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國教育法律責任體制的不足與改善建議教育法是指調整國家教育活動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迅速發展起來的一個法律部門。1歐美和日本是教育法相對成熟的國家，尤其是在教育法律責任的設計與落實方面比較完善。法律責任是指違法者實施違法行為所必須承擔的責任。2據此，教育法律責任是指違法者實施違反教育法的行為所必須承擔的責任。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學位條例、義務教育法、教育法、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相繼出臺，我國教育法的規范體系開始逐漸建立起來，但教育法律責任制度卻尚不成熟。這成為制約我國教育法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障礙。、我國教育法律責任制度存

2、在的主要問題（一）教育法律責任的法律規范不夠完善，可靠性相對較差由于教育法律責任的法律規范缺位或過于簡單，所以受教育者較難以教育法作為直接依據，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權益。著名的齊玉苓案;比較典型和集中地體現了上述不足之處。在齊玉苓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當事人齊玉苓主張的受教育權來源于我國憲法第46條第1款。憲法第46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于是，齊玉苓案;是以憲法為主要的法律依據展開的。在備受關注的憲法權利司法化的問題之外，我們在該案中應當注意這樣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無論是一審法院、二審法院，還是最高人民法院，都沒有考慮過將這個問題納入到教育法的范疇內進行審理

3、。然而，我國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都對受教育權做出了相應的規定。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從教育法為什么被忽視的角度來看，齊玉苓案;能夠充分揭示:我國教育法重視權利的宣示，但往往沒有規定完善的法律責任來保障權利的行使。我國教育法第9條第1款和高等教育法第9條第1款對于侵犯公民受教育權的法律責任沒有做出足夠完善的規定。教育法在第九章法律責任;，僅用第81條規定:舉辦國家教育考試，教育行政部門、教育考試機構疏于管理，造成考場秩序混亂、作弊情況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條的簡單規定顯然無法圓滿地解決齊玉苓案;所面臨的問題。高等教育法也沒

4、有對齊玉苓案;所涉及的教育法律責任做出明確的規定。既然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規定不但與憲法一樣原則性，而且缺乏對法律責任的規定，那么各級人民法院就沒有援引相關教育法，而是直接援引憲法第46條第1款，因為與前者相比，憲法還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事實上，我國教育法律責任的法律規范缺位或過于簡單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這無疑嚴重影響了教育法律責任的可靠性。縱觀目前的形勢，我們不難發現:由于上述問題的存在，所以大量的教育法律糾紛得不到司法救濟，絕大部分教育法律糾紛都還處于當事方通過協商或者調解予以解決的層面上，教育法沒有真正地成為有效解決教育法律糾紛的制度基礎。3（二）教育法律責任的自身特色不夠明顯，尚不能自

5、成一體目前，教育法律責任與其他法律部門（主要是憲法和行政法）的一般法律責任之間的差別不大，沒有形成自身特色。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似乎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在齊玉苓案;中直接以憲法來澄清責任問題。這個問題更集中地體現在教育法與行政法的關系上。在我國，關于教育法與行政法之間的關系存在三種不同的主張:第一，隸屬說，即教育法應歸屬行政法。該學說認為教育法的調整對象主要是教育行政法律關系，就其內容和性質而論，同文化、體育、衛生等法律一樣都屬于行政法;第二，相對獨立說。該學說主張教育法可以脫離行政法，并與文化、衛生、科技、出版、新聞、文物保護、廣播電視等方面的法律共同組成一個單獨的法律部門文教科技法

6、。在文教科技法中，教育法屬于該法律部門之下的一個分支;第三，完全獨立說。該學說主張教育法可以完全脫離行政法或其他任何法律部門，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4由此可見，教育法在我國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至少是有爭議的。教育法律責任沒有形成自身特色恰恰是隸屬說和相對獨立說的重要依據之一，即其反對完全獨立說的主要理由之一。（三）教育法律責任的分配結構不夠合理，公權力過于強勢責任主體是指因違反法律而必須承擔法律責任的自然人或組織。;2在我國，教育法的責任主體之間目前是一種垂直關系。相較于許多其它法律部門，這種垂直性是比較特殊的。由于法律規范的不健全，所以在這樣一個垂直的法律關系中，上層主體將法律責任往

