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到民間去”與文學再造：周作人漢譯石川啄木無結果的議論之后前后摘 要：本文通過對周作人譯石川啄木詩無結果的議論之后兩次刊登前后思想脈絡的梳理，考察周作人 民間理解在1920年前后發生的重要變化。五四時 ，周作人對 民間”的理解 由無政府主義而入托爾斯泰主義和新村主義。 胡適的批判、翻譯石川啄木無結果的議論之 后，則推動現實民間”問題進入周作人視野。圍繞如何處理 民間”，周作人陷入精神危機， 他最終回到文學，謀求以民俗學克服 民間”負面性后，以文學表現 民間”的普遍情感。關鍵詞：到民間去；石川啄木；周作人；一緣起:作為翻譯事件的“到民間去”1920年代，到民間去”口號在中國的流行和傳播一度引人矚

2、目。這一源自俄國19世紀后半期民粹主義運動的口號是如何進入中國并得到傳播的，學界長期以來語焉不詳。 盡管絕大多數論者都認同，李大釗1919年初寫作的青年與農村一文是 到民間去”口號傳播的 重要推手，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年與農村雖描述了俄國民粹派的行動，這一具體口號卻沒有出現。將俄文口號“V Narod譯為中文 到民間去”的并非李大釗，而是新文化運動的另一 重要人物周作人。1918年5月，周作人在讀武者小路君所作一個青年的夢中首次 將“V Narod譯為到民間去”。而直到1919年初李大釗發表青年與農村，俄國民粹派的歷史和實踐才繼晚清的虛無黨熱潮后，再度為中國讀者所注目。如果說 ，晚清革命黨人更多

3、地為俄國民粹黨人殺身成仁的暗殺行動所鼓舞，那么在1917年俄國革命勝利后，至“民間去”運動作為俄國革命的一個準備階段為中國讀者所捕捉，就顯示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革命的理解發生了根本轉變。事實上，如果從俄國角度來理解 到民間去”無論是在民粹派的自我敘述中，還是對贏得了革命勝利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而言，至至民間去”運動都是失敗的。然而，這場失敗行動所提供的政治口號卻在1920年代的中國掀起了絕大的文化和政治動能，這不僅彰顯了中國 20世紀初政治和文化變動的獨特性，也呈現了翻譯行為所打開的獨特空 間:將“V Narod翻譯為 到民間去”并不意味著在中國語境內照搬俄國民粹主義的設定和實踐，相反，它激發了

4、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解和文化想象維度。在這個意義上，到民間去”作為一個翻譯事件，值得我們繼續加以探討。本文試圖從周作人所翻譯石川啄木詩歌無結果的議論之后兩次發表前后的思想狀 況入手，討論這一時期 到民間去”在周作人思想視域當中的變化。1920年7月，周作人在晨 報上第一次刊登了這首譯詩 ，其中的詩句如此寫道：我們的且讀書且議論/我們的眼睛的輝 耀/不亞于五十年前的俄國的青年 /我們議論應該做的什么事/但是沒有一個人用拳擊桌/叫道 到民間去！ (V Narod!)。這一翻譯行為的意義無疑是多重的。石川啄木的無結果的議論 之后原作于 1910 年日本大逆事件之后 , 其詩中對 “到民間去 ”口號的使用

5、 , 本有具體的現實 語境 ;但在 1920 年的中國 , 它首先呼應了五四后的高漲情緒 , 也準確傳達出青年學生和知識 分子對自身欠缺實踐、 隔膜于民眾的焦慮。 就在這首譯詩發表一個半月之后 , 少年中國學會、 覺悟社、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互助團五個京津地區的青年團體決議聯合組成 “改造聯合 ”,李 大釗成為其指導者 , 到“民間去 ”也成為寫入 改造聯合宣言 的共同口號。 這一事件表明 , “到 民間去 ”已經從思想介紹的對象 , 轉而成為了介入中國現實和實踐的推動力。對周作人自身而言 , 這首譯詩的選擇也同樣別具深意。 1917 年 4 月 , 周作人從紹興來 到北京 , 進入了新文化運

6、動的中心。他很快嶄露頭角 , 1918 年底憑借人的文學成為新文 學建設初期最重要的理論家。 1919 年 , 在日本大正民主的空氣和國內五四運動爆發的雙重 刺激下, 周作人以文化為手段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進一步高漲, 3月15日, 他在日本的新村一文中首次介紹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實踐;同年夏 , 周作人親自訪問了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 , 此后成為新村運動在中國最為熱心的鼓吹者。 新村運動為周作人帶來了更 大的聲望 , 同時也為其招致不少批評。其中 , 來自新文化運動同一陣營的胡適批評尤為尖銳。 無結果的議論之后 某種程度上正是對這些批評的回應。 在詩后附言中 , 周作人如此說 : “我

7、們現在嘴里說得天花亂墜 , 卻曾經做過什么事 ? 讀啄木的詩 , 不能不感到慚愧。借別人的皮 鞭, 來打自己的背脊 , 這是我譯這一首詩的意思。 ”實際上 , 周作人翻譯 無結果的議論之后 , 與他彼時熱情投身的新村運動之間的呼應 關系 , 已經被研究者們普遍注意到。 本文則試圖從另一個層面展開問題 , 即:周作人到底如何 來理解和把握 “到民間去 ”這一口號 ?“民間 ”對他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 , 周譯 無結果的議論之后實際發表過兩次 , 第二次發表在約一年后的 1921 年 8 月 , 他將該詩 與石川啄木的四首其他作品 , 以及與謝野晶子、千家元麿等日本作家的詩作一起收錄

