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騰籠換鳥，莫讓鳥飛籠破當前，不會有人否認，中國的產業需要轉型升級。但轉型升級的過程是十分漫長且困難的，即便是曾經市場化最高、競爭力最強的廣東，今天依舊處在騰籠換鳥的陣痛期.正文：騰籠換鳥概念起于2004年，當時，浙江經濟在快速奔跑了30年后，耕地銳減、環境污染、能源困局、成本飆升等弊端逐漸顯現，于是，在2004年年底的浙江省經濟工作會議上，騰籠換鳥的發展思路被正式提出。但真正把騰籠換鳥率先發揚光大的卻是廣東。2007年，汪洋執政廣東后，開始在全省大力推行騰籠換鳥，在當時，這對數以千萬計的外來勞工及低成本維系的中小工廠、低端制造業而言，無疑是一次滅頂之災。僅以東莞為例，據當時媒體報道，僅200

2、7年，東莞便有909家外資企業倒閉，當地的官員更是放出豪言：每天倒10家都不怕，因為可以空出土地引進高新企業！搜索2009年至2011年的廣東經濟新聞，類似“珠三角騰籠換鳥進入陣痛期”這樣的標題頻頻出現；在輿論壓力下，地方官員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對于產業轉出地的珠三角地區，擔心產業“空心化”的情緒不斷蔓延，而轉入地對招商引資也產生了畏難情緒。2008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發文擴大就業須善待中小企業，指出某些地方在“騰籠換鳥”過程中操之過急，中小企業生存空間被大大壓縮，無論是促進轉型升級，還是搬遷轉移，都要給企業留出時間，都需要給予資金和政策支持，矛頭直指廣東。如今，12年輪回已過，回看當年的

3、騰籠換鳥，在正反兩方面都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好的一面，借騰籠換鳥政策，廣東將落后產能、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轉移，用空出的資源培育了一批全球性企業，在頭部的競爭上將江浙遠遠甩開：僅華為一家，營收就相當于三個阿里巴巴；騰訊一家，市值相當于江蘇全省上市公司之和；中國平安一家，利潤抵得上江蘇所有上市公司的總利潤然而，企業的大面積倒閉，卻對全省的經濟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東莞“世界工廠”的稱號被摘去，熄火、衰落、危機成為外界加在東莞身上的新標簽，高新技術的高門檻把農民工與新經濟割裂開來，大批務工人員失業；全省制造業訂單大量流失，部分企業不得不關停或將生產線向東南亞、非洲等地轉移，甚至高端制造業，也有迫于

4、成本壓力外遷的趨勢.當然，筆者相信，作為改革基因最鮮明、經濟實力最雄厚的大省，廣東只是處在騰籠換鳥的陣痛期，在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的時代，廣東的區域優勢和產業集群優勢依舊十分明顯。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即便是先發優勢明顯、政策地位優渥、創新要素集聚的廣東，其騰籠換鳥的陣痛期也要持續數十年之久，其他嚴重依賴制造業、本身又沒有什么創新基因的省份，又憑什么說自己要換鳥？騰籠換鳥為什么難，在筆者看來有三個重要原因。首先，產業升級是內生性使然，而絕非政府規劃出來的。縱觀全國各地，大把地方政府把產業升級與高新技術替代傳統工業等同起來，一拍腦袋，便以行政手段強行進行產結構調整，進而引發了一窩蜂建設大數據、云計

5、算、機器人等產業園的熱潮。事實上，產業升級是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操作”出來的，因為產業具有“內生”的性質：即產業升級的主要力量（如技術和組織的變化、能力的成長等）產生于現有企業的創新活動。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2005年是諾基亞最鼎盛的時期，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短期內，諾基亞在手機行業的地位無可撼動。好，那我們來做個假設，假設當時某政府對標諾基亞，出臺個移動通訊設備十年發展規劃（2005-2015），把原有企業全部清空，劃出一個園區，跟上配套政策，要求十年內培育10家諾基亞。那么10年后呢？政府和企業嚴格執行戰略規劃，確實得到了10家諾基亞，但這時蘋果出現了，政府辛辛苦苦拉扯大的的諾基亞立刻被淘

