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0-08-06摘要：本文通過對中美兩國家庭金融資產組合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關家庭 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的差異主要表現在非風險性和風險性金融資產所占比重的差 異、儲蓄存款的差異以及股票投資比重和投資方式的差異上。其主要原因在于兩 國家庭收入水平、金融發展水平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差異。中國家庭長期收入水平 較低導致的家庭財富總量偏低是影響中國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的最根本因素， 同時社會保障制度的欠缺和資本市場發展的滯后是導致我國家庭儲蓄存款居高 不下、股票等風險性資產投資較少的重要原因。關鍵詞：中美，家庭金融資產選擇，差異過去十年全球金融市場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共同基金和養老基金等金融中介 迅速發展。

2、與此相對應，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家庭積極 參與股票、債券、共同基金和養老基金等金融資產的投資。此時，美國金融市場 在市場法規完善、機構投資者培育和養老金制度改革等方面實施了一系列措施， 大大提升了金融市場的效率，使大量的家庭金融資產由儲蓄等非風險性資產向股 票等風險性金融資產轉移。在美國，共同基金和養老金賬戶所占比重不斷上升， 家庭金融資產的管理的方式越來越依靠金融中介機構來進行，家庭金融資產結構 呈現規律性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收入分配主體的變化、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社會保 障制度的變遷，中國家庭金融資產的種類也開始不斷增加，但是中國家庭金融資 產選擇行為與美國等

3、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中國家庭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動情況 是高儲蓄下的多元化發展：儲蓄存款等非風險性金融資產逐步下降，但始終占居 主導地位，股票等風險性金融資產從無到有，在居民金融資產中所占比重逐步上 升，但是比重較低、種類較少。中國家庭金融資產的多元化結構只是初現端倪， 尚未形成合理的結構。本文通過對中美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的差異及原因進行 分析，尋找中國可借鑒的經驗。一、中美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的差異中美兩國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的差異主要表現在非風險性金融資產和風 險性金融資產所占比重的巨大差異、儲蓄存款的巨大差異以及股票投資比重和投 資方式的差異上。（一）非風險性金融資產和風險性金融資產比重

4、的巨大差異家庭金融資產分為風險相對較小的非風險性金融資產和風險相對較大的風 險性金融資產。在美國，非風險性金融資產主要由交易賬戶、儲蓄賬戶、儲蓄性 債券和債券等組成。從美國家庭金融資產組合構成可以看出，家庭的非風險性金 融資產的重要性逐步下降，比重由1992年的35%下降至2007年的20%（參見表 1），而在中國，非風險性金融資產主要由現金、儲蓄存款和國債等組成，其比重 有所下降，但仍很高，歷年均超過了 80%（參見表2）。蠢1美國家庭金融資產組合構成單怔:%資產骨盅LW明5W8i燦-17.5】3.911A1】.513.2l】H倍蓄艇戶3.05忘4333.74.1110,5T時心4J4.g以

5、16,515.622.717,6服共同基命7.6 1J2J !12.412.214.715,9退體曜戶25J2S.12?.t28.452,034一6人夸幌險祈觀由5,9 |7.2 16S33.CS2共他托管洗產為1時&，65共恤金哄贅產3 8梏2111麝料來蹲；克國聯邦蜻備蚤員會的消費者宸郵I調行 （聞CWofCHcmeT村呻p-SCF致據峰n詼缺拊庫的 樣本特血以決詳蝴的估息使之成為研究美國喊艇金融資 產適擇行為的書弊數據來源，與上述非風險性金融資產相對應，美國以共同基金和退休賬戶為代表的風險 性金融資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僅兩者的比重2007年就達50.5%。再加上退休 賬戶和保險等美國家庭

6、持有的風險性資產高達80%左右。而在中國，盡管以股票、 保險準備金和外匯存款為主的風險性金融資產比重持續上升，但占比仍較低。由 此可見，中國非風險性金融資產是美國的4倍，而風險性金融資產僅占美國的 1/4，中美兩國非風險性金融資產和風險性金融資產的比重相距甚遠。（二）儲蓄存款比重的巨大差異在中國，儲蓄存款一直是家庭最主要的金融資產，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 2008年底我國居民儲蓄存款總額已經突破22萬億元人民幣。從表2也可以看出， 盡管我國家庭儲蓄存款比重略有波動，但是變化不大，各年基本穩定在65%以上； 在家庭金融資產中占第二位的是現金，但是居民手持現金比重持續下降，從1992 年的19.

