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審查標準思索     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審查標準思索范文審查標準問題是世界貿易組織法律體制中的難題。眾所周知，烏拉圭回合僅就反傾銷領域的審查標準達成了一致，那么是不是意味著其他領域就不存在著審查標準?如果存在的話，它和反傾銷領域的審查標準關系如何?WTO裁判機構在實踐中是如何去處理這一問題的?一般認為，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最終成果有幾處涉及到了審查標準問題。其中用語最明確的是反傾銷協定第176條，而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以下簡稱DSU)第32條和第11條被認為是限定專家組權限的潛在因素，因此也觸及了審查標準問題。此外，有兩個部長決

2、定和聲明與審查標準相關。本文結合WTO裁判機構的實踐對上述條款進行解讀并分析其文本含義，著重探討反傾銷協定第176條和DSU第11條的關系，最終勾勒出WTO法律文件中有關審查標準的圖譜。一、WTO相關規定的文本含義(一)DSU第32條對于DSU第32條中關于“依照解釋國際公法的慣例澄清涵蓋協定的現有規定”的表述是否構成審查標準，學者們有著不同的觀點。杰克遜教授認為，“雖然DSU第32條的規定達不到反傾銷協定第176條規定的程度，但還是可以被解釋為一個限制性的評審標準”，進而杰克遜教授指出，專家組不應當過于積極而應受“司法節制”的約束。也就是說，該款要求專家組在審查國內當局的措施和法律解釋時應給

3、予一定的尊重。因此，DSU第32條也構成審查標準的一部分。持相反觀點的人態度也是十分明確的。MatthiasOe-sch就指出，DSU第32條并不構成專家組在具體案件中關于審查標準的指南。他認為，DSU第32條設定了WTO爭端解決體系的目標是在于為多邊貿易體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預測性，該條款也表明了WTO爭端解決體系應當維持WTO成員權利與義務的平衡。雖然這一目標對于專家組及上訴機構的審查標準必然產生影響，但并不意味著DSU第32條就是關于審查標準的規定。上訴機構在歐共體荷爾蒙案中考慮到了審查標準與WTO成員之間權力的平衡，指出“審查標準必須反映WTO協議中確立的成員方讓渡的司法權限和保留的司法權

4、限的平衡。采用一個在SPS協議中并沒有清楚規定的審查標準，可能就會改變這種精巧的平衡，而無論是專家組還是上訴機構都沒有被權力這樣做”，進而上訴機構強調了合適的審查標準是DSU第11條而不是DSU第32條。由此可以看出，對于DSU第32條的性質的認識，上訴機構和權威專家并不一致。筆者認為，從DSU第32條的目的來看，它并不是用來限制專家組的審查權限的，而是強調WTO裁判機構不能在WTO體制中給WTO成員創設新的義務。也就是說，其目的是在于限制WTO裁判機構在法律解釋上的自由，以防止其實質性發展WTO法，以確保多邊貿易體制的可靠性和可預測性。而這種限制WTO裁判機構創設新的權利和義務的做法，也同樣

5、適用于限制其解釋和適用審查標準。而且，作為事實上的判例法，我們在實踐中也看不到WTO裁判機構在適當的審查標準問題上提及過DSU第32條。因此，無論從該款本身的目的而言，還是從WTO的實踐來看，我們都沒有理由認為DSU第32條構成審查標準的一部分。(二)有關審查標準的部長決定和聲明WTO的法律文件中，還有兩個文件明確涉及審查標準事項。一個是關于審議關于GATT1994第6條的協定第176條的決定，要求在3年后對于關于實施GATT1994第6條的協定第176條進行審議，以便考慮是否可將該審查標準普遍適用。而實際上該項審議工作一直未能進行。另一個是關于根據關于實施GATT1994第6條的協定或補貼與

