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緒論當今文學研究的“不速之客”－比較文學

比較加文學不一定就是比較文學什么是比較文學第一講緒論當今文學研究的“不速之客”－比較文學比較加文學不當今文學研究的“不速之客”－比較文學比較文學與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研究的關系文學史是按照歷史的前后序列，研究和總結各個時代的國家或民族的文學發展歷程、特點和規律；文學理論則以文學史提供的豐富成果和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實踐經驗為基礎，專門研究、概括和闡明文學的性質、特點、標準、類型、基本規律和基本原理等；而文學批評，則是具體研究、分析和評論作家、作品及各種文學現象。

比較文學研究同國別文學史和通常的文學理論研究等有所不同又有所聯系的地方就是：超越了國界、族界、文化體系與學科界的“世界文學”視野。比較文學是傳統學科的補充與發展，并將認識“自我”和認識“他者”的文學文化結合探討的新興學科。◢當今文學研究的“不速之客”－比較文學比較文學與文學史和文學理通常的國別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它們所研究的文學對象，大多局限在一個民族、國家或文化體系之內，因此，所獲得的認識常受到國家、民族或同一文化體系的局限。這在過去，由于受到社會物質發展水平的限制，人們還不能足跡遍全球，因此視野也還不能跨越國界、族界與文化體系的界限，對文學認識的這種片面性與局限性也還不足為慮。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尤其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人們的足跡已能輕易地遍及世界各地，認識的眼光也已在宏觀與微觀上拓寬到全球各處。尤其是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已使世界再遙遠地方發生的任何事件，都能瞬間來到你的顯示屏前，世界各國就象一個放大的村落，過去視為畏途的空間距離，在如今的“地球村”時代，已成無大障礙的左鄰右舍。因此，人們對文學的研究也已不再滿足于同一個國家、民族或文化體系的文學之內，而是愈來愈變得富有超國界、超族界與超文化界限的世界性視野了。正如歌德早在1827年1月31日晚，在他對愛克曼談話中所預見的：“我喜環視四周的外國民族情況，我也勸每個人都這么辦。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歌德：《歌德談話錄》，）通常的國別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它們所研究的文學對象，超越了國界、族界、文化體系與學科界的“世界文學”視野，就正是比較文學研究同國別文學史和通常的文學理論研究等有所不同又有所聯系的地方。例如在中國文學史上，對《西游記》的評價向來總高于《儒林外史》。然而，從比較文學來看，由于其視野擴展到世界文學，因而就能突破本國文學文化的局限，去探討《西游記》所接受了的來自印度佛經故事的影響，從而認識到，與其說是《西游記》拔地而起地創造了孫悟空形象，倒不如說它是吸收與糅合了中印文學的再創造杰作。同樣，在“布局技巧”上，《西游記》同許多中國古典小說與歐洲十九世紀之前的小說一樣，只能算是“單體結構”，然而，《儒林外史》倒是“復體結構”。因此，從世界文學范圍看，《儒林外史》不僅是一流的中國古典小說，同時也是吳敬梓那個時代的世界一流小說。超越了國界、族界、文化體系與學科界的“世界文學”視野，就正是在我國現行的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中，所依據的不少術語和觀念，由于其主要是產生在以敘事詩傳統為主的西方文學和西方文化背景之上，因此對以抒情詩為主的并處于中國文化背景中的古代文學，在運用上則常有削足適履之感。用西方古代文學的“悲劇”概念來審視中國古典戲曲，由于“悲劇”（Tragedy）此詞源自古希臘語，其所指的是古希臘那類既悲憐又恐懼的劇目，如著名悲劇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俄狄浦斯王》就是。該劇的主人公俄狄浦斯弒父娶母，后明白真相則以戳瞎雙目與自行流放來懲罰自己，這一結局恰如亞里士多德給悲劇所下的定義：“描述引起憐憫和恐懼的事件。”依此標準來觀照中國的元雜劇，即使是“感天動地”的《竇娥怨》，也因其結局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大團圓”，而缺“恐懼”，便只能算是近似歐洲悲劇的“準悲劇”了。對此，不少學者都頗費精力予以深究。早在1912年，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就認為：“明以后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并說關漢卿《竇娥怨》、紀君祥《趙氏孤兒》“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直到1982年，王季思教授在《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的“前言”中說：“悲劇作品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各自產生、發展時，由于歷史條件的不同、民族性格的各異，在思想傾向、人物性格、情節結構等各個方面，又各自形成不同的藝術特征。