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盤山特困片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互動關系研究

摘要：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六盤山特困片區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強力抓手。以六盤山特困片區典型區域甘肅慶陽市為例，基于2000-2017年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相關數據，運用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構建回歸模型等計量分析方法實證檢驗六盤山特困片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結論表明，慶陽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呈現長期穩定均衡關系，且具有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區域經濟整體實力增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帶動作用明顯強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因此，要在加速推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大力營造優質營商環境，堅持問題導向補齊發展短板，力促非公有制經濟實現超常規跨越式發展。Key：六盤山特困片區;非公有制經濟;經濟增長;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一、引言黨的十九報告明確強調，“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要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改革開放40年來，非公有制經濟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穩增長、調結構、促創新、增就業、惠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可或缺力量。數據表明，非公有制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1]。甘肅省慶陽市作為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典型代表，是國家六盤山特困片區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其所轄慶城、環縣、華池、合水、寧縣、鎮原、正寧7縣均屬特困片區縣，西峰區屬甘肅“插花”型貧困縣[2]。長期以來，由于當地近70%的農戶住在山區，加之自然條件嚴酷、經濟基礎薄弱、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民技能單一等多因素制約，使得區域脫貧攻堅工作異常艱巨。而非公有制經濟作為極具活力、最富創新意識和最關乎民生的經濟領域，是公認的百姓經濟、就業經濟和富民經濟，已成為連片特困片區破解深度貧困難題、全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力量。慶陽市作為甘肅唯一的革命老區，近年來在國家一系列政策的有力支持下，非公有制經濟持續發展壯大，已成為拉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據統計，2017年慶陽全市非公經濟市場主體總數達到11.4萬戶，較上年新增1.08萬戶，增長10.51%;非公有制經濟完成增加值215億元，同比增長4%;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35.8%[3]，同比提高1.4個百分點。顯而易見，非公有制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喜人格局在慶陽已初步形成，非公有制經濟已逐步成為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拉動城鄉居民增收、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強力抓手。有鑒于此，有效審視和評估非公有制經濟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可為六盤山特困片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實現非公有制經濟跨越式發展提供參考借鑒。二、文獻綜述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互動關系的研究，已成為學界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趙英軍、張均苗（2001）基于浙江1978—1998年的相關數據，剖析了所有制結構變革對工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是非國有經濟的超常發展帶動了資源配置效率提高進而拉動了經濟增長[4];秦璐（2002）研究認為，西部地區要借鑒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成功經驗，從制度創新、發展優勢產業特色經濟、加大政策扶持落實等方面入手，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使之成為西部開發中的新的增長點之一[5];徐芳、賈彥東（2003）基于四川1980—2001年的統計數據，利用相關性分析、回歸分析等手段對非公有制經濟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探究，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比公有制經濟更能促進經濟增長且在經濟增長進程中處于主動地位[6];刁懷宏（2004）研究指出，非公有制經濟即民營經濟已日益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民營經濟不可逆轉地成為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之一[7];宋冬林、趙新宇（2005）以吉林省為研究對象，利用回歸分析方法測算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和對外開放程度三個制度變量對經濟增長影響力的大小，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較為強烈[8];何莉（2006）基于1994—2005年民營企業進、出口和我國GDP數據進行協整分析，利用EG兩步法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發現民營企業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十分顯著[9];王靚等（2007）基于協整理論對1991—2005年中國個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和國內生產總值進行實證研究，結論是兩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呈現短期動態調整機制[10];朱春蘭（2008）基于浙江11個地級市民營企業出口貿易總值和區域生產總值數據，建立面板數據模型檢驗民營企業出口貿易對區域經濟影響，發現民營企業出口貿易對GDP增長影響顯著且作用持續增大[11];楊冬梅、冀相豹（2010）采用狀態空間模型構建經濟增長與私營經濟關系之間變參數模型，用卡爾曼濾波估計山東私營經濟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是私營經濟