8、 , 成為 雜譯日本詩三十首。 而縱觀周作人的人生軌跡 , 該詩的兩次發表正好跨越了周作人思想 變動的重要時期。 1921 年 , 周作人因罹患腹膜炎移居西山修養 , 于此時經歷了重大的精神危 機。病愈后 , 周作人不僅再未提起一度熱情向往的新村 , 而且以 1922 年初發表的自己的 園地為標志 , 他從社會改造的實際運動退縮 , 回到似乎更重個人性的文學工作。但與此同 時, 周作人的文學工作中又保留了鮮明的 “民間”性, 他在“自己的園地 ”專欄中對歌謠、 神話傳 說、童話等民間文學形式的介紹與討論 , 不僅是他文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 亦構成嗣后中 國民俗學 /民間文學的一個重要起點。

9、 1922 年底歌謠周刊發刊詞中所謂的研究歌謠的兩 個目的 學術的與文藝的 就來自周作人。在這個意義上 , 以無結果的議論之后漢 譯的兩次發表為起始 , 追究周作人這一時期對 “民間 ”把握方式的變化 , 首先可能提供理解他 從參與社會實踐到理想破滅、轉回個人和文學的線索 , 其次 , 從周作人的個案出發 , 我們也 可窺見 “到民間去 ”口號以何種方式和軌跡 , 從政治領域逐漸擴散至文學、學術 , 并形塑了后 者的發展方向。 從而 , 到“民間去 ”不僅僅是一個從俄語、 日語到漢語的語際跨越實踐 , 而且也 構成從政治、社會運動到文學、學術的“翻譯 ”行動。“到民間去”的多重意義空間1920

10、年6月底，在討論新村運動的巨大聲浪中 ，周作人首次翻譯了石川啄木的無結 果的議論之后，翻譯的動機則普遍被理解為正傾倒于新村運動的周作人深受詩中革命熱情 的激勵。這一概括當然并無問題，不過仍有部分細節存在進一步探討的必要和空間。實際上,作為一個輿論話題的新村運動 ，自1919年3月由周作人首次提出以來，所引發的觀感和態 度也不盡單一。如果說在周作人引介新村運動的初期，輿論普遍持支持和贊譽態度，那么當胡適于1920年1月對新村設想提出正面批評后 ，風向就發生了變化，對新村的各種批評逐 漸增加。針對胡適的意見，周作人本人除第一時間的回應外，五個月后，在北京青年會對社會實進會發表的演講新村的理想與實際

11、中，再度就胡適的質疑進行了解釋。同月底 ，周作人翻譯了無結果的議論之后。如果注意到這一背景，那么周作人在譯后附記中所說的：十九世紀中俄國青年的 到民間去勺運動，的確是值得佩服，不是明治時代發無結果的 議論的青年所能及的。但這也只有他們自己以及俄國人才能攻擊他們，我們便沒有這資格。我們現在嘴里說得天花亂墜，卻曾經做過什么事？”便顯得別有深意：它一方面當然是周作人 對自己不曾做過什么事”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對關于新村的種種無結果的議論”的含蓄反擊。不過，仍需追問的是，周作人此處作為理想提出的 到民間去”，到底具體指什么？ 要理解周作人所謂的 到民間去”的指向，石川啄木無結果的議論之后的創作背景是

12、 一個不能忽略的線索。作為日本近代著名的短命天才詩人，石川啄木1886年誕生于巖手縣的一個清貧之家。中學退學后，石川只身闖蕩東京，試圖以文學立身。雖然不久即獲文名，但 經濟上，石川一直掙扎于溫飽線上，一度為謀生遠走北海道。1908年，石川啄木再回東京， 一邊依靠朝日新聞社的校對工作度日，一邊從事文學創作。四年后，年僅27歲的石川啄木便因肺結核在貧病交加中死去。石川啄木在日本文學史上以短歌體裁的創新最為聞名，但作為其晚期作品的無結果的議論之后，不僅在形式上與其最為出名的短歌創作有相當距離，而且該詩是在1910年日本 大逆事件”刺激下寫成，也是石川本人政治上走向激進的重要標 志。無結果的議論之后首

13、次發表時本是一首六小節長詩，后來石川啄木將各小節拆分并另附標題，又增添了新寫作的兩首短詩，合編為生前最后一本詩集手稿 叫子與口哨（呼 子七口笛）。實際上，周作人在1920 1921年間兩次翻譯發表的共五首石川啄木詩作，均出自叫子與口哨詩集；其中除飛機之外，都是原長詩無結果的議論之后的組成 部分。根據日本學者近藤典彥的解讀 ，長詩無結果的議論之后實際是獻給因大逆事件而 被殺的幸德秋水等人的 鎮魂歌”。整首長詩中不斷出現的俄國民粹黨人相關意象（如到民間去”口號、恐怖主義者”、索菲亞佩羅夫斯卡婭的肖像等），正與大逆事件的相關者構成重疊。 幸德秋水不僅是最早在日本宣傳到民間去”運動的人，也是石川啄木知

14、曉這一口號的直接源頭。管野須賀則直接在法庭上承認，參與暗殺活動，是模仿1881年刺殺了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女民粹黨人索菲亞 佩羅夫斯卡婭的所為。而從石川啄木創作 無結果的議論之后 前一個月寫作的筆記 V NAROD SERIES:A LETTER FROM PRISON 中，我們可以大概窺見他關聯俄國民粹黨人與日本大逆事件相關者的意圖所在。 這篇筆記開篇即全文抄錄了幸 德秋水的自辯詞 , 其要點在于辨析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是愛好自由和平、憎惡壓迫與束縛;恐怖主義手段并非無政府主義的必然伴隨物 , 而是由不完善的社會環境造成的。筆記末尾, 石川又抄寫了克魯泡特金自傳(我的自傳 ) 中關于俄國民粹主