6、反補貼措施協定第五部分爭端解決的聲明，其內容主要是闡述了一點共識，那就是部長們認識到需要對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引起的爭端采取一致的解決辦法。而實踐中WTO裁判機構似乎對這一聲明不感興趣。在美國熱軋鉛鉍炭鋼產品案中，專家組就明確拒絕了將反傾銷協定中的第176條所規定的審查標準應用到反補貼案件中。以上情況表明部長決定和聲明更大程度上只具有宣示作用，沒有實際可操作性，也沒有對WTO審查標準實踐產生實質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它們不是WTO體制下的審查標準體系的一部分。(三)DSU第11條WTO裁判機構多次強調在DSU當中既沒有關于普遍審查標準的明確規定，也沒有任何條款授權除反傾銷協定之外具體的審查標準。

7、在實踐中，WTO裁判機構通過一系列的案件，逐步確認了DSU第11條就是在WTO體制內除反傾銷案件外合適的審查標準“客觀評估標準”。美國內衣案是WTO體制中專家組首次對審查標準問題做出明確討論的案件。專家組聲稱，“在我們看來，DSU中與審查標準相關的主要條款就是第11條”。專家組一方面指出對國內當局的結論完全尊重的策略并不能保證“客觀評估”，另一方面也清楚地表示，不會用自己的觀點代替國內當局的觀點。在回顧了GATT1947專家組一貫拒絕“從頭再查”的做法后，專家組指出所謂“客觀評估所提交的事項”是指審查CITA是否審查了提交的所有事實，是否對這些事實從整體上支持他們的結論做出過充分的解釋，以及該

8、結論是否與美國承擔的國際義務相一致。在美國羊毛衫案中，專家組也闡述了類似的觀點。上訴機構則是在歐共體荷爾蒙案中首次明確指出，“我們并不是說現在沒有適用于SPS協定或其他各相關協定中沒有適用于確定和評估事實的審查標準。我們認為，DSU第11條實際上極為簡明而又非常清晰地為專家組規定了合適的審查標準。”并進而指出，這一審查標準既適用于事實問題，也適用于法律問題。對于前者，“就事實確定來講，專家組的審查行為受到DSU第11條的約束:適當的審查標準既不是從頭審查標準，也不是完全尊重標準，而是對事實的客觀評估。”所謂“對事實的客觀評估”包括客觀評估案件的事實，客觀評估相關涵蓋協定的可以適用性及其一致性。

9、對于法律解釋的審查標準，上訴機構認為，專家組或上訴機構應履行根據國際公法解釋習慣規則的義務。在之后的案件中，上訴機構也不斷地重申這一立場。在阿根廷鞋類案中上訴機構毫不留情地糾正了專家組在審查標準問題上的模糊立場，指出，“雖然專家組最終正確地陳述了審查標準，但是使我們驚訝的是，專家組的結論是建立在對以往的報告的分析基礎上的。我們不止一次地強調，對所有的而不是某個適用協議而言，DSU第11條為專家組確立了最適當的審查標準。”美國在美國熱軋鉛鉍炭鋼產品案中企圖對上訴機構確立的這一原則進行挑戰。美國提出專家組適用DSU第11條規定的審查標準而不適用反傾銷協定第176條規定的審查標準，是一種錯誤。因為關

10、于根據關于實施GATT1994第6條的協定或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第五部分爭端解決的聲明提及反傾銷和反補貼的爭端處理應保持一致性。對此，上訴機構予以了明確的反駁，指出聲明條文本身并沒施加對反補貼稅措施爭端適用第176條包括的審查標準的義務。聲明使用的是勸說式的語言，它使用了“部長承認”的用語。因此，聲明僅僅是承諾有使這兩類案件的爭端處理保持一致的必要，并沒有具體規定應采取的具體措施。特別是它并沒有規定應適用的審查標準。進而指出，關于審議關于GATT1994第6條的協定第176條的決定規定，對反傾銷協定第176條的審查標準三年后應進行審議，審查其能否普遍適用。這意味著該決定支持上訴機構得出的第17

