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泓域/工藝美術陶瓷公司治理工藝美術陶瓷公司治理xx（集團）有限公司目錄 TOC o 1-3 h z u HYPERLINK l _Toc111410508 一、 產業環境分析 PAGEREF _Toc111410508 h 3 HYPERLINK l _Toc111410509 二、 深入推進綠色低碳轉型 PAGEREF _Toc111410509 h 4 HYPERLINK l _Toc111410510 三、 必要性分析 PAGEREF _Toc111410510 h 5 HYPERLINK l _Toc111410511 四、 研究變量的界定 PAGEREF _Toc111410511

2、h 6 HYPERLINK l _Toc111410512 五、 實證結果和分析 PAGEREF _Toc111410512 h 9 HYPERLINK l _Toc111410513 六、 治理理論研究視角的拓展 PAGEREF _Toc111410513 h 12 HYPERLINK l _Toc111410514 七、 關系契約下的公司治理 PAGEREF _Toc111410514 h 14 HYPERLINK l _Toc111410515 八、 戰略決策研究的發展 PAGEREF _Toc111410515 h 16 HYPERLINK l _Toc111410516 九、 公司治

3、理研究的趨勢 PAGEREF _Toc111410516 h 22 HYPERLINK l _Toc111410517 十、 高管激勵與技術創新 PAGEREF _Toc111410517 h 27 HYPERLINK l _Toc111410518 十一、 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 PAGEREF _Toc111410518 h 31 HYPERLINK l _Toc111410519 十二、 項目概況 PAGEREF _Toc111410519 h 36 HYPERLINK l _Toc111410520 十三、 法人治理 PAGEREF _Toc111410520 h 38 HYPERLINK

4、 l _Toc111410521 十四、 發展規劃 PAGEREF _Toc111410521 h 53 HYPERLINK l _Toc111410522 SWOT分析 PAGEREF _Toc111410522 h 55 HYPERLINK l _Toc111410523 （一）優勢分析（S） PAGEREF _Toc111410523 h 55 HYPERLINK l _Toc111410524 1、自主研發優勢 PAGEREF _Toc111410524 h 55 HYPERLINK l _Toc111410525 公司在各個細分領域深入研究的同時，通過整合各平臺優勢，構建全產品系列，

5、并不斷進行產品結構升級，順應行業一體化、集成創新的發展趨勢。通過多年積累，公司產品性能處于國內領先水平。 PAGEREF _Toc111410525 h 56產業環境分析當前時期，從國際看，世界經濟在深度調整中曲折復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地緣政治復雜變化，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從國內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沒有改變。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仍然突出。總體判斷，既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必須著力解決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和明顯短板，機遇與挑戰并存，有利和不利因素迭加同在。發展機遇：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帶來重大發展機遇。

6、國家加快推進“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有利于更好地發揮科技創新綜合實力優勢，搶占科技與產業深度融合制高點，改造提升傳統優勢產業，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打造產業競爭新優勢。面臨挑戰：改革攻堅面臨嚴峻挑戰。政府與市場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市場化改革不到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沒有有效發揮，多年積累的體制機制矛盾有可能進一步凸顯。國有企業活力不強，非公經濟發展不充分，部門履職盡責不到位等現象依然存在，從根本解決制約全面振興發展的體制粘性問題復雜而艱巨。優化結構面臨艱巨挑戰。產業發展面臨傳統優勢產業競爭力減弱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育不充分的雙重壓力，工業比重偏低、牽動力不強，仍是制約加快

7、發展的最主要的結構性矛盾，結構剛性問題短期內難以化解，新舊動能協同拉動的格局尚未建立。科技與經濟發展融合度不夠，集聚資金、人才、技術能力不強，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面臨嚴峻挑戰。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遞減，消費增長趨于平穩，對外貿易規模偏小，保持中高速增長面臨嚴峻挑戰。工業反哺農業作用不突出，縣域經濟規模小、對全市發展帶動能力弱，生態優勢、資源優勢未能有效轉化為經濟優勢，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面臨嚴峻挑戰。深入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加快綠色安全發展。有序推進輕工業碳達峰進程，繪制造紙等行業低碳發展路線圖。加大食品、皮革、造紙、電池、陶瓷、日用玻璃等行業節能降耗和減污降碳力度，加快完善能耗限額和污染排放標

8、準，樹立能耗環保標桿企業，推動能效環保對標達標。推動塑料制品、家用電器、造紙、電池、日用玻璃等行業廢棄產品循環利用。在制革、制鞋、油墨、家具等行業，加大低（無）揮發性有機物（VOCs）含量原輔材料的源頭替代力度，推廣低揮發性無鉛有機溶劑工藝和裝備，加快產品中有毒有害化學物質含量限值標準制修訂。推動企業依法披露環境信息，接受社會監督。統籌發展和安全，指導企業落實安全生產主體責任，規范安全生產條件，提升本質安全水平。全面建設綠色制造體系。加強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內分泌干擾物、鉛汞鉻等有害物質源頭管控和綠色原材料采購，推廣全生命周期綠色發展理念。完善綠色工廠評價、節水節能規范等標準，建設統一的綠色產品