6、汰了事實上，在發達國家的工業史上，許多重要的技術特別是那些導致新工業誕生的技術，都是由在位企業發明或創造的（如半導體晶體管、合成纖維、光纖、液晶顯示器等），而新工業的興起會引發大量的新進入者，但這些“新進入者”往往是其他工業領域的在位者；即便是孵化器中培育的創新性企業，也大多是從在位企業分離出來的。而在位企業之所以在創造新技術和新知識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因為在產業活動的背后是一個知識和經驗的體系；而新技術、新企業和新工業只能在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基礎上被創造出來，否則它們就無法具有市場競爭能力。因此，對于騰籠換鳥來說，相比于把本地的傳統企業全部趕走，支持企業轉型、激發企業創新潛能或許是更為行之

7、有效的方式。第二個，就是政策空間難騰。騰籠換鳥，有兩個空間要騰，一個是物理空間，一個是政策空間。物理空間很好騰，一紙禁令標注落后產能，再按照時間節點淘汰掉，一般的制造業企業搬遷，地上建筑物拆掉重建即可，一些優質的廠房甚至可以直接拿來用；涉及到化工、印染等，搬遷后要進行土地修復，時間周期長很多，但也能用；況且，按照騰籠換鳥的要求，換來的鳥應該是高科技的企業，而這部分企業對土地空間的需求并不大。難的是騰政策空間。首先，關于經濟發展，中國一直以來奉行的是政府主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對經濟行為的干預是比較多的；而以人工智能、互聯網金融、物聯網、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經濟對政府原有的管理體制產生了極大

8、的沖擊。一方面，高科技行業的門檻高、節奏快，地方政府本身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又不肯放權給企業，這樣企業就會很別扭，甚至最近在杭州還出現了政府派遣干部進駐企業的現象；政府的出發點可能是好的，想要了解企業的轉型需求，但這種做法難免引來非議；另一方面，新經濟發展往往需要政府或大型國企的支持，這就需要動到政府和國企的資源，這在目前相對閉塞的行政體制中，是非常困難的。另外，騰出干部的思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許多地方，一說騰籠換鳥，官員第一反應，看有什么優惠政策、給多少錢，給哪些項目，有的只盯在給多少土地指標、環境容量上；上面的欽差大臣滿天飛，還要求地方黨政領導及相關部門甚至主要領導匯報，安排線路看幾個盆

9、景，否則就是不重視，一不高興就對你問責，這種思想根深蒂固，騰籠換鳥很難推進。空間騰出來了，還有第三個問題，籠子夠大，鳥有幾只？當今，在產能過剩的基礎上，產業、行業集中度持續提升，利潤不斷向頭部集中，在大多行業，強者愈強的寡頭格局已經形成，中小企業成本壓力攀升，優質企業鳳毛麟角。而這部分企業最偏愛哪些區域呢？根據2018年獨角獸報告，中國地區廣義的161家獨角獸企業中，北、上、深、杭四城占據了138家，估值占比更是達到94.5%；如再將條件放寬至瞪羚企業，查閱中國瞪羚數據庫，中國目前認定/培育的瞪羚企業共21277家，其中17392家位于北京、廣東、江蘇、浙江、上海5省（市），其余省市不到4000家。所以，這些企業為什么要拋棄現有的創新環境和生態，跑到一個新的地方拓荒呢？OK，就算某些地方政府的政策夠好，錢給的足夠到位，有一個事情又很難防人才的串場問題。許多高校、科研院所或企業高學歷專家教授為獲取人才紅利，利用各地亟需人才的迫切心態，到全國各地巡回路演，這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他們利用同一項目在不同省份、縣區進行宣講，更有甚者在不同地區進行落地簽約；而在一些招才體系不完善的地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