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讀《國富論》有感讀書筆記——讀《國富論》有感讀書筆記——讀《國富論》有感V:1.0精細整理，僅供參考讀書筆記——讀《國富論》有感日期：20xx年X月國富之道—財富分配與資本積累——《國富論》有感書目簡介《國富論》，原名直譯為《諸國民之富的性質及其原因之研究》，它的出版標志著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在書中，亞當·斯密第一次提出了市場經濟會由“看不見的手”自行調節的理論，這也奠定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理論基礎。摘要《國富論》是古典經濟學的代表著作之一，通過閱讀本書，筆者感受到古典經濟學中經典理論的瑰麗，也見識到古典經濟學家洞察經濟社會的敏銳。筆者重點學習了亞當·斯密提出的資本積累理論，并在學習同時進行批判性思考，對于書中一些觀點也提出自己不同的見解，旨在閱讀學習的同時，加強自我審思能力。縱觀本書，亞當·斯密從“何謂財富”出發，解釋了他對財富的理解和定義，闡述了他的財富觀和貨幣觀，由此推翻了當時“重商主義”的錯誤前提，為自己理論的提出奠定了基石。《國富論》開篇第一句即是“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而在亞當·斯密以前，重商主義認為財富就是金銀，重農主義則認為金銀不是財富，土地生產物才是財富。可以說，亞當·斯密第一個正確地認識到，人類生產性勞動創造的生產物，包括金銀在內，都是財富，人類勞動則是財富的源泉。以這個概念作為開始，亞當·斯密衍生出了“如何創造財富”的研究，他提出生產力是由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所組成的，并進而細化分析。最后，他回答了“如何維護財富”的問題以及提出了“如何分配財富”的原則，提出了市場機制的重要價值，并最后衍生出對正確政府職能的探討。這個寫作過程以“財富”為源頭而順序衍生的，討論了財富從產生、擴大、流通、實現社會價值等一系列活動的過程，并在這些過程中提出了對財富活動的規律性認識。關鍵詞財富分配正義勞動資本積累一、選題的意義“怎樣才能實現財富的增長”是經濟學最為古老的問題，也是古往今來人們所孜孜以求的目標之一。在書中，可以說斯密一直圍繞著資本積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增長這一中心話題。相比交換和分工而言，資本積累是一個更為復雜的過程。因此想要真正理解亞當·斯密的有關資本積累的思想，還得從最基礎的開始。資本的積累必然引出財富的分配，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民財富的增長必然形成一種財富分配的原則，而對于如今的社會，我們必須要從亞當·斯密所認知的財富分配對現代社會的意義窺探出新時代財富分配的正義性的意義。二、財富的分配原則從第一篇第八章開始，到第十一章，斯密論證了財富的分配原則對于勞動者，斯密指出，“凡依勞作而生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許多場合，工資還得多少超過此種限度，否則，他將無從贍養家室，無從延續勞動者族類至一代以上。”[[]亞當·斯密.國富論(上)[M].郭大力,王亞南：[]亞當·斯密.國富論(上)[M].郭大力,王亞南：譯林出版社，[]亞當·斯密.國富論(上)[M].郭大力,王亞南：譯林出版社，資本利潤論——斯密認為“資本的增加雖然會提高工資，但同時卻會減低利潤。”[[]亞當·斯密.國富論(上)[]亞當·斯密.國富論(上)[M].郭大力,王亞南：譯林出版社，資本的利潤和勞動工資不相等，斯密認為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職業本身的性質。這一個原因，又有以下幾個情況而定，第一，勞動工資，因業務有難易程度尊卑污潔的區分，勞動工資就不同。這里，斯密用了紡織行業的縫工與織工，以及鐵匠與泥匠的工資差別論述，勞動技藝難的工種工資較勞動技藝簡單的工種要多，易污行業比潔凈行業的工資更勝一籌；第二，勞動工資因為勞動本身需要前期的投入不同而使得勞動工資有差異。這里，斯密講了機械師，技工和農事從業者的工資差別，顯然，機械師行業需要一定的門檻要求，就是進入這一行需要一定的成本，因此，這些成本理所應當地反映在所得工資上；第三，勞動的業務的安定程度也有區分。這里舉列了木匠和泥匠之間的工資差別，木匠因為較為安定，所以日工資反而較少，泥匠的工作因為受顧客的臨時要求以及自然天氣的影響，所以安定程度稍差，所以其工資也就略高；第四，負責業務的大小不同，造成勞動工資有多寡之別。這里說了醫師和律師的高工資的緣故；第五，因成功希望不同。就是說工作都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或者成本，往往工作并不一定輕易得到。在此，斯密舉出了鞋匠和律師的從業成功希望的不同。二是因歐洲政策不同而不同。第一，會限制某些職業的從業人數，一些歐洲政策實施嚴格的行會制度和長期徒弟制，這樣就會對一些行業的進入門檻設置嚴格規限。