9、標準、認證、標識體系。積極推行綠色制造，培育一批綠色制造典型。鼓勵企業進園入區，引導企業逐步淘汰高耗能設備和工藝，推廣使用綠色、低碳、環保工藝和設備，推進節能降碳改造、清潔生產改造、清潔能源替代、新污染物環境風險管控、節水工藝改造提升，提升清潔生產水平、減污降碳協同控制水平及能源、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引導綠色產品消費。加快完善家用電器和照明產品等終端用能產品能效標準，促進節能空調、冰箱、熱水器、高效照明產品、可降解材料制品、低VOCs油墨等綠色節能輕工產品消費。引導企業通過工業產品綠色設計等方式增強綠色產品和服務供給能力。完善政府綠色采購政策，加大綠色低碳產品采購力度。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開展綠色智

10、能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行動。必要性分析1、提升公司核心競爭力項目的投資，引入資金的到位將改善公司的資產負債結構，補充流動資金將提高公司應對短期流動性壓力的能力，降低公司財務費用水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促進公司的進一步發展。同時資金補充流動資金將為公司未來成為國際領先的產業服務商發展戰略提供堅實支持，提高公司核心競爭力。研究變量的界定根據董事會功能將董事會分成四種類型：底限董事會：僅僅為了滿足法律上的程序要求而存在。形式董事會：僅具有象征性或名義上的作用，是比較典型的橡皮圖章機構。監督董事會：檢查計劃、政策、戰略的制訂、執行情況，評價經理人員的業績。決策董事會：參與公司戰略目標、計劃的制訂，并在授

11、權經理人員實施公司戰略的時候按照自身的偏好進行干預。根據這樣一個分類，董事會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監督和決策。但實際上，從公司發展的角度看，還有一類咨詢董事會。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和經營復雜程度的提高，CEO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員幫助，他需要技術專家、財務顧問、法律顧問等。通過招募這些人進入董事會，CEO將得到他們的專業幫助。所以，本書的董事會職能主要是指董事會對決策的監督和建議職能。本書主要借鑒Hitt（1996），Pearce&Zahra（1991）和Westphal（1999）對董事會職能的研究和測量量表，對董事會的職能一監督和建議兩個方面，設計了總共11個條目的測量量表，測量條目采用李克

12、特7級量表來衡量。其中，測量“董事會監督”職能的有5個條目，測量“董事會建議”職能的有6個條目。本書采用Korsgaard（1995）對戰略決策質量的定義，對戰略決策質量的描述是：一個決策對達成組織目標的貢獻。決策者能否積極實施決策又依賴于決策制定者對執行決策的承諾程度高低。戰略決策質量本身可以用決策帶來的直接結果來簡單衡量，但在決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中，有多種因素影響決策的結果。本書戰略決策質量的量表主要借鑒Dooley&Fryell對戰略決策質量的討論和Mustakallio對戰略決策質量的測量量表，測量條目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來衡量。測量戰略決策質量的量表主要包括環境因素和過程因素這兩方面，

13、量表包括7個條目，其中反映“環境因素”的有2個條目，反映“過程因素”的有5個條目。在企業戰略決策制定過程中，決策者的“決策承諾”就是指決策小組成員接受并同意戰略決策的實施，交易理論認為承諾是與某種行為相聯系的一種語言形式。本書采用上述對承諾的定義，借鑒Dooley&Fryell（1999）,Wooldridge&Floyd（1990）對決策承諾的討論和Sapienza&Korsgaard（1996）關于決策承諾的測量量表，本書決策承諾的量表有7個條目，測量條目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來衡量。Tadelis（1998）認為聲譽是長期生存的無形資本，Mailath&Samuelson（1998）認為，聲

14、譽是一種與物質資產和金融資產相類似的資產，聲譽是逐步建立和逐漸消失的，也需要投資和維持。Kreps（1990）研究了“聲譽怎樣才能夠成為一種可交易的資產”本書借鑒上訴對聲譽的描述構造對聲譽的測量量表，量表共包含6個條目，測量條目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來衡量。Cummings&Bromiley（1996）認為，信任是存在于一個群體中的個人的信仰或普遍的信仰，他們相信其他個人或群體將按如下方式行動：盡力完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承諾；在承諾之前的任何談判中都是誠實的；即使存在機會，也不會獲取超額收益。本書采用上述對信任的定義及Korsgaard對信任的討論對信任進行測量。企業實際上也是企業成員之間關系的集合

15、，這些關系包括企業內部成員之間的工作關系和成員之間個人的和社會的關系。成員之間很強的社會關系可能有助于企業困境的解決。如果同一個群體通過不同的多層次的關系聯系在一起，那么他們之間的關系強度會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中的股東和管理者通常都涉及多層次的關系，所以國有企業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關系網絡，簡單的董事會機制通常表現失靈。Westphal（1999）認為，董事會和高層管理者之間的社會交往可以在不損害董事會獨立性的情況下提高董事會的效率。實證結果和分析本次利用結構方程模型對理論模型中的各變量進行因果關系分析，并畫出路徑圖。分析步驟主要是先對各相關變量進行區分效度的驗證性檢驗，然后分析相關變量的因果關

16、系。主要分析三個模型，董事會機制模型、社會資本機制模型和協同機制模型，協同機制模型是以董事會機制模型和社會資本機制模型的分析為基礎，不再進行變量的區分效度的驗證性檢驗。1、基礎模型基礎模型是完全不考慮決策承諾的作用，僅考慮董事會職能和戰略決策質量的關系，兩者關系系數是0.53。在基礎模型中，增加考慮決策承諾對董事會職能和決策質量關系的中介作用。實證結果發現，董事會職能與戰略決策質量的關系系數減小為0.11（t=1.48，p0.1），見圖9.2。比較兩模型，董事會職能與戰略決策質量的關系系數減小了0.42，但T值變化了4.15，從原來的顯著，變為了不顯著（t2）。因此，決策承諾對董事會職能和戰略

