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范曄后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志分合考辨      二十四史中的后漢書，其紀傳為南朝宋范曄撰，唐人李賢等注；其志為西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這兩部分內容聯系在一起，并非一蹴而就，其分合過程歷時五百年，最后趨于定型。這樣特殊的經歷，在歷代正史中絕無僅有，不但造成刊刻后漢書標署撰人書名棘手，歷代刻本頗不一致；而且導致考察后漢書分合源流撲朔迷離，歷代學者眾說紛紜。更有不少學人不清楚后漢書中的兩部分內容撰者非一人，注疏成眾手，而把全書視為范曄撰、李賢注，在論及后漢書諸志時張冠李戴，評價失實。這類問題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給古代史

2、、史學史和歷史文獻學等研究領域都帶來一定負面影響。筆者不揣淺薄，試就范曄后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志的分合過程加以考辨，提出個人一些初步的意見，希望對此問題研究有所裨益，達到祛疑求是的目的。   一、宋代以來后漢書刊刻中存在的問題   范曄后漢書本紀十篇，列傳八十篇，共計九十篇。后人因某些篇目過長，把本紀析為十二卷，列傳析為八十八卷，總成百卷。據劉知幾史通記載：“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后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古今正史）范曄首先撰成紀傳九十篇，隨即又“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

3、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2（范曄傳）后因受誣“謀反”被殺，十志未成。此書雖系未竟之作，但因以東觀漢記為依據，又吸收兩晉、南朝諸家后漢史書之長，體例謹嚴，繁簡適當，記事翔贍，議論卓絕，成就遠出同類著作之上，受到廣泛好評。劉昭評價說：“范曄后漢，良誠跨眾氏。”3（后漢書注補志序他鑒于范書卓越，率先為之作注，“集后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4（劉昭傳）。劉昭又為西晉司馬彪所撰續漢書中的律歷、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志作注，來彌補范曄后漢書無志的缺憾。唐代前期，李賢廣集賓客，再次為范曄后漢書作注。唐代中葉的劉知幾評價說：“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后書，依荀悅體，著后漢紀三十篇

4、。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古今正史）指出范曄后漢書在眾家紀傳體后漢史書中成就最高。清代乾隆年間的邵晉涵評價后漢書創新之功說：“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蓋時風眾勢日趨于文，而閨門為風教所系，當備書于簡策，故有創而不廢也。”進而又評價其論贊的影響說：“舊唐書·經籍志又有范氏后漢書論贊五卷，殆以范氏文體高于六朝諸人，而愛其文辭者，遂摘取其論贊，別為一書歟！”這是贊譽范曄后漢書史論對后世史學的影響。他還指出“司馬彪志詳述制度，較史、漢諸志為稍變其體，后來晉、隋諸志，實仿其例?！?（后漢書提要）揭示出司馬彪續漢書志對后世史學的影響?；輻澴鬂h書補注二十四卷

5、，對劉昭、李賢兩家后漢書注多有補正。清末李慈銘評價范曄后漢書的成就說：“自漢以后，蔚宗最為良史，刪繁舉要，多得其宜。其論贊剖別賢否，指陳得失，皆有特見，遠過馬、班、陳壽，余不足論矣。”6（后漢書）高度評價了它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王先謙及其弟子黃山把劉昭續漢書志注、李賢后漢書紀傳注和清人惠棟后漢書補注融合一處，撰成后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對中國古代學者注釋后漢書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成為歷代后漢書注釋的集大成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宋文民著后漢書考釋，于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參考。由此可見，范曄后漢書紀傳和司馬彪續漢書志以及劉昭、李賢注疏，在過去一千多年的流傳中產生了較大

6、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 范曄后漢書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陳充等人?？保凹犬?，遣內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鏤板”7（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續校的后漢書校定本8（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上述兩個版本都只有范曄所撰的紀傳，而沒有司馬彪的續漢書志。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國子監孫奭上疏： 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缺。臣竊見劉昭注補后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于前，劉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

