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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1、貧困定義的演化及對中國貧困問題的考慮7200字 摘要:基于有關貧困定義的主要英文文獻,回憶了貧困研究的早期成果,特別是對貧困的定義。評述了貧困和貧困線定義的演化;并在此根底上分析了各種定義的優缺點;介紹了中國的貧困現狀以及關于中國貧困問題的研究。最后根據上述討論,提出了中國反貧困戰略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 畢業關鍵詞:貧困;貧困線;定義中圖分類號:F120.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22)18-0006-03引言貧困問題的研究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和技術上的問題,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貧困線的變更和貧困的定義是社會公平和效率平衡的過程。進一步地說,貧困定義的演進及其相應的貧困線反映

2、了社會文明的開展過程,不僅如此,它還反映了社會經濟開展目的的短期和長期的平衡過程,特別是在社會穩定受到貧困威脅的時候。對貧困線劃分的決策和對貧困的定義是與政府以及社會幫助窮人的才能相聯絡的。貧困的標準決定需要三個要件:其一,必須選擇貧困的相應維度和特征;其二,決定貧困線,即在此線之下的家庭和個人被認為是窮人;其三,選擇用于報告全體居民和局部居民的貧困標準。國內有關研究貧困的問題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和20世紀90年代初,對于貧困定義的研究鮮見于國內的文獻。直到20世紀90年代,研究的深度和范圍仍不及國外的相關文獻。因此為了全面深化地研究中國的貧困問題,我們有必要對國外研究的相關文獻進展評述,理

3、解國外貧困研究的成果和目前貧困研究的趨勢。本文主要介紹國外一些影響較大的相關文獻,我們在給出主要的不同論點的同時,將詳細分析主要的幾類貧困的定義、相應的貧困線和中國的貧困狀況。對這些文獻的回憶,有利于加深我們對貧困概念和中國貧困現狀的認識。一、貧困定義的演化19世紀末,Charles Booth 和 Seebohm Rowntree對貧困的定義和標準做出了主要奉獻(Holman,1978)。Booth 的貧窮是指那些沒有才能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人。Rowntree以必須滿足“生理效率的收入作為分界限,以此劃分貧困和非貧困。這個定義主要以食物消費為主。根據Rowntree的“一籃子法,根本營養被轉

4、化為詳細的食物量并以現金表示,然后再加上支付房租、最低量的衣物和雜用(MacGregor,1981)。1965年,美國社會保險局的經濟學家Qusanski改良了Rowntree的方法并建立了美國的貧困線。其方法要點如下:第一,Qusanski利用和Rowntree 相類似的方法確定了最低食物支出,然后以特定的恩格爾系數(如60%)以區別貧困和非貧困;第二,最低食物支出除以恩格爾系數就得到了貧困線。這種方法直到如今仍然被許多學者和國際組織廣泛應用,如世界銀行以及國際勞工組織就是運用該方法來評估開展中國家的社會開展狀況。至此,貧困是由收入的多少來檢驗的,即擁有一定數量的貨幣用以購置滿足人類的根本需

5、求(Holman,1978)。Qusanski的貧困定義因為比擬容易,所以被很多國家采用。然而,根本需求在不同社會條件下以及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存在很大不同,他們還取決于個人生活的經歷(Mingione,1996)。事實上,人們不僅受生理因素的影響,而且還受心理因素、社會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同時,該定義的困難之處還在于“最低需要的含義和滿足這些需要所需的貨幣數量(Ansel 和 Sharp, 2002)。通常這些需要用一定的貨幣量來衡量,這要求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窮人應具備一定的持家管理才能,否那么很容易打破最低需要的控制。同時提供應人們必須的最低營養和卡路里的食物需求量一旦設定,相應的食品種類

