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壓艙石〃的人文學——讀陳平原新書《文學如何教育》2008至2012年間，學者陳平原出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那五年里，因為工作狀態(tài)的調(diào)整，在繼續(xù)從事專業(yè)研究之余，他還寫下了數(shù)十篇文章，用他的話說，既然“雜事繁多"只好"學會了見縫插針，將開場白、演講稿、書刊序跋等，全都作為‘文章'來經(jīng)營”（《花開葉落中文系?序言》）。不過，倘假設把他的此類寫作僅視為“應酬”或者“不得已而為之”的文字，那恐怕便大錯特錯。與專業(yè)著作多以學科同行為潛在的對話對象不同，這些兼及理論性與實踐性的文章，那么需要面向范圍更大的讀者，面向公眾展開論說。可以想見，“著名學者”加“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雙重身份，使得陳平原的聲音備受關注，也讓他成為這個時代最為“可見”又最具可辨識度的人文學者之一。最近十余年間，陳平原的公共形象日漸顯豁，他在媒體上談得最多還是其深耕并且高度介入的大學改革、中文傳統(tǒng)、文學教育與人文精神等話題，陳平原的聲音“可見”且具備“可辨識度，便因如此。他喜歡在文章題目或者開篇處就鮮明地標示出自己作為“人文學者”的身份、方法與立場，例如“一個人文學者的追求與困惑”“一個人文學者的觀察與思考”。在專業(yè)分工日益細密的今天，如何以專業(yè)精神、專業(yè)態(tài)度與專業(yè)知識表達公共關懷,陳平原的做法無疑具有啟示意義。2012年，陳平原發(fā)表了《“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一文。在我看來，這是最能表達其“關注現(xiàn)實人生”的文章之一。該文呼吁北大校方應當做出硬性規(guī)定，在全校開設“大一國文”課程。而撰文的初衷，是他痛感“如今漢語的‘神圣性'與‘純潔性'正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zhàn)”。由于國情與時代風氣的嫡變,中小學階段的語文教育已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除去個別高校，大學里的“母語教育”卻依舊嚴重缺失。試想，在一個年輕人正式進入社會之前最為關鍵的幾年間，對于自己的“母語”缺乏尊重的意識、駕馭的技能，乃至必要的感覺，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將由此打下多少折扣。陳平原提醒校方與公眾，早在“五四”時期，“覺醒”的新文化人就以“國文粗通，常識略具”自詡，難道這還不應該成為我們今日的共識嗎？之所以這般號召，乃是認定“除了專業(yè)著述，我們還有義務為北大，也為中國教育做點事”。就是這樣一句樸素的話，道出了陳平原“壓在紙背的心情”。雖然從步入學界伊始，陳平原就選擇“治學之余,撰寫隨筆”,以“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但密集發(fā)聲還是近十余年的事情。在此期間，如何以文學教育為整個中國社會重建一種更為合理、得體、通達與優(yōu)雅的“知識視野”與“價值尺度”，成了陳平原念茲在茲的志業(yè)，也是他在公開發(fā)言時的一大主軸。為此，他強調(diào)“人文視野”的涵育與形成、“詩意校園”的建構與打造，關注“中文傳統(tǒng)”的康續(xù)與承傳、“文學課程”的反思與轉化，從自身從事的“現(xiàn)代文學”與“通俗文學”研究中不斷提取思想與精神資源。而在身體力行地投入“鄉(xiāng)土教材”的編寫，以及倡導把“民族文學”作為一種國民“通識”展開教學等方面,更是彰顯了他的慧眼與憂思。東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收錄了陳平原圍繞文學教育議題寫出的數(shù)十篇文章。他關于過去百余年間中國文學教育利弊得失的系統(tǒng)研究，已有專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出版。陳平原明白，面向本學科的同行、外專業(yè)的學者、決策人物與公眾,需要不同的發(fā)言姿態(tài)與策略。但有兩條原那么是他一以貫之的：一是胡適提醒的“時髦不能動”，二是其導師王瑤叮囑的“白說也要說”。前者是對于學人獨立品格的堅守，后者那么是他“為中國教育做點事”的具體實踐之一。陳平原最想說的，大概可以舉出他2016年的《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一文。曾經(jīng)在中國歷史上發(fā)揮巨大作用的人文學，在199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中日趨邊緣。作為人文學者中的一員，陳平原深感長此以往將造成嚴重后果。于是，“如何向圈外人發(fā)言，讓他們明了人文學的意義”，“或者說，如何向已達成某種默契的‘社會共識'挑戰(zhàn)，證明人文學的存在價值及開展空間”，成為了他思考的核心問題。所謂“社會共識”既包括“科技至上”的開展理念、“實用為主”的社會氛圍，也涉及高度數(shù)據(jù)化、工程化的個體存在與組織管理方式。不過，在所有這些對于人文學不利的“大勢"面前，陳平原沒有憤怒或者逃避，而是主張自省、自重并且有所承當。在他看來，“作為個體的學者，漠視潮流，我行我素，姿態(tài)很優(yōu)雅”，“可作為整體的學科，卻可能因你我過分冷漠與退卻而口漸萎縮”。要是人文學者全都以“獨善其身”為最高標準，那么勢必導致人文學的黯淡。而人文學的退場，無疑將帶來整個社會的失衡與失重。陳平原喜歡用“壓艙石”來形容人文學的作用。在航行中，壓艙石”雖不顯眼，但能使整艘大船相對平衡，不至于過分搖擺、顛簸乃至傾覆”。他從未將人文與科技、人文與實用對立起來。相反，他想要“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告訴大家，兩者之間需要一種良性的對話關系。也就是說，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每一步的開展藍圖中都應當內(nèi)含人文的角度、視野與關懷。在很多情況下，人文不必也無法成為觀察、決策與行動的決定力量，可有無這種意識，效果卻是很不一樣。我們需要速度，但也需要溫度；我們需要各美其美，但也需要美人之美；我們需要齊心協(xié)力，但也需要保有多元創(chuàng)造。而這正是壓艙石的功用所在，它作為“底色”，在文明的行健致遠中無可取代。2020年春天疫情肆虐時?，陳平原接受專訪，被問及科普讀物與文學作品的關系，他說，面對重大災難同意第一時間是科普,至于文學的療救功能，不在救急，也不在知識，關鍵是培養(yǎng)體貼與同情一一對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對于他人的高尚充滿敬意。概而言之，“一個應急，主要指向知識與理智”，“一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