第二，增加某些職業的競爭程度，一些政策通過設置獎勵金、補助金和獎學金來吸引人們從事該行業，比如說牧師。一些候補牧師的工資甚至不如泥水散工的工資優厚。第三，對一些勞動資本的自由流動加以限制。土地地租論——地租作為為了使用土地而支付的價格，自然是一種壟斷價格，它完全不與地主為改良土地而可能投入的資本成比例，完全不與地主所能收取的成比例，而是與農民所能支付的成比例。同時，地租構成商品價格的方式與工資和利潤不同，斯密認為：“工資及利潤的高低，為價格高低的原因；地租的高低，則為價格高低的結果“隨著國民財富的增進，地租部分將不斷增加。三、斯密的分配論對于現代的意義第一，斯密在論證分配論中，在涉及到勞動的時候實際上是從勞動價值論延續到勞動力市場，其中涉及到勞動的自由流動，以及勞動者的最低保障工資等，這些對于加快市場改革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具有重要意義。在市場化的改革中，我們尤其要注意勞動市場的建構，保證一個自由流動的勞動市場，這樣對分配的公平上能起到一個比較重要的作用。第二，在論及勞動工資的不同的時候，斯密涉及到了人力資本的含義。在論述工資的差別構成，斯密的人力資本論述，包括對于從業人員的培訓，進入成本，流動機制等都進行了論述。第三。，斯密在論述工資差異和資本的利潤差異的時候，涉及到了勞動和資本對生產的貢獻的專題。他指出勞動的分配可能會比資本的分配少。這樣財富的分配，尤其是初次分配，就與可能涉及到公平的問題。也就是財富分配不均或者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第四，對于第三個問題，斯密有自己鮮明的主張。在《國富論》中，斯密指出，決不能把大多數人生活狀況的改善，看做是對社會的不利，同時，如果一個社會有較高比例的成員生活在困厄中，那么這個社會就不能真正地繁榮幸福。最后，需指出的是，在論及財富分配的理論時，斯密是從傳統的微觀意義上講的，并沒有進一步論證，財富分配對國民財富的進一步影響。比如，資本所得，勞動所得，以及土地所得對增加國民財富的促進作用。就是財富增長的具體路徑，以及在此路徑上可能產生的各種可能性還有影響，都沒有過多涉及，而這對于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也是具有重要的意義的。四、分配正義的再理解(一)初次分配:尊重勞動,鼓勵創造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歷史也正是人類不斷創造財富,不斷分配著財富的歷史。科技的不斷進步,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帶來的物質的極大豐富,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在蛋糕不斷做大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注重如何切好這塊蛋糕,也就是如何進行合理的財富分配。如何使財富的合理分配既可以做到與勞動者的勞動價值相匹配,又可以促進勞動者積極性的提高,從而不斷的增加社會財富。財富的分配應該體現人的勞動價值,更加應彰顯出人的尊嚴。財富是勞動所創造,而勞動是人的勞動,因而以人為本才應該是財富分配的應有之意,這恰恰也是體現了公平正義的要求。“正義是人類社會具有永恒意義的基本價值追求和基本行為準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對正義的追尋過程就是人類社會由落后到發達、由不合理到合理的無限發展過程。”[[][]何建華.正義分配論[M]：人民出版社，正義是財富分配所必須遵循的要求。然而正義內涵如何界定呢通常來說“正義是一種道德規范、準則,通過對人的行為的限定,使們之間的社會關系達至合理、均衡,這種合理、均衡既體現在利益相關方自身的價值目標,也符合一定社會的客觀尺度。也就是說在生存、受教育、勞動等基本權利上追求絕對平等;在非基本權力上,追求比例平等。”[[][]張振超.財富分配正義研究[D]:蘇州大學，2010財富分配的一個重要價值取向就是要尋求正義,“一切人,作為人來說,都有著某些共同點,在這些共同點所及的范圍內,他們都是平等的。”[[]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傭了千百人為自己勞動,目的只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婪的欲望,但是他們還是同窮人一樣分享他們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做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做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并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這就是在闡述亞當斯密關于分配理論中最著名的是“看不見的手”的理論。而“看不見的手”就是斯密口中自由市場的機制。