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客家文化研究前言客家文化研究概況第一章 客家文化的歷史淵源今日客家文化，有其深遠的歷史潮流淵源和寬敞的社會背景：一、客家先民從中原向南遷徙和在僑居地拓殖的歷二、客家民系在贛閩粵山區形成三、客家民系向周圍省區及海外播遷進展的歷史四、中原衣冠士族構成客家先民的主體一、客家先民的三次大遷徙據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和客家源流考，客家先民逐步遷往南方，以及遷居南方、形成客家民系后，又接著播遷擴散，其大規模的遷徙共有五次，而其他小規模的、零星的或自各地以服官、經商等緣由遷入徙出的，則難以悉計了。近年有數名學者質疑此講，能夠房學嘉為代表：客家源流探奧（房學嘉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其第一章客地古代文

2、明與客家源流之第二節秦至南朝，客家共同體的初步形成：“綜上所述，南朝末期，生活在客地的先民，已具有共同的思想意識、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生活適應等，標志著客家共同體已初步形成。那個客家共同體，是南遷的中原人與閩粵贛三角地區的古越族遺民混化以后產生的共同體，其主體是生活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流落于這一地區的中原人。客家共同體認同于漢族，其源可溯自秦漢之際的梅鋗受封為漢侯及以后趙佗被漢廷冊封為南越王。”（正文p.36）為其作序的，有陳勝粦教授（中大歷史系主任、博導），謝劍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國際客家學會會長）勞格文博士（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訪問學者），皆不

3、同程度地贊揚其“新講”。陳氏云：“其可誦可研之處，首在于作者對客地古代文明與客家源流關系之探討。房君認為：客家人是古百越族里的一支與歷史上少數移居客家地區之中原流人混化后形成的人群共同體，而那個共同體的主體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古百越遺民。此見與長期以來人們憑族譜中有關族源之記載，認為客家之根在北方之論，大為不同；他論定客家之根在今日之客家地區。房君提出此見，對客家源流以至客家諸總是之研究，無疑將會起到重大的促進作用。” （p.1-2）此講甫出，即在客家腹地梅州引起軒然大波，甚至開大會批判。許多客家人認為這損害了他們的感情。這與上個世紀初發生的幾起社會風波有相似之處。請看客家研究前言：四邑縣志事件

4、、廣東鄉土歷史和世界地理等教科書事件、建設周報事件。我們也不同意這種觀點。然而，學術上應該同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把不同觀點的提出視為正常現象，應該進行心平氣和的討論。（一）第一次大遷徙（公元316年）11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黃河流域以南、長江流域以北，淮水流域以西、漢水流域以東，即所謂“中原舊地”。其第一次大遷徙，起因于“五胡亂華”和“八王之亂”。五胡：匈奴、羯、氐、羌和鮮卑，泛指西、北邊疆各部族八王：晉武帝（司馬炎）稱帝后，大封宗室，豪門世族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武帝死，惠帝立，汝南王司馬亮為太宰，專權。其後楚王司馬暐、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長沙王司馬乂

5、、東海王司馬越，先后起兵，爭權奪利，戰亂連綿16年之久，使黃河流域遭到空前的、毀滅性的破壞。史稱“八王之亂”。 12五胡內徙，肇于內外二因：外：邊疆部族長期覬覦中原之富庶；內：東漢后期以至三國曹魏等漢族統治者，為了加強對邊境各少數民族的操縱，為了補充內地勞動力和兵源，施行“招引”甚至強制塞外匈奴、羯、氐、羌和鮮卑、烏丸等族人民徙居內地。這些少數民族內遷后，與漢族人民犬牙交錯地雜居，一部分被世族豪強招徠或掠奪為兵丁、佃戶甚或奴仆，但相當一部分仍保有部落武裝組織形式。西晉為維護中央集權，又罷州、郡兵權，致使邊州空虛。13西晉末年，八王相繼作亂，國力不斷削弱，邊區內徙的部族便乘機而起，會同塞外部族，

6、建立割據政權，對中原漢族大舉進行掠奪戰爭。陷于內外交困的西晉朝廷（公元265316年），不久便歸于覆滅。五胡鐵騎內侵，多是血腥的掠奪性戰爭。兩漢所積存的財寶遭到毀滅性破壞。14陷于水深火熱中的中原士民，有能力或有機會遷移的，紛紛四散逃難。一大批中原士民相率南徙。現在，瑯邪王司馬睿正在建康（今南京），被以王導為首的一批南下高級士族擁立即位，為元帝，重建漢族中央政權，保有江南之地，史稱“東晉”（公元317420年）。漢族中央政權在南京的重建，吸引了更多的中原士民舉族、舉家南遷。時謂之“流人”。 15依各路流人遷移路線、起迄區域，可歸為三大支派：其一，秦雍流人。居于今陜西、甘肅、山西的一部分士民，沿

7、漢水順流而下，渡長江而抵洞庭湖區域。其遠徙者，有溯湘水轉至桂林，沿西江而進入廣東中、西部的。（在西江駐留的秦雍流人，專門可能是粵方言的源頭2003.3.11）其二，司豫流人。居于今河南、河北的一部分士民，沿汝水而下長江，渡江后分布于江西鄱陽湖區域；或順流而下，抵達蘇皖中部；有一小批則上溯贛江，進入閩粵贛交界區。其三，青徐流人。居于山東、江蘇、安徽的一部分士民，初循淮水而下，越長江而分布于太湖流域；其遠者，達于浙、閩沿海。東晉以至南朝宋齊梁陳的臺柱人物，多屬此支。16南遷人口，史家有講“總數至少有七十萬”（翦伯贊中國史綱要），有講“近九十萬”（譚其驤中國內地移民史）。這些南渡的人民，在政治方面，

8、支持了東晉以至宋齊梁陳各朝，使華夏漢族正統政治中心第一次轉移到南方的長江中下游；在經濟方面，開發了南方，使長江流域農工商各業日益繁榮，經濟水平專門快趕上并超過了黃河流域，成為全國“首善之區”；在民族方面，促進了中原漢族人民同南方百越諸部族的交往與融合；在文化方面，將北方凝重的儒文化帶到南方，與爽朗的吳楚文化相融會，制造了承前啟后的南朝文化；在語言方面，將中原漢語河洛正音帶到長江流域，在吳楚舊地形成一個新的北方方言區今日之“江淮官話區”這是漢語史上的一件大事。17羅香林先生曾推斷：“客家先民的南徙，是屬東晉民族大遷移第二支派的。”（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第一集，18頁）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這第二支