7、2%持續下降到2006年的9.6%；第三位是保險準備金，之后依次為股票、 國債和外匯存款（參見表2）。交易賬戶是美國家庭非風險性金融資產的主要組成 部分，除去1992年，比重為12%左右，儲蓄賬戶和儲蓄性債券合起來比重僅為 4%左右（除去1992年），遠低于中國歷年高達65%以上的儲蓄存款的比重，由此 可以看出，中美兩國家庭金融資產中儲蓄存款的比重也存在著巨大差異。（三）股票投資比重和投資方式的差異家庭股票投資方式主要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兩種。從股票直接投資方面看， 美國家庭直接持有的股票額歷年都接近或超過20%（參見表1），而在中國，除1992 和1993年接近10%外，其余各年家庭股票直接

8、持有額僅占家庭金融資產的5%左 右。從股票間接投資方面看，共同基金和養老金中延后應稅退休賬戶逐漸成為美 國家庭主要的投資理財工具，美國家庭的金融投資越來越依靠金融中介。1980 年，僅有不到6%的美國家庭擁有共同基金，自1990年以后，共同基金占美國家 庭金融資產的比重不斷上升，家庭成為共同基金的主要投資者。由于家庭投資越 來越依靠共同基金等金融中介，家庭直接投資股票的需求下降，從2004年到2008 年，美國家庭一共購買了 2.4萬億美元的共同基金，同時賣出價值2.5萬億美元 的直接持有股票。美國家庭日益通過共同基金和養老金等中介機構投資于股票市 場，共同基金和退休賬戶所占比重從1992的3

9、3.3%上升至2007年的50.5%。總 體來看，在風險性金融資產中，中國股票占家庭金融資產的比重有所波動，但基 本穩定在5%左右的低水平。而在美國，將直接投資股票和間接投資股票加起來 合計占家庭金融資產的70%左右，與中國形成巨大差異。從持有股票的家庭比例來看，中美兩國持有股票的家庭都呈上升趨勢，但是 美國家庭持股的比例明顯高于中國。其中，美國家庭直接持有股票的比例逐年下 降，由1989年的12.6%下降至2001年的9.8%，而通過共同基金和養老基金間接 持有股票逐年上升，至2001年間接持有股票的家庭已達37.9%，即美國家庭更 多地通過金融中介持有股票。在中國，家庭直接持有股票的比例呈

10、上升趨勢由 2003年的11.22%上升至2007年25%，而間接持有股票的家庭比例雖有所上升， 但比例明顯低于直接持有股票家庭的比例。總體來看，美國所有類型持股的家庭 比例遠遠高于中國。綜上所述，無論從家庭股票直接持有和間接持有的資產比例還是家庭比例來 看，中美兩國家庭持有股票比重和持有股票方式都存在很大的差異。二、中美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差異的原因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不僅受到家庭內部因素一一家庭收入、家庭財富、偏 好與習慣、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還受到經濟金融發展狀況、經濟制度和文 化等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事實上，上述各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對中美家庭金融資 產選擇行為的差異構成影響，然而，我

11、們認為，影響中美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 差異的主要原因在于兩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導致的家庭收入水平差異、金融發展 水平差異和社會保障制度差異。（一）家庭收入水平的差異家庭收入水平，尤其是可支配收入水平，是金融資產形成的物質基礎。高收 入家庭能在滿足日常消費開支之后留有相當部分的儲蓄以金融資產的形式積累 下來，而低收入家庭積累的金融資產數量也微乎其微。長期以來，中美人均可支 配收入水平一直相差很大（參見表3），這種長期收入巨大差異的日積月累，造成 兩國家庭財富數量和財富結構的巨大差別（參見表1和表2）。*fil： J6j年&1械加203421M1S2m?A-l陽l-JW77ima冊1!21襪 12-

