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十年傷逝研究報告近十年傷逝研究報告魯迅所寫的小說傷逝，形式特別，意蘊深厚，解讀空間較大，因而自1925年面世以來，一直備受研究者關注。特別是最近10年，更是論者頗多、論文頻出，且論者的研究方法已不再局限于過去的社會學、歷史學層面的解讀，而是將多種西方現代的文學批評方法作為武器，試圖從新的批評視角，對傷逝的復雜意蘊進行更為準確的透視和更深層次上的把握，以期抵達文本的本質意義。一、從性別差異的角度分析賈振勇認為，“魯迅在傷逝真實與虛空的對立緊張的矛盾中”，“看到了男性價值世界在制造娜拉出走這一歷史樂觀主義女性神話所起的助封為虐的作用，看到了男性中心主義文化霸權對它的終極價值目標釜底抽薪的勢能”。

2、“傷逝正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在展現娜拉出走這一現代性民族集體經驗的虛妄性特征時，集中而深刻地展現了它的男性中心文化的霸權性和引誘性，展現了他對女性這一歷來受壓抑群體的本體性漠視，以致古老的男性中心主義文化借助它而獲得了現代性工具”。周玉寧也認為，傷逝“細膩而深刻地展示了男女間的隔膜與厭棄”，“顯示了男女性別意識的差異，理解與溝通的困惑”，“子君才從父權的家庭走出，就又自覺自愿地將自己置于夫權之下，以期得到一種穩定的保障”，她的悲劇乃是“一個尚處于半新半舊狀態中的女性的悲劇，一個受過個性解放啟蒙，而思想意識的出發點仍停留在男性中心范式里的女性悲劇。涓生雖然標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與他共同奮

3、進，卻仍脫不了男權意識，最終還是習慣地以女性為犧牲”。二、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發掘主題內核魯迅寫作傷逝到底動機何在?王文彬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觀點:“涓生的悲哀與悔恨的心理內涵包括辯白、自責和超越三個層面。而貫穿他和子君愛情生活全過程連續不斷的思考中，表明他對愛情悲劇原因的分析，對生活和生命的認知，對子君之死實有的體驗及其升華，抒寫在他悲哀和悔恨中由對個性主義和自我犧牲的人道主義的兩難選擇到兩難都選擇的心靈歷程。”趙敬立也認為，“寫作傷逝是魯迅假借了戀愛的形式，對自我從思想到人生道路進行深刻而痛苦的反省、探索、總結與調整”，是他“由仿徨期心路歷程的曲折而藝術化的反映和記錄，是他崇奉給自我（及

4、改革家）的一篇深自悲泣和傷悼的誅文，一曲長歌當哭的哀惋”。因此：“傷逝有著雙重敘述主題，表層顯在主題是愛情主題”，“深層潛隱的主題”則是“自我傷悼”，魯迅并不是真的“要把愛情故事當作一個主題去敘述”，而是“以反諷的筆法借用這戀愛的形式的”網。陳留生則認為，魯迅與一個叫許羨蘇的女孩子交往共1年，“在寫作傷逝時已相交5年，魯迅對許羨蘇一直有好感，而許羨蘇對魯迅則是敬中有愛，但始終缺乏使二者關系飛升到戀愛層面的契機，許羨蘇的婚事因此而耽擱。在魯迅與許廣平確立戀愛關系并準備向新的生活邁進時，他在有意無意間感到有愧于許羨蘇，因此就虛擬自己果真與她結合了其結局必然會像涓生與子君那樣，以悲劇告終。既然如此，

5、還不如不結合。這樣，魯迅懸著的心終可平衡了。謝世洋對上述觀點持鮮明的反對態度。他指出，傷逝是對五四時期沉酒愛情、躲避社會斗爭的青年群體的典型刻畫，是對知識分子“國民性”的反思、啃嘆與批判日。劉起林、易瑛認為傷逝的主題內核是“對生命終極意義的追求”，“涓生是站在追求生命終極價值的角度來對待人生以及他與子君的愛情的，他對子君愛情的追求與放棄，都與他對生命最高意義的追求緊密相連，涓生與子君的愛情悲劇對涓生來說實際上是一曲生命終極意義追求的悲歌”。為論證自己的觀點，他們還將作品的意蘊揭示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即“終極意義的憧憬期”、“現實生活的品味期”、“凡俗人生的徹悟期”和“生命追求的抉擇期”，并對此

6、進行了詳細分析閱。另有一些論者，如羅小茗認為，在涓生眼中，之所以會出現一個由進步變為落后的子君，是因為作為公務員，涓生“在現實生活中的無力與怯弱，需要種種啟蒙者的成就感來掩飾，而維持這些成就感，以及繼續啟蒙的力量，則來自于大無畏的子君”，“所以，與其說有一個革命的子君被涓生選擇了，倒不如說是涓生選擇了一個活生生的子君身上被額外賦予了光明意味的某個部分”，“在對現實生活無限度的解釋權力中迅速地無需中介地回附到物質的平庸，這無疑是涓生思路中最可疑最可怕之處”謝菊在考證了作家的人生經歷和思想感情之后認為，傷逝“其實就是魯迅借助小說這種虛構的形式，將這些事件的經過（即兄弟失和、失業、與許廣平戀愛等）、