我國古代雖然沒有系統的悲劇理論，但從宋元以來的舞臺演出和戲曲創作來看，說明悲劇是存在的。”換句話說，西方悲劇是講究“憐憫和恐懼”的一類，而中國的古典悲劇則是更顯“凄凄、慘慘、戚戚”的另一類，是各有所長與各具特點。或如已故美國華人學者陳世驤教授所說，從文化史角度看中國的是有別于歐洲的一種“靜態悲劇”。但錢鐘書、朱光潛等在20世紀的30年代就認為，中國古代戲曲無悲劇，朱光潛在1933年的《悲劇心理學》中說：“僅僅元代就有五百多部劇作，但其中沒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劇。”直到20世紀的80年代，港臺學者姚一葦、陸潤裳等也認為“中國戲曲不是悲劇。”可見，我們習以為常的有些源自西方的文學理論術語和概念，不僅難以順當地用于中國文學的批評研究中去，而且運用時還會出現南轅北徹的認識論斷。在我國現行的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中，所依據的不少術語和觀念，由已有的國別文學史和文論等，是比較文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學識庫藏，又是比較文學籍以延伸并與之共同發展的文學研究天地。比較文學是上述傳統學科的補充與發展，也是順應全球化時代發展的需要，并將認識“自我”和認識“他者”文學文化結合探討的新興學科。對此，早在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從辨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高度，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極為精湛的闡述與極有眼光的論斷：“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同時又預言道：“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已有的國別文學史和文論等，是比較文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學識庫藏，比較加文學不一定就是比較文學“比較”與“比較文學”的關系：比較”，作為人類思維的主要機制之一，一直就是文學研究中最普通與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比較既不是比較文學所專用，也不是比較文學才特有。區別是不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準則：不光要看其是否運用比較的方法，更重要的還是應當看其研究的文學現象，是否跨越了國界、族界或學科界限。這是比較文學的基本特征。只有比較文學才強調用世界文學的眼光來整體地研究與認識文學。因此它所研究的結論，既適合本國文學，也適合外國文學，也就更帶普遍性與科學性。對比較方法的運用，比較文學因其超越了國界、族界與學科界限，所以它在研究的全過程中也就更為自覺，并具世界文學視野。◢

比較加文學不一定就是比較文學“比較”與“比較文學”的關系：錢鐘書先生在他的巨篇宏著《管錐篇》中所進行的比較文學研究，就在這方面為我們做出了成功的范例。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篇》第一四五則“悖論可成好詞”中，通過比較文學研究，對《閑情賦》的創作手法做出了創造性的科學論述。陶淵明在《閑情賦》里寫道，愿做美女穿的衣領，為的是能親近她的芳容，但即使此愿能夠兌現，仍然還有悲的擔憂，即美女夜間脫下衣服，這衣領非但不得親近美人，還要自守一旁去熬那難眠秋夜。陶淵明從一愿生一悲開始寫起，直寫到第十愿愿做木琴，為的是能擱在美人膝上讓她撫奏，但仍會接踵生出第十悲，即樂極哀來，美女停止操琴，自己仍會被擱置一旁，終究不得親近佳人。詩人所寫的十愿十悲，層層遞進，可謂情真意切，娓娓動人：愿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余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愿在發而為澤，刷玄鬢于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于華妝。愿在莞而為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愿在絲而為屨，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床前。愿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愿在夜而為燭，照玉容于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愿在竹而為扇，含凄飚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愿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掇音。。錢鐘書先生在他的巨篇宏著《管錐篇》中所進行的比較文學研究，就錢先生在列舉了古今中外各家相似寫法的實例后，比較分析指出：“無論少只一愿或多至六變”，不是“尚不足為陶潛繼響”，就是“稍遜一籌”。