15、義小組和 “到民間去 ”運動的內容 , 克魯泡特金對一般將虛無黨等同于恐怖暗殺的錯誤觀點作出澄清 , 說明俄國虛無黨 人事實上是一群憎惡社會不公的誠摯青年 , 他們的真正理想是以互助合作方式謀求自身經 濟獨立 , 以及通過 “到民間去 ”運動改善農民被奴役的狀況。在這個意義上 , 石川啄木選擇 “到 民間去 ”作為詩歌中反復出現的主題 , 顯示出相較恐怖暗殺 , 他也更認同這一運動所體現的 無政府主義者 / 虛無黨人理想。然而 , 如果說俄國的 “到民間去 ”運動被政府壓制 , 最終導致了 “要以行為替代語言的人們出現 ” ,也即民粹派向恐怖主義暗殺活動的轉向, 那么日本的情況則更為復雜。在

16、V NAROD SERIES:A LETTER FROM PRISON 中石川啄木自己寫作 的Editor s Note部分，石川描述了他周圍一般人對于大逆事件的隔膜。某種程度上，這正是因為 “沒有一個人握拳擊桌 /叫道: 到民間去 ! ”或,者說 , 是由于日本無政府主義者自身在踐 行上的缺失。但與此同時 ， 石川啄木也清楚看到 ， 明治政府針對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高 壓政策并沒有留下踐行的可能空間。石川啄木提出 “到民間去 ”的問題 ， 其批判因而是雙重性 的， 它一方面指向無政府主義者自身 ， 另一方面也指向了制造悲劇的日本明治政府。那么， 周作人對于石川啄木詩中的這些指涉是否清楚呢?

17、事實上 ， 如果對周作人的思想歷程稍作追溯即可發現 ， 周作人對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了解早在晚清即告開始 ， 其理 解深度于其同輩人中也可謂突出。 1906 年 9 月， 周作人東渡日本 ， 彼時正值在日革命黨人 對俄國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興趣高漲 ， 民報 上登載了大量相關文章 ， 國內的 “虛無黨小 說”也流行一時。 與革命黨人過從甚密、 關心文學的周氏兄弟對這些情況無疑是非常了解的。 事實上 ， 周作人在赴日前夕翻譯的俄國小說一文錢 ， 其作者斯諦勃鄂克 ， 正是著名民粹 黨人司特普尼亞克 (Stepniack) ， 民粹派形狀錄 地底的俄羅斯 的作者。 在1907 年的讀 書雜拾、

18、1909 年的域外小說集著者事略中 ， 都有周作人為司特普尼亞克寫作的 小傳。 1907 年， 周作人在劉師培主辦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天義報上發表了論俄國革命 與虛無主義之別 ， 該文實際上是對克魯泡特金自傳的摘譯再加以發揮 ， 并且摘譯的這一部 分很大程度上與石川啄木1911年在 V NARODSERIES:A LETTER FROM PRISON 篇尾所引克魯泡特金自傳內容重合。 從該文來看 ， 周作人此時已經知曉了克魯泡特金所澄清的 虛無黨人與恐怖主義、革命者間的區別 ， 對俄國從 1 9世紀中葉到 1905 年間的革命史也有 所了解。該文也涉及了民粹派 “到民間去 ”的運動， 此時被周作人

19、譯為 “趣民間 ”。克魯泡特金 自傳實際上也是對俄國民粹派 “到民間去 ”活動作最為清晰的一手記錄之一。經由該書了解俄 國民粹派歷史的周作人 ， 對該話題認知之深 ， 不僅在晚清知識分子中出類拔萃 ， 即便到五四 時期也仍是如此。 李大釗雖因 青年與農村 一文被認作在中國傳播民粹主義思想和行動模 式的關鍵人物 ， 但若與周作人相比 ， 李大釗的認知只能稱之為粗陋。 此外， 1910 1911 年間 大逆事件發生時，周作人也身在日本。據其晚年回憶錄記載，他是1911年1月24日從報紙 號外上得知這一事件的；此事對他構成了 一個很大的刺激”。從周作人的思想和生活經歷來看，他已經具備了了解石川啄木無

20、結果的議論之后 詩歌所指的知識背景。然而，文學閱讀和接受的復雜性正在于，不能僅僅從知識脈絡的邏輯延伸上來把握；即便同一個意象或元素的出現，也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力量和結構造成，閱讀接受時的具體社會環境及思想傾向也應納入考慮。在下文中，筆者將結合周作人在翻譯無結果的議論之后前后的具體情境，考察不同的知識元素和實際遭遇如何在他的思想脈絡糾 纏，影響到了其對 到民間去”的理解和把握方式。三從“到民間去”到理想的“人”在現有的學術討論中，關于周作人早年接受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影響的主流觀點，是將這一傾向與周作人五四時期的思想特征進行勾連，認為其構成了周作人接受新村理想的基礎。不過，在日時期的周作人對無政府

21、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想接受多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 選擇、又在多大程度上可與其后的思想動向視作一個連貫的發展過程，值得進一步辨析。根據周作人晚年回憶，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實際是魯迅囑其節譯改寫的；從周作人后來對克魯泡特金的引用來看，他無疑也更重視后者的文學見解。雖然周作人在日本親身經歷了大逆事件的沖擊，此事對周作人的影響也并不像石川啄木一般直接。周作人首次在文章中提及大逆事件，已是12年后的1923年;查考其1911年5月歸國后的日記，亦難找到可能 與此事相關的閱讀動向或他種證據。事實上，與俄國無政府主義相關的思想元素再度在周作人的閱讀寫作中集中出現，已是周作人到北京后。1917年4月初，周作人從

