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選優(yōu)質(zhì)文檔-傾情為你奉上精選優(yōu)質(zhì)文檔-傾情為你奉上專心-專注-專業(yè)專心-專注-專業(yè)精選優(yōu)質(zhì)文檔-傾情為你奉上專心-專注-專業(yè)讀桃花源記旁證質(zhì)疑二十年前陳寅格先生寫過一篇桃花源記旁證。這篇論文指出桃花源記有寓意的部分和紀實的部分，也即是說陶淵明寫此記時，曾根據(jù)所聞的一些實事作為素材，而后加以理想化。陳先生所論證的專在“紀實”部分。文中從避難入山推到塢保組織，又從塢保推到“檀山塢”和“皇天源”。又以“皇天源”所在地的閿鄉(xiāng)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于是作出如下的結(jié)論：甲、真實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農(nóng)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乙、真實之桃花源居入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贏秦。丙、桃花源紀實部分乃依據(jù)義熙十三年春

2、夏間劉裕率師入關(guān)時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陳先生所論，在說明當時常見的避難入山之事，與桃花源記所述有關(guān)的一方面，觀察非常敏銳。但是如果只就這三點結(jié)論來看，似乎還缺乏足夠的證據(jù)。當時的流亡避難集團確實很多建立塢保，然而塢保卻不一定為流亡避難集團所建。陳先生已引說文，知道“塢”是小障、庳城，亦即是一種軍事防御建筑。漢代北方邊境到處有這樣的建筑，常見的亭隧堡壁都是這類防御物。檀山塢、皇天塢等只能說其地曾建軍事防御性的小城，不能斷言為避難入山者所筑，或曾保聚之處，更不能由桃林之名偶合而斷定為桃花源的真實所在地。武陵是否真有如記中所述的桃花源，可以不必指實，因為這畢竟是一篇寓意文。但作者說故事發(fā)生在

3、武陵，假使作者不是完全出于虛構(gòu)，我們沒有理由把它移到北方，假使完全出于虛構(gòu)，那么東西南北任何一地都可由作者自由指定，沒有必要加以考證。我們認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種傳說，這種傳說晉、宋之間流行于荊湘，陶淵明根據(jù)所聞加以理想化，寫成了桃花源記，但聞而記之者不止淵明一人。劉敬叔異苑卷一:元嘉初武陵蠻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蠻人入穴，見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蠻于路砍樹為記，其后茫然，無復(fù)仿佛。這段故事顯然和桃花源記所述相似。按劉敬叔事跡不詳，胡震亨秘冊彙函本異苑后附有小傳，稱：劉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穎敏，有異才，起家中兵參軍，司徒掌記。義熙中，劉毅與宋高

4、祖共舉義旗，克復(fù)京郢，功亞高祖，進封南平郡公。敬叔以公望推借，拜南平國郎中令。既而有詔，拜南平公世子。毅以帝命崇重，當設(shè)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默拜于廄中。使人將反命，毅方知之。謂敬叔典禮，故為此慢，大以為恨，遂奏免敬叔官。及毅誅，高祖受禪，召為征西長史。元嘉三年，入為給事黃門郎，數(shù)年，以病免。太（泰）始中，卒于家，所著有具苑十余卷行世。這篇小傳我們述不能找到其來源。其中為劉毅郎中令，因事免官一段見于宋書卷三五行志一，姚振宗的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已經(jīng)指出。小傳只說義熙中，五行志是義熙七年（四一一年）事。四庫提要卷一百四十二以本書自述知道敬叔于義熙十三年為長沙王道憐的驃騎府參軍異苑卷三。

5、按本書卷七吳興沈慶之條，述廢帝殺慶之事，這一年末即是泰始元年（四六五年），大概即小傳卒于泰始中所本。考敬叔于義熙七年為南平國郎中令，下距泰始元年已五十五年，假定他為郎中令時為二十五歲至三十歲，那末死時當在八十歲以上。陶淵明卒于元嘉四年（四二七年），大約五十余歲梁啟超陶淵明年譜謂壽五十六，古直譜謂五十二。劉敬叔與淵明同時而略晚。他當然能夠看到陶淵明的作品，然而這一段卻不像是桃花源記的復(fù)寫或改寫，倒象更原始的傳說。我們認為陶、劉二人各據(jù)所聞的故事而寫述，其中心內(nèi)容相同，而傳聞異辭，也可以有出入。敬叔似乎沒有添上什么，而淵明卻以之寄托自己的理想，并加以藝術(shù)上的加工，其作品的價值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在這

