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走出去戰略背景下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外譯介反思文化走出去戰略背景下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外譯介反思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的組成局部，少數民族文學不僅肩負著傳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文化的使命，更是中華文化的特征和核心價值觀的集中表達。通過翻譯推動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和文化走向世界，展現中國少數民族自身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族群特征，將有助于中國國家形象建立以及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務實推進。是故，在翻譯學的視閾下，采取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研究思路，反思并確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外譯介的本質、翻譯目的，討論實在可行的翻譯策略，不僅具有一定的翻譯學意義，更能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一走出去與文化建構：中國少數民族

2、文學的翻譯目的走出去文化戰略的提出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走出去的文化戰略即著眼于將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所依賴的文化價值推送出去，在世界范圍內發揮影響。這也說明，在走出去的文化戰略背景下，少數民族文學對外譯介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翻譯在異域建構中華文化，擴大中華文化價值觀念在世界的影響力。繼而，如何建構文化成為了譯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Skpstherie將翻譯視作一種有目的的行為apurpsefulativity，旨在強調目的之于人類行為的重要性，也即，行為會產生一種結果、一種新的情景和事件，并且有可能產生本文由論文聯盟搜集整理一個新的文本。根據德國功能派學者漢斯弗米爾HansJ.

3、Vereer的理解，任何翻譯都是面向預期受眾的，因為翻譯是在目的語語境中為實現預期的翻譯目的，并針對特定語境中的目的讀者創制文本的行為。將翻譯視為面向受眾的語言轉換行為突出了預期受眾和目的語文化語境的重要性。由是滿足特定語境中讀者的需求，使之為目的語文化所承受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翻譯重要的翻譯目的之一。基于此，翻譯就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語言轉換行為，而是一種文化翻譯，其成功有賴于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在目的語文化中對自身文化的闡釋和重構。在全球化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語境中，語言的復雜性與文化的多元性確立了翻譯的必要性。譯者和目的語讀者同為中介者，借由對翻譯行為和譯作的理解來闡釋和構建文化。事實上，文化

4、本身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概念。這一概念模糊不清，我們終究是嘗試將文化作為一個人類學中的術語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全部行為呢，還是視作一個美學的概念人們如何進展創造性表達時的全部行為呢？更復雜的問題其實是不同的文化是如何來理解文化這一概念的。然而，不可否認，文化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普遍主義觀念。人類總是按照文化去行事和認識世界。伊格爾頓在談及后現代語境中人類的認知方式時提出：當下文化已經替代了上帝和自然成為了整個世界的基石。文化的建構和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已經成為當下極其重要的事件。對民族國家而言，一方面，在民族身份的構建中常常包含大量的、有意識的文化構建。文化所一直強調的并非普世性的價值觀念，而是特定民族和族

5、群所創造的價值，注重展現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和族群特征。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價值觀念需要借助差異才能在新的語境中重構。正如斯圖亞特霍爾看來，一些深化而重要的差異，它們構成了真正的如今的我們。沒有差異，也就沒有對自我和他者的認識。文化價值的輸送和文化的建構需要借助差異來完成。很明顯，無論是翻譯的過程還是翻譯的行為都凸顯了不同文化和語言之間的差異。作為展現差異和族群特征的最正確場域，翻譯可以幫助目的語文化與他者展開持續的對話。尤其是對目的語讀者而言，譯作提供了一個極其特殊的場域，用以捕捉他者therness。在?文學文化理論關鍵詞?一書中，作者特別指出：鑒于差異問題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本體性的，這

6、也說明差異問題從某一方面來講，其根本也是與語義有關的。因此，所謂的差異是多重的，包含語言和文化兩個不同層面。就少數民族文學翻譯而言，譯作所要展現的正是少數民族文化和語言的雙重他異性alterity。由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翻譯在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文學翻譯。在美國翻譯理論家安德魯勒菲弗爾AndreLefevere看來，文學翻譯是要傳播文化資本ulturalapital。眾所周知，文化資本這一概念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反思社會權利運作時提出的，強調的是資本、場域和慣習之間的嚴密關系。由于文化資本必須通過繼承和積累，少數民族文學翻譯的關鍵不在于如何表征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和審美特性，而在于如何通過文本讓異域

7、讀者更好地理解中華文化，認識中國少數民族悠久的歷史、獨特的文化價值觀念和族群特征。從這一層面上而言，少數民族文學的對外譯介既是以目的語語言、文化和讀者為導向的target-ultureandreaderriented，同時也是以源語語言和文化為導向的Sure-ultureandlanguageriented。對源語文本、目的語文化語境以及目的語讀者的觀照應該是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對外譯介須重點關注的問題。但考察現有少數民族文學翻譯作品卻發現，上述三個層面恰恰是目前少數民族文學對外譯介亟待解決的問題。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走出去：現狀與問題迄今為止，已有局部少數民族典籍被翻譯介紹到國外，如維吾爾族典籍?