17、決策質量關系的中介作用是非常顯著的，基本可以認為是完全中介作用。2、社會資本機制模型本文利用LISREL8.2結構方程的分析軟件對社會資本機制模型進行估計，模型中參數估計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估計，模型估計的各變量之間的關系系數和t值。從結構圖中的系數來看，聲譽、共同愿景和信任對決策承諾的正向促進作用非常明顯。聲譽和信任對戰略決策質量的直接關系不顯著或有待討論，而共同愿景對戰略決策質量的正向促進作用是顯著的。3、協同機制模型協同模型中參數估計采用了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估計，模型估計的各變量之間的關系系數和t值。從結果方差的擬合優度指標來看，各項指標都符合統計檢驗的要求，說明方程的擬合效果較好。簡

18、約模型是指，在沒有考慮社會交往對董事會承諾的影響的模型。從簡化模型的擬合指標和最后綜合模型的擬合指標的比較可以看出，簡化模型不能通過檢驗假設。因為根據侯杰泰等（2002）所提出的評價方法，當模型自由度增加1個時，如果x26.63，應該選擇擬合更好的簡化模型。因此，在x2=60.05時，我們應該拒絕接受簡約模型。關于董事會機制和社會資本機制是補充關系。通過董事會機制模型和協同治理綜合模型中，決策承諾對戰略決策質量的關系系數的數值變化上可以得到證實。在只考慮董事會監督和建議的公司治理機制中，決策承諾對戰略決策質量的方差的解釋力為0.58，但加入了社會資本機制對決策承諾的影響之后，決策承諾在公司治理

19、機制和社會資本機制的共同作用下，對戰略決策質量的方差的解釋力變為了0.68，解釋效果明顯加強，這一實證結果對完善我國公司的治理機制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對社會資本機制實證分析中，先分別考慮了共同愿景、信任、聲譽對戰略決策質量和決策承諾的作用機制，然后分析了共同愿景、信任、聲譽對戰略決策質量和決策承諾關系中的中介作用，分析結果表明共同愿景、信任、聲譽對戰略決策質量和決策承諾的正相關關系成立，但決策承諾在信任、共同愿景與戰略決策質量的相關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決策承諾在聲譽和戰略決策質量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我們證實了董事會和管理者之間的契約是社會嵌入的，不能僅僅從典型契約或新典型契約

20、的角度分析董事會對管理者的約束和制衡，社會資本的相關因素：聲譽、信任和共同愿景等都對管理者的決策行為發揮激勵和約束作用。公司治理機制的研究可以從關系契約的視角進行分解，分為以董事會為核心的董事會機制和以社會資本因素為核心的社會資本機制。在關系契約理論框架下，社會交往因素對董事會機制也發揮積極作用，所以關系契約視角下的協同公司治理機制是建立在社會交往之上的。董事會作為企業戰略決策的主要制定者或參與者，必須樹立團隊意識。增強董事會成員之間的信任和董事會成員對整個團隊的依附感，提高董事會成員對公司戰略決策的承諾。團隊的基礎是信任，信任來自溝通，董事會成員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溝通非常重要。董事會成員應該

21、向職業化方向發展，通過職業化市場對董事會成員的行為進行約束，通過職業化市場的競爭強化董事會成員的素質與能力。治理理論研究視角的拓展隨著公司治理環境的變化，公司治理的邊界也在逐漸向外拓展。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所有與企業利益相關的組織和個體都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都應該是公司治理關注的范疇。公司的股東和管理者是公司的重要利益相關者，但公司的職員、供應商、客戶和債權人也對公司運作有重要的影響。甚至是公司的競爭對手、潛在的客戶、公司所在的社區和所屬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屬于公司的利益相關者的范疇。契約理論下的企業模型。所以，原來科層組織關注的股東和高層管理者之間的權力制衡和利潤分配的問題只

22、是公司治理的內邊界。直接參與公司運作的員工，供應商和債權人屬于公司經營的緊密層，即中間范圍。而公司治理的最外邊界應該涉及公司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對應公司所有的利益相關者與公司發生的聯系，公司治理機制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任何能夠影響利益相關者之間交易關系的機制都屬于公司治理機制的范疇，對法人治理結構的研究屬于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范疇，而影響公司運作和業績的更多機制因素則屬于外部治理機制。對公司治理機制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內部治理機制。公司治理邊界的拓展帶來了治理機制的變化。對于企業核心成員而言：股東和管理者關系的治理屬于內部治理的范疇。內部治理是當前理論研究的重點，以董事會為核心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內部

23、治理的基礎。很多學者對董事會的構成、獨立董事的人數和背景、股東大會的結構及以上要素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等進行了研究。與之相對，公司與其他的利益相關者關系的治理屬于外部治理和相機治理的范疇，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此進行探討。Hitt在他的戰略管理一書中提到，公司治理是戰略實施中的關鍵部分。近年公司治理得到重視的原因是內部公司治理機制不能充分發揮對高層管理者戰略決定的監督作用，即內部治理機制失靈，從而使得世界范圍內都在尋求對公司治理機制的調整。本書正是站在這個視角研究協同治理機制對戰略決策的作用機理。Hitt在該書中同樣提到公司治理機制分為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治理機制。他所指的內部治理機制包括所有權集中，董事