6、里我們還應(yīng)該提出異苑的異苑卷三。梁啟超陶淵明年譜謂壽五十六，古直譜謂五十二異苑所載的故事又見于太平御覽卷五十四引武陵記，內(nèi)容幾乎與異苑完全相同。御覽卷四十九引武陵記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尋水號曰桃花源，故陶潛有桃花源記。”另外一條又說:“昔有臨沅黃道真在黃聞山側(cè)釣魚，因入桃花源。陶潛有桃花源記。今山下有潭名黃聞。此蓋聞道真所說，遂為其名也。”武陵記據(jù)章宗源隋書經(jīng)籍考證，以為黃閔撰不知為何時入。但后漢書注既引其書，應(yīng)亦是南朝后期著作。這本書中是漁人和射鹿蠻人的兩種傳說并列的。桃花源故事說明本之陶氏之記，射鹿蠻人雖無說明，觀其文字，應(yīng)即本之異苑。在其他書中，也還有類似的記載。云笈七籖卷一百

7、十二神仙感遇傳蜀氏條：蜀氏氏字疑當作民，涉下氏字而誤。遇晉氏饑，輩三五人挾木弓竹夫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群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才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余步，但見城市櫛比，閭井繁盛，了不見鹿。徐行市中，以問人曰:“此何處也?”人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穴，密志歸路，以告大守劉悛，悛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庾仲沖雍荊記曰:“武陵西（酉）陽縣南數(shù)里，有孤山，崖石峭拔，上有蔥自成畦垅，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甚美水經(jīng)夷水注稱佷山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竅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床，甚整頓，傍生野韮。人往乞者，神許，則

8、風(fēng)吹別分氏字疑當作民，涉下氏字而誤。水經(jīng)夷水注稱佷山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竅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床，甚整頓，傍生野韮。人往乞者，神許，則風(fēng)吹別分，隨偃而輸，不得過越，不偃而輸，輒兇”。野韮傳說相似而地點不同。按神仙感遇傳見于宋史藝文志，無撰人名，上面為杜光庭的著作，或亦光庭所撰，總之應(yīng)為唐末五代時書。這一條記載其實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白鹿山小成都故事，當在后面再說。第二部分是引庾仲沖雍荊記所述，故事內(nèi)容完全與異苑相同，但更確指石穴在武陵西（酉）陽縣南數(shù)里。所謂庾仲沖雍荊記當是庚仲雍荊州記、湘州記之誤。隋書經(jīng)籍志有庚仲雍湘州記二卷，漢水記

9、五卷。舊唐書經(jīng)籍志有仲雍的江記五卷，漢水記五卷，尋江源記五卷，又一卷。這一卷的尋江源記，亦見隋志，但不著撰人名。新書藝文志同舊志而無一卷之尋江源記。新志有湘州記四卷、湘州圖副記，舊志則僅有湘州圖記一卷，都沒有說庾仲雍撰。姚振宗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引宋晃載之續(xù)談助鈔殷蕓小說引庾穆之湘中記，姚氏以為“似庾穆之即仲雍也”。按雍、穆名字相應(yīng)，姚氏的推測可信。章宗源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稱藝文類聚山部所引正作庾仲雍湘中記，似庚氏所撰湘州記和湘中記本是一書之異稱。仲雍又有荊州記，見于文選注，藝文類聚所引。庚仲雍是一個專精荊、湘地理的專家，他的事跡一無可考，亦不知何時人，但殷蕓、酈道元都引他的著作，當是梁以前人。他所記蠻

10、人入石穴事大致本之異苑。但他指定石穴所在或亦本之傳說。神仙感遇傳另外一段蜀民入白鹿山事地點便不在武陵了。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三彭州九隴縣白鹿山條引周地圖記：宋元嘉九年有樵人于山左見群鹿，引弓將射之。有一鹿所趨險絕。進入石穴，行數(shù)十步，則豁然平博，邑屋連接，葉陌周通。問是何所?有人答曰：“小成都。”后更往尋之，不知所在。此當即神仙感遇傳所本。但神仙感遇傳更加煊染為一個鬧市，以求合于小成都之名。地點是在彭州九隴縣，移到了四川，但射鹿入穴的內(nèi)容和異苑，荊州記或湘州記相同。周地圖記，公隋志著錄一百九卷，不著撰人名，疑當是北周官書。如上所述，我們一可以設(shè)想，這個故事先在荊、湘一帶傳播，陶淵明所聞為漁人捕魚，