9、派司豫流人的地位的確十分重要，今日許多客家人亦適應于自稱“祖上是河南的”。司，司州。漢時以司隸校尉督察畿輔。三國魏因之。晉改漢魏之司隸為司州，治洛陽。永嘉以后，大興（公元318-322）中僑治合肥，尋治滎陽（今河南滎澤縣西南十七里）。咸康（公元335-343）中又治襄陽（今湖北襄陽縣治）。永和（公元345-357）中還治洛陽。（據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然而，第一、第三支派流人，特不是第三支派“青徐流人”，在專門大程度上也是客家先民的主體構成部分。今日客家腹地梅州的一些望族大姓，如：屬“秦雍流人”： 李氏（隴西堂 猶龍世澤，旋馬家聲/龍門世澤，柱史家聲） 王氏（太原堂，三槐堂） 溫氏（太原堂）楊氏

10、（關西堂，四知堂 四知世澤，三相家聲）“老楊”楊氏（紹德堂 天賜鴻禧，人修駿德）“新楊”林氏（西河堂）屬“青徐流人”： 謝氏（寶樹堂 冠軍世澤，太傅家聲/東山世澤，寶樹家聲） 顏氏（魯國堂 先賢世澤，陋巷家聲/文經武緯，鳳起蛟騰） 論語雍也：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張氏（清河堂 清河世澤，唐相家聲）劉氏（彭城堂 彭城世澤，鐵漢家聲） 元城語錄解：宋劉安世貶梅州，章惇遺使欲殺之，安世從容處分如平常，卒得免。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蘇軾稱為“鐵漢”。徐氏（東海堂） 東海郡，漢置，山東舊兗州府東南，至江蘇邳縣以東至海皆是。治郯。在山東郯城縣西南三十里。附

11、：王育民中國人口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一對西晉人口數的可能：1以往史家的可能：前有三國戰亂，人口處于低谷。晉志：245萬余戶、1616萬人，人口不足2000萬。2王氏認為有大量編外戶口存在：（1）部分州縣未列入（2）蔭附戶佃客、部曲：約250萬戶（3）官、私奴婢，大戶往往有家奴千人、百人，總數難以可能（4）兵戶：477，500人（5）吏戶：10萬戶（6）百工、鼓吹：身份卑賤，且是世襲，不入戶籍（7）流散戶（8）在政府管轄范圍內的少數民族部落以上在編、不在編的，全國總數約800萬戶、4500萬口（每戶平均5.63口）。長江南北，其比例約為：3：7。南方人口約為240萬戶、1350萬

12、口。二東晉時期的南方人口1南方相對穩定和平，有利于生產進展與人口繁衍2北人的大量南遷：晉書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其遷徙者，大都率領宗族、來賓、鄉黨同行。3王氏可能南下移民人口50萬以上。4據史家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燕京學報第15期），按宋書州郡志所載各僑州郡縣戶口數可能，南遷人口達90萬。5對東晉盛時人口數的可能：335萬戶、1700萬口。三不管50萬，依舊90萬，對南方來講，差不多上個不小的數量，尤其重要的是，他們代表了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成為南方士民崇尚的楷模。南方經濟與人口同步增長：北方人民的南遷，給南方帶來大量勞動力和先進生產技術。東晉統治者王導

13、、桓溫、謝安、劉裕等，實行了一系列比較切合時宜的政策，使南方經濟得到專門大程度的進展，史稱“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宋書武帝紀），“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晉書食貨志）人口亦隨之迅速繁衍增長，盛時當有335萬戶、1700萬口。江淮地區，成為全國“首善之區”。到劉宋時期，南朝人口占全國的29.78%，而縣數僅占全國的9.15%。確實是講，南朝實際上已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黃淑梅六朝太湖流域的進展，臺灣聯鳴文化有限公司出版，1982年第二版）。（二）第二次大遷徙（公元880年）唐朝末年，天下大亂，江淮地區遭難尤慘，在僑居地住了500多年的第

14、一期移民，被迫再次大遷徙。21起因：南詔內侵，黃巢造反。南詔：由百越和西羌的苗裔融合后在云南建立的割據政權。唐太宗（公元627649年）以后，他們勢力日強，并屢屢進犯四川、廣西，大肆搶掠，朝廷不得不派重兵防守。不想，到了唐末，派駐桂林的軍隊借故叛亂，擁戴龐勛為首領（公元868年），由桂林湖南江淮，一路劫掠過來，連克宿州、徐州，在豐縣大敗唐將魏博，占據魯南、蘇北、皖北寬敞地區。次年九月失敗，龐勛戰死。好不容易解散了叛軍，黃巢又起而造反。龐勛的馀黨，有一部分便加入了黃巢造反。黃巢（？884年），唐山東曹州冤句人。乾符二年（876年）響應王仙芝起義。仙芝死，巢收其眾，被推為首，號“沖天均平大將軍”。

15、乾符五年（878年）率兵南下，所戰皆捷，眾至數十萬人，次年攻破廣州，復北上，七月渡江，破東都（洛陽），入長安，建立大齊政權，年號金統。后因內部分裂，敗退山東，中和四年（884年）在泰安狼虎谷被圍自殺。22黃巢造反，流寇式游擊：由中原挺進淮南，轉掠浙東，又走江西中部、西北部，東進福建西部、中部，再回江西，出湖南，至廣西東部，南下廣州，后返湖南，出湖北，擾安徽，渡淮水，攻洛陽，破長安掃蕩遍及中國內地十數個省份。而第一次大遷徙所形成的客家先民的僑居地長江中下游，正當此次禍亂的要沖。23為著求生，客家先民只得再次奔避。當時全國云擾，民不聊生，唯江西東南部、福建西南部及廣東東北部未受其害，堪稱“樂土”。

16、在大江南北僑居已近六百年的客家先民，遂有一部分幸運地遷往上述地區。24黃巢之后，又有壽州人王緒、固始人王潮在河南割據失敗，乃率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入贛，掠九江、南昌、贛州諸地，于唐光啟元年（885年）陷汀、漳二州。不久，王潮殺王緒，自領其軍。景福二年（893年），朝廷不得已封王潮為福建觀看使。死后，弟王審知代行其事。朱溫篡權（907年），導致五代紛爭割據（907-960年）。后梁開平三年（909年），王審知被命為“閩主”，坐鎮福建。而滯留于潁、淮、汝三水流域的兩晉移民，聞訊之后，多有渡江南下，奔汀漳依附王氏。這種移民，多數成為閩南閩北二民系之先民，但也有成為客家先民的，特不是在汀州落腳的。

