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的批判理論述評董雪飛2008年06月20日17:24來源：人民網今傳媒崛起于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是英國媒介研究領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該小組初建于1974年，研究成員包括讓哈特（JeanHart）、阿里森麥克萊頓（AlisonMcNaughton）、保羅沃爾頓（PaulWalton）、布萊恩溫斯頓（BrianWinston）、約翰埃爾德里奇（JohnEldrige）和格瑞格費婁（GregPhilo）。根據該小組主要成員之一格瑞格費婁的訪談，格拉斯哥媒介小組其實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派，它主要是一個學者群，其成員既包括媒介內容生產加工的新聞媒體從業人員，也包括其

2、他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它以格拉斯哥大學社會學系為依托，以社會學的方法對媒體、政府和受眾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故此而得名。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格拉斯哥媒介小組對新聞的真相、媒體與輿論的形成、權利與控制、災難與危機報道、精神病與自殺等重大而敏感的社會問題進行研究和反思，推出一系列經典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新聞三部曲壞新聞（1976）、更多的壞新聞（1980）、真正的壞新聞（1982）；以及新聞：戰爭與和平（1986）、眼見為實（1990）、獲取信息（1992）、大眾傳媒的巡回（1998）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政治介入和批判傳統不斷被改寫、淡化甚至取消的情況下，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的批判理論成

3、為固守英國媒介批判傳統的一支生力軍。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雖然由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員組成，也沒有統一的研究目標和宗旨，但他們卻是基于一致的批判思想和理論出發點。他們的大多數成果也是作為集體智慧的結晶得以問世，所以他們的批判理論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梳理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的研究圖譜，不難發現其秉承著英國文化研究的意識形態批判傳統；采用新受眾研究方法；反思媒介的啟蒙功能，強調媒介在促進民主進程方面至關重要的功能。在媒體空間日益被擠占和封建化的情況下，大眾傳媒與文化機構應該著力培育受眾對于媒體現實和媒體幻覺的鑒別能力和相應的抵抗策略，繼續現代性未完成的解放事業。緣起與目標：新聞、真相與權力客觀性是新

4、聞的基本屬性，也是長期以來被西方新聞媒體視為圭臬的信條。格拉斯哥媒介小組以電視新聞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敏銳而犀利的筆鋒“穿透了新聞媒介表面上所聲稱的中立和平衡，發現新聞報道中充滿偏見和限制的事實”。因此，格拉斯哥媒介小組的主要研究對象就是電視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以及圍繞電視新聞生產過程的信息采集、信息傳播、信息接受和信息控制等。也就是說，他們不僅關注新聞的內容和呈現方式，而且關注新聞生產過程背后的諸多影響和制約因素。格拉斯哥媒介小組主張，無論電視新聞看上去多么自然、真實和及時，它仍然是一種社會性構建的偉大創舉。換言之，新聞并不代表真相，新聞是一種構造的真實，是一種事實的外表。如果大眾社會是各

5、種勢力爭斗、競爭和協商的場域，那么電視新聞作為一種文化產品，是如何把不同利益和觀點整合成“事實”的？這樣的“事實”具有何種性質？格拉斯哥媒介小組的研究目標，就是要考察媒介控制和媒介影響問題，進而促進媒介和傳播領域里新方法的發展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雷蒙德威廉斯認為，“文化是對一種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不僅表達藝術和學問中的某些價值和意義，而且也表現制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新聞既然是作為一種敘述的文本，作為一種話語的建構產物，也就是一種文化的載體，那么新聞中出現的圖像和符號就不可避免地傳遞著一種共享的文化價值和一種共同遵守的行業規范。不言而喻，新聞的選擇過程就是一個價值判斷的過程