11、發(fā)見異境，而稍后的劉敬叔所聞則是為射鹿的蠻人所發(fā)見。以后故事又流入蜀地，這個異境也就移到了彭州九隴縣，也可能九隴縣本有相似傳說，說那里有一個隱藏著的小成都，后來和荊、湘?zhèn)鱽淼纳渎谷胧ü适孪嘟Y(jié)合，才構(gòu)成周地圖記所載的故事內(nèi)容。我們知道，陶淵明是曾在江陵住過一個時期的，他有“辛丑（晉隆安二年，三九八年）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的詩題，其祭程氏妹文亦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皆可為證。劉敬叔于義熙七年(四一一年)為南平國郎中令，南平即在江陵之南。但劉毅是時方為荊州刺史，南平僚佐應(yīng)亦隨任江陵。以后他又作長沙王道憐驃騎參軍，自云“在西州”，西州亦即荊州，道憐于義熙十一年（四一五年）以驃騎將軍為荊州

12、刺史，至義熙十四年（四一八年）征還宋書卷五一長沙景王道憐傳云:“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征道憐還。”劉裕平關(guān)中在義熙十四年（四一八年）。敬叔在江陵兩次任職，居住時期較長。至于庾仲雍應(yīng)是新野庾氏，這個家族自南渡后長期住在江陵隋書卷七八藝術(shù)庾季才傳：“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南齊書卷五四高逸庚易傳：“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江陵距武陵不遠，我們可以推想陶、劉都在江陵聽到這個故事，庚仲雍所述雖本之異苑也可能他原來聽到過，而在寫作時參考了異苑。桃花源記還提到南陽劉子驥。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劉驎之傳：“驎之字子驥宋書卷五一長沙景王道憐傳云:“高祖平定三

13、秦，方思外略，征道憐還。”劉裕平關(guān)中在義熙十四年（四一八年）。隋書卷七八藝術(shù)庾季才傳：“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南齊書卷五四高逸庚易傳：“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荊州石首縣下云:“陽岐山在縣西一百步荊州記曰：山無所出，不足書，本屬南平界，范玄平記云：故老相承云胡伯始以本縣境無山，置此山，上計偕薄。”我們應(yīng)該注意異苑所記發(fā)見異境者是一位蠻人。具名陶潛的搜神后記卷一所載的桃花源記有注云:“漁人姓黃名道真。”傳世陶淵明集李公煥本桃花源記亦有此注，陶澎箋注認為李氏據(jù)搜神后記注是有理由的。不管搜神后記是否為淵明所著，總述是南朝前期的

14、書。還有稍后的武陵記也采取黃道真為漁人姓名之說，并且指出是明沅人。這里送給漁人的黃姓就頗有蠻族嫌疑。風(fēng)俗通卷九“世間多有蛇作怪者”條稱“武陵蠻吏黃高攻燒南郡”。魏書卷六十一田益宗傳:“蕭衍建寧太守黃天賜筑城赤亭，又遣其將黃公賞屯于漴城。”按宋書州郡志郢州西陽太守屬有建寧左縣長稱:“孝武大明八年（四六四年）省建寧左郡為縣，屬西陽。”徐志有建寧縣，當是此后為郡。又蘄水左縣長條稱:“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四八年）以豫部蠻民立建昌、南昌、長風(fēng)、赤亭十八縣屬西陽。”按據(jù)宋書州郡志大明八年已廢建寧郡為縣。南齊書州郡志并無此縣，但卷五八蠻傳稱太祖時以西陽蠻田治生“為輔國將軍，虎責(zé)中郎將建寧郡太守”，似宋末齊初

15、復(fù)立此郡，其后又廢，按據(jù)宋書州郡志大明八年已廢建寧郡為縣。南齊書州郡志并無此縣，但卷五八蠻傳稱太祖時以西陽蠻田治生“為輔國將軍，虎責(zé)中郎將建寧郡太守”，似宋末齊初復(fù)立此郡，其后又廢，至梁復(fù)立。陳寅格先生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以黃道真的黃姓為溪人，亦即以為武陵五溪蠻。并引尚書故實黃氏為溪洞豪姓為證，我這里僅是補充這個說法而已。武陵本是蠻族所居之地，這段故事發(fā)生在武陵，發(fā)見異境者是蠻人或具有蠻族氏姓的漁人，很可能本來是蠻族的傳說。水經(jīng)沅水注：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我們當然不想證明夷望山就是于此射鹿入穴的山，更不想把夷望溪當作桃花源記中的溪桃