24、會和執行官報酬，而外部治理機制主要是公司治理市場。遺憾的是，Hitt沒有將經理人市場納入外部治理機制的討論范圍。但他在“復雜的治理機制”中提到，管理者的報酬和企業的業績掛鉤不是一個好的激勵機制，因為管理者的決策對企業財務狀況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另外，管理者的決策行動和企業的財務業績之間的關系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孤立的報酬計劃在監督和控制經理人的行為方面是不完善的。關系契約下的公司治理交易成本經濟學（TCE）已經成為理解設計治理機制的一個普遍基本理論架構，管理者在面對可能的交易危險一專業化的資產投資或不確定的環境時，可能為可預知的突發事件或為無法預知的結果設計有針對性的復雜合同契約。董事會

25、機制是建立在正式契約基礎上的主要的公司治理機制。正式契約是對未來采取特別行動的承諾或義務，越復雜的合同，為解決爭論而設定的承諾和義務越多。舉例來說，復雜合同契約可能細化合同運行中的角色和職責，以及對違約的監督和處罰，最重要的是決定結果的承擔和分配。因此，治理機制的設計要適應各種不同的服務和交易條件。當交易危險上升時，必須有契約的保護，以選擇成本最低和損失最少的行動以控制風險。設計一份復雜的契約是昂貴的，參與者一般只對可以明確預測到的危險情況設立契約。交易成本經濟學將交易危險分為三類，即資產專用性、結果的測量難度和不確定。當資源關系建立在人力資本或實物資產投資上時，資產專用特征的風險就會浮現出來

26、，資產專用性特征增加契約的復雜性，此時合伙人業績結果的測量難度也會產生市場危險。當合伙人共同關注產量的時候，因為產量可以直接被觀測，合伙人在參與中依次獲得相應支付，市場是有效的。當業績難以測量的時候，參與者就有限制他們的工作努力程度的傾向。許多學者，包括交易成本經濟學方向的研究者，已經觀察到組織間交易的治理超過正式契約機制的范疇。較多的組織間交易是典型的重復交易，并且嵌入社會關系之中。相對于正式契約機制而言，信賴及其衍生的行為被看成是一種靠自我約束的、更有效、低成本的機制替代品。建立在關系契約基礎上的治理機制主要是以社會資本為基礎的相關因素來彌補正式契約對交易行為約束作用的不足，所以本書直接將

27、以社會資本因素為基礎的治理機制稱為社會資本機制。詳細說明的正式契約縮小了交易范圍，界定了危險，從而限制了交易的靈活性。而對于用社會資本機制規制的交易，義務、承諾和由社會機制引入的預期加強了交易靈活性，促進了各方團結和信息交換。靈活性促進對無法預知事件的適應，團隊通過相互的調整、聯合行動促進雙邊問題的解決和信息分享。因為各方參與者都愿意與對方分享私人信息（包括短期、長期的計劃和目標），從而促進了解決問題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如果各方參與者都能做到以上描述，互動、協作的行為就會出現。社會資本機制實際上可能促進更加合作的、長期的和信任的交易關系。Jones，Hesterly&Borgatti（1997）

28、認為，社會資本機制可能更好控制正式契約所描述的交易危險，包括資產專用性投資有關的危險、業績測量的困難和不確定性的影響。社會資本機制對交易連續性的預期將進一步激勵專用特性的投資，這些投資如被終止將使雙方都增加成本。同樣，長期投資的期待將減少對短期內精確業績測量的需要，交易的雙方期待短期的不公平將會在長期內被改正。戰略決策研究的發展21世紀商業世界中競爭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企業都希望在激烈拼殺的紅色海洋中退出，去尋找藍色的海洋。但無論企業尋找藍色海洋的目標或愿望能否實現，為了生存和發展，任何企業都必須不斷地制定并實施一系列的戰略決策。大到全球知名的企業IBM，小到任何一個家庭作坊式企業，都必須

29、在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中制定對企業未來生存發展至關重要的戰略決策，雖然每個企業戰略決策的規模可能不同，但每個戰略決策對該企業的發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個企業都非常關注戰略決策的過程和決策的質量，因為戰略決策質量和決策的實施直接影響企業的業績。企業戰略決策的相關研究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特別是對戰略決策質量和戰略決策的實施問題，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其中的影響因素，以求提高企業的戰略決策的質量。尤其是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世界里，代理人成了企業的主要決策者，此時如何保護企業股東和所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成為戰略管理理論關注的焦點。Dooley&Fryxell（1999）對戰略決策的描述中

30、提到，“對一個組織而言，一個戰略決策將產生非常重要的結果，并給組織帶來相應的資源要求，組織的業績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戰略決策制定的質量和決策的實施”。其中，戰略決策質量是指一個決策對達成組織目標的貢獻，能否積極實施決策又依賴于決策制定小組對執行決策的承諾。決策承諾指決策小組成員接受并同意戰略決策的實施。所以決策承諾是影響一個戰略成敗的關鍵因素，而決策者對已經制定的決策的承諾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如何提高決策者承諾是戰略管理研究的重點。戰略選擇分析方法中，一般假設管理者制定決策的目標是最大化，公司的財務業績。但是戰略管理領域對公司業績和戰略決策質量關系的研究目前沒有統一的結論，因為公司的總體業績表現可