8、福樂智慧?、達斡爾族典籍?少年與岱夫?、蒙古族典籍?江格爾?、柯爾克孜族典籍?瑪納斯?以及藏族格言詩?薩迦格言?等等。從總體上來看，上述已翻譯出版的少數民族文學大都屬于史詩類長篇敘事詩，在文本類型選擇上較為單一。眾所周知，這些敘事詩本身屬于活形態的口頭文學，通過各民族人民口口相傳至今。在流傳過程中，每一個講述者通常根據自己的理解、情感和愿望對故事進展加工和修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史詩是各民族人民文化和智慧的結晶，充分反映了中國少數民族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和不同的思維方式。然而，從翻譯學的視角來審視，少數民族文學的上述特點和流傳方式恰恰為翻譯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檢視現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

9、對外譯介不難發現，譯者在源語文本SureText的選擇上面臨著諸多問題。作為翻譯行為的出發點departure，源語文本是譯者從事翻譯的根據和依歸。假設翻譯是以原作為主導的Sure-textriented，那么翻譯的根本目的是要盡可能忠實地再現原作的全部特征。也即是說，源語文本的選擇預設了目的語文本的形態。然而，在實際的翻譯理論中，由于少數民族文學自身的特征，譯者可能面臨著源語文本缺失或需要在多個文本中選擇和確立源語文本。事實上，雖然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這一概念并未在當代學界持續不斷的討論中得以廓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少數民族文學從文本類型上至少包括民間口承文學和文人書面創造兩大主題。因此，當譯者在

10、翻譯少數民族文學時，他所面臨的并不都是書寫下來的文學作品，還可能面對民間的口承文學。然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譯者無法與口承文學的創作和流傳保持一致，也很難通過翻譯呈現和表達出口承文學即時性的特點，因此原生態的少數民族口承文學很難成為翻譯的源語文本。正如國內翻譯研究學者所認識到的，迄今為止對活形態的少數民族口頭文學的對外翻譯及翻譯研究幾乎還是一個空白。也正因為如此，現已出版發行的少數民族文學典籍根本以現當代經過整理的典籍定本為源語文本。所謂的整理是指精通民族語言的學者考證、搜集民間傳唱的不同版本的民族史詩，并用文字將考證后的史詩記錄下來，作為該史詩的定本。也即是說，民族史詩在成為翻譯的源語文

11、本之前已經經過改變和再創造，并非通常意義下的原作，其口傳文學的性質在經過書寫后也無疑發生了或多或少的變化。在索緒爾看來，用文字固定言語的行為包含人為痕跡的需求。以彝族撒尼經典?阿詩瑪?的英譯為例。原詩是流傳于云南圭山彝族撒尼聚居區的民間口傳文學，在文本類型上頗為豐富，既有代代相傳的民族歌謠形式，也有口口相傳的民間傳說，這也造就了各個不同版本的?阿詩瑪?，并使得人物、情節、主旨等各個不同的方面因作品版本的不同而存在較大的差異。1953年云南人民文工團圭山工作組前往石林圭山整理?阿詩瑪?，根據當地搜集到的20個民間傳說，380多首民歌以及多個民間故事改寫和編譯了?阿詩瑪?的漢語全本。1957年翻譯

12、家戴乃迭GladysYang將圭山工作組整理的文本作為源語文本，用英文譯出，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戴乃迭的譯文全部選擇了英國民謠Ballad的形式，旨在盡可能地反映出原詩五行一組的詩歌體風格，且譯作流暢、準確，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表現出了原詩的文體特征。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少數民族文學翻譯有特殊的非文本目的。因此假設回溯?阿詩瑪?從民間傳說到定本的過程，似乎可以說，由于戴氏所選擇的源語文本只是?阿詩瑪?眾多版本中的一種，不管戴氏的譯作如何精當，都很難展現出這部動人史詩的全貌。根據當代學者的考察，圭山工作組所參考的原始資料在篇幅、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上都與老彝文抄本有相當大的差異，口頭流傳的作品篇幅都

13、比擬短，情節或者簡單，或者不完好；彝文記載的作品，篇幅較長，人物形象、情節都比擬飽滿、完好。由此可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現當代整理本或定本或許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存在失真的問題。當譯者選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特定的抄本或定本作為源語文本時，這些文本自身已經經過改寫，如此一來，譯作所表現的中國少數民族風貌或許有所變形。是故，如何保證走出去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翻譯作品盡可能地表現出原作的風貌，是目前譯者和翻譯研究者亟待考慮和解讀的問題。除了源語文本確實立和甄別，現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譯作未能更好地迎合目的語尤其是英語世界讀者的閱讀期待。這或許與目前少數民族文學譯作較少有關。而當前翻譯出版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主要集

14、中在少數民族文學典籍上，以長篇敘事詩的翻譯為主，少見或未見民族歌謠和說唱文學的翻譯，譯介的文學類型較為單一。與此同時，未經整理和譯介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仍然為數眾多。且現已出版的翻譯作品的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化的閱讀興趣大局部集中在中國傳統典籍上，對現當代新近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的興趣和關注度有限，即便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作品銷量也不大。美國的著名中國文學翻譯家葛浩文曾在?東方早報?的個人專訪中談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在美國市場的銷售情況時說，目前美國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每年大概出版三五本的樣子。可是呢，如今賣得如何我不大知道的，但是一定不會很暢銷，絕對不會的。從翻譯