22、故鄉紹興來京，進入北京大學工作，隨后立即 經歷了張勛復辟。此事讓周作人 深深感覺中國改革之尚未成功 ，有思想革命之必要”。而次 月錢玄同的來訪，除開促成了魯迅寫出狂人日記外 ，也使得幾年來一直 臥治”紹興、耽 于搜集閱讀神話傳說、童話兒歌”等民間故事”的周作人再度開始了紹介西方文學的工作。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國民精神進于美大”這既是周作人留日時期的文學理想，也是其五四時期以文學方式開展 思想革命”的邏輯起點。周作人 1918年被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 年的夢打動，正因為該文本試圖以文學感得痛切不過”的力量，來促使人民自求積極的平和”同時，也是在讀武者小路君所作一個青年的夢中 ，周作人再次提到了

23、到民間 去”一-且不是在討論俄國民粹派行動的意義上，而是用這一語匯來描述托爾斯泰及其弟子們的態度：至于解決的方法，他們也不一致：Tolstoj提倡無抵抗主義，實行當時口號V Narod”到 民間去）這一句話;親自種田斫木，做皮鞋去了。 Garshin想拔去 紅花” 一切罪惡的象征）, 拔不掉，自己從樓上跳下來死了。Andrejev隨后做了一部小說七個絞罪犯，看了又是要出冷汗的書。Kuprin作了半部小說，名叫一個 坑”字,現在不曉得下卷出了沒有，其中是講 娼妓生活的。這兩個人的意見 ，大約都是抱定一個 人”字，彼此都是個 人”此外分別，都是虛偽 , 如此便沒有什么事不可解決 , 這是最樂觀的思

24、想。 但是 “人類互相理解 ”,怎樣能夠做到 呢?答語大約也是說“V Narod!他們兩個人本來也是Tolstoj派的人！這段文字的背景是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周作人尤為贊賞俄國退出戰爭的舉動, 這也是他在討論日本作品一個青年的夢前 , 特別提到俄國和俄國文學的原因。周作人將一 戰與國內的軍閥混戰 , 乃至克里米亞戰爭、日俄戰爭等同觀之 , 認為是國家主義思想作祟 , 應當從思想上加以破除 , 托爾斯泰及其弟子們的文學和思想因而構成了完成這一任務的手 段。但嚴格說來 , 盡管托爾斯泰與俄國民粹派都重視農村 , 托爾斯泰本人與民粹派的主張和 行動實際并無干涉。考慮到周作人對俄國民粹派的了解程度

25、, 此處周作人將 “到民間去 ”嫁接 到托爾斯泰派身上 , 就不能簡單被當作“誤讀 ”,而反映了周作人在全新歷史條件下對“到民間去”口號的把握。在周作人看來 , 到“民間去 ”是托爾斯泰派的文學家們意圖 “達成人類互相理 解”,進而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分別”、 “虛偽 ”,并最終消滅戰爭的方式;而在托爾斯泰那里 , 它又直接體現為去到鄉村 “種田斫木 ”、 “做皮鞋 ”的體力勞動。很明顯 , 周作人雖然推重托爾斯泰派的 “彼此都是個 人,此外分別 , 都是虛偽 ”的觀念 , 但對于他們到民眾中去的贖罪式苦行卻并不滿意。 這不僅體現在嗣后周作人直接表示托爾斯 泰“專重手的工作 ,排斥腦的工作 ”而

26、, 且從他深受武者小路實篤著書以感人這一行為所動 來看 , 他此時也更看重用文學或思想來促人覺醒的方式。同年底 , 以寫作人的文學為開 端, 周作人更試圖進一步從理論上將托爾斯泰派論述中的 “人”之概念各方面邏輯推到極致 , 來解決 “人類如何互相理解 ”的問題。關于此一理想的 “人”之概念 , 現有研究已多有闡發 , 筆者 在此不作詳述 ;概言之 , 它包含以下幾個要素:第一 , 人類的正當生活應當 “靈肉一致 ”。第二 ,因為 “彼此都是人類 , 卻又各是人類的一個”,所“以須營一種利己而又利他, 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 ”,在物質上 “各盡人類所及 , 取人事所需 ”,在道德上則 “革除一切

27、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 的因襲的禮法 ”。第三, 周作人將“個人”作為其“人道主義 ”的出發點。因為 “人類中有了我 , 與 我相關的緣故 ”,個人必會愛人類。而要做到這一點, 個“人”首先又需要 “使自己有人的資格 ,占得人的位置 ”。正如木山英雄所言 , 周作人相信 “個人與人類之間具有一種無媒介的一貫性”,謀求個人的完滿即可以直接導向人類間相互關系的圓融。 周作人因而否棄了 “宗族、鄉黨乃至民族、 國家 ”等一切現有的群體形態 , 只認可在完滿實現的理想個人生活基礎上的群體聯合。這也 構成了他超克國家主義和戰爭的獨特 “思想革命 ”。但與此同時 , 在此意義上 , 不僅“到民間去 ” 式的實

28、踐失去了必要性 , 連其設想中文學的意義和形態也發生了變化。 如果說周作人從晚清 以來始終堅持文學具有 “移人情”、“救精神之衰 ”的能力, 也就是說, 群體聯合的可能和對現世 的超越被寄托于文學的創造性之上;那么在理想的“人”之理念映照下 , 文學則被轉化為 “用這人道主義為本 , 對于人生諸問題 , 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其作用或在于正面摹寫“理想生活 ”或在于丈量理想和現實間的差異。在平民文學中, 周作人將 “真摯”、 “普遍 ”定為平民文學的兩大美學要素 , 但這二者的達成 , 實際上也是實現理想的人類生活和倫理后的自然產 物。文學的創造性以及聯結人類的能力的規模和限度, 已經被 “人

