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秉琦殷瑋璋-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蘇秉琦殷瑋璋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是我國考古學，特別是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一項基本任務。1979年4月，在西安召開的全國考古學規劃會議上，我們曾經提出這個問題，目的在引起各地的同志們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重視，并適當地把它列入今后的工作計劃之中。這里，我們對這個問題再作些探討，以期與同志們進一步討論。關于我國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劃分，是我國考古工作獲得飛躍發展后提到我們面前的一個新課題。近代考古學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并不長，但這一學科獲得的發展卻相當迅速。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發現無論從上下所跨的時代或涉及問題的廣度來說，都是空前的。很多空白已被填補;不少重大的課題被提到我們的面前。我國的考古學已經初步建立起自己的體系。這一切都表明我國考古學的發展已經進入新的階段。這是我們今天提出探討區、系、類型這一課題的前提。以新石器時代考古來說，解放前的工作主要局限于黃河流域的少數幾個地點，而且工作很不深入。例如仰韶文化或龍山文化，對它們的特征、分期、分布、時代等都不是很清楚的。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發現了大批新石器時代遺址，不少遺址已經試掘或正式發掘。已被命名的考古學文化有數十種之多，其中有些文化的內涵、分期、年代等都了解得比較清楚。碳十四測定年代的方法和其它自然科學手段應用于考古學，為建立比較可靠的史前時期的編年起到重要的作用，從而使這一時期的研究工作置于可靠依據的基礎之上。在這種情況下，作一些基礎性的研究，組織并推進一些重大的學術課題的研究，將有助于我們事業的發展。在我國遼闊的國土上，迄今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有六千處之多。它們的時代絕大多數是距今七至四千年間的遺存，就其文化面貌來說也諸多差異。這些差異與變化意味著什么呢?在已經命名的數十種考古學文化中，除了一部分可能存在前后承繼的關系外，其它各種考古學文化溯其淵源又是什么關系呢?過去有一種看法，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我國的民族文化先從這里發展起來，然后向四處擴展;其它地區的文化比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響下才得以發展。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在歷史上，黃河流域確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文明時期，它常常居于主導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時期內，其它地區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各地發現的考古材料越來越多地證明了這一點。同時，影響總是相互的，中原給各地以影響，各地也給中原以影響。在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之后，目前全國還有五十六個民族，在史前時期，部落和部族的數目一定更多。它們在各自活動的地域內為開發祖國，在同大自然的斗爭中創造出豐富多采的物質文化是可以理解的。目前還有這樣一種傾向:即把某種考古學文化與文獻上的某個族人為地聯系起來，把它說成是XX族的文化。