6、也就確定了,這意味著窮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必須容忍給定的菜單。Gordon(2000)進一步指出這樣的方法是沒有科學根底的,它沒有尊重窮人和優勢群體的需要。要改變個人的生活狀況僅靠一定程度收入的增加是不夠的(Holman, 1978)。Townsend (1993)認為,在現代社會,不僅要考慮個人的營養需求,而且要考慮他對教育、住房和平安的需要。貧困應該被定義成一種狀態,處于這種狀態下的個人和家庭其所擁有的資源遠遠低于社會個人或家庭平均支配的資源,事實上他們被排除在一般社會成員應具有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習慣之外(Lee 和 Murie, 1997)。以上的討論只是說明了貧困的表象,并沒有涉及貧困的

7、本質。Sen(1992)認為,貧困問題反映的不是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源,而是他能否有效地利用這些資源以滿足自己的根本需要。以Sen的觀點,貧困本質的解釋不能以經濟資源占有的多寡為標準,必需要以人們獲得收入、社會地位和其他生活條件的才能來研究。在某種意義上,美國政府對貧困的定義(貧困與人的最低需求和他滿足這些需求的應具備的才能有關)反映了相似的思想。因此,在傳統的貧困定義和Sen的定義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聯絡,前者更多注意描繪貧困的表象而后者注重討論貧困的本質。盡管貧困傳統上用貨幣手段來衡量,但貧困的度量具有許多其他的維度。貧困不僅與缺乏的收入和消費相聯絡,而且還涉及到安康、營養、識字、社會關系、平安感

8、以及自信等方面。Sen認為,貧困不僅僅局限于貨幣的剝奪,貧困是多維度的剝奪,其包括了選擇權的剝奪,包括安康、長壽、體面和自由、自尊以及別人的尊敬等根本人類福利時機的剝奪。隨著貧困研究的開展,貧困已不局限于統計數據。它還需要關注個人經歷、感情和態度(Holman, 1978)。對特定環境和人們的感知的研究也是研究貧困的方法(Ansel 和 Sharp, 2002)。主觀感知可以被用來度量貧困,這種貧困的度量是基于對家庭相關問題的答復:一是他們的自我感受,二是最低標準需求的判斷,三是在社區中他們的收入排名。主觀度量不僅被用來評估一個特定的家庭是否貧困,而且可以比擬貧困的主觀度量與客觀度量(基于可觀

9、察到的收入和消費數據)的異同。但是,主觀度量來研究貧困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比擬不同地區的貧困狀況,不能為相關的公共政策提供一個很好的決策根據。定義和分析貧困成分的最新努力是把貧困劃分為三層需求層次。即生存方面:食物/營養,安康,可飲用水/衛生設施和衣服;平安方面:住所,和平,收入和工作;才能方面:根底教育/識字,民眾的參與權,家庭安康和社會心理。對所有這些需求,共開發了33個特定的指標(ADB, 1999)。不過上述指標標準的量化需要進一步完善。目前有很多種不同方法可以用來確定貧困線,方法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貧困的度量和誰被認為是窮人(Coudouel 等 2001)。確定貧困線在不同時

10、間和地域的連續性非常重要:具有一樣消費的兩個人不應該被認為一個是窮人而另一個不是。食物能量攝取法是根據消費支出或者收入程度能否滿足根本的營養來定義貧困線,并給定滿足根本營養所對應的食品。假設這種方法被應用于不同的地區,那么貧困人口的食品消費形式將要發生改變 (Ravallion, 1994)。另一種可選擇的方法是根本需求本錢法,用這種方法需要按照當地的價格來估計根本食物的本錢。因為不同地區價格不同,所以執行全國統一的貧困線是困難的。雖然貧困線的制定總是含有一些主觀的成分,但貧困線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是需要得到保證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的開展以及社會福利程度的進步,在現實中,如前所述,除了食品和衣服

11、外,住所、平安飲用水、必要的衛生設施、初步的教育和安康設備也要被貧困的定義包括進來 (United Nations, 2002)。至此,貧困線應該反映的不僅僅是未能滿足特定消費需求的家庭的平均收入,而且應該反映沒有可以得到適當的效勞處于邊緣化的一系列方面。Ahluwahlia (1976) 認為,貧困線在不同的國家以及在不同時間是變化的,但是像安康、營養、教育、住房、衛生、清潔水等輔助指標也正在變成所謂的“根本需求方法的主要工程。這些綜合指標可以用身體素質指數(PQLI)來衡量,即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和文盲率三個指標的平均值(Lal 和 Myint, 1996)。在實際操作中,家庭成員的安康狀