29、”之理想預先規定了。如此一來，周作人轉向從現實層面上謀求人的理想生活和群體聯合的新村運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四“群”“鬼”之再來與“到民間去”的轉向從1918年10月周作人首次致信日本的新村總部,到1920年底為民國日報之批評副刊 新村號”撰文，這一時間段大致構成了周作人早期重要的新村”時期。關于周作人介入、并在中國宣傳新村運動的前后細節，學界已多有研究，筆者在此不作贅述。對周作人的新村設想展開了正面批判的則是胡適。1920年1月15日，胡適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題為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的演講記錄，直指周作人的設想是 獨善的個人主義勺一種”認為其本質是 不滿意于現社會，卻又無可奈何，只想跳出這個社

30、會去尋一種超出現社會的 理想生活”。如果說，對于胡適的諸多批評論點，周作人尚能在自身邏輯內部加以回應解決，那么下面這段所提出的問題則是周氏難以回答的：可愛的男女少年！我們的舊村里我們可做的事業多得很咧！村上的鴉片煙燈還有多少 ？村上的嗎啡針害死了多少人 ？村上纏腳的女子還有多少 ？村上的學堂什么樣子？村上的紳士今 年賣選票得了多少錢？村上的神廟香火還是怎樣興旺 ？村上的醫生斷送了幾百條人命 ？村上 的煤礦工人每日只拿到五個銅子 ，你知道嗎？村上多少女工被貧窮逼去賣淫 ，你知道嗎？村 上的工廠沒有避火的鐵梯，昨天火起，燒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嗎？村上的童養媳婦被婆婆 打斷了一條腿，村上的紳士逼他的

31、女兒餓死做烈女，你知道嗎？胡適以極富感染力的語言描述了這一時期中國鄉村嚴峻的社會實景。這樣的現實不僅 襯托出新村計劃的高蹈，而且鄉村在文化、教育、風俗上的保守乃至殘酷，也正是包括周作人在內的新青年同人們幾年來致力攻擊和改造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周作人也不得不承認其設想的 迂遠”。與此同時，由胡適點明的中國鄉村現實狀況又使得周作人對自身設想的一 個關鍵環節產生了懷疑：新村運動要謀求最終成功，所依賴的是無論貴賤貧富，一樣都是同 類的人”觀念，相信 同類相待的和平的方法”能夠 喚醒他們來，共同造起地上的樂園”。此種 信念當然本與周作人相信個人到人類可以實現無媒介貫通的觀點一脈相承，但同類相待的和平的

32、方法”能否喚醒所有的人，卻是一個未經討論的問題。6個月之后，在對社會實進會所作的演講中，周作人首次承認了這一邏輯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總之新村的人不滿足于現今的社會組織，想從根本上改革他，第一，他們不贊成暴力，希望平和的造成新秩序來。第二，他們相信人類，信托人間的理性，等他醒覺，回到正路上來。譬如一所破屋，大家商量改造，有的主張順從了幾個老輩的意思，略略粉飾便好，有的主張違反了老輩的意思，硬將屋拆去了，再建造起來。新村的人主張先建一間新屋，給他們看，將來住在破屋里的人見了新屋的好處，自然都會明白，情愿照樣改造了。要是老輩發了瘋，把舊屋放火燒起來，那時新屋怕也要燒在里面，要是大家極端迷信老輩，沒有

33、人肯聽 勸告自己改造，那時新村也真成了隱逸的生活 ，不過是獨善其身罷了。但他不相信人類會如 此迷頑的，只要努力下去，必然可以成功。這理想的、平和的方法，實在是新村的特殊的長處，但同時也或可以說是他的短處 ，因為他信托人類，把人的有幾種惡的傾向輕輕看過了。 可是對于這個所謂短處，也只有兩派主義的人才可以來非難他，這就是善種學（Euge nics） 家與激烈的社會主義者。我相信往自由去原有許多條的路，只要同以達到目的為目的，便不妨走不同的路。方才所說的兩派與新村，表面很有不同，但是他們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想造起一種人的生活，所以我想有可以補足的地方，不過我是喜歡平和的，因此贊成新村的辦 法罷了。盡

34、管周作人并不承認在廣義的人類和個人之間的一切群體形式，但經由胡適的提醒，現實存在的 老輩”及其追隨者們卻不得不在周作人的思想視野中浮現出來。老輩們”所代表的現有群體形式是模糊的，其指向可能從宗族、鄉黨一直延伸至民族、國家；但老輩”們所抱有的迷頑”和惡的傾向”阻礙了人間的理性”發生作用，這一點卻是明晰的。然而，周作人此 時既不能放棄理想之 人”的設想，又不能滿足于胡適所提出的慈善主義式的解決方案，他只能暫時寄希望于善種學 （Eugenics，現譯優生學）和社會主義來解決這一問題。根據坂元弘 子的研究，五四前后在中國傳播的優生學話語一方面與戀愛、夫婦關系、家庭模式等女性解放問題相關，另一方面，貝U

35、關系到社會衛生和生殖醫學上的人口、生育控制等問題。周作人 所謂的以善種學對抗 老輩”們，其意當然在后者。激烈的社會主義則更明確地指向了以暴力 革命重建社會的方式。周作人對社會實進會的演講新村的理想與實際 作于1920年6月19日。約十天后，周作人即在晨報上首次發表了石川啄木無結果的議論之后譯詩。新村的理想與實際從而構成了周作人翻譯該詩的重要背景。這兩個文本之間的關聯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觀察:首先，無結果的議論之后 原詩一個重要批判指向，是知識分子耽于空談，沒有到民 間去”而對于承認了 老輩”們作為新村理想之障礙的周作人而言，老輩”所代表的 迷頑”惡”正構成被其所忽視的 民間”現實。事實上，就在

