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期戶籍體制改革的政策取向蕭衡鍾新中國成立后，計劃經濟體制的實施，在城市化發展道路的選擇上，管控人口規模最重要的手段便是配合傳統戶籍制度所施行的各種配套政策，如社會福利保障、糧食配給等制度。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后，通過確定了要實施城鎮化戰略、推進城鎮化發展的要求，正式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目標，逐步放寬戶口遷移限制，引導人口合理有序流動，并全面推行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為整個戶籍管理改革累積經驗，同時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作為基本落戶條件，由各地人民政府根據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制定城市發展總體規劃，以落戶條件取代計劃指標。城市規模戰略的確定，必然牽動戶籍制度的變革，整個戶籍制度的改革也呈現出有步驟的逐漸性，從小城鎮開始，到近年來大中城市對于戶口管制的松動，均表現出配合城市化戰略的步伐。一、前言人口是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主體，是一切社會行為和社會活動的主體。物質資料生產和人類自身生產構成了社會生產兩個方面，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制約，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人類自身生產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加速或延緩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它通過影響物質資料生產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結合狀況直接作用于社會生產力，從而間接作用于生產關系，并由此影響社會發展。因此，對人和戶實施管理的戶籍管理就成為國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①而行政管理制度是適應和服務于社會經濟利益關系和社會秩序的，它的確立和發展必須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相適應，作為行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戶籍制度也不能例外。②中國大陸的戶籍管理制度非“單一條例”或是“單一制度”所能總括，而是配合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和社會控制相結合的以“身份制度和人口遷徙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人口、戶籍管理制度的總稱。于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政府以資源總額為考量，并集中城市公民的分配規則，資源分配與人口管制的結合是控管生產要素發展工業的絕佳方式，“配給”(ration)思維始終位居關鍵角色，這套在20世紀50年代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分配方式，有學者稱之為“城市公共財政配給體制”，③政府帶有財政總額的思維并始終主導人口管理的手段。除此之外，城市財政規劃“屬地管理原則”邏輯更是居于關鍵，把資源配給的基準限定于區域內戶籍人口，而非實際居住人口，戶籍身份成為城市財政規劃的根本基礎，換言之，城市地區的財政劃分，是不包含外來人口的。④由此逐漸體現出了政府治理的局限，導致城市政府的財政基礎是有限的，而同時資源分配邏輯又是排外的。在這些因素的匯集下，城市政府采取有限吸納的治理邏輯油然而生。蓋移人地政府承認外來者為社群一員，最重要的一項舉措便是公民身份的認可，而由于城市公民身份挾帶的豐厚公共資源，導致城市戶籍成為一項眾人競爭的實質身份。以資源分配出發的人口控制，實際上充滿著復雜的制度因素與歷史沿革。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化和市場經濟的逐步導人，農村與城市關系逐漸產生質變，“城市一農村”二元結構的社會體系逐漸無法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沖擊，隨改革開放而來的，是中央政府放權讓利、分灶吃飯，將經濟活動讓渡予社會，以市場機制的活力來調動生產積極性、以地方驅動為發展模式，隨即展現于經濟成長率的數字上；由于龐雜的行政層級、眾多人口數量，必然需要地方政府身居中央代理者與治理者的角色，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央將部分的政策裁量權給予地方，⑤此時地方政府作為發展前導者，開始擁有自主權，這樣的治理權力不僅展現在城市發展里，同時存在于人口管理體制中，在治理與發展的兩端不停地擺蕩。