7、義。至于輿服之品，具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鉛槧，仍俾雕鎪，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缺。伏況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后漢，有所未全。其后漢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許令?？钡裼　?（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牒國子監） 仁宗命馬龜符、孫奭等人?？?，于“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漢志三十卷頒行”8（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同時把劉昭所注續漢書志補入范曄后漢書，于“天圣二年送本監鏤板” 7（崇儒四之六）。自北宋孫奭?？瘫景褍蓵蠟橐粫院螅彤a生出續漢書志在后漢書中如何位置和撰人暨注者如何署名兩個問題。其一，關于編次位置。北宋孫奭?？瘫景牙m漢書志附在范曄后漢書紀傳之后，以后南宋紹興本，元代大德本

8、，明代毛晉汲古閣本，1965年中華書局點校本，皆依此式。但是，歷代紀傳體史書通行的編撰體例為紀、志、表、傳，后漢書無表，所以明代北監本和清代武英殿本就直接把續漢書八志置于范曄后漢書十紀之后、八十列傳之前。這樣一來，后漢書中三部分內容的編訂次序就出現了“紀、傳、志”和“紀、志、傳”兩種版式，難以統一。尤其是目錄編排次序和正文編排次序，有的版本相互歧異，很不一致。如上海涵芬樓百衲本影印南宋紹興本（原缺五卷半，影印時借北圖書館藏本配補）卷首目錄次序是“帝紀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八十卷”，而正文刊刻次序則是“帝紀、列傳、志”。同樣，汲古閣本卷首目錄凡三行，次序是“十帝紀一十二卷，唐章懷太子賢注；八志三

9、十卷，劉昭注補；八十列傳八十八卷，唐章懷太子賢注”，而正文刊刻次序也是“帝紀、列傳、志”。其二、關于撰人與注疏者署名。由于孫奭?？焙鬂h書時誤以為續漢書志是劉昭補作，以致湮沒了司馬彪的名字。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余靖等人受詔復校后漢書，仍然沿襲其誤，認為“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9（景祐刊正札子）。后來按“紀、傳、志”次序編訂的南宋紹興本，各紀傳卷端署名“唐章懷太子賢注”，各志卷端署名“劉昭注補”；毛氏汲古閣本各紀傳卷端署名“唐章懷太子賢注”，各志卷端署名“梁劉昭注補”。而按“紀、志、傳”次序編訂的明代北監本，十紀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八志

10、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注補”，八十列傳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清代武英殿本十紀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補并注”（而目錄卻署“梁剡令劉昭補志”），八十列傳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以致近人胡玉縉批評說：“卷首目錄，官本凡題三行，曰宋宣城太守范曄撰，曰梁剡令劉昭補志，曰唐章懷太子賢注，亦誤?！?0（史部正史類一·后漢書）標署混亂，莫衷一是。 上述版本標署方式的共同問題，就是遺漏了續漢書志的撰人司馬彪（字紹統）的名字，很容易使人產生范曄后漢書中的志為劉昭補作并加注疏的誤解。清代四庫館臣曾經指出：“自八志合

11、并之后，諸書征引但題后漢書某志，儒者或不知為司馬彪書?！?1（后漢書）事實上這種誤解時有發生，而且也發生在歷代著名學者身上。南宋洪邁論及范曄后漢書說：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煜所撰十志，一皆托儼，搜撰垂畢，遇煜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缺。煜本傳載煜在獄中與諸甥侄書曰：“既造后漢，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贝苏f與儼傳不同。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卻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缺。故淳化五年監

12、中所刊后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云。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后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為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12（范煜漢志） 洪邁把司馬彪所撰續漢書志誤作劉昭補作，難辭考證不審之咎。南宋吳仁杰也誤以為后漢書中郡國志為范曄所作13（涂山）。另據清初何焯說，明清之際學者孫承澤亦有此誤：“八志，司馬紹統之作，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于晉初。劉昭注補別有總敘，緣諸本或失刊劉敘，故孫北海藤陰札記亦誤出蔚宗志律歷之文?！?4（后漢書志）乾嘉時期的王鳴盛又指出孫承澤以外，清初著理學家李光地亦誤：“范蔚宗之前，作后漢書者已有數家，今皆不傳，而范氏獨存。范書無志，梁劉昭注之

13、，即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為范氏書。”15（范氏后漢書用司馬彪志補）可見這個問題不容忽視。      二、后漢書紀傳與續漢書志分合歧議   在說明后漢書主要版本存在的問題以后，接下來就要考察范曄后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志的分合問題。有關兩書分合情況，宋代以后學者提出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進行了長達八九百年的相互論辯。 一種意見認為北宋以前范曄后漢書紀傳與劉昭所注續漢書志各自單行，至北宋乾興元年由孫奭奏請，始將兩書合為一書。宋人陳振孫較早地提到兩書分合問題，指出： 蔚宗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