從長遠來說，進行這樣一項工作可能是研究工作的一個方面;但在現在，在對各地的考古學文化的內涵、特征、與其它文化的關系以及上下的源流等的認識還很不充分，還不具備做這種探索或考訂的時候，似應先做些基礎性的研究，積累起必要的原始素材，以備為進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礎。為了進行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劃分，各地同志應立足于本地區的考古工作，著力于把該地區的文化面貌及相互間的關系搞清楚。要選擇若干處典型遺址進行科學的發掘，以獲取可資分析的典型材料。然后，在準確劃分文化類型的基礎上，在較大的區域內以其文化內涵的異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這里，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之后，有關區、系、類型的課題必將會出現突破并取得重要成果。迄至目前為止，我國已有二十四個省、市、自治區發現了舊石器時代的遺存。這說明，早在一萬年前，我國很多地方已經適合于人類的生存，繁衍，因而留下了他們進行生產勞動的蹤跡。到了新石器時代，人們活動的領域更加廣闊了，他們在征服自然界，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假如我們拿這一時期的遺址分布圖與今天的人口分布圖加以對照，那么不難發現:我國今天的人口稠密區恰恰也是古遺址分布比較密集的地區。這種情況是耐人尋味的。不過，人們所在活動地域的自然條件不同，獲取生活資料的方法不同，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應該是各有特色的。這樣，表現在他們的產品，即我們今天接觸到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器以至其它遺存所表現出的差異也就可以理解了。當時，人們以血緣為紐帶，并強固地維系在氏族、部落之中。這樣，不同的人們共同體所遺留的物質文化遺存有其獨特的特征也是必然的。今天我們恰可根據這些物質文化面貌的特征去區分不同的文化類型，同時，通過文化類型的劃分和文化內涵的深入了解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探索，以達到恢復歷史原貌的目的。由于各地區考古工作的發展很不平衡，要在今天對全國的考古學文化進行區、系，類型的詳細劃分，難度是相當大的。不過，假如我們以已公布的材料為依據，以典型的發掘材料為骨干，借助于調查試掘的材料，那么我們在目前的人口稠密地區內，依各地區文化內涵的差異和特點;它們的發展道路（階段性和規律性），及其源流等方面，可以劃分的區域當不下十塊之多。這里，我們試對這些地區的文化面貌作一些簡單的分析，跟同志們一起討論。（一）陜豫晉鄰境地區這個地區是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以來我國的腹心地區，也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區。這里工作做的較多，材料比較豐富，但問題也不少。不過，就我們所要討論的這個問題而言，有些現象是很重要的。例如丁村遺址中的出土物，與山西境內其它不同時期的舊石器時代遺存在文化面貌上有不少共同之處。有趣的是丁村遺址（汾河西岸）中也有細石器，層位關系清楚，距今二萬六千年以上，是迄今發現最早的細石器。它與沁水下川的細石器遺存，在文化面貌上也有連續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中條山北側的西陰村，還是南側的東莊村、西王村以及垣曲境內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存中，除其它特征有相似之處外，都含有細石器。這或可說明山上山下的文化之間具有承繼關系，應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探尋。至于仰韶文化，雖然武安磁山，新鄭裴李崗或華縣老官臺都發現了距今七、八千年的較早遺存，為探討仰韶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線索，可是迄今只有寶雞北首嶺遺址的下層遺存，從地層與器物兩個方面提供了較直接的可資討論的資料。