12、況可以作為貧困的一個重要的指標。人們可以專注于兒童的營養狀況,也可以專注于一些特殊疾病,如痢疾和呼吸道疾病的影響范圍。在教育方面文盲率是衡量貧困的主要參數(World Bank, 2000)。 正如1995年世界頂峰論壇所指出的,發動一場以消除貧困為目的的戰爭首先需要估計貧困的發生率。按收入劃定的貧困線雖然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尺度,但它不能全面描繪貧困的內在原因如才能的剝奪。按Ravalion(1994)的觀點,這種度量方法確定的貧困線僅僅能保證貧困人口在一個特殊的社會中獲得足夠的營養。 在用貨幣尺度度量貧困時,貧困的指標可以在收入或者消費之間選擇。 Weiss(2002)認為,因為從家庭調查獲得

13、的消費信息非常詳細,故消費作為貧困度量的尺度比收入要好,收入只是影響消費的一個因素。消費支出反映了家庭實際得到的商品和效勞,不管是家庭擁有儲蓄還是向信貸市場透支,消費支出都能提供一個比現金收入更為真實的生活標準。然而利用收入作為指標也有它的優點,比方在分析貧困時可以區分收入來源的影響,我們可以對不同的收入來源比擬。另外在調查中,消費或者支出的數據不大容易獲取,無論是選擇收入或是消費作為指標,需要對調查對象的收入或消費的諸多來源的進展整合(Coudouel, Hentschel and Wodon, 2001)。貧困還可以用絕對貧困線和相對貧困線來度量。絕對貧困線多為開展中國家廣泛采用,而相對貧

14、困線多被興旺國家采用。絕對貧困線通常使用最低程度的營養(如2 100卡路里)和恩格爾系數來決定,不過最低營養程度確實定有不確定性(Deaton, 1997)。World Bank(1992)用每天2 150大卡的熱量作為最低營養攝入來計算貧困線。除了以最低營養攝入為根底的絕對貧困線外,世界銀行采用的另一個標準是每人每天1美元。用1985年的購置力平價和物價指數,世界銀行的貧困線可以轉化為一個國家的用本國貨幣來衡量的貧困線。每人每天1美元的貧困度量標準已經被廣泛用于世界各國的研究。與絕對貧困線相比,相對貧困線的定義更加具有彈性。相對貧困線是關于生活標準的主觀判斷,這種判斷基于不同社會的日常生活標

15、準。該標準隨著時間的不同在不同的社會中存在著差異(Sloman, 1999)。它通常以一國居民的平均收入30%50%作為劃分標準。一個社會個體的收入如不能到達此標準便被認為是窮人。如上所述,貧困線標準的選擇與當地的詳細情況親密相關,目前很多國家已把安康、教育等因素列入貧困線制定之中(ADB, 1999)。二、中國的貧困問題研究中國的貧困占世界貧困的主要局部,1978年,根據世界銀行定義的極端貧困,即在經過購置力平價(PPP)調整之后每人每天收入不多于1美元,中國有6億貧困人口,超過世界貧困人口總數的1/3。中國貧困狀況的任何改變都會對世界貧困帶來重大影響(IMF,2002)。自從1978年改革

16、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開展上獲得了本質的進步,這是得到廣泛公認的事實。1978年后的二十年內,國民產出增加了五倍,平均資本收益增加四倍。伴隨著國民經濟的開展,中國在減少農村的絕對貧困方面獲得了驚人的成功。中國政府對于貧困的定義與政府的預算親密相關。根據政府的絕對貧困標準(經過1985年購置力平價調整后每人每天0.6美元,官方的制定的農村貧困線是非常嚴苛的,它僅僅能維持最低的生存需要)。中國農村的絕對貧困從1978年的2.6億減少到2000年的0.3億。但是貧困人口的規模仍然很大。從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和從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過渡期間,中國的貧困救助面臨著兩條戰線:在農村面臨的是由于經濟落后而導致的