在斯密的觀點中認為市場有著完善的調節機制可以通過自身的調節區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只是一個“守夜人”的作用。在收入分配的中也積極的主張政府要放權,主張政府與市場主體分開,讓社會的市場機制進行充分的市場調節,在斯密的眼中每個人都具有自利性,可以在市場中為了自身的利益進行優化的資源分配。斯密的這個觀點也再次證明了其自身放任的自由資本主義分配正義觀,主張盡量減少政府干預,強調市場主體意志的自由,個人權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在國民財富的分配過程中,初次分配是基礎。整個國民財富的公平性也是建立在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礎上,社會的再次分配是建立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與正義,才能有效的保證社會整個財富分配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初次分配中,為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推動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積極主張運用市場調節的杠桿去進行分配的調節,讓資本,技術等要素充分的參與收入分配,合理拉幵收入的差距。減少政府在第一次收入分配中干預功能,讓市場自主調節。(二)二次分配:保護勞動、調節差別在之前我們談到斯密是崇尚自由的市場機制,反對國家的過度干預。但是斯密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一方面,斯密意識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基礎,如健全法律和秩序,產權保障等。這些制度性基礎需要各個方面的努力,政府的努力也是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市場機制也不是萬能的,它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更好地去實現經濟的繁榮。因而斯密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存在是必須的。而使政府可以進行有效的服務就必須有必要的經費。而必要的經費一大部分要來源于稅收。斯密對于稅收的看法,認為其不僅可以為政府提供必要的運行費用,還可以通過稅收調節消費和收入。斯密認為,“一切賦稅歸根到底都來自社會上的工資、利潤和地租這種收入。依他之見,征收工資稅,就必然得高貨幣工資,實際上由資本家支付,而資本家總是設法把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如果資本家轉嫁不出去,那他對勞動的需求就會減少,從而使國家的年總產品減少。征收利潤稅,若對利潤中的利息部分征稅,一是極難確定借貨資本的數額,二是容易引起資金外流。若對利潤其他部分征稅,資本家無力負擔,或者歇業不干,或者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而對地租征稅不會影響財富的生產和大多數人的收入。”[[]張振超.財富分配正義研究[D]:蘇州大學，2010[]張振超.財富分配正義研究[D]:蘇州大學，2010斯密把這種稅賦的征收當做是政府的強制手段,這種有政府采取的財政政策正是通過政府強制力保證實施,并通過把值的調大,努力提高再次分配的效率,很好的兼顧了公平。“對奢侈品所課之稅，除這商品本身外，其他任何商品價格，皆不會因此提高。對必需品所課之稅，因其提高勞動工資，必然會提高一切制造品的價格，從而減少其販賣與消費的范圍。”[[]亞當·[]亞當·斯密.國富論(下)[M].郭大力,王亞南：譯林出版社，而“一種重稅，有時會減少所稅物品的消費，有時會獎勵偷運，其結果，重稅所提供政府的收入，往往不及輕稅所提供的收入。當收入減少是由于消費減少時，唯一的救濟方法，就是減低消費品的稅率。”[[][]亞當·斯密.國富論(下)[M].郭大力,王亞南：譯林出版社，而政府的本身有著“經濟調節,市場的監管,社會的管理,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職能,因而在國民財富的再次分配中政府肩負著重要的責任,在這一財富再分配的過程中,政府主要依靠了其行政的強制力等手段,運用稅收的杠桿,建立健全社會的保障機制體制,合理的財政政策不同地區的財富轉移政策來調節高低收入者的貧富差距,進而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我們看到了政府在市場調節以外的重要作用,然而政府的這種強制的調節的力度不易過大過激,否則就會損害市場調節機制在初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進而影響到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因而在再分配中,政府需要起到重要的過程中,政府要更加注重調節的“度”,既要兼顧公平促進正義,又不能損害第一次的公平正義。