眾所周知:半坡類型與廟底溝類型文化都是各有特點并經歷了很長一個階段的古文化遺存。華縣泉護村、元君廟和臨潼姜寨等地的發掘，則進一步揭示了它們的內涵。在這兩種類型的遺存中，都有小口尖底瓶（它們的形制各有特點）和彩繪的裝飾花紋（主要是魚、鳥、花卉，多為黑彩）。它們各為該兩類型的代表性器物，并在階段性變化中各具特征而可以排出序列來。但從北首嶺下層到中、上層的材料中看到，這兩種不同形制的小口瓶卻是共生平行發展的。不過，在經歷了一段時間之后，約在廟底溝類型的后期，兩者又逐漸統一起來，而為另一種新的文化型所代替。在豫北、冀南地區，被稱為后岡類型和大司空村類型的兩種遺存，也不排除與半坡、廟底溝類型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類似情況。問題在于它們本身的發生、發展（分期）與相互關系等，都缺乏必要的材料可以說明。更不能因磁山、裴李崗在這一地區，就簡單地把它們說成是這兩種類型的前身，因為還缺乏如寶雞北首嶺那樣的材料。南陽一襄陽地區的仰韶文化遺存也有特色。典型器物中的罐形釜不飾繩紋;高頸小口瓶的變化與廟底溝類型相似，但自有特點;鼎、圈座自成序列;彩陶花紋中的陰陽三角紋、葉瓣紋也自成序列。鎮平也發現了與裴李崗類似的早期遺存，可以推斷該地區的古代文化有其源流，并經歷了獨特的發展過程。（二）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圍繞泰山發現的被人們稱為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遺存比較密集，這一地區也是我國一個重要的古文化中心。有一個時期，因為工作做的不多，認識不深，出現了孤立地對待這兩種文化的情況。在兩者的關系方面，概念也很含糊。就它們的范圍來說，被不恰當地夸大了。近幾年來新發現的材料，使我們對大汶口一龍山文化的認識逐步明確了。它們分布的范圍基本上圍繞著泰山，并且自成一個系統。大汶河上游的新泰，曾經發現過舊石器地點。但是這方面的工作做的太少，所以對大汶口一龍山文化的起源還很不清楚。不過，兗州西桑園等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較早的遺存，為我們最終解決這個問題縮短了距離。特別是近年在大汶河北岸、兗州王因和滕縣北辛這三個遺址的發掘，證明它們的遺存可以相互補充。北辛是類似磁山、裴李崗那樣的單獨存在的代表，王因遺址的下層則類似北首嶺下層那樣提供了兩者間銜接關系的線索;而在大汶河北岸遺址則找到了王因——大汶口（專指已發表報告的河南岸遺址）兩者間銜接關系的線索，這樣，就可以把大汶口文化的上限推至距今七千余年。我們從器物的形態上看到，北辛的典型器類如堆紋帶腰釜跟王因等大汶口文化中的釜形鼎的發展序列互相銜接。這種鼎則一直延續到大汶口文化的后期，是大汶口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北辛發現的三足杯，不僅與王因遺址的三足杯可以銜接，近年的工作成果還表明，大汶口文化中的三足杯和它后期出現的高腳杯，都與龍山文化中常見的黑蛋殼陶杯連接起來。至于鬶的變化，是從實足變為空足和袋足。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這三種器形曾共存過一段;后來，尤其到了龍山文化中，鬶的器形才變為空足和袋足兩種。由于在幾種器類上都能看到這樣一些變化，因而使這兩種文化之間本來很模糊的關系逐漸清楚了。不過，綜合這一地區的文化遺存，可以看到兩者的活動中心卻并不完全一致。大汶口文化的分布以泰山為中心。龍山文化最初發現的蛋殼陶雖然是在歷城的城子崖，但它的老家卻在魯東南的臨沂、昌濰地區。大汶口一龍山文化的特征十分突出。除了陶器以外，生產工具中以出土大量石鏟而引人注目。這里出土的石鏟從早到晚，由厚變薄，越做越精。但是，山東境內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并非僅此一個系統。膠東半島的古文化遺存就另有特色。雖然這一帶的考古工作比較少，材料比較零散，但從半島頂端的榮成到黃縣的沿海一側遺址中看到，農耕工具很少出土，陶器中筒式的夾砂陶使用類似鉚釘狀附件作把手，甚至到了銅器時代還保持了這種傳統痕跡——在同類器上加有泥餅。