6、。霸權理論揭示大眾社會是各種意識形態爭奪霸權的場所，霸權爭奪的過程就是各種文化爭斗、對立、沖突和協商的過程，霸權爭奪的結果就是主流意識形態不僅占統治地位，而且還會利用國家機器控制、支配、壓抑其他亞文化。大眾媒介則趨向于把主流意識形態作為主流的文化來傳播。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不僅對新聞中出現的圖形、符號、呈現方式等諸多方面作文本分析，而且還對新聞作話語分析，深入新聞語言的結構以及電視新聞的制作過程，從細節入手，揭示特定新聞得以生產的語境、背景和動機。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中，把環境區分為真實環境與擬態環境，主張人們大腦中關于外部世界的印象既產生于想象，也產生于見解，又產生于思想；并進一步認為，人類

7、的認知活動主要來自于自己或者別人給他的圖像。而新聞媒介作為人的認知活動與外部環境之間的中介，對人們的認知活動和觀點的形成有著重要作用。首先，“新聞媒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給我們認知世界的圖像提供主要元素，而且也影響著認知圖像中那些元素的顯著度。”因此，新聞媒介報道的客觀與否直接影響到對客觀世界再現的真實與否。然而，媒體背后的權力控制常常使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備受質疑。“媒體從本質上說就不是一種中立的、懂常識的或者理性的社會事件協調者，而是幫助重構預先制定的意識形態。”其次，一則新聞的呈現要經過許多的把關過程，“大量證據表明，當新聞記者進行選擇和報道新聞的日常工作時，他們扮演著建

8、構我們對于世界的認知圖像的關鍵角色。”所以，作為中介人的新聞記者和新聞媒介，盡管聲稱他們的報道是客觀的，但是在實踐中，客觀的意義卻是千變萬化的。正如美國政治傳播教授蘭斯班尼特指出：“一種事實成為主流以后，主流的事實看起來就像是客觀的了。就是由于沒有另一個可信的觀點與之競爭，所以自己怎么說都可以被稱為是客觀的了。”新聞不一定代表真相，只不過是新聞來源所決定的真相。那么是誰決定新聞的來源呢？J赫伯特阿特休爾在權力的媒介一書中指出，四種權力形式對新聞的內容產生直接影響和控制。它們是：第一，官方形式：其內容由法規、條令等規定；第二，商業形式，反映廣告商的利益；第三，利益形式：反映金融企業、政黨和宗教團

9、體等組織的利益；第四，非正式形式：反映親朋至友的利益。對新聞的話語分析也同樣表明，“記者以為自己在說話，其實是當權的新聞來源的話語在說記者。”以BBC為代表的英國電視媒體向來以客觀、公正和中立著稱,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對英國媒體在1982年“福蘭克島事件”中報道方式進行了研究，發現BBC不僅受到英國保守媒體的攻擊而且受到英國政府的詰難，BBC不得不調整自己的報道方式，甚至改變立場。對北愛爾蘭的媒體形象研究發現政府部門對新聞的控制政府對不同新聞記者采取等級制度，以影響不同的受眾群體；政府通過媒體對不同事件給予不同的顯著報道而避重就輕，藉此對新聞信息和傳播進行控制。對1984年的煤礦工人罷工事件分

10、析，發現政府控制媒體發布虛假和歪曲信息，影響罷工工人形象，進而瓦解罷工活動。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的每一項研究都直指媒體的要害，其目的在于揭示新聞生產與權利之間的真實關系。所以，新聞并非真相，新聞并不像它所宣揚的那樣客觀和中立，新聞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或者是歪曲了的事實。新聞的生產過程是各種權力和利益爭斗協商的過程。方法論：新聞游戲與接受分析批判學派的受眾研究自戴衛莫利在舉國關注的觀眾一書中采用的民族志受眾研究方法以來，進入了所謂的“新受眾”研究時代，即接受分析。其顯著特征就是回歸文本的社會語境以及強調受眾在文本解讀時的能動性和主體性。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在方法論上繼承了新受眾研究的精髓，但又不排斥