12、JJMiSTQk2HS7+2TE70-tt： A為中胃人月費人.R.玲電因人士砰頁配電人靠桌通=差網IUE*WW國H在曰妍年H兇匿II 11畏）口W2O 虹血舊仙而m.kj.2h *HHhlSJP.f MiWLhiEi.IB 國救畀蝴I揮與年尚楣il W：.家庭財富數量對家庭風險承擔能力和資產相對收益有重要影響。在家庭風險 承擔能力方面，美國SCF數據顯示，越富有的家庭金融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重越 高，產生出很強的理財需求，要求金融資產科學配置，實現保值增值，也能承擔 一定的風險，風險性資產在金融資產中的比重也較高。相反，低收入的家庭財富 數量很少，金融資產的數量更少，他們持有金融資產一般是未來

13、購買力暫時的棲 息地，主要以儲蓄存款、國債等流動性強的資產形式存在，并受數量少的限制， 無法做到分散化投資，也不能承擔一定的投資風險，因而很少持有風險性資產。 在資產相對收益方面，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會降低股市投資成本的相對重要性， 從而增加股票投資。因為，隨著財富的增加，家庭會持有更大的投資組合，更大 的投資組合更容易支付股市的一次性進入成本或持續的參與成本，以增加投資回 報（Campbell，2006）。所以，參與股票等風險性資產投資的家庭比例會隨著家庭 收入上升、財富總量增加而逐漸增多。在中國，家庭收入水平長期低下導致財富總量偏低，因此家庭的風險分擔能 力和投資于股市的相對收益也較低，再加

14、上中國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尚 不完善，因此，家庭將財富主要分配到儲蓄存款、國債等非風險性金融資產上， 而很少投資于股票和保險等風險性資產。家庭收入水平的長期低下使得中國家庭 不可能像美國家庭一樣大規模地進行股票等風險性金融資產的投資，可以說，由 于家庭長期收入水平較低導致的家庭財富總量偏低是導致目前中國家庭金融資 產選擇行為的最根本因素。（二）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美國的資本市場脫胎于成熟的市場經濟，具有比較完善的運行和監管制度， 市場的系統風險較低，投資者回報較為穩定，投機的泡沫成分不多，可供家庭選 擇的金融產品豐富，使之成為家庭廣泛投資于股票等風險性金融資產的理想場所。美國資本市場的一個

15、重要變化是共同基金和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發展 壯大。1924年第一只基金“Massachusetts投資者信托”誕生于美國，資產規模 只有5萬美元，然而從1980年開始，伴隨著美國經濟的發展，共同基金也開始 迅猛增長。自2001年以來，美國共同基金以接近60%的全球市場份額，一直保 持著它的霸主地位。根據2009年美國投資公司協會(ICI)的統計，截至2008年 底，全球共同基金的資產總額已經達到19.0萬億美元，美國盡管飽受了金融危 機的肆虐，仍以10.3萬億美元的資產占據了全球共同基金市場54.2%的份額。 同時，美國養老金延后應稅的退休賬戶亦蓬勃發展。截至2008年9月，美國養 老金個

16、人賬戶401(k)計劃積累額已高達4萬億美元，而且401(k)計劃和其他固 定繳費計劃資產中的44%都由共同基金管理。共同基金和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快速成長為家庭間接投資資本市場帶 來更大的便利，改變了美國家庭金融資產的構成。當前，在美國的家庭財產中， 個人存款占份額極低，約占4%-5% ；通過共同基金持有股票占的比重則大幅度上 升：從1980年的5.7%上升到2008年的53%。在家庭金融資產中，個人養老金占 的比重約為30%，略低于股票所占的比重，而且養老金中的約40%被投入到共同 基金中。美國共同基金以投資起點余額低、風險分散、種類多、專業化管理、流 動性強、費用低廉、服務完善等一系列

