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論理論與人的總體化馬克思主義從理論范疇出發去把握人類社會的存在與開展，從而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思想體系。然而，并非一切在理論范疇的根底上構筑起來的思想體系都屬于馬克思主義。薩特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就是建立在理論范疇的根底上的，但是，卻與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因為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理論是社會理論，而薩特那么嚴格地在個體的人的意義上來理解理論。所以馬克思主義在理論范疇中生長出了積極的樂觀主義的歷史觀，薩特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那么由于陷入到個人理論的泥淖中而對歷史的開展持悲觀主義的態度。盡管薩特自認為填補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空潮，但他始終停留在對作為個人自我完善的所謂總體化問題的考慮上。一.理論與總體化在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作─-?辯證理性批判?中，薩特討論了理論與總體化的關系，他認為，理論就是總體化，反之，總體化也就是理論。理論活動的一切成分，諸如方案、目的、選擇、手段等等彼此是內在的。由于它們彼此間內在的關系而構成了辯證統一的有機聯絡的總體。在理論活動中，人在自己的方案中成為創造者和活動的主體，理論的每一個步驟和人所采用的每一種手段，都在他的預設中，他站在將來的角度致力于目的和手段的統一，把自己活動的每一個環節納入總體化的過程。理論活動著的人自身就是動因、目的和手段，當他在理論活動中將自己展開時，就造成了總體化的純粹形式。當人的需要作為有機體的環節展開時，人是通過自己的理論實如今自然界中繼續維持自身的生命存在的。維持自身的存在是在對自我的超越中實現的，即通過自己的理論活動使自己的有機體指向將來，把將來和如今聯絡在一起。薩特說，總體化的活動“勾劃出了一個現實的范圍，這個范圍作為原始理論的相關物，是需要加以交融的形式上統一的總體，當理論在這個范圍中產生了最分化的多樣性之后，就會試圖作出最嚴密的綜合。〞[1]因此，人的理論就反映為綜合活動的創造，是在對他的環境、物質世界的多樣性的綜合，并在綜合中創造他的本質，追求他的存在與本質的統一。薩特認為，人是作為物質實體的理論主體，人的存在就意味著進展著改變世界和改變自身的活動，這種改變世界和改變自身的理論活動就是世界趨向于人而使人總體化的過程。他說“理論就是由于內在化而從客觀到客觀的過渡；作為從客觀到客觀的主觀揚棄而在環境的客觀條件和可能性的領域的客觀構造之間展開著的‘方案’，在它本身上面表現著主觀性和客觀性的運動的統一，表現著這些的主要規定性。〞[2]在理論活動中，主體的人不斷地把物統一于自己的主觀活動之內，使物成為人的一部分，這就是使“外在的內在化〞。在內在化的過程中，人不斷地超越純粹存在的形式，得到“獲得性〞的質。但是，人在理論活動中并不僅僅實現“外在的內在化〞這一單向運動，而是同時用自己的身體作用于物質世界，創造出以人為中心的物質世界的各種構造，實現“內在的外在化〞的運動。這種“外在的內在化〞和“內在的外在化〞的統一就是一個總體化的運動，是通過理論的方式來進展的總體化運動。所以，當理論已經成了我的實在的生活的時候“也就是一種總體化的運動，它把我的鄰人、我自己以及我的環境條件集合在正在進展的一種客觀化的綜合性的統一之中。〞[3]但是，薩特所考察的是個體的人，而這個個體的人的活動以什么樣的形式出現才能稱得上是理論活動呢？比方，兒童求哺或戲耍能稱得上理論活動嗎？─-這顯然是不能為人所承受的；或者，人的理論活動是由他領得的第一份工資而開場加以確認的，那么結論就會是在這個人未領得他的第一份工資時，他還不是人，─-這也是荒唐的。薩特強調指出，我們不是在我們掙得工資那一年出生的，因此對人的研究決不應忘記他的童年。研究人的童年并不是回到他童年求哺、戲耍之類的活動中，而是回到他在童年中遭遇到的總體，而這個總體正是他的家長和一切與他相關的人的勞動、理論活動構成的。