7、下層擠壓，就形成了法律責任的金字塔結構;。這顯然是不合理的。由于金字塔結構;的存在，所以公權力過于強勢。于是，掌握公權力的政府和學校往往通過政策來調整關系或處理矛盾，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法律，因為教育法在金字塔結構;的頂層尚未形成足夠完善的責任機制，對政府和學校予以充分的制約。這一點從青島高考考生訴教育部案;可見一斑。2002年之前，我國不同地區的高考考卷完全一樣，但高校在不同地區的錄取分數卻大不相同。以2001年的北京和青島為例，當年522分的高考分數在青島只能上電大（專科），但在北京卻可以進重點大學。2001年8月22日，青島的三名高考考生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起訴書，狀告教育部，理由是教育部在高

8、考中采取同卷同分但不同錄取標準;的做法違背教育公平。在最高人民法院做出該案應由教育部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答復之后，三位考生自行終止了訴訟，理由是案件所反映的問題已經引起教育行政機關和社會公眾的足夠關注。2002年之后，教育部開始逐步推廣分省命題，即在形式上打破了同卷同分但不同錄取標準;的比較基礎。5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所涉及的教育公平問題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規中存在原則性的規定。這個案件能夠說明:掌握公權力的政府和學校實現教育公平的主要手段更多地是政策層面的。換言之，無論是全國同卷，還是分省命題，更多的是在政策層面追求教育公平。究其原因，這主要緣于我國長期以來已經習慣了采用作為政策

9、的教育公平來調整各方關系，而不習慣或在某種程度上不主動地采用作為法律的教育公平來達到上述目的。這種習慣又植根于公權力過于強勢的土壤，而這種強勢地位恰恰與上述金字塔結構;相輔相成教育法律責任的分配結構不夠合理緣于公權力過于強勢的客觀事實，而這種金字塔結構;又進一步鞏固了公權力的強勢地位。于是，我們不難理解:由于教育法在金字塔結構;的頂層尚未形成足夠完善的責任機制，所以處于頂層的政府和學校自然傾向于運用政策手段調整關系或處理矛盾，而非法律手段。在青島高考考生訴教育部案;中，原告之所以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主要目的是為了引起教育行政機關和社會公眾的關注，而非完全出于打贏官司的目的，因為原告及其

10、代理律師清醒地意識到:由于教育法律責任的分配結構不夠合理，所以通過司法訴訟的方式追究教育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是異常艱難的。、完善我國教育法律責任制度的對策鑒于教育法律責任制度的不成熟是阻滯我國教育法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那么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探究使之完善的對策。（一）通過減少責任虛置和健全程序規范，提高教育法律責任的可靠程度設計法律責任制度的目的是為了使權利得以保障，義務得以履行。6于是，無論是違反授權性規范，還是義務性規范，都會產生法律責任。然而，我國教育法在上述兩種規范的設計方面均存在缺陷，從而難以落實相應的教育法律責任:一方面，我國教育法對違反義務性規范的行為往往沒有規定法律責任或者相關

11、規定過于原則和簡單。例如義務教育法第12條第2款規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在非戶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適齡兒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當地人民政府應當為其提供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條件。;然而，義務教育法第七章法律責任;沒有對此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舉例來講，在現實生活中，農民工子女的入學難問題就是上述缺陷所導致的社會現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國教育法對如何保障授權性規范往往也沒有規定具體的責任或者相關規定（包括配套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從而導致違法行為無法或很難被追究責任。例如民辦教育促進法第31條規定:民辦學校的教師、受教育者與公辦學校的教師、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由此可見，民辦學校教師享有與公辦學校教師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權。然而，對于侵犯這種平等權的行為應當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民辦教育促進法本身沒有做出具體規定。教育法、教師法等法律法規也沒有相關的規定。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