31、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戰略決策的作用很有可能被其他因素掩蓋或消除。所以在關注戰略決策為企業帶來財務業績的同時，更應該關注戰略決策制定和實施的過程。決策制定的分析框架涉及多個領域，可以從數量分析方法延伸到行為學。管理者是公司主要的決策制定和決策實施的人或群體，管理者在決策制定過程中的行為選擇及決策環境對其的影響是分析決策制定行為的重要因素。委托代理理論告訴我們，由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目標可能是不一致的，管理者可能為了自己的目標制定有損于股東的利益的決策。也就是說，在兩權分離的情況下，委托代理問題不可回避。特別情況下，企業的股東就是管理者，可以忽略兩者間的代理問題對決策制定的影

32、響。但是，Simon（1976）在批判理性人假設時指出，人獲取及處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意味著在制定決策時，決策者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決策者通常只能在幾個可替代選擇中進行比較之后制定決策。在現實世界中的決策環境里，管理者對信息的有限計算能力和對環境的有限認知能力，必然意味著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隨著將人看作信息加工系統觀點的出現，比如Simon認為有限理性的心理機制是人類有限的信息加工和處理能力造成的。在分析決策過程的影響因素時，有限理性假設使得決策環境因素顯得非常重要。學者們認識到必須把決策置于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框架中加以研究，決策理論中原來對理性假設的研究模式發生了改變。人在與環境的積極相互

33、作用中，其主觀能動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現，而不再是被動的環境接受者。戰略管理對決策目標的評價在不斷調整。最初關注決策制定對組織財務績效的影響，后來由于委托代理問題的提出，開始考慮組織中代理問題對決策者行為選擇的影響。有限理性假設提出之后，戰略決策領域越來越多關注決策者在有限理性情況下的決策行為和戰略決策質量的影響機制問題。公司內部進行的決策有很少的一部分可以稱為“戰略決策”。戰略決策和非戰略決策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區分界限，但有一些特點可以對兩者進行區分。Mintzberg,Raisinghani&Theoret（1976）將“決策”定義為：“是一個對行動的特別承諾（通常是對資源的承諾）”，戰略決策

34、是“與重要性聯系在一起的，即執行行動、資源承諾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決策過程是“一系列行動和動態因素的集合，過程從行為的激發開始，到對行為的特別承諾結束”。Chandler（1962）認為“戰略決策關系到企業的長期生存問題，事務性決策更多的是處理日常事務，使企業的日常運轉更有效率”。Nutt（1998）將戰略決策定義為“對一個組織而言將產生重要后果和資源需要的一個選擇”。本書采用Nutt對戰略決策的定義，它反映了戰略決策的本質，但同時也吸收了Mintzberg等人的觀點。在考察戰略決策時，“承諾”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戰略決策必然涉及企業的資源重新配置和新的資源需求。戰略決策通常是非常復雜的，因

35、為任何一項戰略決策都面臨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動態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組織內各利益團體之間可能的沖突。什么是戰略決策質量？字面含義看起來非常簡單，卻很難給出精確的定義。Korsgaard（1995）對決策質量的描述是：“決策質量”是指一個決策對達成組織目標的貢獻，能否積極實施決策又依賴于決策制定小組對執行決策的承諾。基于Korsgaard對決策質量的描述，戰略決策質量應該是企業的戰略決策對企業戰略目標實現的貢獻，理論上戰略決策質量可以用其帶來的直接結果來簡單衡量。但在戰略決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中，有多種因素影響戰略決策的結果，所以必須有不同的維度來衡量戰略決策質量。心理學主要用決策制定過程的相關因素來

36、衡量戰略決策質量，包含三個方面的因素：信息處理因素，主要考慮決策方法的選擇、信息的共享和決策成員之間的溝通等問題；態度因素，主要考慮成員對決策感知的難度、成員對決策的信心和成員對決策過程的滿意度；社會交互作用因素，主要考慮成員對決策的影響、決策成員對群體過程的評價和決策的效率等因素。本書采用Korsgaard對戰略決策質量的定義，并借鑒心理學對戰略決策質量的分析，從決策過程的角度來評價和度量戰略決策質量。什么是決策承諾？承諾在心理學上是“一種個人對與其有聯系的組織的態度或定位”，交易理論認為“承諾”是與某種行為相聯系的一種語言形式。休謨對“承諾”的經典論述是，“為了區別兩種計較利害的和不計較利

37、害的交往，人們就給前者發明了某種語言形式，借以束縛自己去實踐某種行為”。這種語言形式就構成了我們所謂的承諾，在作出承諾時，除了“說出”或者“書面寫出”這種行為之外，所承諾的行為都是將來時的行為。在企業戰略決策制定過程中，決策者的“決策承諾”即指決策小組成員接受并同意戰略決策的實施。成功決策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提出，總體的決策成功取決于決策的制定質量和決策者對決策的執行，由于決策制定的環境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所以影響戰略決策質量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決策的信息、決策者的興趣及決策的被接受程度等。所以，決策者對決策的承諾水平是影響戰略決策質量的重要因素。公司治理研究的趨勢公司治理和戰略決策密切相關，根據

38、公司的戰略規劃，公司的高層管理者都有一套決策規則，并根據此規則進行戰略選擇。考慮到有限理性和代理問題，管理者制定的決策不一定總是產生所有者所期望的結果，所以公司治理關注的是不同的組織形式和治理機制如何影響管理者制定決策。20世紀90年代以來，公司治理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研究課題，90年代末的東亞金融危機和不斷發生的著名公司丑聞進一步引起了人們對公司治理的關注。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疇和目標也在逐漸發生變化。公司治理的內涵是什么，目前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和認識。公司治理是一個多角度多層次的概念，很難用簡單的術語來表達。奧利弗哈特在公司治理理論與啟示一文中提出公司治理存在的兩個條件：代理問題和交易費用。他認