36、新村的理想與實際發表次日，周作人還寫作了一首新詩愚人的心算，這首詩中暗諷的民眾因襲、帝王思想、自以為是，均可在后來周作人對于民間的批判文字中找到。在這個意義上，周作人自陳翻譯石川啄木詩以借別人的皮鞭，來打自己的背脊”，在敦促知識分子投入實際行動之外，還包括了自己對民間現狀重要性認知不足的知識和思想反省。其次，如前所述，無結果的議論之后作為石川啄木走向激進的轉折點，其與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關聯性是清晰的。這一點盡管在周作人 1920年翻譯的這一小節中體現并不明顯，但作為譯者的周作人毫無疑問對此心知肚明。根據周作人詩后所附譯記，該詩譯自生田春月選編的日本近代名詩集；而該本詩集中同樣也選入了叫子與口哨

37、詩集的其他作品，一勺可可（1921年周作人譯為科科的一瓢）中甚至直接出現了 恐怖主義者/的悲哀的心”這樣的詩句。對于直接在日本經歷過大逆 事件的周作人而言，這些指涉當然不難明白。在這個基礎上 ，周作人翻譯無結果的議論之 后這一行為，本身就蘊含了走向激進的社會主義道路來掃除老輩”們的意圖。五“民間”、“學術”與“文藝”如何處理 “民間 ”因而成為嗣后周作人思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然而 , 對此時的周作人而言 , 所謂的處理本身就可能包含兩個面向:其一是從思想和認知上加以清理, 其二是從實踐層面上進行對抗。第一個方向在此后周作人的寫作和思想中的痕跡是清晰的。無結果的議論之后刊 登后不到一個月 ,

38、 周作人即發表了鄉村與道教思想 , 在這篇文章中 , 周作人運用其從東 京時期即開始涉足和關注的英國人類學和民俗學方法 , 展開了對彌漫于鄉村中的道教思想 的批判。根據趙京華的總結 , 周作人在日期間曾接受過兩種不同的處理 “民間 ”的民俗學思想 脈絡，西洋一脈主要以弗雷澤、安德魯朗等英國文化人類學為代表，著意于 考察民俗習慣以及原始部落的野蠻習俗 , 解釋文明社會的歷史進程 ”,周作人則將其用作考察社會進化和 改造國民性的手段。在鄉村與道教思想中 , 周作人要挖掘和鞭撻的 , 正是道教思想的原 始性、野蠻性對 “改造社會的人 ”所起到的反作用。不過需要澄清的是 , 周作人使用英國文化 人類學

39、方法來批判國民性 , 并不自鄉村與道教思想始;在1918年底到 1919年初發表于新青年上的幾篇隨感錄中 , 這一方式已有所顯露。但鄉村與道教思想與前作的 微妙差異在于 , 如果說隨感錄幾篇的批判仍都有明確的論戰性和指向對象, 使得抽象的文化批判依舊能夠落實回具體而微的事件和語境中去 , 那么鄉村與道教思想從診斷到批 判則都是宏觀性的 , 鄉“村”和“道教”構成了被判定和估量的整體 , 拜“物教”、 “精靈崇拜 ”、相信 “命”與“氣運”的迷信 , 成為“鄉人的思想 ”的結構性問題 , 需要得到全盤清理。 “鄉村”或“民間” 在此作為一個不依附于事件與行動的獨立空間被凸顯出來 , 其存在本身就

40、構成了社會改造 的障礙。另一方面 , 在思想和認知上對 “民間”理解的進一步深入 , 尤其是對 “民間”負面性的指認 , 邏輯上似乎應該引導周作人走向第二個方向 , 即實踐意義上的對抗。然而事實上 , 周作人卻 陷入了更深的思想混亂。 1920 年底, 周作人罹患肋膜炎 , 至次年 9 月方康復。身體的病痛 似乎成了精神危機的導火索 , 在這一時期寫作的詩歌、文章中 , 周作人不止一次地表達了他 的惶惑 : “我近來的思想動搖與混亂 , 可謂已至其極了 , 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 , 共 產主義與善種學 , 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 , 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 , 卻又不能調和統一 起來

41、, 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 ”精神危機的核心實際在于周作人不能決定以什么樣的方式來處理“民間 ”。尤為關鍵的是周作人自己在面對 “民間 ”時, 也感到無法再堅持平等、理想地相待的邏輯 , 他“不能愛 ”: 師只教我愛 , 不教我憎 , /但我雖然不全憎 , 也不能盡愛。 /愛了可憎的 , 豈不薄待了可愛 的?/農夫田里的害蟲，應當怎么處?/為了稻苗，我們卻將怎么處？我們說愛昇愛一切眾生,/但是我一一卻覺得不能全愛。/我不能愛那蒼蠅。/我憎惡 他們 ， 我詛咒他們。 /大小一切的蒼蠅們 ， /美和生命的破壞者 ， /中國人的好朋友的蒼蠅們啊 !/ 我詛咒你的全滅 ， 用了人力以外的 ， /最黑最

42、黑的魔術的力。由托爾斯泰而來的 “人”的理想因而發生了動搖。 但與此同時 ， 周作人也無法真正走上善 種學或社會主義的道路荊棘叢里有許多小花 , /長著憔悴嫩黃的葉片。 /將他移在盆里端去培植么 ?/拿鋤頭來將荊棘掘去了么 ?/阿, 阿, /倘使我有花盆呵 !/倘使我有鋤頭呵 !我愛耶穌 , /但我也愛摩西。 /耶穌說, 有“人打你右臉 , 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 ”摩/西說,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 ”吾/師乎, 吾師乎!/你們的言語怎樣的確實啊 !/我如果有力量 , 我必然 跟耶穌背十字架去了。 /我如果有較小的力量 , 我也跟摩西做士師去了。 /但是懦弱的人 , 你 能做什么事呢