17、優點，成為家庭間接參與股市投資的有效 中介機構。因此，美國家庭通過共同基金和養老金等中介機構間接投資于股票市 場日益增多。中國資本市場是在公有產權基礎上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產生和發展 起來的。資本市場的制度設計、功能發展從一開始就顯示出明顯的轉軌特征和路 徑依賴特征。中國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也表現出其轉軌階段所固有的制度 性缺陷。近幾年來，股權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質量、證券公司綜合治理、大 力發展機構投資者、完善市場法制等一系列的基礎性制度建設，使得資本市場發 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但是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基本特征仍是“新興加轉軌”， 整體發展水平仍處于初級階段。與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要求

18、相比，與成熟市場相 比，以及與處于類似經濟發展階段的其他新興資本市場相比，我國股票市場在基 礎性制度建設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我國股票IPO制度沒有發揮市場 化定價機制作用，上市公司的質量和分紅制度、印花稅的征收、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等股票 市場基礎性制度建設有待進一步的完善。我們認為，上述股票市場基礎性制度建 設的缺失正是家庭股票投資風險產生的癥結所在，這導致家庭遠離股市。Goldsmith將金融工具特別是證券的多樣化看作是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標 志。而中國的證券市場為居民提供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匹配較好的產品仍 顯不足。把我國股市與美國股市作個比較，我國股市的平均市場風險（以標準

19、差 表示）大約是美國股市的2倍，而平均市場收益率只是美國股市的1/2,也就是 說，我國股市的市場風險比美國股市高得多，而對應的風險補償則低得多，我國 股市每單位風險的收益大體只有美國股市的1/4左右。而通過所謂利好消息的刺 激反而增加了投資市場的波動與風險。股票市場上巨大的風險補償結構，使 得中國的家庭居民逐漸遠離股市。這足以說明現在中國家庭居高不下的儲蓄存款 是與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嚴重滯后分不開的。（三）社會保障制度的差異根據費爾德斯坦的理論，社會保障計劃減少了人們為退休進行儲蓄的必要性， 因此會降低居民儲蓄。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早在上個世紀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就 建立了起來。除了基本社會保障體

20、系，美國在義務教育和醫療保障等方面也較為 完善。美國家庭的超前消費和對股票和基金的持續投資與美國健全的福利制度條 件下的無后顧之憂有關。美國實行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美國政府認為多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能提 高制度償付能力，降低養老保障制度體系的風險，因此鼓勵和引導雇主養老金計 劃和個人賬戶的發展。從1974年開始，美國政府陸續頒布了雇員退休收入保 障法（1974年）、美國國內稅收法案（1978年）、稅法改革修正案（1986 年）、經濟增長與減稅調和法案（2001年）及企業改革法案（2002年）支持 和規范雇主養老金計劃和個人賬戶制度的發展。稅收方面，美國政府制定了企業 繳費的稅前扣除等對私人養老

21、金計劃的有效引導。這些措施的實行，使得70年 代以后，雇主養老金和個人賬戶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大，在養老保障中發揮了越來 越重要的作用。美國的養老保障制度也逐步形成了三支柱模式。其中第一支柱是 政府強制性養老金計劃，它基本實現了對就業人員的全面覆蓋。它的資金來源為 社會保障稅，社會保障稅實施的是全國統籌，由雇主和雇員各自繳納50%，有繳 費上限。自雇人員也須繳納，但有退稅優惠政策。第二支柱是雇主養老金計劃。 美國的雇主養老金計劃主要有待遇確定型（DB）和繳費確定型（DC）兩種模式。DB模式不是政府強制性計劃，沒有全國統一的待遇標準，沒有法定的最高 限額的基本組織方式，待遇標準由雇主和雇員談判確定，

22、并且收益要繳納個人所 得稅。根據美國雇員退休安全法案（Erisa Act 1974），DB計劃必須是基金制， 所建立的養老金基金必須與雇主的資產分開，且基金投資也必須與雇主業務完全 分離。政府為確保雇員和雇主的權益建立了擔保（再保險）機構，防止可能出現的 基金投資失敗情況。DC模式也是非強制性計劃，雇員的待遇取決于與雇主的談 判。政府對繳費有稅收優惠，但有總量限制，并且政府不對DC計劃的養老金投 資提供擔保。個人儲蓄養老金計劃是第三支柱。它是一個完全由個人自愿參加的 計劃，所有70歲以下且有收入者都可以開設個人退休賬戶（IRA），而且不論其是 否參加了其他養老金計劃，政府提供稅收優惠。其中，美

