根據不同的標準區分出的兩個不同概念，但是二者的部分所指具體對象，即相關詞匯，有所重疊，因而言語中的表情成分可以作為言語風格的表現手段。但是，高名凱先生未提及風格對于表情的作用。我認為，風格色彩對表情色彩也是有一定影響的。正如上文所說，二者概念的部分所指對象重疊，這部分重疊既然對象可以輔助風格，那么也可以輔助表情。舉例而言，在嚴肅的風格氛圍中（如報告會），我們的感情也會相對客觀、冷靜，而在一些氣氛輕松的場合（如同學會），我們的感情大都偏向欣喜、愉快。總而言之，表情色彩和風格色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彼此替換，也不能以對方作為劃分標準，但是二者相互影響。二、非語言的風格表達手段也可以表達言語風格。高名凱先生明確指出：“具有風格色彩的詞匯成分、語法成分（包括詞法和句法）或語義成分、語音成分都是語言的風格成分，超出這范圍的風格手段就是非語言的風格手段。例如運用詞或固定詞組來表達隱喻的時候，這種隱喻就是語言的風格手段；超出個別詞語的范圍，例如語言成分的各種組合方式，全篇散文或全篇韻文所體現的隱喻，就不是語言的風格②成分或風格手段，而是非語言的風格手段”。對于這段話，我是這樣理解的：“運用詞或固定詞組來表達隱喻”，我聯想到眾多古詩詞中的意向，如“月”讓人想起故鄉，“梧桐”讓人①高名凱，《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466頁憂愁，“秋景”大都是悲景，這一部分的隱喻是語言現象，也是文化現象。而“全篇散文或韻文所體現的隱喻”，讓我聯想到的是一些比喻色彩濃重的古文，韓語的《馬說》，“千里馬”和“伯樂”各有所指，莊子的《逍遙游》，這個故事也有豐富的隱喻意義，二者都為了適應某種目的或場合，也形成了各自的特殊氛圍或格調，《馬說》樸實之中有一絲懷才不遇之氛圍，《逍遙游》則汪洋恣肆，自在其中。這些手段雖是非語言的，但是卻是重要的和被普遍運用的風格表達手段。四、 風格手段階級性分析高名凱先生認為風格手段可以有階級性也可以沒有階級性。首先，要看風格手段系統是哪一種言語方言。高名凱先分別舉出了古代公文程式和現在（50-60年代）我國社會中反革命分子進行斗爭時所用的言語方言的例子，認為前者是固定格式，不具有階級性；后者是解放之后的我國社會里才有的交際場合，是特有的言語方言，具有階級性。其次，漢語中某些詞具有意識形態色彩，如“小姐一一姑娘”。最后，感情具有階級性，而表情色彩的集中運用可以構成某種風格，因而在某些場合言語方言具有階級性。高名凱先生關于言語風格階級性的分析在我個人看來對本文的論述不甚有影響，是可有可無的部分。從歷時角度分析，高名凱先生對于語言階級性的關注受時代背景影響，本書創作于上世紀50-60年代，當時的中國深受蘇聯思想印象（這也是本書的整體思路為馬克思唯物辯證主義的原因之一），階級斗爭是關注點，故而這樣的思路也是情理之中。五、 言語方言種類分析在這一部分，高名凱先生主要談了兩個問題:首先，高名凱先生討論了劃分言語方言，即言語風格手段系統的標準。這是確定言語方言種類首先要回答的問題。高名凱先生談了一些傳統觀點：一、體裁原則作為劃分標準。自然，這個觀點站不住腳。同樣的體裁可以營造不同的格【篇二：《語言論》讀后感】《語言論》讀后感薩丕爾作為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顯然對“什么是語言”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全書的第一章就闡述了其對于語言本質的看法。對于語言，我們太過熟悉，正因為如此，對它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容易。首先，薩丕爾將走路與說話進行比較，以此來說明“語言是一種非本能性的、獲得的、‘文化的’功能”（《語言論》第4頁）。在這里，突出強調了“文化的”功能，即將語言的本質屬性放到人類社會的大環境中考慮，加強了言語與社會環境的關系，這也是薩丕爾作為人類學家與眾不同的著眼點。作者認為更改一個人的生活的社會環境完全能夠改變這個人的言語，他的言語的形成有賴于周圍人們的言語，“正象不同民族之間，宗教、信仰、習俗、藝術都有差別一樣”，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參雜了大量的人的因素，以及社會長期積淀下來的“習慣”。為了論證語言的“非本能性”，作者又將語言中的象聲詞和感嘆詞抽出來進一步說明語言是“人腦的創作，想象力的發展”（第7頁）。