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一）市場經濟要求人口城市化與商品的規模化生產根據發展中國家經驗，健全的市場經濟必須打破城鄉隔離，并且人口的城市化也必須隨著經濟腳步的發展而加快。由于城市文明特有的聚集功能，賦予其兼容并蓄的巨大潛力，給各種勞動力人才創造和提供發揮的機會、條件和環境。要達成這一目標，就必須引領農民放棄固守的小塊土地而進入城鎮務工經商。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換過程中，正需要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的大量轉移，既滿足城市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的需要，又使農村小塊土地相對集中到適度規模。⑥從城市化、工業化的國際慣例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入城市越徹底，就越有力地促進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然而在戶籍管制之下，城鄉間的人口流動深受各種條件與指標的制約，阻塞了人口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通道，使人口城市化落后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步伐，產生了相對的不適應性。（二）市場經濟要求社會分工與產業結構轉換由于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競爭”的特質，站在高利潤低成本的角度，自然地促成了社會分工的細密發展，產業部門類別不斷地涌現與增多。不但每個產業內部分工的自我要求深化，更連帶地要求產業外部進行結構性轉換。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及時、合理、有序地向城市、向其他產業轉移這部分的勞動力成為中國農業與社會發展的需要，另外，由于農產品市場價格的逐步放開，農民除了謀求基本的溫飽外，第一產業在“糧食”項目以外的多種商品經營獲得了較為充分的發展，這是其自我內部分工后的結果；而第一產業分工后的結果，間接促成了第二、三產業的相對發展，也使得二、三產業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越發增強。然而，傳統戶籍制度人為地將人口劃分成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加之嚴格的“農轉非指標”制度和“離土不離鄉”的政策原則指導下，直接限制了產業間勞動力的轉化，第一產業的勞動力人口往往只能在傳統產業內部進行自我分工，而無法進入城市的二、三產業，不利于農業經濟現代化的發展。相對于經濟的快速成長，第三產業發展步伐明顯緩慢，不但人才發展的機會受限，人才也因為制度的束縛，形成浪費的現象。只有消化農業中大量過剩的勞動力，農業的競爭力才能具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在減弱或消除進口農產品對于農產品沖擊的同時，必須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所以，二元戶籍制度嚴格限制農民離開農村、離開土地與中國農業發展現代化的要求產生明顯的沖突，⑦亦不利于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三）市場經濟要求勞動力人才自由流動與優化區位人口自由流動是市場對人力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的前提條件。人力資源配置市場化有兩個重要指標：一是人員流動的自由化程度，二是工資的市場決定程度。按照國際標準，一個國家只有實現80%以上的市場化，才能被認為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而市場化程度的要素之一，就是勞動力及其自由流動。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力資源按照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價值規律流動，如果繼續嚴格限制戶口遷移，對人們的各種遷移活動不給予法律承認，甚至在子女上學、社會福利、住房等方面予以限制，那么，人力資源就不可能社會化，就不可能形成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⑨人才流動與商品流通一樣，只有在流動中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作為人力資源是有其自身的市場價格的。這不是貶低人的尊嚴，而恰恰是尊重人的價值。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不承認勞動力的市場價格，表面上把人同商品區別開來，維護了人的尊嚴，但實際上剝奪了人的選擇自由，把人才限制在一個單位或一個地區內，人才成了戶口和檔案的附屬物。