17、25通過唐末五代的這次大遷徙，其近者到達贛東贛南各地（多），其稍遠者則抵福建寧化、長汀、上杭、永定等地（多），其更遠者已達廣東之惠州、嘉應州、韶州等地（少）。宋太祖統一全國（960年），結束了五代紛爭局面（907960年），相繼南下的北方漢族移民，始得稍稍安適。26此次大遷徙形成的新移民區，要緊是贛南與閩西，關于客家民系的形成，關系重大。有人講：“客家民系孕育于贛南，形成于閩西”，是有一定道理的。此話惹翻了以“客家中心”自居的梅州客家人。這些年，閩西組織的一些客家活動（如：汀江母親河祭祀大典），梅州不參加；反之亦然。事實上，客家人大可不必如此。各個民系乃至中華民族，其文化中心有如“斗轉星移”，

18、是會隨社會變革而轉移的。所謂“客家文化中心”，自明代中葉至清代，便有相繼之轉移：汀州大埔梅縣（三）第三次大遷徙（公元1127年）31宋太祖統一全國（960年），史稱“北宋”，中原稍安，然而北方一直有遼、金的威脅。如此的生活持續了半個世紀。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再圍汴京，城破，徽宗和欽宗被俘，父子一同被擄北去。這確實是所謂“靖康恥”，同時也宣告“北宋”的結束。自建炎元年（1127年）金人入侵，高宗（趙構，徽宗第九子）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繼而南渡，遷都臨安（杭州），是為“南宋”。對金，他一意求和，寵信投降派，而主張抗戰的文臣武將（岳飛、韓世忠等）不是被殺，確實是被廢，國勢日弱，朝政日非。

19、北宋末年和整個南宋，差不多上寵信奸臣、陷害忠良、上昏下佞，只知偷安，不思御侮，始則見辱于遼金，終則國滅于元主。1276年2月（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元兵東渡，臨安陷落，宋恭帝趙顯“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詔諭郡縣，使降大元”（宋史卷四十七）。同年，曾任右丞相的陳宜中與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等在福州擁立益王趙昰為帝，承續宋脈，改號景炎。32同年九月，元兵自明州（今寧波）、江西兩路進逼福州，宋兵進入梅嶺，與之周旋。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元兵破汀關，文天祥、張世杰、陸秀夫等奮力抵抗，閩粵贛義民起而勤王，奮勇抗敵，舍生忘死，前赴后繼。因此，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成了雙方打游擊的戰場。是年冬，為元重兵所

20、敗，已成寡不敵眾之勢，陳宜中見形勢危險，逃往占城（今越南南部），遷居暹羅（今泰國）而死。文天祥等護駕，退入粵東北，堅持抵抗。33次年（1278年）10月，文天祥在五坡嶺（今海豐縣北）被俘。押解北上，途經深圳赤灣外零丁洋（亦作“伶仃洋”），感慨不盡，作詩過零丁洋一首。元將張弘范逼迫他寫信招降張世杰，他堅決拒絕，書所作過零丁洋詩以明志：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裂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講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被押送大都（今北京），關在北兵馬司（后人于故址建文丞相祠）。在獄中，對所遭遇險難及終生戰友事跡，都為作詩，題名指南錄，可稱“詩史”。

21、其中正氣歌，尤為世所傳誦：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為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34文天祥所體現的民族氣節與不屈精神，是當年抗元軍民的一個縮影，是那個時代正在孕育中的客家民系的文化的代表，并成為客家文化的傳統資源。六百多年后，被囚在重慶渣滓洞的葉挺（廣東惠州客家人）提筆作囚歌，抒發民族氣節與不屈精神，看來不是偶然巧合。35景炎三年（1278年），陸秀夫、張世杰等在廣東硇（no，有的書誤作碙，誤讀gng）州（今雷州灣外東海島東南海中）擁立衛王趙昺即位，改號祥興，不久遷崖山（今廣東新會南）。1279年二月，元兵進逼，火攻連環戰船，陸

22、秀夫負之投海死。南宋亡。少帝昺墓在蛇口赤灣發覺。這是華南唯一的漢族正統皇帝陵。（發覺過程）36當年居住于閩粵贛三省的客家先民，通過這一場血與火的洗禮，失敗之后，展轉躲避，有大批人流入粵東北，構成客家先民的第三次大遷徙。這種共同的經歷，關于客家民系的形成，起了催化的作用。放映客家人第二集薪火相傳二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第四、第五次大遷徙（一）客家民系的形成11客家先民最先移居閩粵贛三省邊區的，雖講有遠在唐五代前的，只是人數不多，比之原居其地的系外人群（百越畬瑤等族），眾寡懸殊，無法保持與進展自己的專門屬性，因而無法派生為一種新興民系。即使是北宋初年，新移民仍然不夠多。直到南宋末年，追隨漢族朝廷南移的

23、官兵百姓，人數眾多，才構成足夠大的移民運動，在閩粵贛三省邊區逐漸形成了一個足夠大的具有專門文化特征的社會區域。在如此一種專門的歷史條件下，從元滅南宋至明代中葉（12791500年），他們相對安定地生活了二百多年，終于成長為“客家”如此一個特不的新興民系。他們的文化，雜糅了佛、道、巫文化，奉行多神的民間信仰，但差不多上是儒家的耕讀文化，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正統觀念；有自己的方言，不同于周邊的閩粵贛方言，但又多少同意了這些方言的阻礙；他們有自己的建筑文化、飲食文化、豐富多彩的歲時節日和民俗活動，等等。12自此，漢族進展史上出現了一個新形態的分支客家。作為一個新興民系，在新的僑居地，有了不錯的繁衍進

24、展。到清初，又有兩次較大的移民運動，即通常所講的第四、第五次大遷徙。13前三次大遷徙，差不多上客家民系形成前的客家先民的事跡；而這后兩次，則是客家作為一個獨立民系的歷史活動，客家人的活動。 （二）第四次大遷徙（1700年1800年）21起因：一是本民系內部人口膨脹，二是滿州部族的入主中國。客家民系于明代中葉在華南形成之后，又通過明代后期的休養生息，人口日多，資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山多地少（“八山一水一分田”），耕植所獲，不足供用，便不得不考慮向外遷徙以求出路。這時候，恰逢明末清兵大舉內侵。清軍進至福建廣東，客家節義之士，多起而號召徒眾，組織義軍，堅韌抵抗。義軍失敗后，只得潛逃各地。太平軍將領洪