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彈性隨時期不同而顯著波動，但總趨勢上升[12];馮利英、李海霞（2010）基于內蒙古統計數據，采用灰色關聯方法分析評價非公有制經濟與區域經濟增長相關性，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度量非公有制經濟要素投入對其發展的貢獻，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是規模報酬遞增[13];黃澤海、何靈（2013）以懷化為研究對象，探究非公有制經濟與城鎮化二者間的耦合機制機理和有效耦合發展模式，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和城鎮化之間存在密切聯動效應且耦合協調呈“長期性、交互式”演進特征，政府應采取措施力促其形成良性互動機制[14];謝松（2013）基于貴州2005—2011年有關數據，對非公有制經濟增長及其分產業構成增長對貴州經濟增長以及其各產業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數量測度，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顯著且逐步成為推動三次產業增長的主要力量[15];何國君（2015）基于《成都統計年鑒》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與地區生產總值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且非公有制經濟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規模報酬遞增效應[16];呂艷麗等（2017）基于蘭州市1985—2015年時間序列數據，運用協整檢驗、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等方法對非公經濟、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等之的關系進行研究，結論是非公經濟、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調整特征[17];林毅夫（2018）指出民營經濟是推動經濟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主力軍，未來民營經濟發展將對國家做出更大貢獻[18];白永秀等（2019）研究認為，改革開放的過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由弱到強、走向世界的過程[19]。綜觀已有文獻發現，多數研究從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視角開展理論與實證分析，而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同經濟增長之間雙向互動關系的研究涉及不多。同時，現有研究對象多集中在國家、區域和省級層面，對地市（州）級層面的研究面涉及不多且主要以經濟基礎相對較好的省會城市為主，而對特困片區典型區域甘肅慶陽市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有鑒于此，本文選取2000—2017年間慶陽市經濟增長與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相關數據，基于ADF檢驗、協整檢驗、構建回歸模型、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計量方法手段對慶陽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互動關系進行實證檢驗，旨在為促進六盤山特困片區非公有制經濟與區域經濟協同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政策借鑒，并提切合實際的加快特困片區非公有制經濟實現超常規跨越式發展的對策建議。三、慶陽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實證分析（一）變量選擇與數據處理本文選取數據主要來源于《慶陽年鑒》（2001—2018）、《甘肅年鑒》（2001—2009）、《甘肅發展年鑒》（2010—2018）、《甘肅調查年鑒》（2013—2018）。為剔除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及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的影響，本文研究采用人均數據。選用慶陽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代表區域經濟增長水平，采用相應時間段的人均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NAP）代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考慮到價格變動因素影響，本文利用人均國內生總值指數（2000=100）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進行實際折算，采用慶陽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2000=100）對人均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進行平減折算。同時為消除異方差現象，對時間序列變量數據采用自然對數轉換處理方式，處理后的變量記為LNGDP和LNNAP，相應一階差分序列分別記作ΔLNGDP、ΔLNNAP，所有檢驗過程均利用Eviews9.0軟件完成。（二）數據平穩性檢驗為杜絕時間序列數據可能引致的偽回歸現象，必須對所選取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以避免偽回歸問題出現。本文采用常用的ADF檢驗方法來檢驗序列LNGDP和LNNAP的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1。根據表1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原時間序列LNGDP和LNNAP均接受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說明這2個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因而進一步對其一階差分序列ΔLNGDP和ΔLNNAP開展ADF單位根檢驗。檢驗結論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檢驗值均小于臨界值，說明一階差分序列ΔLNGDP和ΔLNNAP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假設，一階差分序列是平穩序列，即ΔLNGDP和ΔLNNAP是一階單整序列（LNGDP～I（1）和LNNAP～I（1）），可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初步構建如下模型：式（1）中，β0和β1是待估參數，其中β0代表常數項，β1代表LNGDP與LNNAP之間的彈性系數，μt代表模型殘差序列。（三）變量協整關系檢驗由前述平穩性檢驗結果可知，區域生產總值與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兩變量的時間序列是一階單整，這就為進一步開展協整分析提供了前提條件。而要具體深入探究區域生產總值與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之間是否具備協整關系，首先須做兩變量之間的回歸，接著對回歸方程殘差進行平穩性檢驗。依據式（1）采取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得到LNGDP與LNNAP之間關系模型如下：根據方程（2）回歸結果，方程擬合優度較低，整體解釋能力不強。