為了第二次可以很好的進行分配注重公平,打破壟斷行業,促進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就需要運用制度的保障,把權利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保證權利使用的陽光化,促進正義公平。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更多應該把政策的杠桿傾向于真正貧困的繼續幫助的弱勢群體,進一步完善社會的保證機制,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體現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關注人的價值、關心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和幸福指數,最終能夠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由生存型向發展型社會的過度時期,貧富的差距的不斷增大,是的社會矛盾仍然存在。以前的過度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因為政府在進行二次的分配中還必須注意運用行政的手段進行矛盾干預,分配政策的傾斜減少矛盾,并注重環境方面的投入,加大環境的保護力度,促進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綠色發展。在二次分配中,我們應該努力做到:保護勞動,調節差別,減少矛盾。(三)節儉廉潔“小政府”在斯密整個理論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對于“自由制度”的崇尚。而與自然的自由制度相匹配的國家機關就是“廉價政府”,或者說“小政府”。近年來許多的思想家基于國家設立有限目的和國家權力全面干涉私人活動的重商主義時代的慘痛經驗,以及憎惡強制權力的優良文化傳統,無一例外的認為:“國家”應該單單的擁有最小的權利,并且行使最小的職能。“廉價的政府、最小國家、或者如德國學者拉薩爾所宣揚的夜更人國家等概念都形象的表達了這個社會的通念。一句廣為傳頌的政治格言:“最好的統治就是最少的統治”“廉價的政府論在政治上要求縮小、限制國家權力;在經濟上則強調縮減并節約國家經費。質言之,廉價政府論要求盡可能低廉的費用來維護私人的財產。關于廉價政府學說,可以分為兩種基本觀點。即絕對廉價政府和相對廉價的政府。斯密所持的是相對廉價的政府觀。”[[][]李非.富與德—亞當斯密研究[M]:廣州人民出版社，“文明國家的政府支出,一定比未開化國家政府的支出大得多。……文明國家必須維持海陸軍,必須把某些地方設防起來,必須建造公共建筑物,必須設置法官、收稅人員等。如果不這樣做,社會秩序就會發生問題。”這很明確的表明出斯密主張相對的廉價政府。斯密認為,和平不會隨著財富和道德的發展而自然出現,故需要幵支軍費和司法經費以維持和平。相對廉價的政府致的是雖然政府的財政規模絕對額有所增加,但國民所得增加的更為迅速。從近代來看,以生產力的發展和國民所得的增加作為分母,而以國家稅收的總額、經費為分子,則比率不斷下降,即被視為廉價政府的實現。研究斯密財政學的日本學者中谷武雄認為:“斯密的廉價政府理論主要的特點之一就是斯密不關心現在政府支出的多寡,以及其占國民所得的比重大小,而是站在長期的立場上,關心起經費支出是否可以減少其他經費在將來增大支出的必要性。在斯密看來,通過整體的改革,應由國家提供的服務特點是可以通過節儉將來的費用支出。若有助于節欲未來支出,則現在的投資才有必要。”斯密眼中的廉價政府我們可以認為是一個以低廉價格供養的政府,實施公平的稅制,做到合理適度的征稅,這樣既不會傷及經濟,侵蝕資本,也不損害國民的利益。國家本身要厲行節約,不鋪張浪費,有效的利用財政資金盡到一個守夜人的責任,其他的讓“無形的手”去引導。五、資本的概念與意義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中說道：“他們所有的資財，若足供他數月數年之久，他自然希望在這資財中，有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僅保留適當一部分作為收入未曾取得以前的支費，以維持他自身。他的全部資財，于是分成了兩部分。他希望可以提供收入的部分，稱作資本。”[[][]亞當·斯密.國富論(上)[M].郭大力,王亞南：譯林出版社，緊接著，書中又說明的資本的類型——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亞當·斯密認為，資本可用來生產、制造或購買物品，然后賣出去以取得利潤。這樣使用的資本，在留在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狀時，對于投資者不能提供任何收入或利潤。商人的資本不斷以一個形態用出，以另一個形態收進；而且也只有依靠這種流通，依靠這種繼續的交換，才有利潤可圖。這樣的資本可稱為流動資本。資本又可用來改良土地，購買有用的機器和工具，或用來置備無須易主或無須進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潤的東西。