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注重公平有利于提高效率、走向共同富裕    戴園晨    【專題名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 【專 題 號】F13 【復印期號】2007年02期 【原文出處】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鎮江)2006年4期第13頁 【作者簡介】戴園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北京100836 戴園晨(1926)，男，浙江湖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研究。 【內容提要】 現階段，通過自主創新大力發展集約性經濟，徹底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同時，收入分配中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通過為公民提供機會均

2、等的醫療、教育等手段提高公民素質，從根本上提升全社會的經濟效率和效益，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關 鍵 詞】社會公平/經濟效率/共同富裕    文章編號：16730453(2006)04000103 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在這一整段文字中，沒有使用過去使用的在收入分配中“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于是引起了經濟理論界的很大反響，贊成擁護者有之，指責反對者亦有之。 那么，在分

3、配中不提“效率優先”，是不是不要效率了呢？筆者以為效率本來并不屬于分配問題。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在農田和樹木包圍著的回龍觀飯店開會，忽然接到一個文件，強調要重視社會經濟效益，沒有使用傳統的“效率”兩字。大家捉摸半天，領會的是講效率有可能只強調多快不注意好省，改為效益包含著講效率要有收益的意思。我為此還寫了篇提高經濟效益的幾條途徑，發表在經濟研究參考資料上，在列舉的幾條途徑中都沒有涉及到分配。后來大家又是把效率和效益混在一起使用了。后來提出通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高效率，概括得更加簡明和精確了。 根據生產要素的密集程度及其中內含技術參數的多寡，傳統上認為主要靠效率增加就是集約(或內涵)型增長。提

4、出增長方式轉變之后，當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總起來看是號召沒有落實成實際。這個事情就因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在具體落實中遇到很多阻力，接受不了。我們到一些地方參加城市發展戰略研究，在發展戰略研究上一直強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主張引進外資要篩選，不能夠引進落后的技術，要引進先進的技術，都提過這個意見，可是這個事情實行起來非常難。這個地方把污染的企業、落后的企業篩選了不要了，他跑到別的地方，別的地方把招商引資作為考核指標，你不要，別的地方要。所以落實增長方式的轉變非常困難。 由于GDP增長是考核政績的重要指標，而走高投入的外延型擴張是使GDP快速增長的最簡捷途徑。于是，我們雖自詡為成了“世界工廠”，然而

5、卻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世界工廠”。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30、日本的1/18、法國的1/16、德國的1/12。以單位GDP產出能耗表征的能源利用效率大大低于國際先進水平。以日本為1，則意大利為1.33，法國、德國為1.5，英國為2.17，美國為2.67，而我國卻高達11.5。每噸標準煤的產出效率，我國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我國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但一些地方卻盲目興辦各類開發區，省級以下開發區征地后的土地閑置率高達40以上。 在經濟增長中重政績輕效率的事例，不勝枚舉。汽車工業本來是需要不斷創新不斷改進增長方式的部門，可是我國的汽車業卻

6、走了與國外合資引進國外技術和國外品牌的路子，汽車工業發展雖然快，卻是替洋人打工賺點加工費。狗年話狗，三條大狗、三條小狗外加幾條野狗，得到的保護和呵護雖多，卻成了貴婦人抱著的寵物狗，只怕連野狗都不夠格。遲遲才拿到牌照的奇瑞和吉利，自主開發有了自己的專利，不需要支付巨額的專利費，自我設計有了自己的品牌，不受“同一品牌自我競爭”而不允許出品的約束，從而走上了一條增長方式轉變的新路。只不過現在的奇瑞和吉利規模尚小，從整個汽車工業來說還談不上是通過增長方式轉變提高了效率，但畢竟是找到了一條提高效率的路子。 考察在經濟增長中是否提高了效率，可以從產出和投入的角度考察經濟增長水平的有效性；可以從增強規模經濟

7、意識提高規模效率；可以加快技術進步，提高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發揮現有技術潛力以提高效率；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效率；可以通過生產流程創新來提高效率；可以通過產品功能創新來獲取創新利潤提高效率；可以通過企業制度創新和改進營銷路子來提高效率；當然也可以像奇瑞和吉利那樣靠創造自主品牌來提高效率。 那么，怎樣看待過去倡導的在收入分配中“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呢？筆者當年也寫過主張收入分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文章，那是當年在分配中平均主義極其嚴重，是主要矛盾，為了拉開收入差距而提出的。后來情況變了，雖然全國人民的生活較過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日漸突出。1999年國家倡導