⑨（四）市場經濟要求城鄉市場融合與市場多樣化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要求城鄉勞動者、資金、物資按照市場規律有效地調配和組合，形成全國統一的大市場，但目前中國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用行政手段把城鄉人口劃分成福利待遇、發展機遇、社會地位不平等的兩大社會群體，使其分別固定在各自的出生地，很難自由流動，嚴重阻礙城鄉一體化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發展。⑩市場經濟賴以持續發展的基礎，便是滿足人類各階層生活需求的選擇，要求商品選擇的多樣性，而中國大陸的二元結構社會卻與這一基礎相悖。由于農村人口構成的市場往往是較為單調的與低層次的商品，除了一些對于傳統農業生產與生活基本用品的需求外，較少其他如消費性商品的需要，這就限制了農村市場向商品多樣性的發展。且如果城市人口比例相對低落，也會使商品市場的容量有限，無法得到充分的自由發展。農村人口是中國大陸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需求單調與簡單，且絕大多數的人口被分散在全國各地，這樣就不可能形成強大的市場容量和社會購買力。消費的不發達就決定了生產的不發達，中國大陸的市場也就形成了城市與農村強烈對比的特殊現象，消費與生產力差異極大。三、基本公民權利的保障從歷史上看，遷徙自由在當代中國經歷了一個由肯定到否定再到一定程度默認的曲折歷程。⑩“五四憲法”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但是這段自由維持不長，由于“二五計劃”的展開和“超英趕美”大躍進的失敗，形成了大量的民工潮涌向城市，遠超過當時中國大陸都市所能承受的負載力，于是以1958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標志，中國開始了一系列對于人口遷徙的政府管制。《條例》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這項規定與新中國成立初期“五四憲法”保障人民遷徙自由的精神明顯有沖突。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觀點，戶籍管理制度是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應當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應當體現出為社會主義公民服務的基本特征，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但現行戶籍管理制度表現形式是嚴格控制人口遷移，實質是有礙于群眾切身利益的實現。由于戶口在兩地，使得有些夫妻長期分居不能團圓，得不到家庭溫暖，有的一直到退休了，才能調到一起，一些身邊無子女的老人得不到子女的實時關照，感受不到天倫之樂，也增加了許多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負擔，給子女教育和培養造成很多不利因素，這些都影響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另外，傳統的戶籍制度除了使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生活空間與方式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也使農民受到極多不公平的待遇。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戶籍是一種“等級”的象征，居民的戶籍被打上世襲的烙印，子女的戶口承襲母親的戶口，農村子弟除了升學考試外，能“一躍農門”轉變為城市戶口的少之又少。除了限制農民進城就業外，許多城市還把農民視為影響城市治安和衛生環境的不安定因素，對農民特別是進城打工的外來人口采取了排斥政策。1996年起，北京市勞動局每年都發布新的限制使用外來勞動力的行業和工種。這些行業和工種從1996年的15個，增加到1997年的34個、1998年的36個，直到2000年的103個。種種不合理限制，無疑使得進城打工的農民生存環境更加的艱難，在農村中無法順利就業的農民被視為剩余勞動力，進城后又受到種種人為的行政限制，能有工作機會的，至多只能從事城市居民不愿從事的骯臟、苦力、工資低下之行業，其所得扣除繳付外來人口管理費、房租及維持基本溫飽開支已所剩無幾。有的地方雖然允許農民子女入托、入學，但是要額外加收可觀的費用，形成了一種學校兩種收費的特殊現象，農民所受到的待遇極其不公平。就社會結構而言，現行戶籍制度已由制度面強制塑造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二大不兼容群體，產生社會對立與認同危機。一方面，城市居民基于戶籍優勢與自高一等心態，對農村居民難以產生認同，歧視與排擠入城民工狀況時有耳聞；另一方面，農村居民亦會因自身低賤背景衍生社會疏離感，長久以來則成為被制度離棄之群體，城市與農村居民二大群體長期以來因社會地位不平等及疏離感交相作用所產生之敵對與排斥心態，實為當局所必須面對之隱憂。