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傳播與新文學的萌芽 【內容提要】 新文學的發生，在客觀上經歷了傳教士維新派士大夫辛亥志士這一文化傳播的三級跳過程，是域外文明的進入與綿延不斷的傳統文化碰撞的結果。文化傳播媒介的平民化特質使文學創作者的身份普泛化、文學傳播市場化、文學接受大眾化，這是前所未有的變革。文化傳播這一過程為新文學萌芽造就了一個新知識群體，他們將民主、科學的文化思潮帶給了新文學；與此同時的域外文學翻譯帶來了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革，使小說、戲曲由傳統文學的婢女地位登上文壇的霸主寶座；自晚清開始的白話文運動一直到新文學的萌芽，是一個有機的發展過程。 【關鍵詞】 文化傳播/平民化/知識群體/文學變革 論及新文學的淵源，要么遠祧

2、明末，被認為是“童心說”、“性靈說”的張揚（注：參見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30頁，華東師大出版社1995年12月版。）；要么被說成是新文化運動干將努力為之的結果（注：參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學術文集150 頁，中華書局1993年9月版。）。而對距此不到10 年的維新派的作用言而慎之，認識不夠，即使有人談及，也多從文學改良與挽救清政府衰亡之命運方面入手。不僅如此，更少有學者對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學革新主張與新文學的形成關系作出恰當的歷史評價。這一切都影響了對新文學源流、成因及其特質的準確把握和認識。為此，本文立足晚清民初域外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碰撞和對話的歷史背景，從文化傳播和文化參與的視角來

3、探討新文學萌芽的要素。新文學的發生，不是20世紀初一幫留學生振臂一呼，于一朝一夕發動起來的，它在客觀上經歷了傳教士維新派士大夫辛亥志士這一文化傳播的三級跳過程，是域外文明的進入與綿延不斷的傳統文化碰撞的結果。晚清十字軍東征帶來的劍與火在刺傷國民自尊的同時點燃了域外文化與傳統文化碰撞的導火索，士大夫們從拒斥、猶豫中開始反思，文化“開啟民智”、文學救國的烽煙四起。之后的辛亥革命中，一股激進的文化革新思想幾乎與如火如荼的革命同時成長，勢如破竹。這一切都使得域外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發生激烈的面對面的沖突和碰撞，從而激活、重構、刷新著傳統文化，引入了令民族震驚和自省的世界文化的參照系和坐標。由文化傳播而導

4、致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這一趨勢，催生了新文學，并不斷支配、影響著其變革的流向，這是20世紀初新文學發生、演變的基本形態。 一、傳媒與文學傳播通道的變革 曹聚仁先生曾說，“中國的文壇和報壇是表姊妹，血緣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中國文學史，從側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聞事業發展史”（注：曹聚仁文壇五十年8頁、83頁，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版。），此話一語中的。新文學從萌芽、發生以及之后的演變都是與報刊息息相關的，報刊是新文學得以廣泛傳播的載體，也可以說，近代報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學。所以，為論述文化傳播與新文學的關系，首先得廓清這一文化傳播媒介的發展軌跡。 中國曾產生過世界上最早的報紙邸

5、報，一種傳達君臣間消息、官員遷謫信息的政府機關報。但是，近代以來的現代報業卻是由外國傳教士帶動發展起來的，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盡管這一過程伴隨著入侵的槍炮帶給了中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屈辱，可筆者還是認為傳教士在這一點上的功績是不能抹殺的，人為地縮小、回避其在報刊史上的地位，極不利于對新文學淵源的考察。 1815年8月5日，轉道美國歷盡周折到達中國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33年，傳教士麥都士與郭力士先在廣州，后遷至新加坡出版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這是曾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種中文期刊。戈公振在中國報紙進化之概觀中稱：“據時事新報記載，由嘉慶廿年至咸豐十

6、一年之四十六年中，計有報紙八種，均教會發行。”（注：戈公振中國報紙進化之概觀，載國聞周報1927年4卷5期。）葉繼元在核心期刊概論中把中國期刊的發展分為六個時期，其中萌芽時期（18151890）的期刊大都為外國傳教士所辦。1860年以前，只有8 種宗教性期刊（這與戈公振文章中提到的數字一致），至1890年，共有127種。 書中還轉載了美國傳教士范約翰于1890年提出的一份中文報刊目錄，其中提及76種報刊的名稱，40種是宗教性質的，36種是世俗性的（注：葉繼元核心期刊概論27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版。）。 列舉這一系列數字旨在說明一個問題，盡管外國傳教士所辦報刊數目無法準確統計，但其在