假如把長島的出土物與遼東半島上旅順郭家村和長海廣鹿等地的出土物加以比較，卻可發現兩者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在長島缺乏農耕工具，而大量使用鮑魚殼作工具，甚至打制或磨制的石刀，形制也與鮑魚殼相近似。這種工具既利于切割，也便于刮削。此外，遼東半島的兩處遺址雖似缺乏用鮑魚殼制作的工具，但是，卻大量出有類似前者的石刀。這種情況，應與當時的生活方式有關。不能低估這一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山東發現的商周青銅器地點，以膠東一帶為最多。煙臺地區十七個縣市中，有十三個出有商周青銅器。不過，與偃師二里頭、鄭州二里岡相似的早商遺存卻只在濟南一帶發現。這或可說明，山東及其鄰近地區的古文化發展是經歷了獨特的道路的。（三）湖北和鄰近地區這里的考古學文化以它們的特征和變化情況及分布地域大致可分為三塊:漢水中游地區;鄂西地區;鄂東地區。屬漢水中游的南陽、襄陽地區的仰韶文化，上面曾經提到過，它們的特征是很突出的。這里是仰韶文化的邊緣地區，處于長江與黃河兩大流域的連結點上，是很值得重視的。宜昌及其周圍的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面貌也很有特色，并有其自己的淵源。命名為大溪文化的巫山大溪及縣城下壓的遺址就有時代較早的遺存，而宜都紅花套、枝扛關廟山等遺址所包含的不同時期的文化層，表明它們經歷了很長時期并且自成系統。例如:盂簋類器、盤豆類器都具有高、低圈足兩種;支座、圈座、器蓋的形制富于變化;器物上壓印有點、圓圈、方格等幾何紋樣，彩繪的绹索紋從早到晚自成系列。鄂城周圍的鄂東地區是尤為重要的一塊。雖然過去在幾個地點（京山屈家嶺、黃岡螺螄山、武昌放鷹臺、天門石家河等）做過一些工作，但材料較少，本身分層分期有困難，它們的相互關系缺乏深入分析的條件。不過，如參照其它兩個地區的材料也可以看出它曾經歷過同它們大致類似的幾個階段。如富有特色的細泥薄胎光面陶杯、碗、高頸壺、彩繪紡輪等，器表的彩繪紋樣中圓點和羅網紋的變化都有規律可尋。這三個區域的文化遺存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從物質遺存的比較研究中可以發現，一個區域與另外兩個區域的相互影響、滲透比較清楚。距今約五至四千年期間，鄂東這一塊文化的發展，對其他兩塊的影響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里迄今出有商周青銅器地點和遺址，多在洞庭湖周圍和古云夢澤的東側（即在屈家嶺文化分布區的東南側）。無論是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還是商周時期的古文化遺址在這里都相當集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在這一地區發掘的大量春秋時期楚墓所出隨葬陶器組合中頗具特色的高頸壺與高腳“鼎——鬲”或稱“楚式鬲”（在鬲的三個實腳外再附加柱狀腳構成似鼎的鬲）。前者可以追溯到屈家嶺文化，后者可以追溯到商周以前的同類器，說明這一地區文化的源遠流長。（四）長江下游地區過去對這一地區的歷史發展狀況認識不足。近十多年來的工作，使人們認識到這里也是我國重要的古文化中心之一。從這一地區古文化面貌的差異及其分布的情況來看，似可分為三個區域:寧鎮地區;太湖地區;寧紹地區。當然，它們之間既有差別，也有聯系。1、太湖地區的材料較多，對它的重要性認識也比較清楚。先后發掘的幾批材料，揭示了這一地區獨特的文化面貌和它們的變化情況。對這一地區古文化遺存認識的過程與黃河流域下游的情況很相似。這里也是先認識時代較晚的良渚文化，后認識時代較早的馬家浜文化。吳縣草鞋山，張陵山等地提供的地層關系以及后來在桐鄉羅家角的發掘，證明這里的早晚關系為馬家浜文化一良渚文化一青銅文化，而且它們之間有很密切的關系。以溧水神仙洞為代表的洞穴堆積，為探索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提供了線索。