其原因是中外各家的寫法，都只寫了“愿”，如中國的只是“愿化芳瓷供茗飲，將身一印口邊脂”，或“愿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子，砑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而西方的也只是“甘愿做蚤虱或溷器”等，都不如《閑情賦》能“十‘愿’適成十‘悲’；更透一層，禪家所謂‘下轉語’也”。下轉，是佛學禪理中的術語，說的是人最初于面對之物境記憶不忘、朝思暮想，以致達到愚癡成性，以致背離不妄不變的本來心態，并就此陷入生者死、死者生，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旋火輪”（見佛藏《楞嚴經》）的下轉境況。這當然是唯心主義的說教，但《閑情賦》中的“十愿十悲”，其超出其他作品類似寫法的感人魅力所在，就“妙”在愿生悲、悲生愿、愿愿悲悲、悲悲愿愿，如旋火輪的下轉“境界”。通過這樣的中外文學文化淺深層次的參照比較研究后，所得出的“下轉”創見，不僅豐富與發展了中外文論和修辭學理論與術語，而且也對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增添了新的借鑒技巧和批評依據錢先生在列舉了古今中外各家相似寫法的實例后，比較分析指出：“其次，對比較方法的運用，比較文學因其超越了國界、族界與學科界限，所以它在研究的全過程中也就更為自覺，并具世界文學視野。從上面所提到的錢鐘書先生對《閑情賦》中“十愿十悲”的比較研究可知，比較不僅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支撐點，而且也貫穿在研究過程的分析、歸納、演繹、綜合和生發等各個論述環節，使被研究的各個文學對象之間，由于相互參照的角度、層次更廣更深，因此事物的特性也更易于確定，彼此的同異及其內在關系也更易于發現。比較文學與其他文學研究相比，它對比較法的運用具有特強的“自覺意識”，就在于它既有不同文學文化的參照比較視野，又有求同辨異、探求其內在關系的比較研究邏輯學理。對此，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不僅在他們的哲學、經濟學等經典論著中，而且在他們評論文藝的書信里，也都運用自如地使用它。如將莎士比亞與席勒、把歌德的《葛茲馮·伯列欣根》同拉薩爾的《弗蘭茨·馮·濟金根》、甚至在《霧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將雨果的《小拿破侖》同他們自己對拿破侖的政治論述作比較參照，從而提出了典型環境與典型性格的關系、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統一的原則、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等精辟見解。此外，十九世紀以來，許多杰出的科學家與學者，都自覺地采用了比較參照視野，從而使各個學科有了長足進步，導致了大量新學科和新分支學科的產生與發展。如比較建筑學、比較解剖學、比較語言學、比較民俗學、比較法學、比較宗教學、比較哲學、比較美學、比較經濟學、比較心理學、比較教育學、比較圖書館學等等，至今方興未艾其次，對比較方法的運用，比較文學因其超越了國界、族界與學科界什么是比較文學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比較文學中的“平行研究”；比較文學有其自己的研究對象，即都是以不同國家與民族的文學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是一種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間與學科界限的文學比較研究，這種研究是以世界文學與總體知識的視野，來參照比較地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學和他者的外國文學，以構建更為科學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體系。“對什么是比較文學的簡明回答是，比較文學是關于跨越兩個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學科研究，也是對跨越了時空的兩個以上文學相關模式的關系研究。”

——蘇珊·波斯奈特《比較文學批評導論》◢什么是比較文學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影響研究一百年前興起并盛行于法國、德國，并一度還曾主宰了比較文學的全部領域，其主張研究各民族文學現象之間確實存在的影響事實聯系。又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的國際比較文學界的爭論中，其爭論的一方多是法國學者，故又被稱為“法國學派”。梵·第根：“真正的‘比較文學’的特質，正如一切歷史科學的特質一樣，是把盡可能多來源不同的事實采納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個事實加以解釋；是擴大認識的基礎，以便找到盡可能多的種種結果的原因。”

——《比較文學論》基亞：“比較文學就是國際文學的關系史。比較文學工作者站在語言或民族的邊緣，注視著兩種或多種文學之間在題材、思想、書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滲透。”