16、源傳說既在武陵，自唐以后便在武陵范圍內(nèi)尋找這個異境。大致南朝人著作如武陵記之類雖也提到此種傳說，卻還沒有確切指出那一條溪，那一座山就是漁人問津之處。唐代地志如元和郡縣志連桃源都不提。然而唐代中葉桃源、秦人洞之名大致都已確定，所以宋初就在那里建立桃源縣了。顯然我們無法相信后來人的確立遺跡有什么根據(jù)。只是用以說明蠻民避寇進入深山在武陵是有傳說的。蠻民所避之寇是什么呢?不言而喻，那就是歷朝統(tǒng)治者政治上的乃至軍事上的壓迫，其目的在于掠奪蠻民財富。這種事例在歷史上經(jīng)常看到，史籍中的蠻傳都有較詳細的紀載，這里沒有必要加以引證。本來山居的蠻族人民當遭受壓迫之后，通常總是退入更深險的山中。我們知道深險地區(qū)一般

17、不適宜于農(nóng)耕，因而希望獲得如故事所傳的那樣一塊樂土是很自然的。此外，蠻族的社會發(fā)展階段雖然我們知道得不多，大致還桃源傳說既在武陵，自唐以后便在武陵范圍內(nèi)尋找這個異境。大致南朝人著作如武陵記之類雖也提到此種傳說，卻還沒有確切指出那一條溪，那一座山就是漁人問津之處。唐代地志如元和郡縣志連桃源都不提。然而唐代中葉桃源、秦人洞之名大致都已確定，所以宋初就在那里建立桃源縣了。顯然我們無法相信后來人的確立遺跡有什么根據(jù)。荊雍州蠻盤瓠之后也。分建部落，布在諸郡縣。變民順附者，一戶輸谷數(shù)斛，其余無雜調(diào)，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fù)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jié)黨連群，動有數(shù)百千人，所在多深險。居武

18、陵者有雄溪、滿溪、辰溪、酉溪,舞淡，謂之五溪蠻。這一段紀載，說明所謂“順附”的蠻民，是要向政府繳納租谷的晉書食貨志西晉戶調(diào)式稱“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又云:“遠夷不課田者輸夷米，戶三斛。遠者五斗。”這里所指夷人輸賨布，自指蠻族而言。遠夷也必然包括晉書食貨志西晉戶調(diào)式稱“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又云:“遠夷不課田者輸夷米，戶三斛。遠者五斗。”這里所指夷人輸賨布，自指蠻族而言。遠夷也必然包括蠻人。宋書卷七七沈慶之傳。我們認為桃花源記和異苑所述故事是根據(jù)武陵蠻族的傳說，這種傳說恰好反映了蠻族人民的要求。然而陶淵明在寫作時并不是單純復(fù)述了所聞的傳說。他也可能結(jié)合了當時常見的逃亡入

19、山事。記中稱桃花源居民的來歷乃是“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境，不復(fù)出焉。”他所說的“秦時亂”既不像后來的御用史學(xué)家以農(nóng)民起義為“亂”，也不指劉、項紛爭。在他的詩中開頭就是“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顯然是承用漢代以來“過秦”的議論，下面特別提到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是“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通篇沒有一句說到逃避兵亂的話。由此可見，他所說的“亂”是指繁重的賦役壓迫。我們知道三國時江南的宗部、山越中不少都是逃避賦役的農(nóng)民呂誠之師燕石札記山越條。東晉時期仍然如此，“逃亡”是當時最普遍的一種斗爭形式，而其中一部分是亡入山林川澤，深險之區(qū)參考拙著三至六世呂誠之師燕石札記山越條。參考拙著三至六世紀江南

20、大土地所有制的發(fā)展，第一八一九頁，又第五五二頁。我們知道，山林川澤一直被認為是王有的，那里不發(fā)生土地私有的問題，特別是深險之處，人跡罕到，除了空洞的王有之外更談不上歸誰所有。因而當逃亡人民遷入山中時，不難設(shè)想，在土地方面只能是作為公有的土地，計口配給份地。我們也不難設(shè)想，按照當時條件，在山林湖沼地帶墾荒是一種極端艱苦的工作。逃亡人民很難有足夠的農(nóng)具和牛馬，生產(chǎn)配備非常薄弱，剩余生產(chǎn)品必然也不會多。為了保證生存，就只有最大限度地采取通力合作，彼此互助的辦法。既然如此，公社形式的組織自然給恢復(fù)起來，而且，恢復(fù)公社也正是農(nóng)民的要求。陶淵明的祖先原是鄱陽人，后來遷居潯陽晉書卷六六陶侃傳：“本鄱陽人也，