至于早到距今七千午前的、以及晚至四千余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和它們的變化情況也粗知輪廓了。馬家浜文化中的陶器自有其組合，如寬平檐腰帶的釜、有類似腰帶的鼎、豆、壺以及大穿孔石斧（鉞）等等。中期階段可以青浦崧澤遺址的主要遺存為代表，再后是良渚文化。圍繞太湖附近，古文化遺址的分布相當密集。它們在各個不同階段中分布情況是否有規律，當然也需要考慮。我們注意到包括馬家浜文化一良渚文化的多層堆積遺址集中分布在太湖東北側，在太湖東南側則良渚文化比較發達，位于太湖西南側的浙江嘉興地區則發現商周青銅器的地點較多，有的出在良諸文化一幾何印紋陶遺址附近（多數出在幾何印紋陶遺址附近）。這類遺址多是幾何印紋硬陶與釉陶或原始瓷共生，青銅器具有當地鑄造的特征，釉陶或原始瓷的特征更為明顯。2、寧紹平原的早期遺存以余姚河姆渡下層為代表，時間與馬家浜文化相當。它的文化特征明顯，如陶器組合中缺乏鼎、豆，使用的炊器多為有子母口的圜底釜（有支墊），水器為帶流的盉。這些器物都各有其變化的系列。生產工具也很有特色，如骨耜和小型的石鑿、石錛等。馬家浜文化中多見的大石斧鉞，這里僅在后期出現。這種文化可能自有淵源。種種跡象表明，在稍后階段，這里與太湖地區古文化的關系更加密切。這一地區也有良渚文化和幾何印紋陶的遺存，而且越到后來，兩者的關系也越密切。3、寧鎮地區:南京北陰陽營遺址的出土物很有特色。陶器中有罐式鼎、帶把鼎、盂、盉、盤、豆等等，它們也自成組合。生產工具中的有肩石鏟、有肩石斧、新月形石刀等與其它地方的同類器有明顯的差異。雖然還沒有發現比它更早的遺存，但當不排除有其自成系統的可能。在發展過程中也有類似崧澤那樣的階段。最近在安徽潛山薛家岡遺址發現了相當于北陰陽營這一階段的遺存，特征也多相近，表明該文化類型的分布，西北部已到達今安徽省境。北陰陽營上層有幾何形印紋軟陶、硬陶和釉陶等等，突出的是還出有類似偃師二里頭、鄭州二里岡時期的陶鬲和鏃，刀等小件青銅器。這或許跟它處于南北通道有關。類似這樣一種現象在鄂中、湘西也能看到。（五）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這一地區從現在提供的情況看也可分為三塊:1、贛北地區已知時代較早的有萬年仙人洞遺址。它有上下兩層堆積，典型器物的變化序列反映了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較早的兩個階段。它的特征主要是幾何印紋陶的萌芽，下層只出單一的夾砂陶。時代當在距今七千年以前。修水山背、清江筑衛城與吳城等地的遺存，在年代上不能與萬年仙人洞遺址相銜接，但估計其間的差距是工作上的缺環，而不是實際上的空白，因為在這一地區的東、西、南三面都有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間的遺存。筑衛城的幾何印紋陶相當發達，一直晚至商周時代，陶器上盛行的印紋包括三類:一、圓點、圓圈、重圓圈;二、方格、菱形、回紋、重菱形、米字形紋;三、平行曲折線紋和雷紋等。這三類花紋都有其變化的規律。幾何印紋在距今五至三千年間是最發達的階段。以后或趨于簡化，或立體化了。大約在距今四千年前后，這里也進入青銅時代。2，北江流域也有類似萬年仙人洞下層的堆積，如在始興玲瓏巖發現了在膠結層中包含單一夾砂陶和打制石器的遺存。馬壩石峽發現的稍晚的遺存，特征明顯，有階段性變化。工具中有肩、有段的錛、钁、鏟等自成系列;陶器組合上，盤形鼎、帶蓋豆、平底圈足或平底三足盤等都很有特色，并且自成系列。在石峽還能見到晚至商周時代的遺存，其中的青銅靴形斧尤為突出。3、珠江三角洲一帶也有新石器時代較早的遺存，南海西樵山是一處很有希望的大遺址，可能包含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晚不同時期的遺存。打制、琢制的石器大量存在，可惜缺乏進一步分析的條件。佛山河宕遺址的時代約與石峽相當，但沒有看到時間較早的青銅器?？墒巧穷^地區的饒平發現了相當早商時代的銅戈、玉戈、石戈，還有釉陶尊。韶關地區和汕頭地區出土的石戈，從最原始的無闌戈到有闌的戈，其發生發展的過程是中原所沒有見到的。（六）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這里由東向西可分為:?以昭盟為中心的地區;?河套地區;?以隴東為中心的甘青寧地區。