7、華創辦報刊的大致軌跡還是可以清楚看出的，絕非文化侵略一語可以蓋過。傳教士作為文化人士的互動帶來了文化的交流，從宗教傳布到自然科學知識、域外時事新聞、經濟活動、文化習俗的報道，均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近代報刊業的興起。它不但是維新前中國士大夫借以了解域外文化的窗口，而且直接影響了維新變法的發生及又一個辦報熱潮的來臨，盡管它在早期曾受到官方和士大夫的排斥與抵制。 中國人自己主辦的報紙，濫觴于林則徐。林在廣州組織人員根據外國人的報紙編譯了澳門新聞紙，并摘錄匯編澳門月報。作為在近代史上有所作為的清廷官員，他已悉知報紙在傳遞信息、了解世情方面的作用。隨著維新運動的深入，報刊如雨后春筍般產生。18971898

8、年兩年內，創辦的報刊達104家（注：史和等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從1896年時務報創辦至1911年，中國各地創辦的報刊（包括海外華文報刊）多達1600多家（注：袁進中國文學觀念的近代變革，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近代報刊業的發展之所以如此神速，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國勢衰微，面對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急形勢，力圖救國于危難之中的封建士大夫從傳教士及外商辦的報紙中窺見了報刊在政治活動中的功用，從反對、敵視進而走向參與報刊的創辦，以此傳播思想，介紹域外文明，開啟民智，實現政治圖謀。甲午戰敗，洋務派的強國夢破滅。亡國滅種的沉痛反思使士大夫們再次對域外文明產生深

9、層關注，而不再把對域外文化的學習限于技術移植，報刊的功用因此得到重新審視。之后，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都把報刊當作實現政治圖謀的工具加以重視、倡導。柳亞子的一段話頗有代表性：“波爾克謂報館為第四種族。拿破侖曰：有一反對之報章，勝于十萬毛瑟槍”。（注：柳亞子二十世紀大舞臺發刊辭，載二十世紀大舞臺第1期。）梁啟超認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維一切文明之母”，他主張“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注：梁啟超本館第100 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載清議報第一百期，1901年12月21日。）。視報刊為治國之利器，認為一個國家的強弱，可以從報刊的數量看出。清廷也在“庚子

10、事變”后，科舉改試“策論”，糅合了“報章體”一種新興的報刊文體。這一切都是報刊業蓬勃興盛的主要原因。其二，傳教士與外商所辦報刊為維新派、革命派倡導的報刊業勃興提供了辦報經驗，甚至說培養了辦報人才?！爸袊膱罂蠖嘟洑v了這樣的發展階段：先是外國人在中國辦外文報刊給外國人看，然后是外國人創辦中文報刊給中國人看，最后是中國人自己辦中文報刊給中國人看?！保ㄗⅲ涸M中國文學觀念的近代變革，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從此可以看出，近代中國報刊師法傳教士們所辦報刊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維新派倡導變法，深受萬國公報刊發的李提摩太撰新政策、林樂知的中西關系略論和文學興國策序、李佳白的改政急便條議等文章的

11、影響。1895年維新人士在北京創辦的刊物定名為萬國公報，不但名字與傳教士所辦報名相同，而且多數文章取材于前者，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的變法主張是以域外文明邦國的歷史和現狀為參照系，這很有見地。在中國近現代出版史上有著舉足輕重作用的商務印書館，其主持人夏瑞芳幼年入教會學校學習，18歲入教會報館習英文排字，先后在字林西報、捷報做排字工頭，后與妻兄鮑咸恩合資創辦商務印書館。商務大股東沈伯芬為天主教徒，商務內部有相當數量的人是教徒，人稱“教會派”，他們所受國外報刊的影響可見一斑。1868年，伍廷芳在香港創辦中外新報，首次采用外國報紙形式編排，不再采用書本形式。因此，早期的報人多是傳教士、外商所辦報刊的職

12、員、主筆，后來才獨立辦報。可以說，在中國文學向外國文學學習之前，報刊早就先行一步，其文體的簡潔、通俗、立體化就是向外報學習的結果，從而迫使中國傳統文體首先在報刊中失去市場。第三，印刷技術的現代化是使報刊、出版業勃興的又一主要原因。上海開埠的翌年，傳教士麥都士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近代印刷所“墨海書館”，采用機器印刷。據載，書館擁有一架鐵制印刷機，用一頭牛拉轉機軸，日印四萬余張（估計這是夸張說法）（注：參見王韜著瀛海雜志卷六。）。1861年11月，英國商人匹克烏得創辦上海新報，鉛字排印，機器印刷，在外觀上擺脫了線裝書的形式。1897年，申報用了華府臺單滾筒機，用電氣馬達拖轉，每小時可出一千張，報