11、經驗研究的一些優點，體現出了方法論上的創新和突破。約翰埃爾德里奇坦言，“我們工作的重心多聚焦于信息內容分析，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首先，傳統的受眾研究大多遵循刺激反應模式，重視媒介影響的結果，也就是媒介效果分析，而忽視對信息內容的分析以及這些信息如何與特定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相聯系。其二，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模式雖然為批判研究提供了定性分析受眾類型的有效闡釋框架，但是忽視了文化語境中的權利結構對受眾的控制。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的受眾研究一方面竭力避免霍爾模式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力圖克服定性研究缺乏科學性和客觀性的缺陷。因此，在他們的受眾研究中，“將兩個議題看做是關鍵性的。第一個是信息

12、如何確切地使接受者信服的。由此而來的第二個問題是：一條信息是如何對一組人群起作用而對另一組人群不起作用？”也就是說，新聞信息的建構是如何讓受眾信服的？即一則新聞為何選取特定的標題、圖片、語言和切入點？是什么策略促使特定信息對特定人群具有說服力？為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設計的研究方法是讓受眾策劃自己的新聞節目。具體說來就是，給受眾一個既定的議題或者新聞剪輯圖片，該議題為重大新聞事件且發生有一段時間；假設受眾就是新聞記者，三四個人組成一個小組，寫出有關這個議題的新聞報道。然后檢驗受眾的報道與媒體報道就同一議題的相關性。換言之，就是要揭示媒體報道如何影響人們特定觀念的形成過程。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

13、以1984年-1985年發生在英國的礦工罷工事件作為研究，將受眾在罷工一年結束后寫出的新聞報道與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獨立電臺（ITN）的真實新聞節目進行比較，發現二者驚人的相似。首先，“每個小組的陳述不僅反映了新聞的主題內容，而且反映了報紙標題的結構”。也就是說，人們能夠回憶新聞中的重大主題。但是人們對新聞報道的認同與否卻不盡相同。其二，“受眾對新聞的理解是非常復雜的。文化、邏輯和經驗的成分都可能融合在個人對新聞報道的評價當中。”對英國媒體有關艾滋病報道的研究發現，第一，“人們具有復制媒體報道包括媒體于艾滋病的報道中常見的形式、論據、理論、語言和概念的能力。”第二，“受眾不是不加選擇地接受

14、所有的信息媒體和受眾都是更為廣闊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的一部分，而文化和政治背景會促進或阻礙對這種報道的接受。”第三，“在意義建立的過程中，受眾也是主動的參與者。他們根據自己已有的知識和想法來解釋他們的所見所聞，他們在反映現實的不同版本中選擇而且，他們能夠推翻主流的觀點，并利用自己的經驗、政治信仰以及對媒體和政府言論的普遍批評而建立自己的另一種言論”。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采用新聞游戲和接受分析的方法，其優點在于：首先，它揭示了受眾的“事實”、“理論”是由媒體提出來的；其次，新聞游戲能夠檢驗人們復制媒體語言的程度；第三，它能夠探尋人們記得媒體報道的一些“事實”或者“單個詞語”的程度。簡言之，格拉斯哥

15、媒介研究小組將受眾置于廣闊的文化和媒體背景之中，在微觀上采用接受分析和內容分析，從宏觀上揭示權力和意識形態的控制。這種方法有助于揭示媒介的中長期影響，即媒介不僅影響了人們對社會問題顯著度的關注，而且影響人們的認知和對外界事物的重構。媒介觀：意識形態批判與現代性啟蒙眾所周知，傳播批判學派的主要理論來源是馬克思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因對受眾的過分悲觀，寄希望于文化精英，由此陷入了高雅藝術對抗文化工業的永恒悖論之中，從而失去了解釋現實、變革現實的意義。英國文化研究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遺產，實現從審美向政治的轉換，發現媒介是意識形態的角斗場，重新確立受眾的主體性，從而開

16、創了英國媒介研究新的范式。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與英國媒介研究的總體特征是一脈相承的，即“它對于媒介側身其中的社會應該是如何的總是有一種不安的考量。這種對應然問題的不斷求索，使得對媒介能夠和應該發揮什么功能的問題從來就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首先，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秉承著英國媒介研究的意識形態批判傳統。對媒介的意識形態再發現是斯圖亞特霍爾對英國媒介研究的重要貢獻。霍爾認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媒介通過表意過程建構社會現實。媒介一方面塑造社會的價值觀和審美規范，使其成為大眾的一種自覺共識；另一方面媒介又趨向于代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階級的利益。在這一方面，媒介可以被說成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阿爾都塞語）