43、?1921 年 8 月,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 9卷第 4 號上發表了雜譯日本詩三十首 , 除 將無結果的議論之后置于篇首再次發表外 , 還收有四首新譯出的石川啄木詩 , 均為叫 子與口哨 詩集中的作品。單就這五首石川啄木詩的翻譯行為來看 , 周作人似乎顯示出了益 發強烈的要將石川啄木與社會主義行動之間關聯呈現出來的欲望;某種程度上 , 這也契合了正迅速激進化的新青年刊物走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 周作人在此使用了 “雜譯 ”的方式 , 將石川啄木與謝野晶子、千家元麿、北原白秋等人的作品并列發表。事實上 , 雜“譯 ”形式周 作人 1920 年 11 月時已采用過一次 , 當時周作人表示 , 雜“

44、譯 ”的挑選標準是 “思想美妙 , 趣味 普遍, 而且也還比較的可以翻譯 ”,其“種類及思想 ”則“很不一律”。也即是說 , 文學標準的一致 而非思想傾向的統一 , 構成了周作人 “雜譯 ”的動力。雜譯日本詩三十首因而也應從這一 角度來理解。在選入的三十首作品中 , 既有無結果的議論之后等具有強烈現實指向和社 會批判的詩作 , 又有以同情筆觸描繪的民眾形象速寫（千家元麿蒼蠅 軍隊等 ） , 亦有輕盈曼妙、深具文字之美的即景抒情 （北原白秋鳳仙花 、木下杢太郎劄青石竹花 ） , 還有對中產階級不徹底性的自我反省 （西村陽吉中產階級 ） 。這些詩作紛雜的取向一方 面構成了此時周作人精神危機和思想混

45、亂的表征 , 另一方面 , 其能夠在 “雜譯 ”的穹頂下得到 統一 , 也表明文學已經成為了周作人處理個人思想危機的一種特殊方式:如果思考的核心并不在選擇一條邏輯徹底的思想道路 , 而是新文學如何發展推進 , 那么各不相同乃至互相沖 突的思想當然可能經由文學的中介 , 實現 “決意放任 ”、 “并不硬去統一 ”。事實上 , 仔細觀察也可發現 , 即便在嚴重的精神動蕩中 , 周作人的文學工作仍在逐步 開展 , 甚至更為切實。在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中 , 周作人已經構想在 “容納新思想 ”、“表 達及解釋特別國情 ”的基礎上發生一種新文學 , 可“由藝術界而影響于實生活 ”。1921 年病中 , 他

46、開始踏實地設想美文、 小詩等新的文學形式的發展方向 , 也希圖通過引入基督教這樣的外 來宗教中的平等、愛的精神 , 以更新中國新文學的內核。病愈后 , 1922 年初 , 周作人正式宣 稱, 要回到 “文藝”這塊“自己的園地 ”。應該說 , 周作人的回歸文學 , 其意義至少可以從兩個方 向上來把握 :首先, 這一“回歸 ”的前提 , 無疑是在現實性 “民間”存在的觀照下 , 其新村及人學 理想的破滅 , 以及周作人對自身無力真正參與社會行動的體認。在這個意義上 , 文學工作對 周作人而言包含了特殊的 “個人性 ”,它一方面指向過度高蹈的 “人類”理想 , 意圖以個人作為 更加堅實的出發點 ;另

47、一方面又包含了以正當、真實的個人生活欲求為普遍基礎, 批判現實之“群”和“民間”的壓抑性和腐敗性的涵義。 其次 ,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 , 周作人雖然宣稱要退回 作為“自己的園地 ”的文學, 但這卻并不意味著周作人放棄了對社會問題的興趣和介入努力 ;毋寧說，文學作為個人與群體之中介的意義反而再度在此時凸顯出來。1921年5月，在對少年中國學會的演講中，周作人通過比較文學與宗教，認為文學 不必假借神的力量”而能夠 將大家的共同感情發表出來”、達到無形中彼此就互相聯絡”的效果。不過，與文章或革，思 想得舒，國民精神進于美大”時期不同，對經歷了新村理想及其破滅、確認了民間”之負面性的周作人而言，國民精

48、神”不再可能如其在晚清時設想的一般，是一個存在于時間序列頂端的完滿存在，亟待通過文學激發和 光復”國民性”自身的內部結構也需要得到分析 ，并克服 其負面性因素。這也就意味著 ，在文學發揮其聯結性、超越性功能之前，仍需民俗學（尤其是英國人類文化學式樣的民俗學方法）對國民性展開解剖和批判。但與此同時，民俗學除開透視國民性野蠻、落后因素外，因其對民間”的貼近和注視，它還要承擔另一項任務：發見在 這些野蠻風俗、原始遺存中蘊含的普遍國民心情。在1921年9月所譯的在希臘諸島的附記中，周作人強調了希臘民俗研究在了解希臘文學上的作用，并提出：若在中國想建設國民文學，表現大多數民眾的性情生活，本國的民俗研究也

49、是必要，這雖然是人類學范圍內的 學問，卻于文學有極重要的關系。”也即是說，通過重新設想文學的功能和邊界，周作人找到了自己處理 民間”的方式。在1922年開始的自己的園地”專欄中，歌謠、異物、神話與傳說、謎語、童話，構成了周作人討論文藝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周作人對這些體裁的興趣由來已久，并不始自彼時；但若與其此前的相關討論如童話研究（1913年）、江陰船歌序 （1919年）等比較，還是能看出前后的微妙變化。如果說此前周作人對這些體裁的興趣多在其為文學之原 始，顯示出章太炎講求溯源復古的影響痕跡，那么在經歷了理想和精神的危機之后，周作人更多地試圖以一種兩分方式來加以處理：一方面用民俗學、 科