13、紙銷數大增。1900年商務印書館首次在國內采用紙型技術。印刷技術的近代變革和與世界的接軌，既可以降低書刊成本，又可以增快傳播速度，促進文化普及。例如一部通鑒輯覽木刻本，老書坊售價非一、二十元不可，商務的鉛印本，用有光紙印刷，售價不過二元幾角，因便宜而暢銷一時，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接受。 不難看出，報刊在晚清民初的勃興是域外文化強行登陸與傳統文化碰撞、對話的結果。它不僅僅體現了對政治變革的參與，而且還表現在與近代出版機構一起徹底打破了傳統文學的生產、傳播通道，使文學從創作傳播過程受眾，皆與以前發生了很大的不同。這主要表現在文本創造者身份的普泛化，傳播機制的市場化，接受者的大眾化。 晚清以前，文本的創

14、作者主要是士大夫，他們渴望以文學藏之名山、留于后世，帶有濃厚的功利性。有的文本創造者就是用文學參政、議政的，如韓愈、白居易等。這種“文以載道”的遺緒可以說直到科舉廢除才在客觀上稍稍得以遏制。真正導致文本創造者從士大夫范圍奔突而出的是近代報刊的興起及出版業印刷術的近代化。新興的報紙為了吸引讀者，廣設副刊，于是出現主筆與連載作品；專門的文學性期刊問世，職業作家以筆墨為生，從而使文本創作者普泛化為落魄文人、士大夫、新式知識分子等各階層人物。1892年，韓子云創辦的第一份小說期刊海上奇書登載他自己創作的海上花列傳、太仙漫稿。1897年，字林滬報設副刊消閑報。三年后，中國日報辟副刊鼓吹錄。1902年至1

15、916年有57種文藝期刊問世，中國第一代職業作家隨之產生。辛亥革命前一年，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著作權律，使職業作家的存在有了保障。眾多作者的掐稿費而加入小說創作隊伍，使文本制作者成分日益復雜。不僅如此，報刊作為“維新”、“革命”的工具之一，引起社會各層面的關注，一種新興的報章文體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這是報刊作者與報刊結合共同作用的結晶。文本制作者的這一變化是前所未有的。 鴉片戰爭前的傳教士報刊，作為教會的宣傳品是非賣品，由傳教士向社會散發。但19世紀40年代之后，不論傳教士還是外商所辦的報刊都采用營業方式出售。報刊的商業化使之與讀者的需要更加緊密起來，使報刊發展受市場支配而非某一集

16、團的行政干預。1872年創辦的申報直至1949年5月方才停辦，長達77年，不僅是近代歷史最久的報紙， 而且是商業性報紙的典型。它作為商業活動的一部分而誕生，其目的是為了贏利，當然是受市場規律的支配，而市場的一個方面就是各階層的受眾。申報創始人安納斯脫美查原為茶葉、棉布商人，后轉而經營報業。其創辦的申報在創刊號上便提出：傳統的記事文“維其事而荒誕無稽，其文皆典瞻有則，是僅能助儒者之清談，未必為雅俗所共賞?！眻罂恼聞t“求其記敘當今時事，文則質而不俚，事則簡而能彈，上而學士大夫，下及農工商賈，皆能通曉者，則莫如新聞紙之善矣”。因服務對象的不同，宗旨也必然不同，因此，每張銅錢8文的報紙以其低廉的價格

17、吸引了眾多的消費者，不久便將獲得甚豐的有10年歷史的上海新報擠垮。一批職業作家主持的報紙副刊和文藝期刊，更是要以其作品的傳奇性、娛樂性、藝術性符合大眾化的消費心理而求生存。因此，報刊鮮明的“讀者意識”和市場意識決定了報刊迎合公眾的平民意識。因此，市場規律像只看不見的手操作、制約、支配著近代報刊、出版事業這一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使之與社會變革的關系日益緊密，也日益世俗化，而不再局限于某一階層。從以上的討論還可以看出，文化傳播如此迅速地拓展，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還來自接受對象。傳統文化的接受者是士大夫、讀書人，與老百姓無緣。而晚清以降，由于社會變革的需要，為數眾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學生、職員、商販以及