21、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我們知道漢末孫吳時期鄱陽以至南城一帶是宗部勢力相當強大的地區(qū)參閱拙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四五頁。這種宗部是以宗族為核心的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帶著氏族殘余這一點我在過去所寫的論文中沒有明確。后來寫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fā)展一書時談到了這一點。原始性氏族殘余當集體避難時發(fā)揮了巨大作用，曾經(jīng)暫時延緩其成員的進一步封建化。三國吳志卷十九諸葛恪晉書卷六六陶侃傳：“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參閱拙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四五頁。這一點我在過去所寫的論文中沒有明確。后來寫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fā)展一書時談到了這一點。眾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

22、接，周旋數(shù)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這里雖然是說丹陽山越，但山越是和宗部本有密切關(guān)系，鄱陽宗部的情況大致也相同。由此可見，這些“幽邃民人”長期以來處于深山，幾乎和外界隔絕，他們的生活是艱苦的，但似乎還沒有顯著的封建剝削關(guān)系。陶淵明既然祖籍鄱陽，遷居的潯陽亦距離不遠，故老流傳，應(yīng)熟知舊事，而且東晉以來逃避賦役而入山的事仍然在繼續(xù)。因此當他聽到武陵的蠻族傳說后就會很自然地與他自己的見聞結(jié)合起來，寫成桃花源記。陳先生曾經(jīng)舉出若干史例證明宗族、鄉(xiāng)里組成集團避難入山為當時習(xí)見之事，桃花源記所述即以此為背景。這一點和我們的說法部分相似。但是陳

23、先生似乎把所有避難集團一般化了。我們認為避兵和避賦役二者應(yīng)有區(qū)別。陳先生所舉之例都是避兵。我們知道當時避兵不管入山或是流移他鄉(xiāng)通常都是由宗族鄉(xiāng)里中的首領(lǐng)統(tǒng)率的，集團中間一開始就包含著兩個對立的階級。而逃避賦役卻除了個別例子以外宋書卷八三沈懷文傳：“上(宋孝武帝)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并不限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刑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這里所說逃亡入山者中間是有士族的。，一般很少可能有封建統(tǒng)治者參加，因為他們無需逃避。逃亡人民的集團是在封建統(tǒng)治者的圍攻下建立起來的。如上所述，由于所處環(huán)境的艱困和生產(chǎn)配備的薄弱，他們必須在較長期間保持通力合作，彼此互助的辦法。至于

24、在豪強統(tǒng)率下的避兵集團就不能出現(xiàn)這種情況，或者說縱有之，也立刻就會發(fā)生變化。宋書卷八三沈懷文傳：“上(宋孝武帝)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并不限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刑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這里所說逃亡入山者中間是有士族的。我們可以承認豪強統(tǒng)率下的集團既然是以宗族、鄉(xiāng)里組成，所以也可能帶有一定程度的公社色彩。我們也承認他們?nèi)肷交蛘吡饕浦荚瓉淼暮缽姾退谐蓡T一樣喪失了他的土地，而眼前的土地由于本來是山險之地或由于經(jīng)常遷徙，一時還說不上歸誰所有。加上生產(chǎn)的艱苦，合作互助的必要因而在一個短期內(nèi)也可能使原有的公社因素滋長。陳先生所引晉書卷八十八庾袞傳所述大致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庾袞和同族、庶姓“保于禹山”時是彼此間“均勞逸，通有無”，而他后來避兵大頭山當饑荒時，也是“食木實，餌石蕊，同保安之”。顯然，這種情況下很難有剩余生產(chǎn)品可供剝削，庾袞自己參加收獲，似乎沒有脫離勞動，他之作為首領(lǐng)是一種氏族家長式的。可是我們必須指出存在于這種集團中的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宗族、鄉(xiāng)里組織縱然帶有殘余的公社性質(zhì)，但是既然為其中的豪強(通常是官僚)所統(tǒng)率，這個豪強就必然要利用現(xiàn)存的組織為自己服務(wù)，庾袞入山之后，第一件事就要立主。所有的“主”不管是保聚的塢主、營主，流移的行主總是把自己和所有成員間的關(guān)系變成庇護者與被庇護者的關(guān)系。縱使在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