25、秀全、馮云山等人的先祖，確實是因為抗清兵敗而離開梅州，遷入廣州以北的花縣。22清朝統一全國后，又有自發的、被迫的或由政府發動的多次移民運動。其中，有兩起事件，即“遷海復界”和“湖廣填四川”，值得特不注意。221“遷海復界”事發于清初。起因：清廷急于消滅鄭成功。其結果是：引發原居山區的客家人向東南沿海大量遷移。1659年鄭成功退據臺灣，高舉“反清復明”大旗，成為清廷心腹之患。清廷頒布于順治十八年（1661）的“遷界令”，完全是針對鄭成功的海上武裝，以為沿海“堅壁清野”即可困死鄭氏。政令一下，東南沿海，以福建為中心，南北擴及廣東、廣西、浙江、江蘇等省，大抵以海岸線往里三十至五十里為界，界內居民限日

26、遷出；逾期未遷者，軍法從事，格殺不管，并盡焚其屋舍。居民家具器物，笨重不能搬的，亦一律燒毀；凡私自入界者，捕獲后一律處死。第一次“遷界”后，清政府認為未達至預期效果，于康熙三年（1664）“再遷”，即向后再退三十里。有些地點更三遷而界始定。到了康熙四、五年（16651666），閩、粵巡撫（姚啟圣、王來任）都以請求朝廷寬放本省沿海邊界為已任。1662年鄭成功病死，子鄭經立；經卒，次子克塽立。康熙二十二年施朗渡海攻入臺灣，克塽降。康熙二十二年（1683）朝廷宣布廢止“遷界令”，次年完全解除“禁海令”。歷時二十三年的“遷界”，使得“遷界區”人散難歸，田地荒涼。為盡快恢復生產，康熙制定了一系列招墾勸農

27、政策，從現在到雍正、乾隆年間，大量客民接踵而至，進入廣東東南沿海地區。深圳、香港的客家地區，確實是現在形成的。（參見客家研究P.32-34；深圳客家研究P.35-52）這也是“客家”稱謂出現的歷史大背景。222講講“客家稱謂”問題。（一）“客家”稱謂起于第四次大遷徙時期的廣東地區。有關“客家”稱謂的成因，學者已有所論及。最早談及，且作出全面、詳盡分析者，莫過于清末翰林賴際熙。由他撰寫于民國九年（1920年）的赤溪縣志卷8赤溪開縣事紀，二萬四千馀字，能夠講是一篇論“咸同間土客械斗”的力著。其中論及“客家”稱謂：邊界雖復，而各縣被遷內徙之民能回鄉居者已不得一二。沿海地多寬曠，粵吏遂奏請移民墾辟以實

28、之。因此惠、潮、嘉及閩贛人民，挈家赴墾于廣州府屬之新寧，肇慶府屬之鶴山、高超、開平、恩平、陽春、陽江等縣，多與土著雜居，以其來自異鄉，聲音一致，俱與土音不同，故概以客民視之，遂謂為“客家”云。另外，道光（18211851年）佛崗廳志：“國初自惠、韶、嘉及閩之上杭來占籍者為客家。”福建的遷海區，用于安頓鄭成功的殘部（閩籍官兵回鄉），土客未能相遇，因而未出現產生“客家”稱謂的社會條件。康熙二十二年10月22日降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應給民耕種，戶部派出工部侍郎金世鑒、副都御史呀思哈往浙江，工部尚書杜臻與內閣學士石柱赴粵、閩，巡視督察復界區“給民耕種”、“緊要地點仍應作何防守等事宜”。杜

29、臻在閩粵巡視紀略卷一中記錄下了行前康熙與他的對話： 皇上問：“勘視將先何省？”臣臻對曰：“將始廣東。”皇上問：“何以不先福建？”臣臻對曰：“臣等先至廣東，令彼處百姓及時承墾，庶不誤春耕之時。”皇上曰：“獨不誤福建墾耶？”臣臻對曰：“福建督撫方安插投誠，未暇協理開墾。臣等以其間先竣粵事，次至閩省，諸臣已暇，能夠會商，且閩土節候比粵稍近。”皇上頷之(11)。由該段的對話內容，能夠看出閩、粵兩省復界情況的差異，即承墾者的組成大不相同：粵地是招徠的承墾“百姓”，閩地是“安插投誠”人等。康熙二十年10月22日的“姚啟圣題為安插投誠官兵開墾界外田地事本”中，保存了當時對投誠人員的安插標準，資料十分寶貴，現

30、摘錄如下：查將福（州）、興（化）、漳（州）、福寧各府、州屬界外田地有主者，聽民復業，無主者分給投誠官兵開墾，浩蕩皇仁，誠為得所。但赤窮孤身，界外既無室廬，復乏牛種，實難播種。臣隨傳集道、鎮、府、廳公議，分不投誠總兵每員給田50畝，牛種銀11兩；副將每員給田35畝，牛種銀8兩；參、游、都每員給田30畝，牛種銀7兩；守備每員給田25畝，牛種銀6兩；千把總每員給田20畝，牛種銀5兩；兵丁每名給田12畝，牛種銀3兩；文官每員給田30畝，牛種銀4兩。內有官兵自己原有界外田地領回者，不給不田，照例給銀，以為資本。使若輩各安生業，編入家甲，分墾田地，照例起科。則官及兵數口之家能夠無饑矣。正因為福建展界區從政

31、府指導行為上是安插本省的投誠人員，它沒有向外公布招墾令，就不可能有移民潮出現，這是福建、江西客民不向福建沿海運動，反而“舍近求遠”往廣東流布的緣故之所在。因此，福建展界區不存在什么“土”與“客”的問題，因此也就不具備產生“客家”稱謂的各種社會要素了。（二）羅香林先生的“客家界講”，是對客家研究的要緊貢獻之一，阻礙專門大。他在客家研究導論中講：“鄙意欲定客家界講，自時刻言之，當以趙宋一代為起點。客家居地，雖至今尚無普遍調查，然依其遷移所屆，大體言之，其操同一客語而與其鄰居不能相混者，則以福建西南部，江西東南部，廣東東北部，為差不多住地，而更及于所再遷之各地，此就空間言之者也。鄙意凡屬客家之差不多