8、擴大內需，可是收入差距拉大后，一部分人收入增長很快，而消費傾向增長慢，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另一部分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雖高，但收入增長慢乃至是零增長或負增長，他們的消費欲望雖然強，但沒有能力消費。為此我曾在中國經濟時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收入分配不公是抑制內需造成通縮的重要原因。2002年在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我用“舉雙手反對”的措辭反對第三次給公務員加薪。這些強調收入分配要重視社會公正的言論，正是為了緩解收入差距拉得過大的矛盾。我和與我持有相同觀點的人，都不曾主張回到平均主義去，都不曾主張窮過渡，更不希望大家都餓肚子。還有腐敗雖然與效率不相干，卻是街談巷議中群眾最反對的社會分配不公。據商務部的一份調查報

9、告披露，外逃官員大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500億美元。如果再加上并未外逃的腐敗官員的非法收入，其數額更加驚人。為什么在討論收入分配不公時，要將它們排除在外呢？對于這種邏輯只能埋怨我自己的愚蠢而弄不明白了。 據我親自調查，不少地方的打工仔、打工妹，10多年來收入沒有增長。也就是GDP增長雖然快，到2006年我國人均GDP將達到1600美元，然而這與占全國人口40到50的人不相干，他們的收入沒有增加。在有的地方，效率優先成為推行泰羅工作法和血汗工資制度的借口。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里，工會尚且出面和資本家進行集體談判，保護職工利益，甚至組織罷工。在我們國家里許多理應由工會出面來為工人爭權利、討公道

10、的場合，卻看不到他們的影子，這也是使我們納悶的。其實，有沒有將工資壓到最低工資標準之下？有沒有加了班不付給加班工資？有沒有使用童工、包身工？礦山開發中有沒有安全隱患？這些都是要工會代表職工作為一種有組織的力量來行使職責監督落實，我對工會組織在維護職工權益中發揮作用寄予厚望。    還要指出的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整個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還和人力資本的投入相聯系。發達國家的經濟之所以發達，是因為他們的勞動者群體的知識水平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創新能力強。所以，我們主張通過發展義務教育，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創造城鄉居民平等受教育的機會，來提高中國勞動者的智力水平，

11、由此來推動我國經濟的發展，這才是真正的講效率。我國目前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世界工廠”是不值得驕傲的，也是長不了的。必須抓緊時間改變狀況，這也就是人力資本投入才是真正的講效率。 最近世界銀行發表了以“公平和發展”為主題的2006年世界發展報告。報告依據阿瑪蒂亞·森提出功效和能力的思想，也就是越加注意公民的教育和健康的機會均等，越是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發展，也就是更加重視公平，改變機會不均等的不公平狀況，將有利于社會更快的發展。這也意味著，過去經濟學界認為公平和效率有矛盾、相對立的觀點，已經由公平有利于發展、有利于整個社會效率提高的觀點所取代。我當然同意世界銀行報告的觀點。因為這一觀點早在

12、我的專著和論文中闡述過。 最后，還是要回到爭論的主題上來。我贊成十六屆五中全會的新提法，對于某些人士強調的讓富有者更富有，讓貧困者更貧困的“效率”的主張表示堅持的反對。提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并不是要求“均貧富”“窮過渡”；“努力緩解”并不是一下子就要求把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扭轉過來。可貴之處在于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因為讓最廣大群眾分享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彌合貧富差距，正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至于原來強調的收入分配中效率優先，在新的條件下，已經變質為維護銀行、電信、煙草等少數壟斷產業和少數人的理論擋箭牌。在分配領域不再提效率優先，不是不要效率，而是把效率問題放到該講的地方去講。 把效率問

13、題放到應該講的地方去講，也就是要更加重視自主創新，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從而切實有效地加快發展我國的生產力。發達的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 早在公元以前，中國思想界就有著對于社會美好境界的憧憬，這便是禮記在禮運篇中關于“大同世界”的描繪。雖然只有短短的108個字，卻表達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中關于社會政治理想境界的最高愿望。禮記中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尊重)能，講信修睦(和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養老)，壯有所用(事業)，幼有所長(撫育)。鰥(老男無妻)寡(老女無夫)孤(幼兒無父)獨(老人無子)廢疾(殘廢)者皆有所養。男有分(職業)，女有歸(婚姻不失時)。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芷于已(財產不必私藏)。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為他人服務)。是故謀閉而不興(不欺詐爭利)，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門不鎖)，是謂大同。” 這個大同夢很能讓人動心。也許正因為政治首先是動人心，中國偉大的政治家們不會不將自己的夢與這個古遠的夢相聯。孫中山倡導“天下為公”，就是想實現這個夢。康有為的大同書，把108字的描述作了大量擴充，展開了對未來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