17、“第三世界式的貧窮,而在城鎮面臨的是與國企改革親密相關的東歐式的貧困 (Yan, 2001)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成為中國城鄉反貧困的最后一道防線,低保救助金又被稱為“救命錢(GHK,2022)。關于農民工問題,Liu, Li 和 Zhang( 2022 )認為,農村流動人口的工作時間要比城鎮職工長,失業率明顯比常住居民低。農村剩余勞動力在決定進城打工前首先考慮的是獲得工作的可能性,一旦他們失去工作,就可能回家(流動人口假如沒有工作很難維持在城市高昂的生活支出),當他們發現新的工作時機后會再回到城里。相反,城鎮居民沒有更多的選擇,失業后只好留在當地。Cai(2022)和Liu, Li 和 Zh

18、ang(2022)的研究說明,流動人口在人力資本方面比農村非流動人口有優勢,如他們承受更多的正規教育;農村向城鎮流動的人口主要由青壯年勞動力構成,尤其是1534 這個年齡段。Hare(1999)也發現流動人口主要發生在1635這個年齡段。不過,Hussain(2022)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流動人口中的貧困發生率比當地城鎮居民大約高出50%。假如按此估計農民工的貧困人口有近1 000萬人。快速開展的國民經濟帶來各個地區間經濟開展的不平衡,西部地區已遠落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今天中國的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省份的農村地區,特別是遙遠山區,貧困在地域分布上很不平衡。在20世紀80

19、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中國強調的是收入貧困。官方不僅制定貧困線用于估計中國的貧困人口,而且還定義了全國性的貧困縣為政府扶貧提供根據。當中國進入21世紀,貧困定義延伸到安康、教育和其別人類生存根本需求的范圍。中國的農村反貧困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國政府頒發了下一個新的十年扶貧綱要。主要目的將從貧困縣移到貧困村來進步反貧困工作的準確性。在ADB和UN財政和技術的幫助下,OLGPR正在開開展新的反貧困指標。ADB(2022)幫助OLGPR開展了針對貧困村的加權貧困指數(WPI),該指數包括三大指標和八個分指標:(1)生存貧困指標:谷類產量/人/年;現金收入/人/年;危房比例。(2)根底貧困指標:得到

20、清潔飲用水的家庭比例;得到穩定電力供應的自然村比例;連接城鎮道路的自然村比例。(3)人力資源貧困指標:有長期安康問題的婦女比例;沒有入學的適齡兒童比例。為了保持可比性,賦給指標的權重在全鎮和全縣應保持相對一致。然而在實際中,不同的村落對一樣的指標賦予不同的權重。采用不同的權重的好處是,不同社區的農民對貧困及其原因有不同的認識,這就反映在他們對各個指標賦予不同的權重。例如,住在沒有公路村子中的農民會對公路這項指標賦予很高的權重,而另一個沒有電力的村莊會對電力這項指標賦予很高的權重。然而采用不同的權重,加權貧困指數的可比性就存在問題。結論正如第二局部所討論的那樣,Sen給出了比以前更加深思熟慮的貧

21、困定義。如今他的定義已廣泛地被學者和相關組織所承受。雖然在實際中如何應用它還存在一些問題,但它指出了有效減少貧困的正確方向。根據貧困定義的演化,我們認為在制定中國的反貧困戰略時,以下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1.由單純的貧困救助轉為從源頭上鏟除貧困。由于貧困是多種才能的被剝奪,因此最有效的反貧困措施就是多管齊下,除了單純的貧困救助,更為重要的是大幅度增加對貧困人口教育、醫療安康、就業培訓和居住條件改善等諸多方面的投入。增強與進步他們在社會中生存和競爭的才能。2.由過去大面積開發貧困地區,通過經濟開展帶動當地居民脫貧轉為更有針對性地對老少邊窮等自然條件惡劣人口分散地區的攻堅戰。把注意力從貧困縣轉移到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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