18、逐漸形成的市民階層、準市民階層不僅分布在都市，而且也延伸到城市周圍的城鎮，這樣一個大眾化的受眾體對文化傳播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據19031905年初南京、武漢、杭州等11座城鎮的調查，當時這些地方共訂購報刊62種，20227份，除南洋官報由江寧各級官府分攤外，其余11000余份為民間私人訂閱，其中白話報刊14種，訂數達12531份，普通市民也加入了訂報行列（注：參見章開沅、羅福惠著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這一數字本身就說明文化傳播的受眾已突破了特定階層而走向了大眾，大眾的多層次需求又促使文化傳播的立體化。此時，在“維新”、“革命”派倡導的文學之外，純

19、娛樂、趣味性的鴛鴦蝴蝶禮拜六派文學也因公眾需要興起，并在相當長的時間經久不衰。因為讀者的大眾化，白話文作為傳統文言文的對立面被大力倡導，這一階段出現白話報刊一百多種就是例證。 到此為止，晚清民初的報刊、出版業的興盛，在當時條件下所產生的作用已顯而易見，如果沒有現代報刊業的興起，如果沒有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雜志作為陣地，很難想象之后發生的新文化運動會是怎樣的情景？這一階段文化傳播的世俗化、大眾化、市場化，直接觸及的是傳統文化及其體制，它反映、張揚的是各種繩索束縛下的人的要求，它參與了維新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使士大夫之外的各階層都享有接受文化傳播的權利并被文化傳播所影響，它將文學創作傳

20、播受眾這個原本來自大眾后被統治者據為己有的權利還給了大眾。所以說，這是域外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一次有效的碰撞和對話絕不過分。如果我們不將目光、思維僅局限在“維新變法”的成功、“辛亥革命”的理想是否全面實現；如果我們的民族自尊不是病態、神經質的，那么就會清楚地看到這近百年域外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互動的結果，是域外文化與傳統文化得以溝通，并且使中國文化匯入世界文化長河，形成了一個民族文化急遽變革的過程，直至新文化運動才達到了一個新的提升。這一次文化大眾化的普及性盡管有限，但是畢竟是成功而且卓有成效的，況且這是在民族災難深重的危機中全方位完成的。 二、文化傳播與新知識群體的形成 傳教士除了引入域外報刊和出

21、版印刷技術，他們帶給晚清中國的還有科學和自由主義文化思潮。這是因為，面對盲目自大的中國士大夫的本位文化心態，傳教士為了自己的目的得以實現，不得不用報刊的淺顯文字介紹域外文化，并且開辦學校培養人才，使他們首先成為溝通中外文化的橋梁。這一切旨在打破清朝帝國鎖國排外的自尊自大，引入世界文明的宏闊背景使病入骨髓的晚清加快與世界接軌，方便域外文化的流布及市場的開拓。盡管這一舉措的實施與槍炮加辱中華是同步的，但卻在客觀上培養、造就了一批新式知識分子群體和文學創作隊伍。他們睜眼看世界，身上匯聚了在當時條件下所能接觸到的先進文化思想，努力變革舊體制，改變民族被異族侵略、凌辱的命運。他們不但成為晚清封建*的掘墓

22、人，而且也在努力“復興”民族文化，使日益自強的民族取得與域外民族平等對抗與交流的資格。當然，這一行程才剛剛開始。 晚清民初的這一新知識群體的形成是從文化傳播的另一形式教育的推廣而開始的。1859年以前，教會已在各地設立學堂50所，學生達1000人，主要是貧家子弟為學習謀生資本。時隔7年，教會學校、 書院又增加了24所，不但深入京師及偏遠的云、貴、甘、陜等地，并且將招生目標逐漸投向士林子弟、富豪人家，因為他們在社會影響中占舉足輕重的地位。只有改造、影響了他們，才能加快這一文化傳播的進程，減少干涉和阻撓。“李提摩太任廣學會總干事時，便計劃將10000名正式候補官員和34000名士子童生作為經常施加

23、影響、 進行系統教育的對象”（注：參見章開沅、羅福惠著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足可見傳教士辦學的目的和改造、影響中國的決心之大。到1889年，新教學生已達16863人，1895年增至21353人。1892年，天主教有學校633所，學生10917 人（注：參見中國基督教會差會手冊326頁，1898年第二部分。）。 上海圣約翰學校于1891年正式開設大學課程。 迫于傳教士辦學的高漲之勢，以及外交人才中匱乏懂外語者，晚清官僚層的有識之士才紛紛建議開辦學館，廣采西學，至1895年甲午戰爭前，中國共自辦學堂25所，在校學生約2000人，主要是適應洋務需要而辦