毫無疑問，人在拿得第一份工資之前并不是停留在總體化過程之外的，既使他并不直接是理論、勞動活動的主體，其別人的理論、勞動活動也造就著他的總體化。當然，這并不能證明總體化可以脫離理論活動，相反，這個人在拿得自己的第一份工資之前所不斷生成著的本質正是根源于理論，只不過是他的家長和一切與他相關的人的理論。所以，總體化是根源于理論和從理論中獲得動力的。在理論活動中，“隨著方案通過周圍世界而朝著實現自己的方向前進，該方案就把它周圍的工具性領域統一成一個總體，使其效勞于有方案實現的個別對象。所以，實際上周圍世界是各種資源和手段的被構成的統一體〞。[4]一旦人開場了自己的理論活動，人與周圍世界的對立就開場向相反的方面轉化，轉化為人與物之間的“內在的〞總體聯絡。在這種總體聯絡中，人與物互相作用。一方面，人賦予物以意義，使自然的自在之物變成一種人化的、用來滿足人的需要的“為我之物〞。另一方面，人也使自己外化和物化，使自己在理論活動中既表達為目的又表達為工具。從外表上看來，這是一個人與物都針對自己的原始狀態的別離過程，當人使自在之物變成一種人化的、用來滿足人的需要的為我之物時，是在把為我之物從原始的自然中別離出來。因為任何理論都不可能把整個自然存在的自在之物一下子全部轉化為為我之物，而是在理論的無限持續過程中，把自然一部分一部分地轉化為為我之物的，所以，自然在人的理論活動中是被分割之后而為人所內在化的。同樣，當人在使自己外化和物化時，也是一個漸近的實現過程。盡管人在理論活動中是把自己的整個機體都作為外化和物化的工具，但外化和物化根本不會在任何人的一次理論活動中就宣告完成。所以，從形式上理解，人在理論活動中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將自己外化出去的。然而，假如從人的角度和人與物的關系方面來看這個問題，而且考慮到人在理論的起點上是一個純粹的存在的話，那么形成的認識那么完全不同。首先，從人的角度看，自然界的自在之物并不是一個總體，它只是作為人的環境和對象的，針對于人而存在的存在物，它自身本來并無什么意義，因此對于它來說無所謂什么被分割和別離。只是當人賦予了自然以意義之后，自然才開場具有總體的性質，但這個自然已經是人的自然了，這個從自在的自然到人的自然的轉變，是通過人的理論活動來完成的，人的自然的總體性質所證明的恰恰是人的理論的總體化功能。其次，就人與物的關系而言，在理論尚未開場之時，人與物處于一種分立的狀態，人對于物和物對于人都是一種外在的存在，隨著理論活動的開場，人與物之間也開場了綜合統一的過程，一種人與物之間的總體聯絡開場生成。可見，人與物之間之所以可以出現一種總體的聯絡，完全是由于人的理論活動的總體化所造成的結果。最后，由于“存在先于本質〞，人在理論的起點上，僅僅是作為一種純粹的形式而存在著的，這種純粹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可以被分化的。因為，他尚不是一個可以被分化的總體。純粹的存在僅僅是一個抽象的片面的形式。人只是在理論活動中，通過把環境和對象“內在化〞才獲得自己的質，才開場實現存在與本質相統一的總體化過程。所以理論活動對于人自身來說也是一個總體化。這樣一來，理論活動就是總體化，而異化、物化、外在化等只是一種外表的現象，或者至多也只是總體化過程中的必要環節。所以，人的總體化也就是人的理論活動。當然，總體化不能被歸結為個別的理論活動或這些理論活動的簡單總和，但是，每一個別理論活動都整個地表現著全部理論，以全部理論活動的縮影的面目出現的，因此具有總體性。每一個別理論活動都是形成著的總體，而一旦這一理論活動具有充分的總體性質，即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表現為總體時，它就成了惰性的總體。這個時候，這一理論活動就必然要被另一理論活動否認或超越。作為總體化的理論活動既在每一個別的理論活動中，又否認和超越著每一個別的理論活動，因此它不斷地打破理論的總體狀態，使理論表現為不斷更新著的和調整著的總體，或者說表現為一個無限趨近于總體的過程。二.通過中介實現總體化在總體化的過程中，人與物是互為中介的。薩特說：“辯證研究的關鍵發現是：人被物‘中介化'和在同樣程度上的物被人‘中介化'。〞[5]人作為理論主體的有機體是物質環境總體化的中介，人通過自己的理論活動而使自己成為“物質世界各部分的中介〞[6]。在人的理論活動中，本來孤立的物質事實被納入到人的對象和對象工具的統一體中，發生著互相聯絡和互相影響。