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曹楊新村：一場公共藝術實驗活動的交叉意義凌敏（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很久以來，藝術家的創作活動都是以藝術家為主體，根據藝術家的擅長與偏好，用不同材料與手法，在相對獨立的空間中進行的。比如，傳統的宮廷壁畫、架上油畫、雕塑，甚至當代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多媒體藝術等，除了形態上和程度上不同外，其性質基本并沒有太大區別。也就是說，藝術家的創作活動其主觀性、個體性、孤立性，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但是，當中國的第一個工人新村上海曹楊新村被選為一場公共藝術的實驗對象時；當來自6個國家的20多位藝術家與上海大學美術學院200多位師生，直接深入社區與居民家庭，開展一項類似于考古學的田野調查和實驗創作時；當這場藝術實

2、驗活動引起數以千計的當地居民直接參與和關注時，這場藝術實驗的意義，就在許多方面顛覆了傳統，回歸到藝術的起源，也就是藝術在原始時期的狀態上了。怎么來看待這場公共藝術實驗活動對藝術家、對社區居民、對藝術創作活動，甚至對一個社區的人文意涵所呈現的交叉意義呢？有必要從不同側面，來還原這次活動的部分場景。也許，這些場景及相關作品與事件本身，已經傳遞出大家想要了解的信息與意義了。第一個問題，藝術家的位置在哪里？傳統上，藝術家總是藝術創作的主體，藝術作品總是體現著藝術家對世界的觀察、認知與表現。即便在古代，在一些宗教或宮廷繪畫中，也是如此。盡管作品的委托人，可以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但在具體作品上，總是會留下

3、藝術家太多的個人印記、太多的個性化東西。藝術家作為創作者，他的個體特征在藝術作品上表露無遺。也就是說，藝術家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個體，在主導著自己的藝術創作。藝術家的主宰位置十分明顯。但是，在曹陽新村的公共藝術創作試驗中，藝術家的位置在哪里呢？出現了哪些變化呢？在展開探討之前，先來看一段參與者的表白。這是創作曹楊夢想被單文化這件作品的荷蘭藝術家Marjolijn Dijkman 在完成作品之后說的一段話。這是一件由他與400多位曹楊新村居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共同制作的綜合藝術作品。Marjolijn Dijkman說，在上海，尤其是曹楊，我對人們占用公共空間的方式感到好奇。在占用公共空間的

4、各種各樣的令人驚奇的視覺元素中，就有每天掛在街上的各種換洗床單。這些床單就像旗幟，同時也非常私密，在他們主人睡覺和做夢的時候為他們提供溫暖的呵護。在曹楊新村的一些墻壁上，現在還可以看到十分模糊的“毛主席萬歲“標語，以及遍布大街小巷的迎世博口號這些符號讓我不禁想知道，住在這里的居民，他們最想實現或強調的是什么？他們夢想怎樣的美好生活？“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對他們又有什么意義？作品曹楊之夢被單文化最初便是想讓居民把自己的夢想縫制在床單上，表達居民的夢想在曹楊實現的可能。這些標語將無規則地展現在曹楊新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而并非像刻在墻上的永久印記。在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師生的協助下，曹楊新村的居民參與了

5、這項創作，并在作品中留下了他們的想法。我發現，有部分曹楊新村的官方標語被縫在被單上，居民們在被單上縫制的一些話語和其他公共空間中出現的標語幾乎沒有區別。我只能對原來那種希望居民在公共空間透露私人愿望的想法進行更新。用鴨絨被這個私人化的語境載體來理解公共標語的含義。而作品最后呈現的最好狀態，應該是在一個相對私人的空間之中。這段藝術家的自白，是什么意思？透露了哪些值得注意的信息？其一，藝術家的創作沖動來自“每天掛在街上的各種換洗床單”，床單成了重要的視覺元素。其二，遍布大街小巷的標語口號與居民自己的夢想是什么關系，在床單這個私密的載體上如何表達夢想。其三，最后的結果是，縫制在床單上并展示在公共空間

6、中的幾乎都是公共話語。由此可以看出，在有400多位居民參與的創作中，藝術家雖然還是處于主導位置，但已不是主宰。其他參與者的各種認知差別都留在作品上，并不完全如藝術家所希望的那樣。而作品最后是什么面目，也讓藝術家本人感到吃驚。這一點似乎與原始藝術，特別是一些社稷活動的效果比較接近。在原始藝術中，藝術家只是一個帶領大家祝禱的巫師、一個領舞者，最后的結果是由參與者共同構造的，而這個結果會是什么樣子，則完全取決于所有參與者的投入情況。第二個問題，社會公眾的位置在哪里？從曹楊夢想被單文化這件作品中，大家不僅可以看到藝術家的位置發生了微妙變化，就連社會公眾的位置也開始出現了細微變化。而要理解這種變化，就有