24、的一些水師、武備、造船學校。由于時勢和民意，19世紀最后五年，新式學堂有了長足發展，18951899年，全國共興辦學堂約150所， 其中僅百日維新期間就有106所，學生總數達到1萬人。到1916年，不包括四川、貴州、廣西省和未經立案的私立學校，全國已有學校121119所。至辛亥革命前，還向美、日及歐洲國家派遣了數以萬計的留學生（注：參見章開沅、羅?；葜容^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清楚地認識到晚清民初這一由新式學堂和留學教育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群體，在科學、民主、自由的思潮影響下逐漸成熟，并對近代社會變革及新文學產生給予很大影響和作用，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25、。因為他們不僅是文化傳播的結果，而且是文化傳播的活性載體。 西方“天賦*”的思想，傳教士早就零零星星地介紹過。1875年6月12日，基督教會在上海的萬國公報登載了一篇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云：“其治國之權屬之民?！敝^民主國，不論君臣、小民應人人平等，因為“均是人也”。這是一篇較早向中國介紹國外民主、自由思想的文章，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各民主國的章程等。但真正注意到民主、自由對于中國民族發展的重要性，并在這一方面有獨到見地的是經過系統域外學習的嚴復等人以及維新、革命派人士。嚴復早年留學英國，精通英文，翻譯天演論介紹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理論，影響深廣。因為他能較深入地考察中外文化，所以

26、才提出：“夫自由者，各盡其天賦之能事故言自由，則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民主之權?！保ㄗⅲ簢缽椭骺推阶h。）因此，“今日之治，莫貴乎崇尚自由”（注：嚴復老子評點。）。梁啟超受域外文化浸染較深，主要是因了報刊及翻譯的影響，并加之流亡日本的親身體會。所以，他不僅使嚴復提出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國民性思想研究走向深化，而且指出了中國國民積弱的根本原因。他認為，*（政）體造成國人奴隸性之中最可怕者為“心奴”，如此下去，國無國格，人無人格，國豈不亡乎？對“自由”的理解比嚴復更進一層，直指“自我”、“個人”。要自由，就必須打碎束縛人性的枷鎖，不然，“有*則無我輩”（注：梁啟超擬討*政體檄，

27、梁啟超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盡管嚴復、梁啟超后來曾出現與此矛盾的言辭，使“自由”學說陷入困境，但這是歷史形勢所迫的緣故。因為民族危機日重，他們作為智者不得不考慮國家之于民族的重要性，所以試圖找出個人自由與國家的中間物。但由于歷史局限，他們搖擺于傳統與域外文明之間而找不到出路，又不得不將目光從現實轉向過去。學貫中西的王國維試圖打通中西藝術溝通的渠道，并在此方面作出了不朽的建樹，但由于現實的局限，他的思想也不能為世人理解，使他不得不陷入痛苦的思考中。但這一切恰恰是后來的思想先驅者要解決的難題：域外文明與傳統文明只有碰撞、激活，才能使民族文化復興，產生強大的生命力，簡單地移植或者想以

28、此文化改造、取代彼文化，都是不實際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嚴復、梁啟超由于歷史和時勢的局限，陷入了兩者的矛盾之中是必然的。 晚清的這一自由、民主思潮的矛盾也深深地印在辛亥志士身上，革命者反對傳統文化其實是出于顛覆舊政權、舊體制的一種需要，而不是說明他們果真已徹底割斷傳統。盡管他們中大多數人留學海外或接受新學，接受過域外文明的洗禮，但他們的意識仍深埋在傳統的土壤中，這一點就是連他們自己也不能否認。這就是為什么辛亥革命爆發了，但國民依然愚弱，復辟帝制者十分猖狂，革命的陣營也出現南轅北轍的分化，根本原因便是文化的局限及制約性。但與此同時，隨著辛亥革命的深入和發展，卻有一種文化反思的言論十分引人注目，其基礎是進化、競爭、自由、民主、科學、平等等近代資本主義的文化價值觀。盡管他們所占的位置非主流角色，但其激進的鋒芒卻顯示了這一股文化革命思潮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注：參見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122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1月版。）。 1903年起，陳獨秀先后參與創辦了國民日日報、甲寅雜志等，“開風氣，倡革命?！迸袀鹘y文化的毒害。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陳獨秀在晚清以降就一直反思傳統文化，致力于開啟民眾、宣傳革新的思想活動。此外，還有兩個人物值得一提，那就是蔡元培和魯迅。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際發動者之一，他以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的主張廣納賢才，使他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