39、為在組織成員之間存在目標分歧，而解決目標分歧問題的合同又是不完全的，在這種情況下就必然產生公司治理問題。哈特指出，在合約不完全的情況下，公司治理可以看作一個決策機制，影響公司資源的使用。柯林梅耶在他的市場經濟和過渡經濟的企業治理機制一文中，把公司治理定義為：“公司賴以代表和服務于他的投資者的一種組織安排，它包括從公司董事會到執行經理人員激勵計劃的一切東西。”Zingales在他的公司治理中，將公司治理定義為在一種關系中產生的準租金事后討價還價的復雜約束集合，公司治理的約束機制主要是通過初始性的契約來發揮作用。但是，這一契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完全的。Williamson從合同和交易的角度提出，

40、治理的實質是對不同類型交易的規制。任何交易都是通過合同關系完成的，不同的交易類型就對應著不同的合同類型。公司就是一系列合同的集合，這些合同治理著公司發生的交易，使得這些交易的交易成本低于由市場組織時發生的交易成本。從上述不同學者對公司治理的定義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的概念分為狹義的公司治理和廣義的公司治理兩種。狹義的公司治理，主要是指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與約束機制。即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來合理地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保證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經營者決策對所有者利益的損害。狹義的公司治理主要關注公司治理結構的設計，主要內容包括股東大會制度、董事會、監事會及管理層激

41、勵等。廣義的公司治理則不局限于股東對經營者的制衡，是指通過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來協調公司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以保證公司決策的科學化。傳統的公司治理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結構的研究。錢穎一教授認為，“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業中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團體出資人（股東和債權人）、管理人員、職工之間的關系，并從這種聯盟中實現經濟利益”。同時提出公司治理結構主要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權；如何監督和評價董事會、管理人員和職工；如何設計和實施激勵機制。吳敬璉教授則認為：“所謂公司治理結構，是指由所有者、董事會和高級執行人員，即高級經理三者組成的一種

42、組織結構。在這種結構中，上述三者之間形成一定的制衡關系。通過這一結構，所有者將自己的資產交由公司董事會托管；公司董事會是公司的決策機構，擁有對高級經理人員的聘用、獎懲和解雇權；高級經理人員受雇于董事會，組成由董事會領導的執行機構，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經營企業。”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結構相關研究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由于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帶來的委托代理問題。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要想防止管理者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損害股東的利益，公司必須設計完善的治理結構，使得管理者和股東之間實現權力的相互制衡。所以，企業內一系列權力的合理配置成了公司治理結構研究的核心問題。早先國內關于公司治理結構的研究論文，基本都

43、聚焦于作為傳統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會的構成問題，以及其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如杜瑩等（2002）研究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效率的關系，研究結論是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績效呈倒U曲線關系；浦自立等（2004）分析了董事會領導結構和公司績效的關系，得出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和公司績效負相關。然而，“戰略管理理論的研究已經表明，決策者的決策行為和公司的績效沒有必然的顯性關系，因為影響公司業績的因素有很多，決策的結果不一定必然和企業業績相關”。那么，在董事會只能對戰略決策質量發揮作用的情況下，直接研究董事會構成和企業業績的相關關系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公司治理的研究不僅包含治理結構一個層面，還包含范圍更廣的公司治理機制

44、。追述公司治理的研究文獻，實際上并沒有“治理結構”這一概念，出現更多的是“治理機制”的概念。公司治理機制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但其含義非常明確。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是促使經營者在守法經營的前提下，還要努力工作，使公司達到高效率的運作并取得高收益的結果。要完成這一功能，必然要有一定的機制來實際運轉，如董事會模式、獨立董事制度、證券市場與控制權的配置等。這一系列與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相關的、能夠維護和促進利益相關者彼此之間的契約運行的因素都可以成為公司治理機制。公司治理機制分為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治理機制。內部治理機制包括股東大會制度、管理者的激勵機制及董事會、監事會的監督機制和決策機制。在內部治理機制中

45、，目前的研究焦點一般都關注董事會的規模、獨立董事的人數、決策權配置等問題。外部治理機制主要包括控制權市場、產品市場和經理人市場等相關機制。外部治理機制涉及內容廣泛，以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社會交往為基礎，如管理者聲譽、信任和共同愿景等可以影響管理者的行為和決策的社會資本因素也進入了公司治理研究的范圍。內部機制和外部機制實施協同治理，可以更好地保證公司科學決策。但是內外部機制之間應該如何協同，各種約束、激勵機制是否存在優先順序，理論界和實業界都沒有定論。不過，法馬最早在其代理問題和企業理論中有過相關論述。法馬認為，從企業是契約集合的角度看，經營和承擔風險是兩個分離的生產要素，經營是一種勞動，用來協

46、調投資的活動，貫徹投資中達成的契約，經營的最大特征是“決策”，經營者通過制定決策獲得報酬。雖然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帶來的代理問題中，最主要的是對高層管理者的約束問題，但法馬認為對管理者的約束首先應該是企業內部或外部的經理市場，然后才是內外監督和提供最終約束的外部監管市場。公司治理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企業績效，廣義的公司治理目標表達為替公司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創造財富，狹義的治理目標更多的表達為替公司的出資人創造財富或實現股東財富的最大化。傳統的公司治理研究的股權結構、董事會結構等問題，是以實現權力的制衡為目的的。權力制衡能實現好的績效嗎？答案是不確定的。所以，現代公司治理研究思路需要轉化，將公司治理