另外，農民因為戶籍的限制，沒有選擇居住地的權利、亦沒有選擇工作和生活的權利，雖有部分農民得以進城工作，然而在戶籍管理體制之中，無論其工作時間多長或貢獻多大，農民仍然無法取得城市戶口身份，享受城里人的各種資源與社會保障。凡事以戶口論，人分三六九等，甚至形成戶口歧視。這種身份戶籍制度，制約了人的創造性和積極性，與經濟全球化的理念大相徑庭。四、人口資源的合理配置戶口登記實質上是一種靜態的人口管理方式，目前這種管理方式造成的最大現實問題就是人戶分離。所謂人戶分離指的是戶籍人口現住地與戶籍登記地不相一致的一種人口現象（即人長期留居甲地，戶口則在乙地）。戶口簿一戶（家庭戶、集體戶）只有一本，戶內任何成員都不可能隨身攜帶，以備隨時在需要的場合證明個人身份。這樣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前人口流動率極低的狀況下原本不大，不過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流動增強、外出人員激增，尤其是外出打工的農民數量呈直線上升，“戶口簿”的管理方式已不利于公民身份的證明，無法適應新的形勢需要。造成人戶分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兩個方面。1．國家對個人戶口遷移“過程控制”過強，而對實際遷移和人口流動“行政控制”的逐步弱化；隨著外出須帶介紹信或證明的規定、票證制度以及糧油定額配給制度的淡化，使制約個人遷徙和流動行為的行政的與人為的障礙大大地減少，從而使更多的人能夠獲得遷移和流動的基本條件。2．農村改革引發的社會需求的沖擊。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國農村掀起“包干到戶”的改革熱潮，人民公社時期的三級集體經營核算體制被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核算體制所取代。農村經濟組織體制的改革，使以往人民公社制的“隱性失業”和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的問題浮現出來，同時，集體制度下分工與口糧的結合以及對個體經濟自由行為的否定，嚴厲控制和制約了個人的外出和行動，雖然城鄉戶口分割的制度在20世紀80年代并沒太大的松動，但龐大的剩余勞動力大軍向農業外就業的強烈需求無疑或多或少地沖破制度的藩籬。另一方面，由于國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經濟發展，許多知識型人才為尋求更好的發展機遇而滯留大中城市，也出現了人留戶不留（戶口遷回原籍）的情況。加上知青、支邊人員返鄉等歷史遺留戶口問題，進一步加劇了人戶分離的現象的存在。在大城市，部分城市規劃是按照戶籍人口的規模來進行的，如商業網點、中小學校布局等。人戶分離現象的加劇勢必造成城市區域內人口資源規劃的失真現象。在一些地區，由于實際居住人口少于戶籍人口數，按戶籍人口配置的資源量就將大大超過實際居住人口的需要量，從而造成資源的浪費；而在另一些地區，由于實際居住人數超過戶籍人口數，故又會出現資源配置的相對不足。在中國由于城市的管理涉及各個領域，其中戶籍管理是城市各項管理的基礎，傳統的戶籍制度，歷來是以家庭戶為單位、以戶口簿為形式來進行管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家庭成員的流遷受到很大的限制，這種靜態的管理模式對人口的管理和監督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人戶分離現象日趨嚴重，傳統的戶籍管理由于缺乏對個人信息的動態跟蹤，而很難對部分人口實施有效的管理與監督，從而出現戶籍管理的真空地帶。對人戶分離現象管理的失控，無疑也給城市的各項管理帶來一定難度。⑩其次，人戶分離現象的大量存在，加大了公安機關人口管理的難度，使治安工作常常處于被動的狀態，戶在人不在，脫離管理視線；人在戶不在，難以跟蹤掌握，造成治安工作的不利進行。在農村方面，戶口管理工作滯后且力量十分薄弱，繁重的戶政管理任務由鄉鎮文書或其他人員兼任，結果造成出生不報、死亡不銷、遷移不登記等現象極其普遍。戶口登記的準確性、及時性不高，至今仍有相當數量的“無戶口人員”和“口袋戶口”（戶口遷出、遷入后，不落戶，放在口袋里），形成了不在戶籍行政管理體系中的“黑戶口”。而在制度面本身，由于是以是否吃商品糧劃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并進行統計，不過卻無法及時反映人口構成及就業的實際情況。目前在農村就業人口中，已有相當部分并不從事農業生產，而是搞鄉鎮企業、建筑、運輸等行業，他們也被列為農業人口，而許多長期不從事農業生產并已在城鎮工作的人員，卻仍被統計為農業人口，資料失真。以2000年進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為例，各地瞞報、拒報、漏報現象相當嚴重，如陜西省應該登記的人數少了200萬，湖南省則少了近千萬，重慶市甚至發現有13萬死亡人戶籍未注銷情況；國而全國有各種持證未落戶的待定人口300多萬人，應銷而未銷戶口有800多萬人，種種現象反映出中國流動人口正以難以掌握的速度增長，使得為提供國家基本人口信息的戶籍數據與實際的人口普查結果產生極大的差距，不利于國家建設的進行。五、城市化進程的推展自1958年確立城鄉分離的二元戶籍制度以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與居住的情況便不復存在。