7、必要對傳統的藝術作品與社會公眾的關系，做一點說明。傳統上，藝術作品與社會公眾之間總有一道“玻璃幕墻”，是有距離的。不管是一幅神像，還是一件雕塑，或是一組裝置，它和社會公眾之間總是免不了這樣那樣的隔膜。也就是主客體關系是清楚的，或者說審美與被審美關系是完全分開的。社會公眾通常都處于被動的位置，要么部分地接受作品傳遞的信息，要么拒絕。這在許多博物館、美術館、畫廊中，都是如此。但在曹楊新村這次試驗中，情況有了變化。除去曹楊夢想被單文化這件作品外，絕大部分作品的創作與欣賞過程與以往相比，都起了變化，社會公眾的位置都出現了與以往有很大差別的改變。以加拿大藝術家Shelagh Keeley 創作的公共空間

8、的繪畫表達為例。這件作品是用金色顏料填充在剝落的墻壁與墻縫里的，是在曹楊公園的涼亭與茶室的墻壁上制作的。Shelagh Keeley 在談及這件作品時說，我的靈感來自于繪畫、寫作、建筑和記憶之間的聯系。我喜歡亭子的墻上所有痕跡那些涂鴉、刮痕、腳印，那些使用它的人留下的痕跡。我將金色的顏料填充于墻上的裂痕里，以此展示一面記憶與歷史的墻。這墻是這個建筑歲月的見證人。我的作品是互動的作品，每當我在曹楊公園作畫時，居民們都很好奇地上來與我交流。我的作品頌揚了曹楊居民給我帶來的創造力與靈感。Shelagh Keeley 的話，其實只說了一半，也就是藝術家自己的那一部分感受。在整個作品的制作過程中，還有一

9、半也需要提及，不能被忽視，否則作品的全部意義就不能被對稱地揭示出來，這就是當地居民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據協助這項創作的中國助理的介紹，以及對現場居民的多次訪談，了解到，一開始，當地居民對藝術家的行為并不理解，認為在墻縫中填入金色粉末沒什么意思，這種活他們也會做。隨著創作活動在一天天進行，居民們與藝術家的交流也一天天加深。他們帶給藝術家的歷史信息越來越多，越來越具體。這對藝術家來說，等于每天都在注入活力，而居民們的認知也開始出現了變化。他們與正在制作的作品的關系，已不是冷冰冰的主客體關系、割裂的關系。在涂上金粉的墻縫和剝落的墻壁上，他們看到了自己曾經的影子、看到了曾經失落的記憶。當作

10、品最后制作完畢，居民們在異樣的墻壁和印成畫冊的作品面前，已經完全是另外一種狀態。這讓藝術家大為感動。其實，在曹楊新村的這次試驗中，像Shelagh Keeley 這樣，有類似感受的藝術家不在少數。比如，中國藝術家韓峰表示，他在曹楊新村制作現場的感受，是在傳統畫室或工作室中很少見的，或者說幾乎是沒有的。當藝術家在居民的現場關注下著手創作時，居民的指指點點，不只是對藝術家有直接沖擊，同時也讓藝術家感受到社會公眾的關注點、興奮點，公眾融入創作的那種自然狀態，尤其是與傳統的創作活動相比，社會公眾與藝術家及藝術作品之間的隔閡，已經降低到最低程度。這是前所未有的創作與欣賞體驗。由此可以看出，當公眾在藝術家

11、的帶領下，進入作品創作的主要過程時，藝術家與社會公眾的互動，是對雙方都有很大影響的。藝術家的行為與社會公眾的行為，實際上構成了一個藝術事件的整體。公眾已不再是一個被動的、冷漠的旁觀者，一個與作品無關的接受者。他們和作品之間的“玻璃幕墻”，在不經意間已被打破。這就顛覆了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讓藝術的創作與審美過程回歸到原始時期的那種渾然一體的狀態。而這種回歸又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具有更多當代意義的試驗。第三個問題，藝術創作活動發生了哪些變化？與以往相比，在曹楊新村的這場試驗，讓很多藝術家和社區區民都感到，藝術創作活動，并非只有在藝術家的工作室里才能完成。從最初的靈感激發，到最后的作品完成，藝術創作