這樣的資本可稱為固定資本。當然，這是亞當·斯密從個人角度出發而說明的資本的含義。那么對于國家或社會而言呢“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總資財，即是住民全體的資財，所以，亦自然分作這三個部分，各有各的作用。”[[]亞當[]亞當·斯密.國富論(上)[M].郭大力,王亞南：譯林出版社，因此，從作者的思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等式：國家財富=留供目前消費資財+資本（固定資本+流動資本）而在這個等式之中，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需要通過資本來加以補充，因此，增加國家財富，無法依靠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而是需要通過資本的積累。自然而然地，我們會產生這樣一個疑問，如何增加資本六、資本積累的途徑(一)分工促進資本積累從根本上而言，資本積累靠的是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是毫無疑問的。而如何提高生產力水平，在前面一節業已提及，即勞動分工以及分工引起的機械的使用。這是亞當·斯密提出的具有偉大意義的觀點。這一觀點，“不僅合乎邏輯,而且符合厲史發展狀況。馬克思的分工理論吸收了這一正確觀點。”[[][]李榮昌.亞當·斯密的資本積累理論評價[J]:上海經濟研究，分工簡化了勞動的動作，勞動者技藝大大增進，并節省了勞動轉換的時間，在一定條件下還利于機械的創造和使用，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當分工日趨細密時，就會有更多人從事發明適合于各人各行勞動生產的機械，而這些機械也就更利于被發明和使用。當然，不論是勞動者勞動，還是機械生產，都需要一定的資本作為前提以用于支付勞動者的薪資和機械發明的費用。因此需要有預先的資本積累。亞當·斯密在書中也寫道：“按照事物的本性，財之儲蓄，必在分工以前。預蓄之財愈豐夥，分工亦能按比例愈細密。分工越是細密，每個工人所能制造的材料，定然越是增加。每個工人所擔任的作業，既漸趨簡單，便有各種新機械發明，使作業更為簡便而迅速。”[[]亞當·[]亞當·斯密.國富論(上)[M].郭大力,王亞南：譯林出版社，既然勞動分工是資本積累的深層次的途徑，那么必然也有較為明顯或直接的資本積累的方式。(二)財富分配促進資本積累亞當·斯密認為，“固然，無論在哪一國，土地勞動年產物，到底都不過供國內消費，給國內居民以收入，但其收獲，無論出自土地，或出自生產勞動者之手，都是一出來就自然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來換還資本，補充從資本取出了的食料、材料和熟貨；別一部分，則以利潤形式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為地主的收入”[[]亞當·斯密.國富論(上)[M][]亞當·斯密.國富論(上)[M].郭大力,王亞南：譯林出版社，就土地生產物而言，在過去的歐洲，由于封建地主占有絕多數土地，因此幾乎所有的土地生產物最后都歸于地主所有，而在過去生產力并不發達的情況下，土地生產物中僅有極小部分用以補償耕地所用的資本，絕大多數作為地主的利潤或地租。而亞當·斯密生活的時代，已與過去發生巨大變化，在全部土地生產物中，地租所占的比例很少超過三分之一，有時還不到四分之一。但以數量計，改良的土地的地租，卻大都已三倍或四倍于往日；但是在年生產物中取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和往日年產物的全部比較，似乎就有三倍或四倍之多了。因此，在農業日益進步的時代，就數量說，地租雖是日增，但對土地生產物的比例，卻是日減，也就是說，資本對于土地生產物的比例，大大增加。就生產性勞動者生產出來的年產物而言，古代歐洲貿易很少（相對于17、18世紀而言），制造業簡陋，所需資本極少。可是它們所提供利潤卻相當大。“古時利息率，罕有在百分之十以下的。這可證明他們的利潤，至少也足夠提供這么大的利息。現在呢，歐洲各進步國的利息率，已罕在百分之六以上；最進步國的利息率，且有時低至百分之四、百分之三百分之二。”[[]亞當[]亞當·斯密.國富論(上)[M].郭大力,王亞南：譯林出版社，既然作為用以支付地租和利潤的資財的比例下降了，那么上升的即是用以補充資本的部分的比例，也就達到了資本積累的目的。所以，在亞當·斯密看來，這種國家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是促進資本積累的重要手段之一。這也反映出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下，傳統的以土地生產物為財富來源，已越來越失去其號召力。而地主所占財富比例的下降，新興資產階級所占資本比例的上升，也反映出不同階級實力的變化，也預示著在不久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