14、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缺，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為一書。其后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補缺，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并稱蔚宗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疑。16（后漢志） 根據陳振孫所說，可知二者的分合至北宋最后定型。清人錢大昕贊同陳振孫的看法，詳述后漢書紀傳與續漢書志的分合原委。他說： 劉昭注補后漢志三十卷，本自單行，與章懷太子所注范史九十卷各別。其并于范史，實始于宋乾興元年，蓋因孫奭之請。今北宋槧本前載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具列奭奏，其略云：“范氏

15、作之于前，劉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鄙w誤以志為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馬紹統矣。昭本注范史紀、傳，又取司馬氏續漢志兼注之，以補蔚宗之闕，故于卷首特標注補，明非蔚宗元文也。17（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 錢大昕指出司馬彪續漢書志和劉昭注疏由于宋代學者的努力，得以保存下來，同時也指出誤續漢書志為劉昭所作始于宋人。乾隆年間所修的四庫全書總目為后漢書所作提要說： 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別題梁剡令劉昭注。據陳振孫書錄解題，乃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建議?？保哉阉⑺抉R彪續漢書志與范書合為一編。案隋志載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唐書亦同，宋志惟載劉昭補注后漢志三十卷，而彪書不著錄，是

16、至宋僅存其志，故移以補后漢書之缺。其不曰續漢志而曰后漢志，是已并入范書之稱矣?；蛑^酈道元水經注嘗引司馬彪州郡志，疑其先已別行；又謂杜佑通典述科舉之制，以后漢書、續漢志連類而舉，疑唐以前已并八志入范書，似未確也。11（后漢書） 四庫館臣所引“或謂”之說，實指邵晉涵為四庫全書總目中后漢書所作的提要初稿意見，我們留待后文詳細辨析。從上述各家記載來看，可見北宋以前范曄后漢書雖已有劉昭“借舊志注以補之”，但范曄后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志仍是“自別為一書”。宋真宗乾興元年，孫奭建議把二者?？睘橐粫?，而沒有注明范曄后漢書中的志乃是司馬彪續漢書志，而直接說成劉昭“補亡”、“補闕”，造成后人諸多誤解。但是，兩書

17、至北宋合并則是確切的事實。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兩書合并不始于宋人，北宋以前已經合在一處。清人邵晉涵提出唐代合并之說：“酈道元水經注嘗引司馬彪州郡志，疑彪之諸志在六朝已有單行之本，故昭為之注。杜佑通典述科舉之制，以后漢書、續漢志連類而舉，則知以司馬志附見范書，實始于唐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合為一書者，考之不審也。” 5（后漢書提要）明確表示不贊同陳振孫提出的北宋合并說。趙翼指出：“后漢書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于藉手。又十志乃劉昭取司馬彪所作以補范書者，增百官及輿服志是矣，刑法、藝文亦史之所當載者，乃不為作志，則東漢之刑名及諸人著述于何考乎？此又補注者之失也?！?8

18、（后漢書）他把司馬彪“八志”誤作“十志”，失考；同時還把劉昭“注補”說成“補注”，指責補志門類欠缺，理解有誤。但趙翼指出“劉昭取司馬彪所作以補范書”，意思卻非常明確，承認劉昭把司馬彪續漢書志合入范曄后漢書。王鳴盛認為兩書合并在北宋以前已經完成，而且指出合并兩書之人就是劉昭。他說： 范書無志，梁劉昭注之，即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為范氏書。觀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宋館閣書目已如此誤也。此志每卷首題云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正因以司馬志補范書即劉昭所為，故后人題之如此。別本改云補注，豈司馬志有所缺，昭補之兼注之耶？司馬志無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耶？昭之前未見

19、有注者也。姑再考之。15（范氏后漢書用司馬彪志補） 王氏所說的“別本改云補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漢書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補并注”，造成他對劉昭“注補”還是“補注”問題心存疑慮。殊不知此舉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鳴盛卻認為應當“再考之”，于此可見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態度。李慈銘不同意錢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確提出劉昭注范曄后漢書時把司馬彪續漢書志加以注釋并補入范書的觀點。他說： 后漢書中八志，自來多誤為范氏作。國朝朱氏彝尊、錢氏大昕、紀氏昀、王氏鳴盛，洪氏頤煊、趙氏翼皆辨正之，今日為遍錄于汲板范書之首。惟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并于范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余靖等奏請，則尚未確。梁書及南史劉昭本