50、學的方法，排除其 于文化發展”上頗有障害”的因素，另一方面從文藝上重視其表現感情的普遍與真摯。1922年底，北京大學歌謠周刊創刊，這份被視作中國現代民俗學肇始刊物的發刊詞自陳搜集歌謠有兩種目 的，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盡管有關歌謠發刊詞的作者是否是周作人，學界近年頗有質疑之聲，但無可置疑的是，在歌謠發刊詞之前，周作人就已經形成了類似的觀點，這也構成了歌謠發刊詞的一個重要理論源頭。在1922年4月發表的歌謠一文中，周作人已經提出，研究民歌 有兩個方面，一是文藝的，一是歷史的”歷史的研究即指 民俗學 的”，從民歌里去考見國民的思想 ，風俗與迷信等”。在同年6月對神話和傳說的討論中，周 作人也希

51、望用 歷史批評或藝術賞鑒”的方法對之加以雙重的處理。在這個意義上，要理解作為中國現代民俗學開端的兩個目的”，周作人在此之前經歷的重要思想變動的過程和背景也是難以忽略的。注釋（1）（1）參見洪長泰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 ，董曉萍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頁;岳凱華李大釗與 到民間去”，光明日報2006 年 7 月 17 日第 11 版;張帥二十世紀初 “到民間去 ”口號研究 , 遼寧大學碩士論文 , 2013 年。(2) (2) 關于晚清以 “虛無黨 ”之名在中國得到傳播的民粹主義相關狀況 , 參見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山東人

52、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729頁;Don C.Price,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896-1911, Chapter 5&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陳建華 “虛無黨小說 ”清:末特殊的譯介現象 ,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1996 年第 4 期。(3) (3) (5) (9) (20) (58) (59) 日本石川啄木 :無結果的議論之后 , 仲密譯, 晨報 1920 年 7 月 2 日。(4) (4) 關于“改造聯合”的相關歷史情況 , 參

53、見李永春少年中國學會與 1920年“改造聯合”, 北京社會科學 2007 年第 6期; 改造聯合宣言 , 少年中國第 2卷第 5期, 1920 年11 月。(6)(6) (7)參見于耀明周作人七日本文學,東京:翰林書房2001年版,第46頁;崔琦：感 傷抒情與社會批判的變奏 -石川啄木詩歌的再解讀, 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 2006 年。(8) (8)關于新村運動在中國引發的各種反應，參見尾崎文昭在周作人新村提唱七乞波紋(下)-五四退潮期文學狀況(一)一文中所作的總結。明治大學教養論集第237號1991 年, 第 6785 頁。(10) (10)參見國際啄木學會編石川啄木事典，年譜”東京：, 2

54、001年，第612637 頁。(11) (11)大逆事件”又稱 幸德事件”其緣起是宮下太吉、管野須賀(管野)、新村忠雄、古河力作四位受俄國無政府主義和民粹派暗殺行動影響下的日本青年, 為了破除其時日本國內對明治天皇的狂熱崇拜而計劃的暗殺天皇行動。 其中的管野須賀是日本著名的社會主 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的女友 , 因而在計劃早期 , 幸德也一度參與其中 ;但隨著行動 深入, 幸德的態度逐漸消極 , 到后期 , 幸德雖然知情 , 卻并非真正的參與者。 1910 年 5月 2 日 , 宮下太吉被捕 , 暗殺計劃曝光。由于牽涉到幸德秋水及其友人 , 日本警方和政府試圖利 用此事鎮壓日本的社會主義

55、活動 , 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逮捕和審訊了百余名社會主義者和 無政府主義者 , 最終起訴 26 人, 其中絕大多數與此事并無關聯。 1910 年 12 月, 在非公開審 判、一審即終審、未召喚任何證人的情況下 , 幸德秋水等 24 人被判處死刑 , 后明治天皇表 示出于 “仁慈” ,將死刑人數減至 12 人。 1911 年 1 月, 幸德等人被執行死刑。日本的社會主 義運動由此受到嚴重打擊 , 從此進入低潮。參見國際啄木學會編石川啄木事典, 東京 :, 2001 年，第 207208 頁。(12) (12) 創作時為九小節 , 初次發表時刪去第一、八、九小節。(13) (13) 這幾個意象實際上

56、在周作人 1921 年發表的五首石川啄木詩中都出現了。其中 “到 民間去”見諸無結果的議論之后，恐怖家”見諸科科的一瓢，索菲亞 佩羅夫斯卡婭的 肖像”見諸舊的提包 。參見周作人雜譯日本詩三十首 , 新青年 第 9卷第 4號, 1921 年。(14) (14) (15)參見近藤典彥：長詩議論後忙潛住壬于一7，收論集石川啄木，國際啄木學會編,東京:, 1997年，第61、6667頁。(16) (16) (17) (19) (21) 石川啄木 :V NARODSERIES:A LETTER FROM PRISON , 石 川啄木全集第四巻評論 感想，東京：筑摩書房1979年版，第339349、359366、351359、 358359 頁。(18) (18) 石川啄木 ：V NAROD SERIES ： A LETTER FROM PRISON ， 石川啄木全集 第四巻評論 感想，東京:筑摩書房1979年版，第359頁。引用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 譯。(22) (22) 一文錢 后收入域外小說集 第二集時 ， 原作者名字譯成 “斯蒂普虐支部 ”;1917 年重刊于叒社叢刊時 ， 又譯為 “斯諦普虐克 ”。(23) (23) 小傳中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