——《比較文學》◢影響研究一百年前興起并盛行于法國、德國，并一度還曾主宰了比較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美國學者首先提倡與實施的，故又被稱為“美國學派”。這種對各民族文學所作的比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對象是彼此之間并無直接影響交流的各民族文學，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線，因此，被稱為比較文學中的另一大類：“平行研究”。雷馬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這一定義，除了強調對并無相互影響或聯系的各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較文學外，它還提出了比較文學還應包括對文學與其他學科或信仰等“表現領域”的關系研究，即被學界稱之為“跨學科”研究，也屬比較文學。◢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美國學者首先提倡與實施“比較文學就是把不同國家的文學拿來加以比較。這可以說是狹義的比較文學。廣義的比較文學是把文學同其他學科來比較，包括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在內。”而到了20世紀末，英國女學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較文學批評導論》一書的開頭也說：“對什么是比較文學的簡明回答是，比較文學是關于跨越兩個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學科研究，也是對跨越了時空的兩個以上文學相關模式的關系研究。”“比較文學就是把不同國家的文學拿來加以比較。這可以說是狹義的第一講緒論當今文學研究的“不速之客”－比較文學

比較加文學不一定就是比較文學什么是比較文學第一講緒論當今文學研究的“不速之客”－比較文學比較加文學不當今文學研究的“不速之客”－比較文學比較文學與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研究的關系文學史是按照歷史的前后序列，研究和總結各個時代的國家或民族的文學發展歷程、特點和規律；文學理論則以文學史提供的豐富成果和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實踐經驗為基礎，專門研究、概括和闡明文學的性質、特點、標準、類型、基本規律和基本原理等；而文學批評，則是具體研究、分析和評論作家、作品及各種文學現象。

比較文學研究同國別文學史和通常的文學理論研究等有所不同又有所聯系的地方就是：超越了國界、族界、文化體系與學科界的“世界文學”視野。比較文學是傳統學科的補充與發展，并將認識“自我”和認識“他者”的文學文化結合探討的新興學科。◢當今文學研究的“不速之客”－比較文學比較文學與文學史和文學理通常的國別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它們所研究的文學對象，大多局限在一個民族、國家或文化體系之內，因此，所獲得的認識常受到國家、民族或同一文化體系的局限。這在過去，由于受到社會物質發展水平的限制，人們還不能足跡遍全球，因此視野也還不能跨越國界、族界與文化體系的界限，對文學認識的這種片面性與局限性也還不足為慮。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尤其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人們的足跡已能輕易地遍及世界各地，認識的眼光也已在宏觀與微觀上拓寬到全球各處。尤其是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已使世界再遙遠地方發生的任何事件，都能瞬間來到你的顯示屏前，世界各國就象一個放大的村落，過去視為畏途的空間距離，在如今的“地球村”時代，已成無大障礙的左鄰右舍。因此，人們對文學的研究也已不再滿足于同一個國家、民族或文化體系的文學之內，而是愈來愈變得富有超國界、超族界與超文化界限的世界性視野了。正如歌德早在1827年1月31日晚，在他對愛克曼談話中所預見的：“我喜環視四周的外國民族情況，我也勸每個人都這么辦。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歌德：《歌德談話錄》，）通常的國別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它們所研究的文學對象，超越了國界、族界、文化體系與學科界的“世界文學”視野，就正是比較文學研究同國別文學史和通常的文學理論研究等有所不同又有所聯系的地方。例如在中國文學史上，對《西游記》的評價向來總高于《儒林外史》。然而，從比較文學來看，由于其視野擴展到世界文學，因而就能突破本國文學文化的局限，去探討《西游記》所接受了的來自印度佛經故事的影響，從而認識到，與其說是《西游記》拔地而起地創造了孫悟空形象，倒不如說它是吸收與糅合了中印文學的再創造杰作。同樣，在“布局技巧”上，《西游記》同許多中國古典小說與歐洲十九世紀之前的小說一樣，只能算是“單體結構”，然而，《儒林外史》倒是“復體結構”。