20、傳，俱僅云昭注范曄書，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馬續書八志，注以補之，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馬志于范書，乃始于昭。故隋書·經籍志云：“后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奔唇袼鶄鞯奂o十二卷、志三十卷、列傳八十八卷是也，共計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寫誤耳。6（后漢書） 李慈銘所謂“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并于范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余靖等奏請”云云，前引錢大昕與四庫全書總目皆無是說，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興年間和景祐年間兩次?？敝苏`合在一起，強加在錢大昕和紀昀頭上。幸好這一錯誤并未影響其結論。胡玉縉不同意四庫全書總目的觀點，認為“劉昭已將八志并入范書，提要知

21、注補別有總敘，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書為未確，何其疏也！” 10（史部正史類一·后漢書）從上述諸家的記載來看，可見是劉昭把司馬彪續漢書志注疏后補入范曄后漢書，而不是遲至北宋孫奭校勘時才把兩書合并一處。他們的結論同樣斬釘截鐵，不容置辯。     三、后漢書紀傳與續漢書志分合辨疑   以上兩種意見，除邵晉涵以外，其余諸家爭論的焦點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劉昭還是北宋孫奭把司馬彪續漢書志與范曄后漢書紀傳合為一書。所以，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對邵晉涵的意見加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書證成己說，經查杜佑通典·選舉典有關范

22、曄后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與科舉關系的有關文字，有如下一段記載： 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后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后魏、隋書志。自宋以后，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于當代者，其余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19（選舉典五） 杜佑記載唐代科舉考試把范曄后漢書和劉昭所注的司馬彪續漢書志二者并列，既說明它們之間有密切關系，又恰恰表明當時兩書各自獨立，僅僅利用范曄后漢書紀傳知識不夠，所以要把劉昭所注續漢書志與范書配合使用；如果說唐代兩家已經合為一書，就完

23、全沒有必要兩書并舉了。邵氏之說不僅不能證實司馬彪續漢書志附入范曄后漢書“始于唐人”，反而驗證了陳振孫所謂北宋以前兩家“自別為一書”的結論正確。所以，四庫館臣為四庫全書總目的后漢書提要定稿時，認為邵晉涵的看法僅僅是推論之辭，“似未確也”，難以自圓其說，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晉涵的說法以后，剩下的問題就是評價劉昭合并說與孫奭合并說二者孰是孰非。我認為，只有詳細考察兩書分合時間及其原委，才能辨明雙方觀點與論辯的是非得失，對兩書分合的歷史事實祛疑考信，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范曄后漢書有紀傳而無志，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無庸再加辨析。劉昭為其書的紀傳作注時，為彌補這一缺憾，便把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志文單獨加以注疏，

24、補入范曄之書。他比較范曄確定的志目與續漢書八志的異同，并且闡明注補宗旨說： 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遍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制，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云構，所缺過乎榱角；為山霞高，不終逾乎一簣，郁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輯，理慚鉤遠，乃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3（后漢書注補志序 劉昭之所以把司馬彪的八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有兩個用意：一是范曄欲撰后漢書紀、志、傳百篇，是效法班固漢書而作，漢書紀、志、表、傳百篇，后人析為一百二

25、十卷；而范曄后漢書只成紀傳九十篇，所以劉昭遵從范曄之意，把續漢書志分為三十卷，合為一百二十卷。二是把續漢書志移入后漢書，與紀傳相互配合，成為一部體例比較完整的史書。于是從梁朝開始，出現了第一個后漢書紀傳與續漢書志匯為一書的合編本，紀傳為范曄撰，志為司馬彪撰，而紀、傳、志皆為劉昭注疏。 需要說明的是，劉昭注補的一百二十卷后漢書，在以后的歲月中并未取代范曄九十卷本后漢書，而是注補本和原本各自單行。清人王先謙說得好：“以續志補范，昉自劉昭。昭之后漢書注固已合志于紀傳矣，然此自劉氏一家之學，范書原本則仍止紀十卷，傳八十卷，未嘗闌入續志也?！?0（述略）直至唐初，仍然是范曄后漢書原本與劉昭后漢書注補本并