32、住地，自趙宋以來之文物或活動，除極少數不能并計外，大體皆可認為客家之文物或活動。”（客家研究p.47）此一界講，強調三點：地域、時代、文化特征（操客語）。其差不多原則是對的，除了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上，我們有不同意見（“以趙宋一代為起點”/明代中葉），其他均可同意。“客家”是一個歷史概念，其外延不可隨意擴展。把秦漢時代南來戍邊定居的士卒、或把南越王趙佗（河北正定人）講成“最早的客家人”，把所有南來定居的中原漢人，簡單地理解成“客家人”，而不論其時、地、文化特征，是非歷史的觀點。（三）然而，羅香林先生在進而討論“客家”稱謂時，卻違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原則，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把歷史上的“客戶”和“

33、給客制度”混為一談，把“客家”稱謂產生的時刻上推到魏晉時代，將“客戶”等同于“客家”（客家研究p.46）。這就造成了一個邏輯錯誤：客家民系尚未誕生，卻差不多先有了“名字”！1988年我們即對此提出批判。詳見客家研究p.102105：五、客家稱謂來自“客戶”？（四）關于“客家”稱謂出現年代的考證。參考：一 劉麗川“客家”稱謂考 北京大學學報 2001年第2期二深圳客家研究第一章“客家”稱謂出現的年代，歷來講法頗多。為講明問題起見，僅以曾祥委先生試論“客家”一文的有關論點作為討論的參照。曾祥委先生講：“迄今所知，客家稱呼最早的文字記載是明中葉以后的事。阮元廣東通志卷93引長寧縣志：方言有二，一水源

34、音，一客家音。相傳建邑時人自福建來此者為客家，自江右來者為水源。長寧即今新豐，建縣于明隆慶三年（1569）。由該材料可知現在：1、客、贛方言已有明顯分不，即客、贛方言的分化差不多完成；2、客家的名稱已出現；3、客家即來自閩西的客方言群移民。”（客從何處來p.7）此據建縣于明隆慶年間長寧縣志載有“客家音”，便得出“客家稱呼最早的文字記載是明中葉以后”的結論，惜屬失考。據我們的考察，實際情況是：長寧縣，明隆慶三年析河源、翁源、英德三縣地而立縣，清朝因之，民國三年改名新豐縣。盡管明朝立縣，但當時并未修纂縣志傳世。其最早的縣志是清雍正九年（1732年）李紹膺修、吳覲光纂長寧縣志10卷。不知何故，此志北

35、京圖書館、故宮圖書館、中山圖書館均未入藏，無以得見。今能見到的，是其后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由楚元士編次、鄧鳳分編的長寧縣志10卷，道光十九年（1840年）重修。道光初年，阮元主修廣東通志所引錄的縣志，只能是清雍正或乾隆年間的版本。因此，曾祥委先生由長寧縣志斷言“客家”稱謂始于明朝中葉，就有些草率了。另外，就在阮元廣東通志卷93引長寧縣志之后，緊接著又摘引了永安縣志：“士務敦樸，急公好義。有自江、閩、潮、惠遷至者，名曰客家。士比屋讀誦，農勤稼穡”永安縣與長寧縣有相同之處，也是明隆慶三年立縣，隸屬惠州府，割歸善縣的古名、寬得二都和長樂縣的琴江都為縣地，設縣治于安民鎮。清因之，民國三年改稱紫金

36、縣。永安縣歷史上有“三志”：首志為明萬歷十四年（1586）由知縣郭之藩主持，葉春及撰寫的二卷永安縣志；次志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由知縣張進箓修，屈大均纂十七卷永安縣志；三志為道光二年（1822）由知縣葉廷芳續修的七卷永安縣志。明萬歷年間的首志，紫金縣檔案館有其刻本復印件，下面將首志與次志相關文字作一比較（三志行文差不多同于次志）：首志俗產志第五：“古名、寬得，俗本歸善。琴江割自長樂，俗亦同之。寬得、古名，寬緩呰寙（zy），次志卷1地理五風俗載：“古名、寬得，俗本歸善。琴江割自長樂，俗亦因之。寬得、古名，寬緩呰寙，好氣而知足；琴江之民也，詩書仕宦惟數大伙兒，馀皆力農，膏壤沃野，自昔以為上田

37、，無事糞之種，常七八十倍，好氣而足智；琴江之民也，詩書仕宦惟數大伙兒，馀皆力農。下亦二三十倍縣中具五民庶人，在官。近乃長（樂）、興（寧）、和（平）、（大）埔，遠則江、閩，性獷悍，縣中具五民庶人，在官。近乃長、興、和、埔， 遠則江、閩，性獷悍，民畏之。匹夫匹婦，或有爭言，輒仰藥，其愚如此，知縣郭之藩厲禁，稍戢。”民率畏之。匹夫匹婦，或有爭言，輒仰藥。 知縣郭之藩厲禁乃稍戢。其言如此，大抵古名士務敦樸，多古處，急公好義，相與以和。寬得人習勤儉，衣食罕缺，無不外柔而內詐。琴江好虛禮，頗事文學，民多貧，散佚逋賦。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誦讀，勤會文。富者多

38、自延師，厚脩脯，美酒饌。貧者膏火不繼，亦牽強出就”從首志與次志的比較能夠看出，明萬歷本中無“客家”稱謂的記錄，有“客家”稱謂記錄的，是清康熙二十六年本，即“次志”。阮元廣東通志所引，差不多上是永安縣志次志行文的簡化式。因此講，不管是長寧縣志，依舊永安縣志，都沒有提供“客家”稱謂始于明朝中葉的論據。這是因為，整個有明一代，都不具備出現“客家”稱謂的社會歷史條件，盡管客家民系差不多形成。這好比小孩差不多出生，但還沒有出現為他命名的契機。就目前收集的資料看，永安縣志次志（1757年）是最早記有“客家”稱謂的文獻史料。綜上所述，“客家”稱謂出現的緣故，乃因清初“遷海復界”而引發的墾民潮；最先出現的地域