在昭盟，歷年來發現的兩種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與兩種青銅文化遺存有交錯存在的情況，使我們對這一地區的認識比較清楚了。這對了解我國北方地區的古文化面貌及其發展是一把鑰匙。紅山文化與富河文化的交錯地帶在老哈河和西拉木倫河一帶。這兩種文化在這一帶有早晚之分，但從分布來說，紅山文化向西南延伸;富河文化則向東北方向延伸。雖然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有關，但各有淵源，不能混為一談。它的較早階段眼半坡、廟底溝類型的時間差不多;更早的遺存，在沈陽新樂等地的發現給我們提供了線索。但是，真正足以代表紅山，富河兩種新石器文化的早期或其原始階段的遺址是什么樣子，還有待今后的工作予以回答。這里發現的兩種青銅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夏家店上層文化——也在亦峰附近交錯。近期在赤峰附近的小河沿、石棚山這兩個遺址的發掘，提供了紅山文化后期可能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相銜接的線索。那么，富河文化是否也有可能與夏家店上層文化銜接呢?就這兩種文化的分布范圍和時間來說也不無可能。這只能留待今后工作中給予解決。比較清楚的是;敖漢旗大甸子遺址清理的大批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所用的彩繪陶器具有禮器的特征，彩繪的圖案自成系列，表明這是該地區土生土長的一種文化。出土的青銅器標志這一文化已經進入青銅時代，而且物質文化的發展達到了較高的水平。這一文化實際所跨的時間要比目前碳十四測定的兩個年代數據要長。河套地區:巴盟、烏盟曾發現出有舊石器的地點多處，其中最重要的一處是位于呼市東郊的大窯村。這多處舊石器地點屬舊石器時代的不同階段。有一種龜背形刮削器，它的器型和加工方法有其特色。大窯村遺址土坡下屬全新世的土層中出有細石器——石刀、柱狀石核、刮削器、尖狀器等，它們與新石器時代的細石器很相似。同當地黃土層底部角礫層的舊石器文化晚期遺存可能有淵源關系。這種堆積情況也同晉南地區的丁村汾河西岸相似。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的不多。現已發現兩種含彩陶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兩種不含彩陶的晚期新石器文化遺址鄰近并有交錯的現象。前者的代表性遺址，一在烏盟的清水河，出有花葉紋、魚形紋彩陶和壺形口和雙唇小口尖底瓶;一在烏盟的托克托，出方格網紋、鋸齒紋彩陶，無小口尖底瓶。后者（兩種不含彩陶的晚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性遺址，一在伊盟準旗，典型陶器組合是鬲、盆，高領罐;一在伊盟的伊金霍洛旗，代表性的陶器組合是斝、鬲、豆、單耳罐、雙耳罐等。鬲的特征是在扁平鋬著壁處加鉚釘狀小泥餅，還有銅錐同出。晚期還出有青銅刀和早期商式鬲共生。近年在晉西北、陜東北臨近黃河的地帶發現出商周青銅器的地點多處，大多有過去所謂“鄂爾多斯式”特征。這說明，該地區出現青銅器的時代也比較早。對該地區的文化遺存雖然要注意它與中原同時期文化有類似的一面，但對其獨特的一面應給予更多的重視，不能簡單地把該地的文化理解為從中原傳過去的。以隴東為中心的甘青寧地區，近幾年來有不少重要的發現。在秦安發現的典型堆積層次，表明這里有和寶雞北首嶺下層類似的較早遺存和包括仰韶文化不同時期的層次，而且看到了仰韶文化后期與馬家窯文化銜接的線索。至于馬家窯文）東西兩側化諸類型的關系，其細節還有不清楚的地方。應該看到:隴山（六盤山古文化的發展道路是有差異的。在東側，繼仰韶文化之后發展起來的是以客省莊二期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在西側，繼仰韶文化之后發展起來的則是馬家窯文化和有關諸類型以及齊家文化的遺址。因此，在考慮隴山兩側古文化的淵源時，如果簡單地歸為同源顯然并不妥當，應在積累更多的科學資料的基礎上再予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