47、研究的目標從權力制衡轉到科學決策，研究如何通過制衡實現科學的決策，最終提高企業績效。為了研究權力配置和制衡問題，傳統的公司治理研究大多停留在公司治理結構的層面上，主要關注的是董事會和高層經營者之間制衡關系。從企業決策過程來看，影響企業決策科學性的因素很多，不僅包含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所決定的決策因素，還包括企業各類參與者的個人和社會資本因素，這些因素是公司內部治理結構遠不能解決的問題。所以，以科學決策為目標的公司治理研究需要有第二個轉變：研究范疇從關注治理結構轉為關注治理機制。從外部治理機制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對科學決策的作用機理，是對以董事會為核心的內部治理機制研究的有益補充。拓寬公司治理機制的研

48、究范疇，考察外部治理機制對企業決策的影響機理。在主要由管理者制定決策的情況下，與管理者相關的外部治理機制對企業戰略決策質量的影響機理被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在中國的多數企業中，由于所有者的缺位，可能導致委托代理問題和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更加嚴重。所以，在以董事會為核心的內部治理機制被認為或有失靈的情況下，如何通過完善公司的治理機制提高公司的戰略決策質量，應該是中國公司治理研究的重點。高管激勵與技術創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世界里，公司治理研究的初始目的就是如何激勵和約束管理者的行為，使其能夠按照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進行決策。但是管理者的短期主義行為或短視，或者管理者可能存在的其他的道德風險，

49、可能促使事情向反方向發展。作為擁有最后剩余索取權的股東，為了激勵管理者制定高質量的決策，作為全體股東代表的董事會通常將管理者的報酬和企業的業績聯系在一起。公司的技術創新和不同期限的業績表現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技術創新可能更有利于長期績效提升，而不利于短期業績表現。許多公司的業績低迷和高層管理者的高報酬之間的強烈對比引起了人們對高層管理者激勵機制的思考。公司對高層管理者的激勵方式多種多樣，但可大致分為顯性激勵和隱性激勵兩大類。顯性激勵主要包括現金激勵和股權激勵，一些特殊類型的企業還有政治激勵；而隱性激勵主要是對管理者的聲譽激勵。不同類型激勵對企業不同類型決策的影響是存在差異的。Jensen&Mec

50、kling指出，管理者股權激勵有利于其制定與委托人利益一致的決策，促使代理人更關注公司的長期利益，尤其是技術創新投資，一系列實證研究證實，高管長期股權激勵合約與技術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但考慮到利益趨同效應與塹壤效應，高管長期股權激勵與技術創新之間不一定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控制權激勵加大到一定限度時，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趨向于遞減。所以，不能按照直接相關的簡單邏輯來考察高管激勵和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關系。基于權變理論，在考察高管激勵與技術創新關系時，有必要將動態的情境因素納入分析框架。相關研究顯示，行業的研發密集度顯著約束了高管激勵研發投入的影響。基于契約理論的視角，高管激勵是通過訂立契約來完

51、成的。不管是顯性激勵的完全契約，還是隱性激勵的關系契約，高管激勵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是多種不同激勵契約協同發揮作用的結果。但是，基于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長期重復博奔可以幫助管理者獲得更大的長期利益，而長期合作是以雙方不斷修正的行為認知為基礎的。最有利于技術創新的高管激勵方案必須能夠容忍短期失敗，所以，長期激勵契約的產生必須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只有在信任的基礎上長期合作，才有可能讓合作雙方逐漸建立自己的良好聲譽，只有擁有良好聲譽才可能激發或維持長期合作。企業高管是否愿意進行高風險的技術創新投資，還取決于其聲譽激勵的多少，因為管理者出于職業生涯或企業話語權的考慮，會非常看重自己的聲譽。另一方面，布倫特認

52、為，聲譽本質上是某一社會群體內其他成員主觀信念的集合，也就是指別人對你如何評價。管理者關注個人聲譽主要是關注企業其他相關者對其能力的現實評價和預期。有能力的管理者通過特定的行為方式（如選擇高水平的努力）以提升或保持自己的聲譽，這樣可以將自己區別于低能力的管理者。通過多期互動才可能讓群體內的其他人了解并信任自己，所以，本質上講管理者聲譽是建立在重復博奔的基礎上的，是動態的。聲譽會因重復博奔中不同的行為選擇而有波動，所以管理者建立聲譽需要時間，需要不斷長期努力才能維持或提升聲譽。霍姆斯特姆證實了聲譽具有一定的激勵作用，能夠使經營者努力工作。管理者聲譽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基于Morel

53、and等人于1982年提出的組織社會化的一般模型，組織任期是影響成員組織社會化過程中的行為選擇的重要因素。在任職初期個體為了證明自己被選任的合理性，一般都積極地進行探索性的試錯為導向的學習行為。其間，管理者可能表現出對技術創新投入的積極性。隨著組織任職時間的增長，在組織社會化過程的后期，個體的組織承諾逐漸下降。組織成員對曾經獲得高回報的行為變得保守，失去了大量技術創新投入的積極性。所以，管理者聲譽對技術創新上的影響可能隨著管理者任期的變化而變化。任職后期的管理者可能存有不做不錯、多做多錯的保守或懶政心理，導致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下降。以委托代理理論和權力理論為基礎，相關研究無法比較和解釋在不同組