39、是廣州府、肇慶府、惠州府的沿海地區，而且要緊是廣肇二府；是當地操粵語的原住民對來自贛、閩、潮、嘉、惠等地客屬移民的總體稱呼。因此，“客家”稱謂出現在客民第四次大遷徙時期，出現的最早時刻當為頒布“復界令”的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之后。作為客民第四次大遷徙的有機組成部分，還有“湖廣填四川”、下南洋與渡海赴臺灣。因他們進入的區域不同，當地的社會環境不同，同是一個群體，到達四川和南洋的客民就未得到“客家”的他稱（“土廣東人”/“唐人”），更不用講成為自稱了。這一史實，應是“客家”稱謂出現區域與出現年代的一個旁證。23“湖廣填四川”聞名的“湖廣填四川”，也發生在清初康熙年間（16621722年）。這

40、是中國歷史上由政府發動、組織的最成功的一次大規模移民運動。連年的戰亂，尤其是明末張獻忠的殺戮，使天府之國四川戶口凋零，田園荒涼。為恢復四川，清廷便諭示各地：可入川開墾。客家地區的許多農民，正苦于進展空間狹窄，得此機會，便相率離開閩粵贛山區，跟兩湖農民一起輾轉入川。今日四川東自涪陵、重慶，經榮昌、隆昌、瀘江、內江、資中，西至成都、華陽、新都、廣漢、新繁、灌縣，其間居民大多是康熙末年（17111721年）從廣東惠州、梅州和江西南部遷去的客家人。在成都平原，這些客家人被稱為“土廣東人”，他們講的話被稱為“土廣東話”，他們居住的村落被稱為“廣東村”，他們在城鎮所建的會館，亦自稱“廣東會館”。因此也有“

41、江西會館”“福建會館”，亦多為客家人。自康熙中葉至乾嘉之際（17001800年）這一百年，可稱為客家史上的第四次大遷徙時期。客家人開始從客家腹地向全國播遷。四川客家通訊（2002年第2期總第8期）1陳世松“解手”的傳講與明清“湖廣填四川”2曾一書唯有犧牲薦軒轅為劉光第就義104年而作3鄭必堅閩西“認親”4三臺縣有個“福建村”（三）第五次大遷徙（1867）1廣東西路土客大械斗（18561867年）乾嘉之后（17361820年），臺山、開平、四會一帶的客家人，人口激增，勢力日強，與土著（廣府人）發生生存空間之爭，終于釀成土客大仇殺、大械斗，持續12年，死傷五六十萬人，前往彈壓的官兵亦死傷數千，慘絕

42、人寰！2經官府調解，雙方停戰。而后劃出赤溪廳作為善后區，安置部分客民；又撥出現銀20萬兩，令各縣再籌集部分，分給愿往他鄉謀生的客家農民，成年每人8兩，未成年與婦女等每人4兩，各發執照，使往他處。3 動身地： 新居地：新興、恩平、臺山 高州、雷州、欽州、廉州、海南島等鶴山、開平等縣 （高州信宜、雷州徐聞最多）4向平原都市進展：進入廣州、汕頭、香港等地，農工商、軍政學各界。（四）海外謀生1客家人遷居海外，遍布南洋群島、非洲、印度、澳洲和南北美洲，要緊是第三次大遷徙之后的明末清初時期，即第四、第五次大遷徙之中。這種遷徙，跟在自己國土上的遷徙，性質有所不同，不可相提并論。2開始所從事的要緊是墾植、開礦

43、和商業，而今，絕大多數已放棄中國國籍，取得了所在國國籍，成為“華人”；未放棄中國國籍的“華僑”已極少。他們仍然能夠講“我是中國人”“我是客家人”，但這只是從文化意義上講的。3“客家人開埠，潮汕人旺埠，廣府人占埠”。這種講法，反映了一個明顯的事實。但什么緣故會如此，尚未見到扎實充分的有講服力的論述。要想做到這一點，還得從三民系的文化差異上入手。放映客家人客人開埠三客家文化的歷史淵源31客家先民的主體是中原士族客家先民的主體成分是中原士族。假如不明確這一點，或者把客家先民想像成全是喪失生計、盲目逃難的貧苦農民，也不能準確地認識客家的歷史及其文化。史稱“衣冠南渡”各種史料告訴我們，東晉追隨帝室南渡的

44、中原士民，其主體是衣冠士族、官宦大戶人家，史稱“衣冠南渡”。這在正史、譜諜中經常提到。正如晉書元帝紀所載：“晉室遘紛，皇輿播越”、“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然“元戎屢動，不出江表；經略區區，僅全吳楚”。因此，居于陜西、山西、直隸、山東、河南、安徽等省的“中州良人”，不堪外族蹂躪，紛紛離鄉背井，查找安靜的樂土；士宦人家，多避難大江南北吳楚舊地，依附他們心目中的漢族正統政權。馬端臨文獻通考輿地考也多次言及：“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永嘉之后，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馬端臨，宋末元初人。南宋咸淳（公元1265-1274）中漕試第一。博極群書。以蔭補承事郎。父罷歸，端臨亦留侍養。元初起

45、為柯山書院山長，終臺州學教授。鄉里遠近師之。所著文獻通考，貫穿古今，賅博過於杜佑通典。又有大學集傳多識錄。（中國人名大辭典）客家族譜能夠為證者極多。例如：興寧張氏譜抄：“十五世韙公，晉散騎常侍，隨元帝徙，寓居江左，生一子軒。”興寧溫氏族譜：“我族發源于山西、河南，子孫蕃衍逮東晉五胡亂華，懷、愍帝為劉淵所掠我嶠公，時為劉琨記室。晉元帝渡江嶠公奉命，上表勸進后嶠公出鎮洪都（今南昌），子孫因家焉。”賴際熙（清末翰林）等纂崇正同人系譜卓氏（成書于民國13年）：“晉五胡之亂，中原望族，相率南奔。粵有卓祎（y）氏，為建安刺史，后因家焉。”建安，三國吳置建安郡，隋廢，唐復置。宋改為建寧府，即今福建建甌縣。至

46、宋末元兵南下，這些中原衣冠士族的后裔，又大舉南遷。例如，廣東和平徐氏族譜：“吾族德隆，實積之六世孫。生父曰暄，為宋寧宗時都統，扼于權奸，去位，卜居于豫章之吉水。孫男二：道隆德隆，均先后度宗時提刑，解組未幾，元兵南下，道隆起兵勤王，力戰而父子俱歿；德隆則隨宋帝度嶺而南。迨宋祚已絕，義不臣元。遂擇龍川烏龍鎮（按：今和平縣）居之。”崇正同人系譜陳氏：“陳氏郡望稱潁川。宋末中原士族，紛紛南隨帝至播遷。有陳魁者，率其族眾九十三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上杭其族復相率轉南而入粵。且當日南來之人，自此九十三人之外，更有或為之先，或為之后，抑或與之同時，故陳氏族屬蕃庶，實冠全粵焉。”那個地點強調一點：講“客家先民以

