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政-與議會的關系論文西方國家政-與議會的關系論文政-在西方國家產生之初，其價值和進步因素并沒有得到認可，相反，曾遭到普遍的批判；今天學習啦我要與大家共享的是：西方國家政-與議會的關系相關論文。詳細內容如下，歡迎參考瀏覽：西方國家政-與議會的關系議會、政-和選舉制度被譽為西方民主制的三大支柱。它們都是在近代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斗爭經過中，建立或發展起來的。到19世紀歐美各國普遍設立議會。世界范圍內的議會普及完成于20世紀中葉。據統計，在目前世界上200多個國家中，正在發揮作用的國家議會(不包括地方議會和區域議會)有180個。在這些國家中，都有政-的組織存在。有的國家只要一個政-，多數國家有幾個、十幾個政-，最多的一個國家就有300多個政-同時存在。由此可見，議會與政-在西方國家中，乃至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非常普遍的政治現象。這種政治現象最初起源于西方，到目前為止，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從西方國家議會和政-的產生、發展歷史來看，議會與政-存在著非常嚴密的聯絡。概括起來講，西方國家議會民主制為政-的產生提供了制度空間，為政-的活動提供了舞臺，同時，政-的出現也為議會運行提供了強大動力，促進議會民主制度的發展。本文嘗試著從這兩方面來分析西方國家政-與議會的關系。一、議會是政-活動的核心場所政-與議會的這一層關系大體上能夠從政-的產生、政-的性質及議會在國家政治體制中的地位等三個方面體現出來，試述如下：政-是在近代議會民主制度基礎上構成的。早在17、18世紀的英國議會、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國民公會和美國費城制憲會議中，因政治主張的不同而出現了議員聯盟，如在英國，在討論旨在取消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繼承權的（排擠法案）時，構成被稱為輝格-的支持派和被稱為托利-的反對派;在美國，因對聯邦與州的關系主張不同，而出現主張加強聯邦政府權利的聯邦-和主張維護州的民主權利的反聯邦-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更是政治派別諸多。它們是西方首批政-的雛形或萌芽。19世紀，隨著選舉制度的發展，原來主要局限于議會內活動的政治派別，紛紛走出議會，在全國各地建立了選舉委員會。當這些選舉委員會聯合起來建立全國性組織時，就構成了第一批政-，如保守-、自由-、激進-等。此后，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國家里，在議會制的基礎上紛紛效仿英、法、美的做法組建政-。由此可見，固然西方國家的政-詳細產生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一點它們是共通的，這些國家的議會民主為政-的構成和政-制度確實立提供了制度空間、創造了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政-脫胎于議會，議會是政-的母體，所以政-自其產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議會為活動場所的。政-在西方國家產生之初，其價值和進步因素并沒有得到認可，相反，曾遭到普遍的批判，如美國第一任總統、開國元勛喬治華盛頓在寫他那篇著名的（告別詞）時所想到的政-一詞的含義是這樣的：一個派別對另一個派別的交替統治，由于-派紛爭所產生的天然報復心理而使斗爭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時代和國家中，這種交替統治干下了最令人厭惡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種可怕的專制主義。[1]美國的另一位締造者詹姆斯麥迪遜也曾表述過類似觀點，他在（聯邦主義派）一書中寫道：按照我的理解，所謂派別就是由于某些共同感情或利益的推動而相互結合和行動起來的若干公民(不管占全體公民中的多數或少數)，他們的感情或利益，是違犯其他公民的權利或社會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2]當然，和很多思想家一樣，后來麥迪遜對政-的看法有修正。那么，為什么早期的思想家們會對政-持批判的態度呢?這主要是由于他們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沒能正確理解政-的性質，而把政-等同于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宗派，類似于我國歷史上存在過的朋-。事實上，政-與宗派在性質上是有根本區別的。宗派是以私人的利益以及私人之間的感情關系為基礎建立的小團體。它以追求私人利益為目的，因而，其往往把本人的活動凌駕于社會的整體之上，損害公共利益以知足宗派成員的一己私利。而政-固然也是一部分人組成的團體，但這個部分是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整體的利益，它為了整體而行動，誠如18世紀英國著名政治思想家伯克所言：-派是團結一致的人組成的團體，目的是在一些共同認可的特定原則的指導下，通過共同的努力推動國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3]從伯克給政-下的這個定義能夠看出，政-對宗派的超越是由于它們建立的基礎不僅僅是利益和情感，還有共同的政治原則，并且它的奮斗目的是促進國家利益。當然，政-與宗派之間的實際區別有時并不總是那么明晰的，由于有時候很難判定一個團體到底是在為整體利益而行動還是為了他們本人的利益而行動，而且更為糟糕的是，一個為整體利益而行動的政-也很有可能退化為為私人利益而行動的宗派。對于這樣一種危險性，作為有著對權利高度警覺和不信任傳統的西方民族來講，并不太難預見。當然，西方國家并沒有因噎廢食，相反，他們不斷探索避免或減少這種危險性的方式。目前，西方國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兩條：一方面通過憲法，甚至專門的政-法對政-的地位、作用、組織原則和組織活動等問題進行法律規范；如法國憲法第四條規定：各政-和政治團體協助選舉表達意見它們應該遵守國家主權原則和民主原則。