54、織或國家情境下的多樣化公司治理安排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動態權變觀考察了不同情境下高管激勵與技術創新關系，但更多關注股權結構、公司業績和行業特征等因素。而在外部經理人市場及決策團隊互動等社會資本治理機制方面鮮有研究，系統整合觀研究大多關注現金薪酬、股權等顯性激勵手段的配置問題，忽略了權力激勵、聲譽激勵等隱性激勵舉措的作用。如何合理配置晉升激勵與薪酬激勵、顯性激勵與隱性激勵才能有效推動企業創新實踐，是公司治理與技術創新關系研究的關鍵。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Lacetera（2001）、Aghionet等（2013）認為公司治理對企業創新的影響表現為：公司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分配，本質上即公司的所有權

55、結構。這些權利的分配決定了企業決策者對資源分配的控制權，以及這些資源決策者在創新過程中的投資動機。股權集中度的提高，能夠減少代理成本，約束管理者行為，從而影響企業創新。但是，當股權過于集中時，大股東的獨斷專行以及可能的“隧道行為”將不利于創新活動的開展，適度集中的股權結構更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對股權結構與創新的研究，主要圍繞股權集中度與投資者類型尤其是外部投資者兩個方面。從資源依賴角度，將外部投資者看作擁有豐富資源的利益相關者，從而對公司戰略施加重大影響；長期戰略投資者往往傾向于促進公司創新。技術創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等明顯特征，需要長期性地投入大量的人、財、物資源來支撐。與成熟企業不

56、同，新創企業的天生劣勢和外部環境的約束使其在技術創新過程中承擔很大的風險。新創企業純粹依靠自身的知識和技術積累進行技術研發的模式根本無法適應當前動蕩的環境，因此企業必須充分利用內部和外部的有利資源以提升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風險投資為新創企業帶來財務資源的同時，也為其帶了各種不同的非財務資源，如渠道、知識、信息、經驗等。獨立風險投資更多地提供資金上的支持，雖然某種程度上有效地緩解了新創企業的融資困境，對其技術創新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新創企業的技術創新不僅需要財務上的支持，技術、知識、經驗等非財務資源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近年來新創企業開始意識到公司風險投資的重要性。因為風險投資不僅提供

57、資金上的支持，更能為技術基礎薄弱的新創企業提供技術創新所需的非財務資源支持，如專業知識、技術開發經驗、用于產品開發的物理設施等，從而更有助于促進其技術創新，提升整體競爭優勢。以往關于風險投資的研究，主要關注于風險投資的目標導向性及專業背景特征對被投資企業績效的影響。卻忽視了不同類型風險投資對被投資企業不同決策影響的差異性。事實上不同類型的風險投資擁有的互補性資產存在較大差異，投資企業的目的也差異顯著，所以可能會對新創企業的決策及長短期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現有關于公司風險投資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投資企業角度，即大公司視角，分析大公司參與公司風險投資活動對其自身創新績效以及大公司參與公司風險投資的投

58、資動機等，而忽略了從被投資企業視角的研究。在研究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因素時，學者們大多從企業的內部視角出發，如組織學習、公司治理先天能力等，忽視了從企業的外部視角進行相應的理論研究。風險投資者在為企業帶來資源的同時也在企業內部擁有一定的決策話語權，進而影響企業決策，特別是高風險性的創新決策。創新是關乎企業存亡和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純粹依賴內部創新已無法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自主創新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很少有企業可以維持持續且高強度的創新能力。在天生資源約束的情形下，越來越多的新創企業把目光聚焦于外部創新的源泉，如引入公司風險投資。與處于初創期的企業建立新商業關系或加強現有關系而進行的權益投資，

59、如技術交換協定、客戶/供應關系等，其目的在于尋找與母公司戰略技術相匹配或降低成本的投資機會，或尋求自身與初創企業之間的協同性。由于市場競爭的加劇以及限制因素的存在，大公司參與風險投資常常是為了促進技術更新、提高市場地位、尋找潛在的收購機會和實現與公司核心業務的戰略協同。對大公司來說，開展公司風險投資活動可以重新注入企業家精神和創新意識，而且通過向新創企業分配研究項目，可以提高自身的研發效率，增加大公司的無形資產價值，提高核心競爭力。對于被投資企業而言，公司風險投資相較于一般的風險投資具有顯著優勢，不僅能使新創企業獲得資金支持，而且大公司能夠促進必要的知識向新創企業轉移，從而使新創企業表現出更高

60、的創新績效。技術創新已然成為企業獲得持久競爭優勢的關鍵驅動力，越來越多的企業重視技術創新決策的戰略地位，尤其是新創企業。但是與成熟企業相比，新創企業規模小、資金匱乏、技術基礎薄弱以及知識和社會關系積累少，具有天生資源稟賦劣勢。資源短缺成為新創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障礙，其必須在匹配內部、外部能力的基礎上，通過資源利用形成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技術創新。通過外部融資獲取技術創新所需要的資源，成為新創企業維持持續創新能力的主要選擇。公司風險投資相較于獨立風險投資，壽命不受限制，對失敗容忍度高，具有較長的投資視野，能夠為新創企業提供長期穩定的投資。實力雄厚的大公司為新創企業提供互補性資源，如研發實驗室、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