47、中原衣冠士族為主體”，并非否認“流人”中有大量下層民眾同時南遷；而且，某些時期、某些地區下層“流人”，其數量還超過“衣冠士族”，例如宋初之梅州。然而，從多數地區、多數時期“主戶”增加超過“客戶”的史實來看（客家研究104-105），特不是從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地位與作用方面考察，我們應該看到，南下的中原士族及其后裔確實構成了客家先民的主體，并對客家的歷史進展和文化傳統的形成起了主導作用不論這種作用是好依舊壞。參見羅香林客家源流考之三“中華民族中客家的遷移和系統”（客家研究p.16-56）p.47注1教我們如何看待譜牒：客家最重視族譜，另可參閱張衛東論譜牒文化與客家文化的傳承，國際客家學第四屆研

48、討會論文，1998.臺北徐正光主編歷史與社會經濟（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所2000.32士族制度與客家文化傳統若要準確把握、深入理解客家文化，還必須追溯東漢以降的士族制度及其與客家先民的關系。中國歷史上，外戚、宦官兩大豪強集團形成較早。東漢初，朝政常在二者之間更迭易手。中小地主沒有政治地位，若想做官，唯有發奮讀書，學成之后，或待公府辟召，或靠地點舉薦，或由屬吏遷升。欲入仕途，必先為士，做“不畏寒窗苦”的儒生。這就促使東漢太學、地點官學、民間私學日趨發達；而學校的發達，又加劇了士人間的競爭。為求薦用，往往不擇手段。大官則借舉薦之機，大肆網羅培植私人勢力，形成大大小小的私人

49、集團。各名門世族，成為門生故吏遍布天下的巨大集團。到東漢后期，許多士人仕途順利，已上升為大地主、大官僚，并逐漸從外戚集團中分化出來，成為官僚集團，在外戚、宦官兩大勢力之外，自成第三勢力。其進一步進展，確實是魏晉南北朝的“士族”，即所謂“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大姓），遍布朝廷與全國各州郡。那個士族官僚集團，上至達官，下至儒生，包括了地主階級的各個階層。在同臭名昭著的宦官集團斗爭時，名士們的“剛正不阿”，耿直派官僚的公開抗爭，使士族聲望日高，也使許多原本依附外戚的勢力轉而俯就。至漢末，士族集團成為取代外戚集團、對抗并打敗宦官集團的主導力量，成為統治階級的要緊代表。三國魏文帝定“

50、九品官人法”，承認了、并以法律形式確信了這一既成事實，確立了魏晉南北朝近四百年一脈相承的士族制度。士族官僚集團的地位一經確立，其內部以權力為目標、以族望門閥之高下為依托、以相互征伐及殘殺為手段的“窩里斗”就隨之開始了。“窩里斗”愈演愈烈，終于導致中央集權名存實亡，社會進入了空前大破壞時期。自董卓引兵進洛陽（189年），二十年間，各路豪強逐鹿中原，黃河流域成了史無前例的大屠場，兩漢三百年間制造積存的社會財寶破壞殆盡。戰亂與屠殺，迫使中原士民大批逃亡。幸存的沒有武力的中小士族也紛紛避難到相對安靜的地區：一部分北投袁紹，甚至遠避遼東；一部分南渡江東，為孫權所用，或轉徙荊州，依附大名士劉表和后來的劉備

51、；非士族出身的曹操更是盡力網羅各級士族，以成就其統一大業。高級士族獨攬朝政的西晉王朝，僅僅維持了短暫的統一和安定。司馬氏集團的腐敗與殘暴，首先導致內部分裂，八王混戰，統治解體；其反動的民族政策，更釀成連年不斷的破壞性更大的民族戰爭，最后自食其果，為匈奴豪族劉淵所滅。這確實是中原士族世代難忘而在客家人族譜里屢屢提到的“永嘉之亂”，也是客家先民第一次大遷徙的要緊緣故。他們懷著切腹之痛，開始邁出始料不及的一系列大遷徙的第一步。這段歷史的諸種重要因素，對后來客家人的社會心理特性和文化傳統，有著至關重要的阻礙，可謂“打上了烙印”，不可不特不注意：1正統意識養成。西晉覆滅而東晉繼起，南方漢族政權與北方少數

52、民族十六國政權對峙，漢族與非漢族的矛盾并未解決，民族間的對立愈益明顯。北方漢族以繼承西晉的東晉為自己的朝廷，即使非漢族物十六國首腦，也不敢否認南方朝廷代表華夏正統。建立在長江流域的東晉和南朝宋齊梁陳各朝，直至隋統一，始終享有正統的地位與威望，為居住在北方的漢族所向往。這種正統意識，成為后來的客家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2政治意識強化。魏晉以降的士族制度，特不是東晉立朝以后、南北朝對立的近三百年間，使南渡的北方士族得以磨練并充分進展其政治才能，成為東晉和南朝政權的中樞力量。他們的政績，長江流域的順利開發，原本貧困落后的江淮地區，一躍成為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全國“首善之區”。這一切，造就了客家先民及其

53、后裔強烈的政治意識和傲視土著的優越感。3文化意識植根。這一時期的長江文化，要緊靠著北方士族，空前興盛起來，同時專門快趕上并超過了黃河流域。其間形成的文化傳統，也深深植根于參與制造這種文化的客家先民及其客家傳人的社會意識之中，成為客家優秀文化傳統的要緊淵源。這期間的文化，從歷史分期來講，已是南朝文化、長江文化，它在中原文化的基礎上進展起來，但已有了質的飛躍，不同于本來意義上的“中原文化”、“黃河文化”。這是當時全國最發達、最優秀的文化，繼兩漢而開盛唐，對后世中國有著廣泛而深遠的阻礙，更是客家先民歷經患難而自強不息的法寶（農耕社會中，每次遷徙都意味著生產資料的破壞與喪失。每到新僑居地，其生生不息的