15、的承受和影響而言，假如譯作的文本類型單一，可選擇譯作較少，讀者很難通過翻譯深化理解中國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認識也自然存在偏向。分析目前翻譯出版的少數民族文學的翻譯作品，可以發現絕大多數譯本是根據該作品的漢語譯本轉譯成外語，因此這些譯作在本質上已經不是直接翻譯direttranslatin，而是一種間接翻譯indirettranslatin。作為特殊的間接翻譯，現階段的少數民族文學的對外譯介根本是由兩個階段構成，首先由懂民族語言的譯者和學者整理為漢語文本，再由精通外語的譯者將漢語整理本翻譯為外語。這也說明，少數民族文學翻譯在很多時候包含著民族語-漢語和漢語-外語等兩個不同階段

16、，至少三種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的轉換過程。如何在這一過程中盡可能地保存少數民族文學的語言構造，保證翻譯的準確性，同樣是譯者亟須反思的問題。事實上，假如少數民族文學翻譯的根本目的是要通過差異的彰顯在異域構建中華文化，繼而在世界范圍發生影響，那么源語文本的挑選和確立、翻譯策略的考量和制定、目的語讀者閱讀期待及目的語文化標準的反思都是影響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走出去的重要問題。三源語文本確立與合作翻譯：少數民族文學翻譯策略討論由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既有代代相傳的口頭文學，也有用各民族語言書寫的書面文本，在翻譯的時候譯者可能面臨多個源語文本的選擇。根據不同源語文本譯出的文學作品在審美情趣、語言構造和族群特征上都

17、存在差異。美國學者馬克本德爾arkBender用三種根本慣例總結了當下少數民族文學翻譯源語言文本來源。第一種是利用既有的漢文譯本來進展根本的外文翻譯；第二種是從口頭的原始語言直接翻譯為目的語的文字，比方從達翰爾語翻譯到英文；第三種是利用書面或經過編輯的雙語譯本來翻譯。在本德爾看來第三種方式雖是最為理想的方式，但要求頗高，實際很難實現或難以到達既定目的。采用第一或第二種方式，深化到源語文化的核心，能在不太理想的情況下做到有效地處理問題。因此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控制源語文本的質量，保存作品的原生態性是保證譯作完好表達民族文化的前提。是故，整理和確立源語文本是少數民族文學翻譯的出發點。參考傳統佛經翻

18、譯中的策略，西晉譯經僧人曾在?合維摩詰經序?中討論了譯經僧在面對不同譯經時的處理方法，提出了編纂合本或會譯的策略：同本人殊出異，或辭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無離合，多少各異。或方言訓詁，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義混雜，在疑似之間。假設此之比，其涂非一。假設其偏執一經，那么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那么文煩難究。余以是合，兩令相附。以明所出為本，以蘭所出為子，分章斷句，是事類想從。所謂合本是兩晉佛學中研讀譯經經文的策略，以同經異譯中的某個譯本為本，以其他譯本為子，互相比擬考尋，會通研究。在少數民族文學翻譯中同樣可以遵循合本的方法確立源語文本。應在盡可能地搜集到口傳文學不同版本和用少數民族語

19、言書寫的作品根底上，確立母本，采用注疏的形式將母本和子本的差異標注出來，以盡可能地保證少數民族文學內在的歷史性，復原少數民族文學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學典籍的風貌，注重源語文本的完好性。由于少數民族文學翻譯作品是一種混雜hybrid文本，關涉到了多種語言和文化，有學者提出采用合作翻譯的方式以確保譯文文本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盡可能地忠實于源語文本。事實上，如前文所述，少數民族文學翻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目的語文化和讀者為導向的。迎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期待，使譯作被目的語文化所承受，譯者常常需要用目的語重新創造出源語文本豐富的內涵和精巧的典故，借以幫助目的語讀者在閱讀這些文學作品時產生與源語讀者一樣的意象。這就要求譯者同時精通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漢語和目的語及其文化。例如拉祜族文化和拉祜方言專家，美國學者安東尼沃克Anthnyalker與中國民俗學者史昆合作翻譯拉祜族史詩?牡帕密帕?。作為譯者之一的沃克認為該史詩的漢語譯本是最完好的版本，但他本人并不精通漢語，無法獨立翻譯。另一位譯者史昆精通漢語、英語和拉祜文化，但并不精通拉祜方言。兩位譯者采用合作的方式，先由史昆將漢語譯本譯作英語，再由沃克在譯本中添加注釋。這種深度翻譯thiktranslatin的翻譯策略將翻譯文本放置在豐富的文化和語言環境中，將被文字遮蔽的意義與譯者的意圖相交融，有助于目的語讀者更好地理解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