11、6條的標準僅適用反傾銷協定的爭端，不適用于其他相關的協議爭端的結論。因為，迄今為止，DSB還沒有進行決定所設想的審議。上訴機構最后得出結論:專家組對源于反補貼協議第五部分的爭端適用DSU第11條規定的審查標準是正確的。可見，上訴機構對于DSU第11條就是除反傾銷案件之外的其他爭端案件中普遍適用的審查標準的態度是一貫的和鮮明的，該標準已經為實踐所采用。該標準要求WTO裁判機構對所提交的事項做出客觀評估(包括事實方面和法律方面)，主要是指對事實的客觀評估，對有關涵蓋協定的適用性和與有關涵蓋協定的一致性的客觀評估。(四)反傾銷協定第176條反傾銷協定第176條是目前WTO法律文本中唯一的一個明確規定

12、審查標準的條文，一共有兩款，第1款規范的是事實問題的審查標準，而第2款規定的是反傾銷協定解釋的審查標準。1對事實的審查第176條第1項第176條第1款要求如果主管機關對事實的認定是適當的，而且他們對事實的評估是無偏見而且客觀的，即使專家組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也應當對主管機關的事實認定予以尊重。這實際上是賦予了國內當局在事實評估上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正如有學者指出的，該條款提供了兩個獨立的標準:第一個適用于主管機關的事實確定(establishmentofthefacts)，第二個適用于主管機關的事實評估(evaluationofthefacts)。對于前者而言，第176條第1項要求專家組必須對主管

13、機關的事實確定給予尊重，只要它是合適的。事實上，該項不是要求專家組對事實做出評估，而是要求專家組把注意力放到審查主管機關確定事實的過程是否恰當。也就是說，對于事實確定，該條款要求專家組既不從頭再查，也不能用自己的結論來代替主管機關的結論，而是要審查主管機關確定事實的過程是否“適當”。對于后者來說，第176條第1項要求專家組審查主管機關的事實評估的公正性和客觀性，這同樣也是旨在限制專家組自己做出獨立的事實評估。也就是說，在事實評估問題上，專家組需要審查的是主管機關是不是以適當的方式做出事實評估，主管機關的事實結論是不是建立在“無偏見的和客觀的”基礎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專家組就應當給予主管機關的

14、事實評估以尊重，既使專家組本身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總之，第176條第1項要求專家組在事實問題上對主管機關的結論予以尊重，排除了從頭再查的模式;另一方面，要求專家組應當審查主管機關對事實的認定是否適當，也排除了完全尊重的模式。簡而言之，在事實確定問題上要求專家組審查主管機關的行為是否“適當”，在事實評估問題上要求專家組審查主管機關的結論是否“無偏見和客觀”。2對法律的審查第176條第2項第176條第2項是關于反傾銷案件法律問題的審查標準，誠如杰克遜教授指出的，它是烏拉圭回合談判代表們的妥協語言。該項包含著兩句話:第一句話要求專家組“應依照關于解釋國際公法的習慣規則，解釋本協定的有關規定”。這其

15、實與DSU第32條“依照解釋國際公法的慣例澄清涵蓋協定的現有規定”的要求是一致的。而根據WTO的實踐所謂的“解釋國際公法的慣例”就是指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第31條和第32條。第二句話要求在存在一種以上可允許的解釋時，只要主管機關的解釋符合其中一種，專家組就應尊重這種解釋。根據杰克遜教授的觀點，第176條第2項為專家組審查解釋性問題規定了兩步走的方法。第一步，專家組必須考慮，有關的協議條款是否存在一個以上可允許解釋的可能性。如果不存在，則專家組必須指出唯一解釋是什么，其審查工作到此結束。如果存在多種解釋的可能性，就需要走第二步，進一步分析主管機關的解釋是否屬于“可允許”的解釋中的一種。如果答案是肯