因此，從世界文學范圍看，《儒林外史》不僅是一流的中國古典小說，同時也是吳敬梓那個時代的世界一流小說。超越了國界、族界、文化體系與學科界的“世界文學”視野，就正是在我國現行的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中，所依據的不少術語和觀念，由于其主要是產生在以敘事詩傳統為主的西方文學和西方文化背景之上，因此對以抒情詩為主的并處于中國文化背景中的古代文學，在運用上則常有削足適履之感。用西方古代文學的“悲劇”概念來審視中國古典戲曲，由于“悲劇”（Tragedy）此詞源自古希臘語，其所指的是古希臘那類既悲憐又恐懼的劇目，如著名悲劇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俄狄浦斯王》就是。該劇的主人公俄狄浦斯弒父娶母，后明白真相則以戳瞎雙目與自行流放來懲罰自己，這一結局恰如亞里士多德給悲劇所下的定義：“描述引起憐憫和恐懼的事件。”依此標準來觀照中國的元雜劇，即使是“感天動地”的《竇娥怨》，也因其結局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大團圓”，而缺“恐懼”，便只能算是近似歐洲悲劇的“準悲劇”了。對此，不少學者都頗費精力予以深究。早在1912年，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就認為：“明以后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并說關漢卿《竇娥怨》、紀君祥《趙氏孤兒》“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直到1982年，王季思教授在《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的“前言”中說：“悲劇作品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各自產生、發展時，由于歷史條件的不同、民族性格的各異，在思想傾向、人物性格、情節結構等各個方面，又各自形成不同的藝術特征。我國古代雖然沒有系統的悲劇理論，但從宋元以來的舞臺演出和戲曲創作來看，說明悲劇是存在的。”換句話說，西方悲劇是講究“憐憫和恐懼”的一類，而中國的古典悲劇則是更顯“凄凄、慘慘、戚戚”的另一類，是各有所長與各具特點。或如已故美國華人學者陳世驤教授所說，從文化史角度看中國的是有別于歐洲的一種“靜態悲劇”。但錢鐘書、朱光潛等在20世紀的30年代就認為，中國古代戲曲無悲劇，朱光潛在1933年的《悲劇心理學》中說：“僅僅元代就有五百多部劇作，但其中沒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劇。”直到20世紀的80年代，港臺學者姚一葦、陸潤裳等也認為“中國戲曲不是悲劇。”可見，我們習以為常的有些源自西方的文學理論術語和概念，不僅難以順當地用于中國文學的批評研究中去，而且運用時還會出現南轅北徹的認識論斷。在我國現行的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中，所依據的不少術語和觀念，由已有的國別文學史和文論等，是比較文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學識庫藏，又是比較文學籍以延伸并與之共同發展的文學研究天地。比較文學是上述傳統學科的補充與發展，也是順應全球化時代發展的需要，并將認識“自我”和認識“他者”文學文化結合探討的新興學科。對此，早在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從辨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高度，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極為精湛的闡述與極有眼光的論斷：“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同時又預言道：“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已有的國別文學史和文論等，是比較文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學識庫藏，比較加文學不一定就是比較文學“比較”與“比較文學”的關系：比較”，作為人類思維的主要機制之一，一直就是文學研究中最普通與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比較既不是比較文學所專用，也不是比較文學才特有。區別是不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準則：不光要看其是否運用比較的方法，更重要的還是應當看其研究的文學現象，是否跨越了國界、族界或學科界限。這是比較文學的基本特征。只有比較文學才強調用世界文學的眼光來整體地研究與認識文學。因此它所研究的結論，既適合本國文學，也適合外國文學，也就更帶普遍性與科學性。對比較方法的運用，比較文學因其超越了國界、族界與學科界限，所以它在研究的全過程中也就更為自覺，并具世界文學視野。◢