26、存，據唐太宗貞觀年間修撰的隋書·經籍志記載：“后漢書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曄撰；后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21（經籍志二）關于隋志記載的兩個版本卷數分別比原書多出數卷，歷代學者多認為系傳抄之誤，我以為極有可能是后人把兩個版本的紀傳中某些長篇析成子卷，而又分合未定，造成各本卷數不一致。 唐代高宗年間，太子李賢招集張大安、劉訥言、格希元等人，對范曄后漢書重新加以注釋。對于這次注疏，清代學者認識并不一致。王鳴盛認為李賢注疏采用劉昭注補本，改注紀傳而仍保留八志的原注。他說：“唐章懷太子賢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注紀傳易，注志難，避難趨易也。且昭所注續志頗有可觀，則其

27、紀傳注必佳，仍舊可耳，何必改作！” 15（范氏后漢書用司馬彪志補）錢大昕則持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唐人所注者乃范曄原本：“章懷太子別注范史，而劉注遂廢。惟志三十卷，則章懷以非范氏書，故注不及焉。而司馬、劉二家之書，幸得傳留至今。” 17（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李慈銘針對二人之說，認為錢大昕更得其實。他指出： 王氏謂章懷太子既用劉昭本后漢書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紀傳易，注志難，故避難趨易云云。錢氏謂章懷本僅注范書，以志系司馬書，故仍昭之舊注，不為更易，此說得之。當日有唐文治極盛，親王朱文學之士甚多，況既有舊注，但加考正，集眾手以成完書，何難之有！ 6（后漢書） 李慈銘右錢左王的意見完全正

28、確，然而他把錢氏“惟志三十卷，章懷以非范氏書，故注不及焉”的看法錯解為錢大昕主張李賢注疏“仍昭之舊注，不為更易”，即李賢所注后漢書中仍用劉昭注補的司馬彪續漢書志，則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錢大昕。如前所述，錢大昕堅持北宋補合之說，不可能認為李賢注后漢書里仍然保留劉昭補志。而這只能是李慈銘自己的意見，因為他堅持南朝補合說，所以認為唐代仍然如此。我認為，錢氏所謂“章懷太子別注范史”的意思，一方面是說李賢從新注疏范曄后漢書，鑒于劉昭注疏偏重于考證記事異同與訛謬，所以李賢注疏偏重于訓詁文字和名物度數；另一方面是指李賢等人不使用劉昭注補本，因為唐代前期范曄后漢書原本仍然存在，所以李賢等人注疏范圍只包括紀傳，

29、續漢書志“故注不及焉”。還應當提到的是，自范曄后漢書問世以來，后人傳抄其紀傳就存在篇卷分合不一的情況。王先謙分析說：“范書隋志載九十七卷，新舊唐志則云九十二卷，宋志則云九十卷。以十紀、八十列傳篇各為卷計之，惟宋志卷數與今本合。隋、唐志所載，或多七卷，或多五卷，當由就紀傳之繁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間取而合之，是以卷數不同。” 20（述略）李賢注疏以后，這種歧互趨于穩定，形成十篇本紀十二卷和八十篇列傳八十八卷的格局，迄今不變。舊唐書·經籍志記載李賢注后漢書一百卷，可證李賢注本的紀傳由范曄原書九十篇中析出十個子卷，變為一百卷。 在唐代很長一段時間里，后漢書李賢等注本與劉昭注補本同時并

30、存。但因李賢以皇太子身份注后漢書，自然受到唐人重視，而劉昭注補后漢書則逐漸散佚。據舊唐書·經籍志記載：“后漢書五十八卷，劉昭補注?！毙绿茣?#183;藝文志也記載：“劉昭補注后漢書五十八卷。” 雖然兩唐書均把“注補”誤作“補注”，但據此可知劉昭注補本后漢書僅僅剩余五十八卷，損失過半。唐代學校以及科舉考試，規定使用李賢注本，而這個注本中沒有志文及注文，所以朝廷詔令從劉昭所注后漢書殘篇中抽出注補的續漢書志，與李賢注本配合使用，前引杜佑通典述科舉考試規定“后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足以為證。經過唐末五代戰亂，到北宋時期，劉昭注本散佚更加嚴重。據宋史記載：“范曄后漢書九十卷，章懷太子李賢注；