這個觀點當然無可厚非，在論證過程中，作者將象聲詞定位在對于自然聲音的“摹擬”上，象聲詞，顧名思義，我們很容易認識到它是對自然界固有聲音的模仿；但是作者認為感嘆詞同樣也是“自然聲音的習俗的定型”（第5頁），這就讓我產生了一些困惑：如果說我們慣用的感嘆詞，例如：“啊”“噢”“哇”等是對自然的模仿，那么那么它們又是對自然界中哪些聲音的模仿吶？不能否認感嘆詞的來源與其他語言成分一樣來自于自然所啟發的、人腦的創作，但既然肯定了其與自然聲音的聯系，我認為為了確保論證的嚴密，就應該加上相關的例證，使得結論更加的可信。在說明了語言不是什么之后，作者為語言下了一個可用的定義：“語言是純粹人為的，非本能的，憑借自覺地制造出來的符號系統來傳達觀念、情緒和欲望的方法”。這個定義概括了前人“語言是一種交際工具”和“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這兩種觀點，并把它們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從文中可以發現，薩丕爾并不否認心理一物理基礎對于語言的必需性，但是，他認為，語言的研究決不是對于作為語言基礎的生理學和心理學方面的研究，而應當是討論語言一一“這個任意性符號系統的功能和形式”。薩丕爾認為語言的本質在于“把習慣的、自覺發出的聲音（或是聲音的等價物）分派到各種經驗成分上去”（第10頁）。薩丕爾還特別點明，這里的“經驗”并不是各個的、個別的經驗，而是人們所共有的簡化了的抽象出來的概念符號，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思維”這個問題。在這樣的框架內，薩丕爾開始著手討論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作者認為語言不但是交際的工具，而且也是思維的工具，沒有語言，思維是不可能的。思維活動，尤其是抽象思維活動，必須借助于語言，不能離開語言而單獨進行。乍一看這一觀點十分接近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觀念是不能離開語言而存在的”，但細究一下還是有很大差異的。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語言使用并不總與概念有關，一個個單個概念的聯合可能并不具有概念的意味，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語言就是這樣一種為個別印象所占據的東西，在更高的水平面上，譬如焦點中只有抽象的概念和它們的關系的心理狀態，它仍然和意識的內在內容平行。因此，從語言的觀點發出，按照薩丕爾德說法，思維的定義可以是：“言語的最高級的潛在的（或可能的）內容，要達到這內容，聯串的言語中的各個成分必須具有最完滿的概念價值”（第13頁）。作者將語言界定在符號的表現的最高、最概括的水平上的思維的外表，認為思維將語言的內容精煉的解釋了之后，便能從語言中看出思維。因此語言決不是“貼在了完成了的思維上的標簽”，作為一種結構來看，它的的內面是思維的模式。在這一層面上，薩丕爾區分了語言與思維。對于語言與思維，作者還認為他們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語言的成長要充分依賴思維的發展，當原有的語言不足以表達人類的思維時，人們便借助想象等方法創造出更多的新的語言成分。另一方面，思維的運作是通過語言來完成的，或者說，語言是思維的工具，語言只有在思維過程中運用才有存在的意義，當人腦在進行想象或推理的時候，就巳經默默念出了一連串的語言成分。薩丕爾用一個形象的比喻，道明了語言與思維的這種相互作用：“工具使產品成為可能，產品又改良了工具”（第15頁）。I=J最作者對于語言與思維的論述看似十分辨證，與馬克思等唯物主義哲學家的觀點沒有多大差別，但是我們還是能在字里行間發現作者對“語言決定思維”的片面強調，以及對“語言先于思維”的強烈暗示。薩丕爾說：“正象數學推理非借助一套適當的數學符號不能進行一樣，沒有語言，思維的產生和日常運用未必更能想象……作者本人頗以為許多人覺得能不用語言來思想，甚至推理，只是一種錯覺”（第14I=J最【篇三：《語言論》讀書報告】言語風格與言語方言——《語言論》讀書報告拜讀高名凱先生的《語言論》后，發現其中第三部分“語言的起源和發展”篇幅最長，折射出較為廣泛的社會文化內容一于語言起源的各種推測及相關充分或者不充分的例證引起我對人類文化起源的興趣，影響語言發展的眾多因素及內因和外因的爭論與確定引導我思考事物本質，語言在歷史過程中的分化與統一啟發我暢想歷史知識，對語言發展前景的展望等內容開闊我的視野，《語言論》集中于語言知識的同時又滲透著歷史、人文氣息，凸顯了語言深刻的社會本質、豐富的內部結構、精深的歷史淵源，讓我愛不釋手。