17、。但是，“霍爾的工作偏離經驗研究，霍爾的編碼/解碼模式關注受眾對意義的建構而忽視了權力結構對受眾的宰制。然而，權力結構像所有權和控制權一樣是關鍵問題，霍爾放棄探討誰擁有這個社會、誰控制這個世界，反而關注人們怎樣建構和發展自己的語言和意義”。換言之，霍爾只關注微觀的權力控制，而忽視了宏觀的階級結構。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認為受眾是一定社會關系中的群體，受眾的任何解讀都不能脫離社會文化語境。因此，媒介研究不能離開意識形態批判。因為“意識形態已經不是某種既有社會結構或秩序的后續反映了，它伴隨著建構社會結構和秩序的全過程，并在此過程當中始終是有所作為的。”所以，對媒體作意識形態的分析首先就是要確認眼見是

18、否真實。然后，進一步分析意識形態如何作用于社會媒介和日常生活。其二，在市場體制下，媒體作為一種現代企業，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本性。市場作為一種解放的力量一方面促進文化產品的極大豐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消費文化盛行。消費文化的泛濫導致文化的同質化趨向和主流意識形態的盛行。其結果是“意見的自由市場”難以形成，從而對民主進程造成威脅。在西歐的公共媒體制度事實上已經瓦解的情況下，公共領域有進一步被封建化的危險。在這個過程中，媒體作為“第四力量”，如何實現其維護公義的社會責任，如何更好地擔當把關人的角色？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犀利地責問媒體的社會責任。格瑞格費婁認為：“媒介已經喪失掉它的批判鋒芒，已無力對其棲

19、身的社會進行批判性的評論”。因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主張媒體在促進民主進程方面應當發揮教育和啟蒙的重要功能。因為“明達而非武斷的公民群體是民主政治成熟的前提。大眾傳媒與我們文化機構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機構一起在這方面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第三，在現實社會中，傳媒的教育功能與娛樂功能時常發生沖突，有時甚至完全對立。在利益最大化原則的驅使下，傳媒常常犧牲教育功能以迎合市場的需求。其結果是市場上媚俗化、低俗化的娛樂性媒介產品泛濫，從而導致眾多媒體，一個聲音。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將媒體的教育功能與社會的現代性和人的解放相聯系，主張媒介應該服務于公眾的認知活動并開啟民智，因為它與社會進步和人的解放休

20、戚相關。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現代性是一項未完成的解放事業。格拉斯哥媒介小組認為人類惟有堅持啟蒙運動所倡導的普遍懷疑精神，才能從社會約束下解放出來。人們通過媒介對社會的認識，需要辨別媒介的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控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媒介的意識形態再發現就是回歸被壓抑的人（霍爾語）。正是基于這樣的媒介觀，格拉斯哥媒介小組超越了單純的意識形態批判，體現出了普遍的人文關懷。結語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的批判理論在英國文化研究陷入迷霧之際，為傳播批判學派注入了一劑強心針。他們的研究既有理論上的思辨，又有經驗研究的實證分析；既繼承了新受眾研究的精髓，又有所創新和突破（新聞游戲）；既關注媒體的社會責任，也重視媒體的教育功能；既探討微觀的權力控制，也剖析宏觀的意識形態影響；既關注受眾的接受過程，也關注媒介影響的中長期效果。就像任何理論建構一樣，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的批判理論遠非無懈可擊。對該理論的批評集中在他們的方法論上。盡管如此，瑕不掩玉，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的批判理論以其銳利的批判鋒芒和厚重的人文關懷為傳播批判學派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正如凱瑞所言，“關于傳播的現代思想無論是肯定的還是批判的揭示了同樣的貪婪。傳播的批判理論必須確認我們眼前之所見，并構想一個起碼更令人向往的世界，以超越現在。”參考文獻：TheGlasg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