31、劉昭補注后漢志三十卷?！?2（藝文志）這里說李賢注本九十卷，是合并子卷統計數字，與舊唐書記載的一百卷并不矛盾。但所載“補注后漢志”書名有誤，當為“注補后漢志”。劉昭注本僅僅剩余注補后漢志三十卷，可證所注紀傳全佚。司馬彪續漢書志以及劉昭注疏之所以能夠保存下來，緣于“唐時功令，習后漢書者并昭所注志為一史，故續志注三十卷得以保存，至宋不廢耳” 20（述略）。盡管如此，八志中“天文志第三卷通卷無注，必系亡失，非劉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無注，其為亡失，更屬顯然?！?15（范氏后漢書用司馬彪志補）既然李賢注本有紀傳而無志，而劉昭注本又僅剩八志而無紀傳，孫奭校書時把兩個注本合為一書，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

32、了。這是范曄后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志匯為一書的第二個合編本，與第一個合編本所不同的是，這個合編本中志仍為劉昭注疏，而紀傳則是李賢等注疏。 綜上所述，可知趙翼、王鳴盛、李慈銘等認為兩書合并始于劉昭，系指第一個合編本，而陳振孫、錢大昕、四庫館臣等認為兩書合并始于孫奭，系指第二個合編本。平心而論，不論主張劉昭合并兩家之書，還是主張孫奭合并兩家之書，看法都不夠全面，只說對了一半；而兩家各據所見相互駁辯，也是互有優絀，只能證明對方說錯了一半。只有全面考察兩書的分合過程，把兩家意見結合起來辨析，才能消弭分歧，最大限度地得出切合實際的結論。    四、余論 

33、0; 在今天看來，不論是劉昭為范曄后漢書紀傳和司馬彪續漢書志作注并把兩書合而為一；還是北 宋 君臣把李賢等所注范曄后漢書紀傳與劉昭所注司馬彪續漢書志再度合為一書，都已成為中國古代史學上的一段佳話。但迄今為止刊印的各種版本后漢書，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我們應當充分護惜前賢的苦心與成果，把后漢書進一步整理完善。 第一，兩書應分別標目。范曄后漢書紀傳和司馬彪續漢書志以及劉昭、李賢注疏，在千百年流傳中已經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所謂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全書總名仍然應該定為后漢書，這也是劉昭、孫奭等歷代學者的共同愿望，應當充分尊重。但在合為一書之后，不能僅僅標著范曄一人之名，一家之書，使人誤認為范曄撰成全書，

34、湮沒司馬彪撰志之功。錢大昕曾經提出恢復續漢書志的名稱：“司馬史實名續漢書，劉氏以補范缺，因冒后漢之名。今既與范史并列學官，謂宜改題續漢志，以復紹統舊名，且訂宋明刊本沿襲之失?！?17（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李慈銘也認為：“今江寧新刻本雖悉依汲本，而以此志次范書列傳之后，題曰續漢志，又載昭補注之序，其體最善。”23（桃花圣解盦日記）所謂江寧新刻本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金陵書局本，扉頁署“范曄后漢書九十篇一百卷，唐章懷太子賢注；司馬彪續漢書志八篇三十卷，梁剡令劉昭注補”，非常準確。今后出版后漢書，應當采納錢大昕、李慈銘的意見，在扉頁單獨標目，分別標明“后漢書紀傳”與“續漢書志”的名稱。

35、第二，撰人應同時署名。近代以前的后漢書刊本，大多不署司馬彪的名字，造成謬種流傳的后果。為了彌補這一缺失，早在清代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本后漢書就“于此三十卷，并題司馬彪名，庶以祛流俗之訛焉” 11（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點校本后漢書在紀傳各冊的扉頁上標明“后漢書，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在八志兩冊的扉頁上標明“后漢書志，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補”，對撰人和注疏者署名作了全面標示。然而這樣處理仍未臻盡善，因為司馬彪八志名為“續漢書志”，而不是“后漢書志”。以后出版后漢書，應當吸取前代教訓，借鑒四庫全書本和中華書局本署名的方式，明確標著后漢書紀傳為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續漢書志為西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補，避免后人再產生誤解。 第三，編次應注重體例。自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