意大利憲法第四十九條也規定：為了在確定國家政策方針方面以民主方式進行合作，全體公民有自由地組織政-之權利。德國（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各政-應相互協作以實現國民的政治愿望。它們的建立是自由的。它們的內部組織必須與民主原則相符合。它們的經費;必須公之于眾。此外，德國專門制定政-法對政-的地位、作用、組織原則和組織活動等問題進行了規定。另一方面通太多-或兩-競爭性選舉，使政-周期性地接受公民的檢驗。實踐表明，政-為了在競爭性選舉中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它就必須不斷對人民的要求作出回應、反映民意。這樣，就較好地防止了政-墮落成宗派。由此可見，在西方人看來，政-在性質上應當是以整體利益為依歸的，同時，為了保證政-不至于淪落為追求私人利益的宗派，定期的競爭性選舉是必須的。而我們知道，無論是政-追求整體利益，還是進行競爭性選舉都離不開議會這個大舞臺。當然，我們講在西方國家議會是政-活動的核心場所，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唯一場所。事實上，議會對于政-的重要性因國家的政體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西方國家中，最典型的政體是議會制和總統制，而所謂融合了總統制和議會制因素的半總統制，在實際運作中，要么表現為議會制，要么表現為總統制[4]，所以本文僅分析總統制和議會制中的情形。在實行總統制的國家里，如美國，因總統不是在議會中選舉產生，不對議會負責，而且總統擁有很大的行政權利，所以，在這些國家中，各政-首先為爭取總統職位而展開劇烈的競爭。當然，議會或國會選舉并不是不重要，由于畢竟議會也擁有立法權、財政預算批準權、高級行政官員的批準權及彈劾權等重要權利。所以，在總統制國家里，議會仍然是政-活動的重要場所。在實行議會制的國家里，如英國，議會對于政-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它除了擁有總統制下議會所享有的權利外，還有組閣權、質詢權和倒閣權，而這些權利就意味著政-假如把握議會，那么，它就同時也控制了行政部門。所以，在實行議會制的國家里，議會當仁不讓地成為政-的核心場所。二、政-是議會開展活動的核心動力這是政-與議會另一個層面上的關系。近代西方議會的出現和議會制度確實立具有宏大的歷史進步意義。它的根本意義在于以資產階級人權否認封建等級特權，重構了國家權利的社會基礎，以議會民主制取代了封建王權專制，進而奠定了國家權利的民主基礎。一般以為近當代議會具有代議、利益整合、控制和監督政府等基本功能，而議會每一項基本功能的實現都離不開政-的活動。第一，關于議會的代議功能。資產階級革命后，確立了人民主權原則，取代了封建專制下的君主主權原則。那么，作為主權者的廣大人民怎樣實踐本人作為主權者的權利呢?每一個人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通過選舉代表本人意志的議員進入議會的方式間接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當然，議會代議功能的實現有一個前提性問題，即有廣泛代表性的議員選舉的問題。這一基礎問題主要是通過政-活動來完成的。我們知道選舉獲勝是西方民主中合法執掌國家政權的根據。西方國家政-執掌國家政權的標志主要表現為通過立法選舉或總統選舉獲取議會多數或占據總統職位，誠如美國學者古德諾所言，政-不僅擔負起了挑選在政府體制理論中表達國家意志即立法人員的責任，而且擔負起了挑選執行這種意志的人員即執行官員的責任。[5]因而，西方國家的政-一般將其工作中心和重點首先置于選舉活動上。為博得選舉勝利，各政-都全力以赴，決定并提出本-候選人，制定競選綱領，籌集競選經費，利用當代傳媒大張旗鼓地展開宣傳煽動，進行民意測驗，千方百計吸引廣大選民的注意和支持，并力圖通過控制和操縱以保證本-候選人進入議會和政府。第二，關于議會的利益整合功能。議會作為民意機關，首要的任務是民意的表達、凝聚和整合問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由于人們分屬不同的階級、階層，他們無論作為個體或某個利益群體，都有本人的利益訴求，并希望得到國家權利的成認與保障。但這些利益訴求紛繁復雜，不一而足，假如任由各利益主體為了本人的利益而與其他利益主體斗爭，并試圖沿著本人的偏好改變政府的方向，那么，整個社會將幾乎沒有共同的價值、目的或意識形態來尋求全國性的支持。而政-作為通過選舉來實現控制政府政策的政治組織，必然要對不同的利益進行挑選、協調，整合成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將其傳到達議會，并根據一定的程序加以采納和立法，即變成國家的意志，加以貫徹執行。第三，關于議會的控制和監督政府的功能。西方國家議會控制和監督政府的最有力的手段是財政，即由議會把握政府的財政收支到達監督政府的目的。這是議會所擁有的一項非常原始的權利。它幾乎伴隨著議會的產生而同時產生了，由于據學者考證在標志著議會成形的英國1215年（自由大憲章）中就規定國王在征稅前必須召開大會議，以征求全國同意[6]。實踐表明，議會的這項權利確實比擬好地發揮了控制政府的功能。此外，隨著議會制度的演進，議會還發展出不信任案、質詢、國政調查、彈劾、罷免等監督控制政府的方式。當然，議會的這些監督控制方式之所以能發生作用與政-活動密切相關，尤其是反對-更是功不可沒。在早期，人們經常把反對-等同于叛國者、里通外國者，由于在他們看來反對-只是為反對而反對，其責任不在于提出建設性的建議，而是反對一切，處處與執政-作對，以把執政-趕下臺為目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制度的實踐發展，反對-的特殊作用逐步被人們所認識，如有學者論證道，反對-對國家履行極為重要的政治職責，扮演憲法和法律的保護者和擁護者，大臣行為的檢查者，大臣們瀆職和不端行為的告發者的角色，并作為民族的領導者反對大臣的議案，試圖把他們趕出政府。[7]也有學者從維持民主政治的高度來評價反對-的作用，如以為反對-的存在，是對專制主義的一種抑制[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