尤其是其中的第三章第三節"言語風格與言語方言”，與我以往對相關概念的認識大相徑庭，顛覆我對言語風格和言語方言的認識和標準，故而我反復咀嚼，品位其中差異，收獲良多。因此，我就這一節內容簡要談談我的想法。一、概念：言語方言、言語風格、言語風格手段在本節伊始，高名凱先生明確了相關概念，我們且來看看高名凱先生明確概念的步驟和思路。（一）重復“言語”的概念高名凱先生首先重復了“言語”的概念“言語是人們的交際行為，人們對語言機能的具體運用（包括對語言的運用）及運用語言所形成的結果。一般地說，這結果就是言語作品，①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話”。關于“言語”的概念，高名凱先生在本書第一部分第五章“語言和言語”第一節“語言和言語的區別”已有相關論述，并通過小說《三國演義》中人物話語②進行舉例論證，應當說，“言語”概念已較為明晰。此處重復闡述，既是幫助讀者回憶基礎知識、接納新知識，也是為了讓文章行文更加自然流暢。（二）提出“言語方言”的概念高名凱先生在本書第一部分“語言的社會本質”的第五章“語言與言語”和第六章“語言的變體”已分別對“言語”和“方言”進行了闡釋，并在本書第三部分“語言的起源和發展”的第三章“語言的分化”對地方方言、親屬方言、社團方言進行分析，反復運用了"方言”的概念，讓我們明確在現代語言學中，方言指的是語言的分化，而不是我們通常所指的地方性語言形式，即所謂的地方之言，進而總結出言語方言的概念：“由于特殊的交際場合和交際目的的經常化，為了適應這種環境而經常得運用某些固定的詞匯成員、語法成分，甚至于運用特別為了適應這種交際場合和交際目的的特制的表達手段，人們就可能把這些固定的詞匯成員、語法成分和特制的表達手段組織成一套特殊的表達手段的系統，這種特殊的表達手段的系統就稱為言語方言”③。明確概念之后便是對概念的分析，此處共有四個句子，其中“交際場合”和“交際目的”二詞共出現三次，如此高的頻率也說明了高名凱先生對“言語方言”概念解讀的關鍵詞“交際場合”、“交際目的”的強調。①高名凱，《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455頁高名凱，《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96-98頁③（三）由言語方言與言語風格的關系引出言語風格高名凱先生在闡述“言語方言”的概念之后指出“言語方言”對“言語風格”表達的作用，進而引出“言語風格”概念。高名凱先生認為傳統語言學家們沒有把握“言語風格”的本質，因而主觀地將它認定為“神韻”、“氣勢”等，令人難以捉摸。真正的言語風格應從語言的交際職能來理解：“語言中的風格就是語言在不同的交際場合中被人們運用來適應這種交際場合，達到某一交際目的時所產生的特殊的言語氣氛或言語格調”①（關于引用原文而出現的“語言風格”一詞，高名凱先生曾自注“更確切地說應該是言語風格”，為了配合習慣說法及尊重其他語言學家的論述，高名凱先生并未更改，本文撰寫時考慮到概念的精確性，直接采用“言語風格”這一說法）。隨后，高名凱先生指出蘇聯的部分語言學家們混淆了“言語風格”和“言語風格表達手段”這兩個概念：“言語風格是言語的某種氣氛或格調的表達手段，而風格的表達手段則是構成這種氣氛或格調的表達手段”②。以下是我根據高名凱先生的論述形成的關于“言語風格”，“言語風格的表達手段”、“言語方言”的理解：言語風格的表達手段、言語方言、言語風格關系圖以科學論著為例，科學論著的言語風格是嚴謹、簡練，實現這一種言語風格的表達手段是言語上科學術語的運用，而當科學術語系統化，形成一整套表達某個科學領域的專門詞匯系統，就是科學論著的言語方言。二、言語風格組成成分分析高名凱先生認為“言語風格”可以由“語言中帶有風格色彩的成分”和“非語言成分”①②高名凱，《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456頁兩部分組成。在“語言中帶有風格色彩的成分”這一部分，高名凱先生提出了以下幾個觀點：一、 個別孤立的風格手段不能構成言語風格。高名凱先生也正是用言語風格的這個特點來反駁蘇聯語言學家索羅金主張的“現代俄語已經沒有語言風格的存在”的觀點——索羅金在論證時所舉的例子均是個別的言語風格手段。二、 言語風格表達手段的系統性。高名凱先生以科學論著為例，強調了言語風格表達手段的系統性，即言語風格表達系統能夠被稱為“言語方言”的原因。三、 不能混淆“言語風格”和“語言特點”兩個概念。高名凱先生從歷史角度說明了“言語風格”和“語言特點”的區別：“作為整個語言來說，它可以在歷史發展的某一個時期中沒有分化成不同的言語方言，然而它卻隨時都有它的①不同于其他語言的特點”。