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鐘嶸評陶淵明“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辨析陶淵明被譽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鐘嶸在詩品中舉陶淵明兩句詩“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云”，感嘆其詩“風華清靡，豈止為田家語耶！進而稱陶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對此論斷，世人頗多微詞。一、學者對鐘嶸評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的爭論“”鐘嶸認定陶淵明為隱逸詩人，并非鮮例。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劉勰文心雕龍以及后來蕭子顯的南齊書文學傳論等，他們在談晉宋之際作家時，談到張華、陸機、陸云、潘岳、左思、鮑照、劉琨、郭璞、孫綽、湯惠休、謝莊、殷仲文，乃至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卻只字不提陶淵明（文心雕龍隱秀篇提到陶淵明，但該篇常被認為是偽作，故在此不足取證

2、）。劉勰、沈約、蕭子顯等人均不提陶淵明的詩歌創作，絕非屬于一時疏忽，而更是出于某種文學觀念和批評標準。在他們眼里，陶潛更多的是以一種隱士身份出現，與其說陶潛有詩名，倒不如說他有隱逸之名，所以只能進“隱逸傳”，不能進“文學傳”。然而一直對陶淵明贊賞有加，認定其隱士身份、極力推崇其隱逸風度的蕭統在編纂文選時卻并沒有把陶淵明作入“招隱類”、“反招隱類”。藝文類聚亦與文選選材相似，其卷三十六人部“隱逸類”所錄，亦沒有陶淵明任何詩作。由此而知，古人對陶淵明“隱逸”的界定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陶淵明除了“隱逸”之外，還有其對社會、對現實、對統治者“金剛怒目”的一面。“宋胡仔苕溪漁隱業話后集：鐘嶸品淵明詩為古

3、今隱逸詩人之宗也，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明黃文煥陶詩析義自序：“鐘嶸品陶，徒曰隱逸之宗，以隱逸蔽陶，陶又不得見也。析之以憂”“”“時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經濟熱腸，語藏本末，涌若海立，屹若劍飛，斯陶之心瞻出矣。陳衍評議謂：日暮天無云、歡言酌春酒、豈止田家語，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猶皮相耳。元亮以仲宣之筆力，寫嗣宗之懷抱。飲酒、擬古、讀山海經、詠貧士、詠荊軻諸作，中有不啻痛哭流涕者。”王夫之故事評選卷四：“鐘嶸以陶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論者不以為然。然自非沈酣劉義，豈不知此語之確也。又宋人思悅書陶集后：梁鐘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源，又非晉、宋間作者所

4、能造也。”上述的種種觀點與評價的產生讓我們意識到世人對鐘嶸評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這一論斷還存在爭議，本文即就此問題略作淺析。二、陶淵明“隱逸”生活中的“出仕”情結”陶淵明創作了大量的田園詩，用生動的詩句歌唱著美麗的大自然和淳樸的農村生活，如歸園田居之二寫到：“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可以看到，長期的田居生活和參加生產勞動，已經使陶淵明與農民有了共通的語言。他還以喜悅的心情寫下了許多優美的農村自然圖景和生活圖景。如“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表現了完美的生活情趣和民俗特征。不容否認，他的田園詩有“穎脫不羈，任真自得

5、”的反映封建士大夫閑適自得的個人情趣的“超然靜穆”的一面，但是由于他早年政治上極度苦悶，晚年生活上極度貧困，感發出來的詩篇就不僅僅是超然世外的。“”在看似悠然自得的田園生活中，詩人并沒有淡忘世俗，而是在自然的花花草草里抒發自己的情志，如飲酒詩第八首：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掛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閑，何事紲塵羈。”這首詩，吳瞻泰認為“此借孤松為自己寫照”；溫汝能以為“先生以青松自比，語語自負，亦語語自憐，蓋抱奇姿而終于隱遁，時為之也。陶淵明以松樹自比，寄托著不向現實妥協的崇高人格。另外，陶淵明的一些詠懷詩表現了強烈的出仕情懷。雜詩十二首多

6、表現其懷才不遇、有志難騁的政治苦悶，抒發了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潔人格。讀山海經十三首亦是借吟詠山海經中奇異事件來表明自己的“濟世”志向永不熄滅。陶淵明的詩，有崇尚自然的意識，表現在生活上閑適自得，但他并沒有忘卻世事，精神深處常常進行著“獨善”與“兼濟”、“出仕”與“歸隱”的激烈斗爭。鐘嶸在詩品中評價陶淵明時單單把其列為“隱逸詩人之宗”，不免過分夸飾了其“隱逸”之身份，而忽略了陶淵明渴求出仕的不滅精神。三、陶淵明“隱逸”與“出仕”的矛盾根源陶淵明這一獨特個性的產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文化思潮有關。就大的政治文化背景而言，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政治上動蕩不安的時期。這一動蕩的歷史時局，也沉淀了人類各

7、種復雜的情感。正如宗白華所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對于那些有抱負有才華的文人而言，他們獨具特色的個性特征，在破除大一統的桎梏后，剛好在一個混亂時代得以充分展現。他們開始去發現自然界之美，借詠自然來寄托自己的入仕情懷。陶淵明正是如此，由于家世影響和六經教育而渴望出仕的理想，與同時產生的人的自由人格相沖突。他既有“性本愛丘山”的追求個性自由的一面，又有渴望實現自我價值的一面。從其詩作即可以看出，他在田園農作的喜悅中時刻夾雜著對社會政治的憤慨。他游離于兩者之間，不斷反思苦悶，又不斷自我調節，追求著一種“出仕立業”和“自然放達”的協調與平衡。”魯迅在魏晉風度及與藥及酒之關系講演中，論及東晉思想時說：“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之中時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