16、定的，則專家組應當尊重主管機關做出的解釋。這里似乎存在一個邏輯上的矛盾。根據第一句話所指向的“解釋國際公法的慣例”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所確立的條約解釋規則，旨在通過文義、上下文以輔助措施解釋來追求單一的解釋結果，即要求解釋的結果是單一的、明確的，從而排斥了兩種或兩種以上解釋的可能性。這也與DSU第32條所要求的WTO爭端解決機制應當為多邊貿易體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預測性”的要求相吻合。因為“不同的解釋以及多種解釋的存在只能使WTO轉變為一個巴別通天塔(TowerofBabel)，降低了GATT/WTO法的一致性。”而第二句的假設前提是“反傾銷協定可以存在多種可允許的解釋”，那么問題是專家組要如何根據

17、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所確立的要求做出單一解釋的解釋規則，得出結論認為“存在多種允許的解釋”呢?筆者認為，這種邏輯上的矛盾性正是妥協語言所導致的結果，充分地反映了烏拉圭回合談判各方在審查標準問題上的博弈和妥協。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是否存在“多種可允許的解釋”是開啟適用第176條第2項第二句的鑰匙，而這把鑰匙掌握在誰手上才是關鍵的所在。筆者認為，這把鑰匙牢牢地掌握在WTO裁判機構手中。因為是否存在“多種可允許的解釋”是由專家組來推理的，而主管機關的解釋是否屬于可允許的解釋也是由專家組來決定的，也就是說，“通過賦予專家組確定條文含義的排他的解釋權和決定政府當局解釋是否屬于可允許解釋的裁量權”，使得專家組在

18、推翻主管機關的解釋問題上顯得游刃有余。我們可以看出，從法律文本的邏輯關系上看，第176條第2項的第二句話更大程度上是紙上的規則，被適用的可能性非常小。就連極力鼓吹將該原則寫入反傾銷協定的美國談判代表也認為，“第二句話永遠無法援用”。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關于反傾銷協定法律解釋問題的審查標準，就是“從頭再查”的模式，不需要給予WTO成員方解釋任何程度的尊重。二、DSU第11條與反傾銷協定第176條的關系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WTO體制下的審查標準體現在DSU第11條和反傾銷協定第176條。前者適用于除反傾銷協定之外的其他適用協議的案件，后者僅適用于反傾銷案件。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DSU第11條

19、與反傾銷協定第176條的關系如何?從字面上來理解，人們似乎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作為DSU第11條確立的審查標準的例外，反傾銷協定第176條規定了一個尊重性的審查標準。瑏瑠也就是說，反傾銷協定第176條屬于爭端解決的特殊、額外規定，應當優先于DSU適用，甚至作為替代DSU整體而適用于反傾銷爭端。在危地馬拉水泥案中，專家組就認為反傾銷協定第176條應當代替DSU而適用。美國對此提出了上訴，上訴機構抓住這個機會首次闡明了DSU第11條與反傾銷協定第176條的關系。它首先指出DSU第11條確立統一的爭端解決制度，適用于DSU附件中所列舉的所有相關協議。某一具體協定的特殊或額外規則和程序，與DSU規則

20、共同構成了WTO綜合的統一的爭端解決制度。緊接著上訴機構對于附件2中列舉的特殊或額外的規則與DSU規則適用情況做出了解釋，指明DSU的規定和相關協議的特殊或額外的規定間存在的不一致或差別，得出特殊的或額外的規定適用而DSU的規定不適用的結論。在美國熱軋鋼案中，上訴機構在重申了危地馬拉水泥案中的推理后，對于反傾銷協定第176條的第1項和第2項與DSU第11條的關系做了對比分析，更為詳細地闡述了兩個條款之間的關系。上訴機構指出，DSU第11條，對專家組施加了對事項進行客觀評估的廣泛義務，這一義務包括專家組對事項審查的所有方面，既包括事實方面，也包括法律方面。因而，專家組對事實進行客觀評估、對相關協議的適用性進行客觀評估，以及對有關措施與這些相關協議的一致性進行客觀評估。第176條有兩個單獨的分段，各自適用專家組審查事項的不同方面。第一分段包含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