正如馬克思所說，自然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在人的需要的驅動下所從事的理論活動，不僅在形式上改變了物質世界，而且改變了物質世界存在的性質，理論著的人每時每刻不僅在行動上而且也同時在觀念上把物質世界變成“被加工過的物質〞，人把屬于自己的“一種生物學的規定加予無機物〞[7]使物質世界從一種自然的自在之物變成一種人化的、為了人的存在。而人的這種為“我〞的活動那么造成了一種客觀結果，即不自覺地使自己成了物的中介，使物質世界的各個部分聯絡為人的對象性的總體。另一方面，在人的理論活動中，人規定物的同時，物也規定人，人的需要、目的、手段是在與物建立起了聯絡之后才具有了質的意義，才作為一個統一的總體存在。在這個意義上，人不能分開物，物是人的總體化的中介。人不僅在理論活動中使物內在化而實現自己的總體化，而且也在理論活動中建立起人與人的聯絡，通過“他者〞來實現“我〞的總體化。薩特說：“每個人都是別人存在的理由。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回到了物質的外在性，這缺乏為怪，因為系列是由非有機的物質決定的。另一方面，從系列是由某種理論所履行的、以及這種理論包括交互性的意義上來說，它包含了一種真實的內在性：因為正是在他的真實存在中，以及作為從外部使自己總體化了的總體性的組成部分，每一個人都得在他的實在性中依賴別人。〞[8]雖然，在匱乏的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非人的關系，但是，這種“人被人的否認乃是人被物的否認〞。[9]因此，匱乏條件下的人與人的對立和斗爭并非如唯心主義者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在于“每一個意識都追求他者的死〞，[10]面對普遍的匱乏和共同遭受著的物的否認，人與人之間也包含著組織起來的可能性。在人的理論活動中，這種可能性就完全轉化成了現實性。盡管薩特的總體化運動是從分析個人理論開場的，認為個人理論是一切形式的理論的根本形式，但他同時也成認一切現實的理論活動都不是在個人那里孤立地發生的。薩特認為，在現實的社會中“不存在孤立的個人〞，[11]每個人都是處在與別人的聯絡之中，當不同的理論主體各自按照自己的目的在同一個理論領域中實現著總體化時，當他們把物變成自己的對象和工具的時候，物也就成了這些理論主體之間的中介者。所以說，在個體的有機體與對象之間的關系中必然包含一個“他者〞。而且，在理論活動中由于物的中介“我〞與“他者〞也會必然被統一為一個總體。薩特說：“現實的交互關系總是訴諸于第三者的中介作用，并且最終說明三元構造是它的根底和實現。〞[12]在“我〞與“他者〞之間，物就是以這個“第三者〞的面目出現的，物使人們在理論活動中彼此發生互相關聯。也就是說，由于物的中介作用，本來互相孤立的個人就在理論活動中聯為一個總體，物是他們共處的環境和共同的對象。進一步地說，處于共同環境中的人面對著共同的對象。個體的人作為理論的主體，已經缺乏以實現自己的目的和到達對自己需要的滿足。這時，在理論的方案中，就必須把這個共同環境中的別人，也謀劃到理論的主體之中。既使各理論主體是分立的，也會因共處于同一理論領域、與同一對象發生關系，而構成為統一的總體，或者，他們的行為是彼此關聯在一起的。薩特說：“在一定條件下，個人之間的直接關系是取決于別種特殊關系的，這些特殊關系之所以為別種關系，還因為在詳細關系中存在著一種客觀的強迫；造成這種的強迫的，并不是別人的在場，不是他們的結合，卻是他們的分散。〞所以，“集體對象的現實性是存在于循環性之上的；它說明著總體化從來沒有完成過，而且，總體至多只存在于化整為零的總體的名目之下。〞[13]由于他的出現和三元構造的形成，總體化的情況那么變得復雜了，也就是說，在這種活動中，個體的人那么具有了二重性：一方面，個體的“我〞和“他〞由于把環境和對象內在化而建立起了彼此內在的關系，因此，在共同的理論范圍內都是作為理論的主體而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這種彼此內在的關系，“我〞和“他〞彼此都在理論活動中互相以對方為工具，這樣一來，“他〞就是“我〞的客體，同時，“我〞也是“他〞的客體。