比較加文學不一定就是比較文學“比較”與“比較文學”的關系：錢鐘書先生在他的巨篇宏著《管錐篇》中所進行的比較文學研究，就在這方面為我們做出了成功的范例。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篇》第一四五則“悖論可成好詞”中，通過比較文學研究，對《閑情賦》的創作手法做出了創造性的科學論述。陶淵明在《閑情賦》里寫道，愿做美女穿的衣領，為的是能親近她的芳容，但即使此愿能夠兌現，仍然還有悲的擔憂，即美女夜間脫下衣服，這衣領非但不得親近美人，還要自守一旁去熬那難眠秋夜。陶淵明從一愿生一悲開始寫起，直寫到第十愿愿做木琴，為的是能擱在美人膝上讓她撫奏，但仍會接踵生出第十悲，即樂極哀來，美女停止操琴，自己仍會被擱置一旁，終究不得親近佳人。詩人所寫的十愿十悲，層層遞進，可謂情真意切，娓娓動人：愿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余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愿在發而為澤，刷玄鬢于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于華妝。愿在莞而為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愿在絲而為屨，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床前。愿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愿在夜而為燭，照玉容于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愿在竹而為扇，含凄飚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愿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掇音。。錢鐘書先生在他的巨篇宏著《管錐篇》中所進行的比較文學研究，就錢先生在列舉了古今中外各家相似寫法的實例后，比較分析指出：“無論少只一愿或多至六變”，不是“尚不足為陶潛繼響”，就是“稍遜一籌”。其原因是中外各家的寫法，都只寫了“愿”，如中國的只是“愿化芳瓷供茗飲，將身一印口邊脂”，或“愿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子，砑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而西方的也只是“甘愿做蚤虱或溷器”等，都不如《閑情賦》能“十‘愿’適成十‘悲’；更透一層，禪家所謂‘下轉語’也”。下轉，是佛學禪理中的術語，說的是人最初于面對之物境記憶不忘、朝思暮想，以致達到愚癡成性，以致背離不妄不變的本來心態，并就此陷入生者死、死者生，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旋火輪”（見佛藏《楞嚴經》）的下轉境況。這當然是唯心主義的說教，但《閑情賦》中的“十愿十悲”，其超出其他作品類似寫法的感人魅力所在，就“妙”在愿生悲、悲生愿、愿愿悲悲、悲悲愿愿，如旋火輪的下轉“境界”。通過這樣的中外文學文化淺深層次的參照比較研究后，所得出的“下轉”創見，不僅豐富與發展了中外文論和修辭學理論與術語，而且也對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增添了新的借鑒技巧和批評依據錢先生在列舉了古今中外各家相似寫法的實例后，比較分析指出：“其次，對比較方法的運用，比較文學因其超越了國界、族界與學科界限，所以它在研究的全過程中也就更為自覺，并具世界文學視野。從上面所提到的錢鐘書先生對《閑情賦》中“十愿十悲”的比較研究可知，比較不僅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支撐點，而且也貫穿在研究過程的分析、歸納、演繹、綜合和生發等各個論述環節，使被研究的各個文學對象之間，由于相互參照的角度、層次更廣更深，因此事物的特性也更易于確定，彼此的同異及其內在關系也更易于發現。比較文學與其他文學研究相比，它對比較法的運用具有特強的“自覺意識”，就在于它既有不同文學文化的參照比較視野，又有求同辨異、探求其內在關系的比較研究邏輯學理。對此，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不僅在他們的哲學、經濟學等經典論著中，而且在他們評論文藝的書信里，也都運用自如地使用它。如將莎士比亞與席勒、把歌德的《葛茲馮·伯列欣根》同拉薩爾的《弗蘭茨·馮·濟金根》、甚至在《霧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將雨果的《小拿破侖》同他們自己對拿破侖的政治論述作比較參照，從而提出了典型環境與典型性格的關系、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統一的原則、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等精辟見解。此外，十九世紀以來，許多杰出的科學家與學者，都自覺地采用了比較參照視野，從而使各個學科有了長足進步，導致了大量新學科和新分支學科的產生與發展。如比較建筑學、比較解剖學、比較語言學、比較民俗學、比較法學、比較宗教學、比較哲學、比較美學、比較經濟學、比較心理學、比較教育學、比較圖書館學等等，至今方興未艾其次，對比較方法的運用，比較文學因其超越了國界、族界與學科界什么是比較文學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