7、他的思考以及他內心深處難言的隱痛寫出來”。“出于這樣的動機，傷逝是為他自己而寫的，是寫給自己看的作品，因此沒有公開發表而收人文集出版。而用愛情題材來表達，既與他當時正在和許廣平戀愛、有切身的生活體驗有關，也與當時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內在邏輯一致”，因為兄弟失和“是魯迅心中永遠無法愈合的創傷”而在馮金紅那里，涓生被看做是“一個既矛盾分裂又統一和諧”的人物形象，表面上涓生懺悔的是“無過之過一一說出真實”，但事實上涓生的“過”是在他“說”之前，他的懺悔“有著雙向乃至矛盾的自我評枯”，“他在哀怨惆悵的敘述中不自覺地將他和子君之間關系破裂的責任幾乎全推給了子君，而自己卻給人一個勇于承擔后果的印象”，在這個

8、“懺悔的迷宮里”，“高尚、善良、勇于自我批評、承擔責任的涓生與另一個似乎更為醒目的自私的、個人主義的涓生扭作一團”三、文本的比較研究王兵以野草為參照，發現了傷逝的象征意義。他指出，“以往，我們稱魯迅為現實主義作家，強調的多半是他創作中的現實性”，其實，“從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開始，魯迅就采取了一種獨特的現實主義和象征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手法”，而“在(野草中，象征性終于蓋過真實性而達到了高峰”。如“傷逝中的家和夜象征著人類的生存困境，愛象征著人類精神追求中世俗的牽絆和情感的重負，花與動物、談天、讀書、散步與家務象征了脫俗與世俗兩種不同的人生選擇，子君象征了一種虛無的存在，涓生象征著不可征服的生命

9、”等等。而“涓生這類形象的出現，表明魯迅的創作由病態的人格揭露跨向了理想人格的塑造的新階段”。王兆勝則從家庭文化角度，將傷逝與錢鐘書的圍城放在一起加以解讀。他在比較中發現:魯迅的傷逝對家庭采取的是“內審”方式，而錢鐘書的圍城則采取“外觀”方式;傷逝表現了作者的一腔熱血，真摯、熱烈是作品的基調，圍城則表現作者的冷漠關照，清冷是作品的態度;傷逝的敘述模式為“以涓生為敘述視角的限定視角”，圍城則是“以全知全能視角進行非限制視角的描述”。魯迅以“愛情和幸福的家庭”作為理想和信仰，而對逝去的愛情和以愛情為基礎的家庭感到傷惋，而錢鐘書則消解了“愛情和幸福的家庭”的理想意義，對此做出世俗的理解，采取了漂移的

10、態度，從而表現出了不同的家庭觀念問。郭海軍把傷逝與魯迅的另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放在一起加以比較、鑒別，認為雖然狂人日記的敘事模式是第一人稱修辭模式，傷逝的敘事模式是第一人稱客觀模式，表現的思想內涵也完全相異，但在形式建構方面仍具相似性。“日記”和“手記”形式的使用，使得“獨白性內容獲得了客觀化的品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徐新江在對離婚和傷逝進行比較后認為，愛姑和子君的悲劇分別是“熟睡國民”的悲劇和“猛醒女性”的悲劇，并把這兩個悲劇分別歸人命運悲劇和性格悲劇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徐慧琴和冀愛蓮則認為魯迅是“憐作為農村勞動婦女的愛姑不覺悟，惜作為知識分子的子君的落伍;他懷著一副哀其不幸、

11、怒其不爭的火熱心腸，給青年導航、指路”。綜上所述，近10年傷逝的研究雖然還難見驚人之作，但研究的多元化態勢十分突出，使人明顯感覺到論者學術思維的日益拓寬，其中從性別角度的分析（認為涓生、子君的愛情悲劇乃是兩性之間的悲劇）頗具說服力，雖然這類文章給人以蜻蜓點水之感，但與從其他角度切人的論文相比，顯然更接近文本的原意。而意義的潛在性、非自明性也注定了:通過不懈的努力，經典作品傷逝所蘊涵的一切，必然還會得到更深、更廣的探尋和挖掘。參考文獻:【1】賈振勇現代性的女性神話魯迅小說傷逝再詮釋J魯迅研究月刊，2001，(3)：23-27【2】周玉寧性別沖突下的靈魂悲歌傷逝解讀J江蘇社會科學，1994，：11

12、9-123【3】王文彬兩難選擇，兩難都選擇傷逝心理內涵詮釋J安徽大學學報，1995，(5)：46-53【4】趙敬立唱歌一般的哭聲，給舊我送葬傷逝新解J魯迅研究月刊，1996，(11)：1624【5】陳留生傷逝創作動因新探J南京師大學報，2003，(2)：115120【6】謝世洋是“兄弟情”之哀還是“國民性”之嘆?傷逝主題辯J南昌大學學報，2003，(3)：110114【7】劉起林，易瑛傷逝主題內核：對生命終極意義的追求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6，(4)：106109【8】羅小茗涓生的思路傷逝重讀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221-222【9】謝菊傷逝解讀J魯迅研究月刊，2001，(11)：56-61【10】馮金紅懺悔的“迷宮”對傷逝中涓生形象的分析J魯迅研究月刊，1994，(5)：21-25【11】王兵人生終極意義的永恒追求以野草為參照看傷逝的象征意義J陜西教育學院學報，2000，(1)：39-4212】王兆勝傷惋與漂移從家庭文化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