這直接影響的就是城市化中的重要因子——“人口流動”。人口遷移和城市化是當代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其重要程度不亞于人口自然增長。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的因素諸多，有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其中戶籍管理是重要的社會因素。列寧曾經指出：“人口城市化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社會進步的標志”。事實上，我們從城市化的本質來探討，城市化是“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經濟城市化”的三位一體的變化。首先，城市化使人口由農村人口變成城市人口，使城鎮人口在國家總數量的比例逐步提高；其次，城市化使一部分土地從農業用途變為非農業用途（包括工業用途、發展第三產業、興建公共事業等），由農村用地轉變為城市用地；再次，城市化引起經濟結構的巨”大轉變，特別是城鄉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空間或地區結構的變化。城市化使第二、三產業得到充分發展，并在空間上高度集中。這三者是相輔相成、同時發生并相互促進的，土地作為人的活動空間、城市的依托、農業的手段，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土地的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基礎，也是城市化的結果與表現。城市化亦稱為“都市化”，是指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動態過程。一般而言，當一個國家的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超過50%時，我們可以稱之為城市化國家。城市化的本質上亦包含于居民由第一產業轉為從事第二、三產業并向城市集中的過程，換言之，城市化不僅是產業的轉向亦是居民生活空間的轉換，進一步使產業和經濟在空間上高度集中，從而使土地得到高效的利用。在目前的生產力水平下，在同一塊土地上。第二產業的產出遠遠高于第一產業，而第三產業所形成的價值又比第二產業高出許多倍。所以，城市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泉源，也是土地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徑。鼬從實證研究觀之，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城市與農村之間均存在很大的發展差距，透過城市化進程的推展，便成為拉近彼此間差距的一條有效途徑。曾由于城市化的動力既來自于城市的拉力，又需要農村發展的推力。然而過去一系列的政策，卻是恰好與此相反，城市的許多政策把農民拒于城外，而農村的許多政策又恰巧把農民緊緊制約于土地之上，形成了當前中國大陸社會城市化落后的現象。六、小結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其中心指導思想逐漸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上來，而原配合計劃經濟管制下的產物——戶籍管理制度，日益與整個改革開放的政策環境產生矛盾與沖突。隨著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家庭生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使農村勞動力得以掙脫土地的束縛，自主決定自己的經濟和遷移流動行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勞動力需求迅速增長，以城鄉流動為主要特征韻人口與勞動力的流動空前活躍，形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戶籍制度難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雖然中央政府持續對于城鎮人口進行嚴格的管制，不過在某些特殊情況的農轉非政策上，卻逐漸地實行了“開口子”政策，戶籍管制開始松動，以因應此一波改革開放后的情況變化與民眾的需求，相關的政策與措施紛紛于20世紀80年代出臺。如果說，中國的戶籍制度一無是處，似乎不甚公允，政策的施行必定有它不同層面的考慮。在我們了解了其形成的背景和特殊的歷史環境之后，事實上我們不難理解中央政府對于戶籍管理制度的看法與政策。雖然戶籍制度在建政初期曾發揮了其基本的職能，如：證明公民身份、維護社會治安、保障公民基本權益等，對于國家建設所需的各項人口統計數據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些基本的職能，很快地被后來對其作補充的戶糧掛鉤、就業保障、基本教育、醫療保險等等政策所取代，戶籍制度演變成對于人口遷移管制的手段，而每年“農轉非”指標的限制，更是大多數農民一生無法跨越的鴻溝，他們生來就被人為的限制于農村之中，終其一生必須與貧瘠而又無法提供基本溫飽的土地為伍，形成一種內部的惡性循環。