另外，高名凱先生還以漢語為例說明了在實際問題中“言語方言”與“語言特點”所指的對象的區別：漢語的言語風格指的是漢語在某種交際場合為適應某種交際目的形成的言語氣氛或言語格調，漢語的語言特點則是指漢語不同于其他語言的特點。三、言語風格手段系統的組成言語風格手段系統首先是由語言中具有風格色彩的成分組織而成。高名凱先生分別從同義詞和非同義詞兩個角度進行說明。在同義詞角度，一方面，詞匯系統中有較多例證，如“勇敢”、“英勇”、“神勇”、“膽子大”等同義詞形成不同風格，再如“媽媽”和“母親”在親昵程度上的差距帶來的言語風格色彩的差別。另一方面，語法的差別也對言語風格的差別造成了影響，如“兒化”，有時可以造成第一性詞位義素的差別，有時可以表示不同的言語氣氛，進而影響言語風格。在非同義詞角度，高名凱先生以“阿彌陀佛”為例，表達沒有同義詞的詞匯也能對言語風格產生影響。這些詞語大都為外來詞——為我們本土詞匯所缺乏，但是在特殊的場合確實能夠構成特殊的言語氛圍，如一些宗教詞匯容易形成莊重、正式、虔誠的言語格調。我認為，總得來說，在表現言語風格的差異上，詞匯的作用較語法直接、顯著，因為語法的作用大都集中于一些義素相關或相同的詞，在非同義詞上難有作為，我們調整言語風格最直接、常見的方式即更換詞語。然而，若是涉及句法，及語法上語序的調整等對言語風格的影響自然又另當別論——雖然句法的調整大都集中于影響句子的表情作用，但是由于表情與言語風格相關（這點，后文將繼續討論），我們不能排除語法，尤其是句法對言語風格的影響。在“非語言的成分”這一部分，高名凱先生提出了以下幾個觀點：一、表情色彩和風格色彩的區別和聯系。較多的語言學家如巴里在風格和表情的問題上混淆了二者的區別。而事實上，風格和表情是兩種不同的現象，按照表情的性質來把風格加以分類，缺乏統一性和完整性。高名凱先生認為我們可以從風格和表情的作用來說明語言中表情成分和表風格成分的不同：“感情的表達是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都能有的，并且在不同的時間或不同的場合中可以是相同的……風格是人們在特殊的交際場合中，為了完成特殊的交際任務而形成的特殊言語氣氛②”。例如，從表達同一種感情、置身不同場合角度來談，我們對帝國主義的憤怒的感情可以在政論文章中，也可以在公文尺牘里，更可以在即興演說中，這三種形式表達的效果均是一①②高名凱，《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462頁高名凱，《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465頁表情色彩與風格色彩區別分析圖觀察上圖，我們發現，表情色彩與風格色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區分是在場合或情感的限制條件下是否具有多樣性，前者感情受限制，后者受場合限制——表情色彩側重于表達發話者感情，相對而言不受場合限制；風格色彩側重于適應場合，相對而言無情感區分。同時，高名凱先生指出了風格和言語感情的聯系：言語感情可以作為體現言語風格的手段：“具有表情色彩的語言成分是語言所具備的，他們本是也是語言成分，但其本身卻不是表風格的語言成分，只是在某種特殊的配合下可以起體現某種言語風格的作用罷了”①。對于高名凱先生的表述，我是這樣理解的：表情色彩與風格色彩是根據不同的標準區分出的兩個不同概念，但是二者的部分所指具體對象，即相關詞匯，有所重疊，因而言語中的表情成分可以作為言語風格的表現手段。但是，高名凱先生未提及風格對于表情的作用。我認為，風格色彩對表情色彩也是有一定影響的。正如上文所說，二者概念的部分所指對象重疊，這部分重疊既然對象可以輔助風格，那么也可以輔助表情。舉例而言，在嚴肅的風格氛圍中（如報告會），我們的感情也會相對客觀、冷靜，而在一些氣氛輕松的場合（如同學會），我們的感情大都偏向欣喜、愉快。總而言之，表情色彩和風格色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彼此替換，也不能以對方作為劃分標準，但是二者相互影響。二、非語言的風格表達手段也可以表達言語風格。高名凱先生明確指出：“具有風格色彩的詞匯成分、語法成分（包括詞法和句法）或語義成分、語音成分都是語言的風格成分，超出這范圍的風格手段就是非語言的風格手段。例如運用詞或固定詞組來表達隱喻的時候，這種隱喻就是語言的風格手段；超出個別詞語的范圍，例如語言成分的各種組合方式，全篇散文或全篇韻文所體現的隱喻，就不是語言的風格②成分或風格手段，而是非語言的風格手段”。對于這段話，我是這樣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