12、可以擺脫藝術家的“小我”困擾，讓它像一個出籠的鴿子，在社會大舞臺上飛翔。藝術創作活動可以是藝術家與社會公眾在互動的狀態中展開、在共謀的狀態中進行，并在共享的狀態中，實現藝術對社會、對公眾行為與精神的關照。藝術創作與欣賞活動的互動、共謀與共享，也許是曹楊新村這場公共藝術試驗留給大家的特殊記憶。以中國藝術家肖敏的作品為例。肖敏這次參展的作品題為此處的生活曹楊新村化石展示。這是用水泥、綜合材料，以及水生動物組合而成的一組老家具及日常生活用品。用藝術家的話說，作品的構成元素源于曹楊新村老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普通家具和日用品。通過材料的轉換，使這些家具和日用品的材質呈現為化石質地，并將曹楊新村的生活

13、和建筑場景，以戲劇化的方式植入家具的內部空間，使平日熟悉的空間和事物呈現出陌生化的效果，如同凝固的記憶片斷一種屬于曹楊新村的記憶片斷。這件作品起念于居民的老家具。那是曹楊新村普通勞動者家庭常見的陳設，差不多有50年左右的歷史。在一些家庭，這些將要在人們視野中消失的物品，偶爾還在以不同方式遺存在不同的角落。當藝術家把這些家具做成化石的狀態呈現在社區的一角時，這件作品只完成了一半。它的另一半是當地居民對它的觀照。當居民們在這些化石般的家具前駐足時，它所勾起的不只是歷史碎片，還有許許多多化石般的故事。這是一種共謀的效果。另外，中國藝術家傲國興的DV作品尋找-曹楊一個外國人尋找勞模的故事，以及中國藝術

14、家蔡建軍主持的數碼作品曹楊新村數字信息服務團隊等，更是用視頻技術，對曹楊新村這個社區以及居民的生活，進行了田野調查般的尋訪和不同于新聞報道的特別解讀。將這個在1949年之后，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地標意義的公共空間的人文特點，用數字技術與多媒體技術呈現了出來。用熬國興的話說，這部DV從一個外國青年的視角，觀察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工人新村的現狀，那里的居民，以及四處留下的滄桑痕跡。斑駁的墻體，年久失修的房屋，雖然環境簡陋，居民們生活也不富裕，但曹楊人特別熱情、樸實、悠閑。他們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自豪感。清貧中的火熱生命，喧囂中的淡泊態度，不僅感動了外國青年，也讓作品制作者感受到這個社區的獨特之美。由此

15、可見，在這場試驗中，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從開始構思，到制作，直至最后定型，都是由藝術家與社區居民在互動中進行的。大多數作品的創作過程，都在開放的狀態中展開的。作品的效果是在與社會公眾的共謀中實現的。在這里，公眾已成為一件作品、一個藝術事件，或創作活動的另一半，而藝術家也在這樣一種特殊的創作過程中，發現了許多閉門造車時難以感覺到、難以表現出來、難以使自己也得到震撼的東西。這和傳統的創作過程有很大區別。第四個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這些公共藝術試驗活動，對于一個被選擇的地區意味著什么？表面上看，曹楊新村這個案例，得到了當地居民、當地政府官員，甚至更高一級政府機構的高度重視。是一項被認為是有

16、利于提升當地人文價值的公共活動。這從當地的區政府、街道、以及居委會各層級的干部，在環境與人員及其他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可以得到證明。尤其是從策展方及多位創作人員深入社區，進行的多項調查與采訪中，可以得到證明。但是，作為一項公共藝術試驗，它所關注的不在于此，而是把試驗社區作為一個田野考察對象，試圖對這個社區的一段歷史進行回溯與解構，從中發現它的特殊意涵。之所以選擇曹楊新村而不是別的社區，因為這是中國第一個工人新村，他不僅有普通人的夢，也是中國人在過去50多年來，在一座城市進行的一場社會試驗。現在，這個社區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但是作為一場社會試驗的“活化石”，它的特殊價值，是可以用不同方式加以解讀的。其中，藝術的方式，就是一種很有效的方式。而這個社區，也確實讓來自多個國家的藝術家感到驚訝、困惑，與感動。當他們穿行在曹楊新村的大街小巷的時候，在一排排老舊的住房前駐足的時候，當他們介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種，與社區居民共同進行創作的時候，他們的感受與居民的感受、想法，創作沖動與表現意識，其實是有非常大的區別的。而這種差別并不影響彼此的了解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