23、國養老體系中最重要的變化是私人養老金部分。上世紀70年代以 前，美國私人養老金計劃以DB計劃為主，幾乎占到美國所有企業養老計劃的95% 以上，80年代早期養老金開始從傳統的固定給付計劃DB計劃（defined benefit plan），即雇員基于工資和服務年限獲得固定金額，逐漸轉向401（k）類 型的固定繳費計劃 DC計劃(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即雇員和/或雇 主向退休賬戶存入款項。對于雇員來說，401(k)計劃的優點在于，不論存入還是 回報都是推遲交稅的，有一定的法定余額可以轉移，雇員具有投資的選擇權。而 且，允許每個人建立個人賬戶(IRA)。養老金計劃逐漸

24、成為受家庭歡迎的投資工 具，以個人退休賬戶(IRA)為基礎的DC計劃迅速發展。至2008年9月，DB計劃 的積累額為2.3萬億美元，DC計劃的積累額則高達4萬億美元。DC計劃的增長 速度明顯高于DB計劃。截至2008年底，美國家庭金融資產的9%投資于401(k) 計劃和其他固定繳費計劃，比1990年提高6%，而且401(k)計劃和其他固定繳費 計劃資產中的44%都由共同基金管理。”總之，養老金已成為美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機構投資者，沒有養老金的資金 支持，就不可能有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共同基金的快速發展。與此相對應，隨 著養老金的進一步擴大和產品的多元化，共同基金的資金來源將進一步擴大，美 國的

25、養老金市場和共同基金市場形成了良性、互動發展的局面，這使得美國家庭 越來越依靠共同基金和養老金等金融中介投資于股票市場，風險性資產比重日益 增長。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發展遠遠滯后于經濟增長速度，社會保障程度較低。近 年來，我國逐步建立起了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險四項內容為重點的社會保障制度，但由于資金籌集渠道、 籌集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資金積累規模與資金實際需求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矛盾。 加之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社保基金的監管和服務水平也跟 不上社會化需求，導致城鎮居民對社會保險的心理預期減弱，而廣大農民享有的 社會保障程度更低。因此全社

26、會永久收入儲蓄動機和生命周期儲蓄動機大大增強， 儲蓄存款增加。再從商業保險方面看，美國保險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險市場之一，據分析，目前，美國保險市場的保險深度指保險費總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例已達10% 左右，而中國年保險深度為1.7%。保險密度指保險費總收入與國民總人數之比 例中國只有110元，約合13美元，遠遠低于發達國家人均200美元的平均水平。社會保障體系和保險市場的完善程度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消費預期和消費 行為，美國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和保險市場大大降低了家庭儲蓄動機，非風 險性金融資產日益減少，而且私人養老金的發展，使得美國家庭日益通過金融中 介投資股票等風險性資產，風險性資產日

27、益增長。對比之下，中國不完善的社會 保障制度和保險市場提高了家庭預防性儲蓄動機，成為中國家庭儲蓄存款和非風 險金融資產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沒有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居民對 未來生活保障信心不足，難以促進家庭金融資產投資的增加，其有限的投入證券 市場的資金也會缺少穩定性。三、結論與借鑒本文研究表明中國家庭資產選擇行為的特點是以儲蓄為主的多元化發展，其 中，非風險性金融資產仍占主導地位，股票等非風險性資產投資比例仍比較低且 通過金融中介投資股票的比例更低。與美國對比研究表明，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 水平較低導致的財富總量偏低是制約中國家庭資產選擇行為的最根本因素，社會 保障制度的欠缺和資本市場發展的嚴重滯后是導致中國家庭儲蓄存款居高不下、 股票投資比重較低和投資方式偏重直接型的重要因素。美國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對我國的借鑒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首先要突破我國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低導致的財富總量偏低的約束。 這是影響我國家庭金融資產選擇的最主要因素。提高家庭收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