在這個同一的理論活動中“我〞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所以，薩特說：“每一個人在憑借自己的活動去規定一個辯證領域、從而進展總體化的時候，他也在這個領域中被別人的總體化所總體化。這就是說，每一次的總體化都是多元性的。〞[14]對于“我〞來說，當“我〞的總體化被“別人〞的總體化所總體化時，就會產生兩種可能的情況：其一，“我〞的總體化與“別人〞的總體化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一種總體化的合力，使“我〞的總體化在事半功倍中實現；其二，“我〞的總體化與“別人〞的總體化是矛盾甚至對立的，這樣一來，當“我〞的總體化被“別人〞的總體化所總體化時，實際上所意味著的是“我〞的片面化。事實上，在匱乏的環境下，總體化往往是表現為第二種情況。因此，薩特又指出：無論是互相性，還是三重性關系，都不能實現總體性；它們都是人與人之間的復合性依附，這種依附使社會保持在一種膠粘狀態。〞[15]對于“我〞的總體化被“別人〞的總體化所總體化這一點，不能只作被動的理解。因為，“我〞的總體化并不僅僅被“別人〞的總體化所推動或阻遏，而是在被“別人〞的總體化所總體化中保持著自身的主動性。薩特說：“人之所以為人，首先在于從某種現狀超越，在于他能做到對別人在他身上所實現的東西反過來有所作為。〞[16]也就是說在“我〞的總體化與“別人〞的總體化之間存在著互相推動、互相制約和互相規定的關系。“我〞的總體化被“別人〞的總體化所總體化的同時，“別人〞的總體化也被“我〞的總體化所總體化。這也正是我們在理論主體的考察中已經看到的關系；別人是在我自己作為手段的程度上成為手段的；當我把別人作為對象包括在我活動的總方案中的時候，也就成認了別人的理論活動，而且這個理論活動是一個行進著的總體化；在我奔向目的的運動中，我也發現了別人朝著他自己的目的的運動；在別人成為我的活動的對象的領域中，我也同時是別人的對象。理論主體之間的這種互相關聯決定了人必然會超越自我，使他們互為對方的手段、工具、對象的情況轉化為奔向目的的總體化活動的手段、工具、對象。但是，由于薩特在個體之間的這種互相關聯中看到的仍然是個體的實體，所以，個體之間的互相關聯并未造成純粹統一的總體，而是在總體化的過程中重現著個體的理論主體間的互相制約、互相規定等辯證關系，說到底，總體化就是個體的人的總體化。三.總體化的主體是個人當然，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薩特也希望不僅僅根據“從個人到社會〞的線索去理解總體化，他也希望“從社會返回個人〞。不過，在薩特那里，個人與社會的問題畢竟是輕重有序的，個人的領域是一個需要進展哲學討論的領域，而社會的領域那么只是一個需要加以解釋的領域。薩特討論個體的人的總體存在和總體化過程，只是為理解釋社會和歷史，為這種解釋提供根據。所以，薩特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在本體論的意義上所表現出來的是存在主義的性質，即把個體的人的存在與開展作為本體論的核心，而不是象馬克思主義那樣，把人的存在與開展看作社會歷史運動的結果和表達。在薩特的眼中，社會無非就是億萬個的個人的理論活動的現實形態，因此，社會存在與開展的謎底就在個人的總體化中。薩特認為，個人的理論是惰性因素最少的理論，在個人的理論中，人可以從自己的方案中明晰地感覺到自己是創造者、建立者和活動的主體。而且在個人的理論中，他的每一個步驟、舉動、手段對于他自己來說都是清楚的，他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內在聯絡，因此可以從將來的方面認識如今，去設計自己的總體化的“規那么〞，詳細地規定他的整個理論過程及其每一個組成環節。因此，個人在自己的總體化過程中使自己同時表現為動因、目的和手段。薩特之所以推崇這種個人理論或總體化，是因為他在這種理論中看到了人對物質必然性的擺脫。認為，在“惰性〞因素最少的個人理論中，物質必然性只是一種附屬的因素和可以被自由地克制了的因素，是不被作為“擺脫不了的命運〞而加以承受的因素，而是人在理論中不可遏止地把自己總體化。因此，人可以駕馭自己的命運，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薩特認為，與個人理論相反，社會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