因此，進一步對方程（2）的殘差進行ADF檢驗，發現其殘差非平穩，結合拉格朗日乘數（LM）檢驗法，可知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原模型存在2階序列自相關。因此，采用廣義差分法來消除自相關影響，獲得新模型估計結果如下：方程（3）結果表明，該回歸模型具有較高的擬合優度，整體解釋力較強。對上述廣義廣義差分后的模型再進行拉格朗日乘數（LM）檢驗，發現該模型干擾項已不存在自相關性。接著對方程（3）式的殘差進行ADF檢驗，獲得ADF檢驗統計量值是-4.746452，小于10%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1.606129，表殘差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屬平穩序列，進一步說明了區域國內生產總值與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之間的協整關系。同時，由回歸方程（3）可以明確看出，慶陽市區域生產總值與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之間存在較強正相關性，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擴大1%，區域生產總值將會增長約0.37%，說明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顯著帶動了區域經濟增長。基于同樣原理方法，以人均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作為（LNNAP）作為回歸方程被解釋變量，區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解釋變量，構建回歸方程。結果顯示，區域經濟增長與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之間的彈性系數是0.8，即區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加1%，相應的人均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提升約0.8%，說明區域經濟發展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助推作用更為明顯。綜上所述，甘肅慶陽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雙方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但區域經濟發展整體實力增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作用系數顯著高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系數。（四）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協整關系檢驗表明，甘肅慶陽市區域經濟增長與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之間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但兩者之間是否具備確切的因果關系還需要深入探究。本文借助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進一步明確區域經濟增長與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之間是否構成時間上的因果關系。而Granger因果檢驗法重要前提是確定最佳滯后期，參照LR、FPE、AIC、SC、HQ五個滯后階數評價準則，通過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最后確定Granger因果檢驗最佳滯后期為1，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3檢驗結果可知，在滯后期為1階的情形下，甘肅慶陽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明顯的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具體來講，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LNNAP不是LNGDP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拒絕LNGDP不是LNNAP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即區域經濟增長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Granger原因，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區域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四、結論與建議（一）研究主要結論本文選取六盤山特困片區典型區域甘肅慶陽市2000—2017年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相關數據，運用ADF檢驗、協整檢驗、構建回歸模型、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計量方法手段，實證考察了慶陽市區域經濟增長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之間互動關系，獲得研究結論如下：1.協整關系檢驗顯示，慶陽市區域經濟增長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之間具備長期穩定均衡關系。具體來講，基于LNGDP和LNNAP兩變量建立的回歸模型反映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正向關系，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區域經濟增長，而區域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強力促進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壯大。2.回歸方程結果表明，慶陽市區域經濟增長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遠高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彈性系數是0.37，區域經濟增長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彈性系數是0.8。3.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指出，在滯后1階情形下，慶陽市區域經濟增長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之間存在明顯的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即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區域經濟增長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拒絕區域經濟增長不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二）對策建議1.加速推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優質環境。實證分析結論指出，慶陽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呈現長期均衡關系，且長期內區域經濟增長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更為顯著。