54、力量源于何處？確實是這種文化。客家人傲視土著的優越感，亦源于此。）。放映客家人第四集33“以郡望自矜”的客家意識客家人關于其先人作為中原衣冠士族的那一段歷史，是引以為榮、念念不忘的。他們的堂號，年年除夕按時貼出的堂聯，以及他們續修族譜家乘的熱情，無不集中反映出這種“以郡望自矜”的優越感。近半個世紀以來，由于社會封建宗法關系差不多瓦解，續修族譜家乘的活動亦遭禁止，許多客籍中青年對自家堂號堂聯已不甚了了。但是，“以郡望自矜”的優越感，仍是今日客家文化意識的重要有機構成，卻是毋庸置疑的。傳統客家人極其重視堂號、堂聯。祠堂的神龕上方，懸有堂號金匾，兩側是長幅堂聯，常年香火供奉。每年除夕，都要將書有堂號

55、的大紅燈籠高懸門首，把堂聯（一般為簡式，上下聯各四、五字者居多）貼到大門兩側，盛大其事，年復一年，代代相傳。客家的這種傳統習俗，也直接源于漢魏以后的士族制度。在漢代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下，私人姓氏譜、家譜開始出現。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宣布“九品官人法”（又稱“九品中正”制度），即：在朝中選定一些大姓望族名士出身的官員，按照各自籍貫，兼任本州本郡的“中正”。中正的職責是：負責訪察本州本郡的士人、包括散居各地而籍貫屬本州本郡的士人，要緊依據其家世，定其九品之屬，以備政府選用。這是漢代察舉制度的進展，成為魏晉南北朝到隋代選拔官員的重要制度，關于維護士族門閥制度起了保障作用。在這種制度下，進而產

56、生了官方主持制訂的家族譜系。中原士族最先南渡并擁戴晉元帝的有所謂“百家大姓”，東晉朝廷依這百家撰定了十八州士族譜，簡稱百家譜或百譜。譜內諸姓，享有特權；東晉從中央到地點的各級官吏，特不是僑郡僑縣的官吏，要緊是由這百姓士族出任。百家譜抄本藏諸官府，專人掌管，并有譜學專家負責鑒不真偽，防止假冒。南朝梁武帝時，又進而設立“譜局”，從整理士籍入手，依據東晉百家譜、南朝劉宋百姓譜，負責改定百家譜共八十卷，同時為南方士族另立一部，從而分不確認了南北士族的家族譜系。當時的北朝和后來的唐宋，也都十分重視譜牒。唐太宗時重修了氏族志，這部官修族譜，旨在樹立關隴新門閥，壓抑山東（太行山以東）士族。官修族譜是士族大姓

57、高貴門閥的憑藉、出身的證明，庶族小姓不得入列，若有假冒，必處以重罪。這種情形，正如清代聞名史學家鈔票大昕所指出的：“自魏晉以門第取士，單寒之家，摒棄不齒，而士大夫以郡望自矜。唐宋重進士科，士皆投牒就試，無流品之分。而唐世猶尚氏族，奉敕第其甲乙，敕為成書。”魏晉是士族門第觀念逐步強化乃至確立的時代，東晉和南朝是士族門第觀念強化到巔峰的時代，唐宋重科舉，但對士人來講，門第仍專門關鍵科考成績不相上下者，還不是以氏族志中的門閥高下“第其甲乙”？客家先民在江淮地區的六百年，正是中國歷史上士族門第意識表現最強烈的年代；客家先民中的新老士族，又正是門閥意識與士族制度的直同意益者和最大受益者。這就無可幸免地給

58、后來客家民系的社會意識打上了深深的士族門第意識的時代烙印。漢族的姓氏，大多源于夏商周和春秋戰國。“姓”，表示有血緣關系的同族世系稱號，起源于母系社會，故而最古老的姓，如姚、姬、姜等，皆從女，甚至包括“姓”字亦從女；“氏”，則是同姓衍生的分支，起源于父系社會。隨著人口的繁衍、不斷擴散并在各地進展，同姓氏的人越來越多，便再以“郡望”（望族的籍貫）不之。某姓氏之同郡望者，往往同祖，共同祭祀同一祖公堂；郡望不同者，有不同的祖公堂。因此，各祖公堂便以郡望相區不，郡望就成了各祖公堂的“堂號”。標志姓氏郡望的堂號，多出于漢魏兩晉的名門望族。例如： 弘農堂（楊氏） 彭城堂（劉氏） 隴西堂（李氏） 清河堂（張氏

59、）一郡之中，若有幾個望族，如潁川郡之陳、鐘、賴、烏、田等五姓同為望族，堂號亦均為“潁川堂”。同姓不同郡望，堂號也就不同：陳氏：潁川堂、汝南堂等 林氏：西河堂、南安堂等黃氏：江夏堂、紫云堂等 張氏：清河堂、南陽堂等王氏：太原堂、瑯琊堂等 楊氏：弘農堂、天水堂等堂號，分“郡號”、“非郡號”兩種。郡號，又分“發祥地郡號”、“望出郡號”兩種。非郡號，又稱“自立堂號”。例如，梅縣“新楊”的“紹德堂”。客家堂聯的結構，一般是：上聯點動身祥地或望出的郡號下聯炫耀祖德，點出時地官爵等用于外大門的堂聯，一般是短聯，四言、五言居多；用于祖公堂的，則為長聯，十數言乃至數十言：梅州廖屋 大門： 三洲世澤 萬石家聲（世

60、綵堂） 祖堂： 祖德溯三洲源遠流長看此日人文蔚起 宗功承萬石根深葉茂喜今朝景遠維新興寧李屋 大門： 龍門世澤 柱史家聲（隴西堂） 二門： 翰院家聲遠 科名世澤長祖堂： 寶建碧塘桃李柳花新景色基移石嶺讀耕商業舊家風蕉嶺藍屋 大門： 汝南世第 節度家聲（汝南堂） 二門： 玉種藍田遠 文瀾汝水長祖堂： 天近彩云文瀾汝水堂開東閣玉種藍田不難看出，這些堂號、堂聯，有如各家的“微型族譜”。每一堂號堂聯，確實是一部氏族簡史，某姓某氏或某支的徙止興盛發達史。上面講到的梅州“新楊”，堂號“紹德”，堂聯“天賜鴻禧，人修俊德”，其來歷：當年“新楊”本姓林，初到梅州，無依無靠，兩手空空，只有勞力，不知是“流人”，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