另外，政府對于城市人口包攬過多的不應承擔的福利，以及當前城市居民死守城市、而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后就不愿離開，其根本原因是傳統戶籍制度賦予城市居民過多的特權利益，嚴重影響中國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使得城市人口成為國家財政沉重的負擔，只有通過嚴格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長來限制財政支出，從而維持這種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從經濟學上的觀點來看，人口的遷移必定是“拉力”與“推力”相互作用的結果，有相對的價值，人民才會自發性地遷移，立足點上的不平等再加上后天種種人為性的制約，城市與農村之間，貧的越貧、富的越富，生活條件差異形成強烈的對比。也使得原本單純的戶籍制度本身黏附了許多附加的價值和階級性，有了城市戶口就等于有了許多相對于農村居民的“特權”，如果說作為上層建筑一個組成部分的戶籍制度是經由經濟基礎所決定，且戶籍制度是相適應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延伸出的必然產物，那么在今天追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傳統的戶籍制度便會顯出種種的矛盾性與不適應性，人民對于改革的呼聲便會必然而起，以適應當今整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社會環境與民眾的需求。傳統與社會經濟生產力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的戶籍制度不僅阻礙城市與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其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已經成為民眾的切身之痛。戶籍管理的改革已成為社會共識。市場經濟與人口流動，注入社會的將不僅僅只是單純的經濟利益而已，還包含著城市化所賦予的現代社會意涵，將為中國大陸注入一股現代化的活泉。如果說戶籍制度是為了配合計劃經濟而建立，那么在講求市場經濟的今天，中國大陸的戶籍制度更應該要改革，以相應于環境的變化和需要，并且針對WTO和經濟全球化的要求，在制度上與文化上進行相關的變革，而戶籍制度改革必定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途徑。從暫住變居住的過渡，作為戶籍改革的一種變通，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由“暫”轉“居”，其中就包括上海、北京、深圳等這些流動人口最集中的大城市。2010年5月27日，國務院轉發了國家發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這是第一次在國務院的文件當中提出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居住證的制度，并將之列入年度重點改革任務之一，提出將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的政策，進一步完善暫住人口登記制度，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也作為是針對不同情況的具體安排，在戶籍制度改革這樣事關人民福祉和公平正義的問題上，既要有務實的具體目標，也不應放棄遠大理想。從暫住證到居住證，就是繼續變通的產物，也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不是玩文字游戲，一字之差有本質不同。畢竟各地在申請條件、辦證程序、居住證含金量上，也大不相同。因此，在全國范圍內統一推廣居住證制度，有利于這一制度的規范和完善，很及時也很有必要。在當前情況下，戶籍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社會公平的問題，決定了一個人可以享受的公共服務的社會保障水平，還可以決定一個人的身份、地位乃至收入，戶籍不同，個人消費、住房、受教育等權利都不相同，甚至連打流感疫苗都城鄉有別，正在進行的諸多改革如轉變發展方式、教育公平、收入分配改革等往往也都會遭遇制度上的瓶頸。而雖然推廣居住證制度較之暫住證是一種進步，也只是戶籍制度改革的中繼站，并非長久之計和理想目標，甚至在一些地方，完全有條件比這走得更遠。但我們需注意的是，與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緊迫性越來越強烈之同時，為了要符合、適應“中國特色”之基本國情，則能夠長久確保中國大陸得以在整個政治社會及社會經濟的大體“穩定”，特別是對于由兩會制度下多黨合作、民主集中、政治協商、基層治理的以黨領政乃至于人民民主專政之統治合法性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