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夠為非公有制經濟持續發展壯大打下堅實基礎，持續注入動力源泉，創造優質發展環境。改革開放尤其是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慶陽市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就，城鄉居民收入穩步提升，生活水平和質量大大改善。但總體上來講，慶陽仍屬欠發達地區，經濟綜合實力不強，發展不均衡、不協調問題突出，經濟發展質量效益亟待提升，同甘肅全省、全國平均指標相比，差距頗為顯著。數據顯示，2017年慶陽區域生產總值僅占甘肅全省7.8%左右，區域人均生產總值分別是甘肅全省、全國平均水平的91%、43.6%;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有全國平均水平的75%和60%。可見，對于六盤山特困片區典型區域慶陽市而言，必須始終堅持把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視為第一要務，要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新理念為指導，全力推進區域經濟社會超常規跨越式發展。要加快推進政府職能、市場體系、農業農村、財稅、投融資、社會治理等重點領域全面深化改革進程，緊抓“精準脫貧攻堅示范區、國家能源戰略重要接續區、西北綠色農產品加工貿易區、特色文化旅游融合發展創新區、黃土高原生態安全屏障試驗區”[20]等戰略建設機遇，主動對接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堅持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扎實做好“轉方式、調結構、換動能、強弱項、補短板”等關鍵工作，著力推動慶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同時，非公有制經濟是穩定經濟的重要基礎，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21]。要實現慶陽市非公有制經濟新發展，必須堅持以打造優質營商環境為前提，從加大政策扶持、重視權益保護、化解融資難題、加快轉型升級等途徑入手，凝聚加快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強大合力，消除阻礙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種種牽伴，激發區域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提升非公有制經濟綜合競爭力，為加速區域新舊動能轉換、增強經濟整體實力做出新貢獻。2.堅持問題導向，力促非公有制經濟實現超常規跨越式發展。實證分析表明，慶陽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兩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這說明在六盤山特困片區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有助于促進城鄉居民增收，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當前甘肅慶陽市非公有制經濟雖取得了長足發展，但同全國乃至周邊省區發展相比，經濟規模小、市場主體少、發展速度慢、發展層次低、競爭力差等短板問題依然突出，嚴重阻礙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2016年印發的《慶陽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2020年非公有制經濟占GDP比重提高到50%左右[20]。而2017年慶陽市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僅為35.8%，顯然面對當前不平衡不充分發展與生態環境脆弱的雙重壓力，慶陽市要在不足2年時間內完成非公有制經濟占據國民經濟“半壁江山”的目標，難度可想而知。有鑒于此，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加速補齊發展短板，力促慶陽非公有制經濟實現超常規跨越式發展。一是加快推進“放管服”改革進程，徹底清除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玻璃門”、“彈簧門”和“旋轉門”，全面貫徹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確保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進入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和業務，切實為非公有制企業“降門檻、減手續、添動力”，持續提升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切實增強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支持力度;二是非公有制企業要主動作為，重視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培養，要將實施創新驅動作為實現高質量發展重要抓手，緊抓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不斷推進科技、信息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從加快科技、產品、管理、商業模式創新等環節入手，不斷加大研發投入，構建企業為主、市場導向、產學研融合的創新體系，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形成特困片區發展新動能;三是強化非公有制企業自身能力建設，完善企業現代管理制度，加大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相關政策的知曉落實力度，助力非公有制經濟“優結構、轉方式、提質量”。加快實施人才優先戰略，增強非公有制企業人才隊伍建設水平質量，不斷健全人才培養引進機制，在做好企業內部人才繼續教育的同時，培養和引進發展急需的實用性人才，有效發揮人才引領發展作用。Reference：[1]李義平.中國發展離不開非公經濟[N].經濟參考報，2018-10-24，（005）.[2]高翔.甘肅慶陽：扶貧只看行動成效就看百姓[N].隴東報，2016-04-07，（001）.[3]慶陽市統計局.慶陽年鑒2018[G].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175.[4]趙英軍，張均苗.所有制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析——以浙江為案例[J].浙江學刊，2001，（4）：42-44.[5]秦璐.西部開發與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J].廣東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1）：1-3.[6]徐芳，賈彥東.非公有制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基于四川的實證分析[J].財經科學，2003，（5）：103-106.[7]刁懷宏.民營經濟、民間金融與經濟增長研究[J].理論與改革，2004，（2）：87-90.[8]宋冬林，趙新宇.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以吉林省為例[J].經濟縱橫，2005，（1）：64-66.[9]何莉.協整分析與誤差修正模型——從增長率看民營企業進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J].經濟經緯，2006，（3）：108-110.[10]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