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問題的提出企業行為是企業績效的基礎，會計信息是企業績效的反映。規范正當的會計行為（注：會計行為決定會計信息的質量，規范正當會計行為是指能客觀、真實地反映企業經濟活動過程全貌的會計行為，而會計行為發生異化則是對正當會計行為的背離和走向反面。）是客觀反映企業績效、提供真實會計信息的前提，而后者則是現代資本市場賴以正常運行的基礎。然而，近幾年來，國內外證券市場上爆發的一系列重大財務報告舞弊案及相應的注冊會計師審計失敗案，在使會計誠信陷入沼澤的同時，也使得現代資本市場的健康運行受到嚴重影響，從而使得人們不得不反思傳統的資本市場監管模式、現行企業制度安

2、排的合理性和會計信息披露及其保障機制的有效性（注：美國2002年薩班斯奧克斯萊法案的出臺，就認為是這種反思與進一步改革資本市場監管模式的結果。）。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現代資本市場健康運行的基礎，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通過規范正當的企業會計行為產生的，因此，企業會計行為一直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與研究的焦點。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行為會計理論，從行為科學的角度對會計信息生產、傳遞、使用過程中的會計行為展開了研究。近些年來，我國學者對上市公司會計行為異化的相關問題展開過研究，并取得一些重要進展。然而，上市公司的會計行為異化并沒有得到根本性規制，會計信息質量也未得到實質性提高。究其原因，一是上市公司

3、會計行為異化或肇因于管理層動機的異化，或源于會計信息保障機制的失效，或始于外界環境不利因素的誘發；二是我國特殊的企業產權結構和獨特市場經濟發展背景，使得會計行為異化的治理變得更為復雜。企業會計行為是企業行為中的一種，而企業行為多由管理當局的行為所決定。現代企業治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通過設計合理的報酬契約，以激發管理當局產生規范正當的會計行為。然而，報酬契約在激勵管理層提高企業績效的同時，也使得管理層出于自利動機而有機會操縱企業會計行為，從而使會計行為發生內生性異化（intrinsic alienation）。因此，如何設計合理的管理報酬契約以誘正企業管理層的動機，從而優化企業會計行為，就成為扼

4、制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舞弊行為所必須解決的重要現實問題。二、會計信息與報酬契約設計：理論分析現代企業中，由于代理人的行為契約具有不可計量性，如何選擇企業績效的計量指標便成為設計管理報酬契約的核心（注：管理報酬契約主要指向對企業高管層的報酬激勵契約，而企業高管層可統稱為企業經理，因而管理報酬契約又可稱為經理報酬契約。）。就績效指標選擇而言，它既可以是會計信息類指標，也可以是非會計信息類指標。會計信息在大多數組織設計和組織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1，而且充分可靠的會計信息在減少信息不對稱、控制逆向選擇、規制道德風險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因此會計信息成為設計經理報酬契約的主要依據。如果經理報酬和企業績效之間存在

5、直接相關關系，那么報酬契約便能懲罰對委托人有害的行為而激勵合意的行為。最優報酬契約安排既應考慮經理報酬和企業績效之間的相關性，又應考慮企業所在行業特征、發展階段和管理層愿意承受的風險水平，以確定績效標準和激勵維度。如果經理是風險中性的，那么就需要讓其報酬模式由代表保險因素的固定收入和代表激勵功能的業績收入所組成。大多數報酬契約都以會計收益為基礎，既可采取線性模式（注：如w =+，其中w為經理人應得薪酬，代表固定部分，為當期會計利潤，報酬與利潤的相關系數。），也可采取非線性模式。如果經理是風險規避型的，那么簽訂向后看的報酬契約則是最佳選擇。然而，收益的固定反過來又給經理以偷懶的動機。因此，在此類

6、報酬契約中，合理安排其中的風險因素就成為報酬契約設計的主要內容。在實務中，由于經理報酬與會計收益掛鉤，會計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又受會計行為的影響，因此，管理層便有可能通過會計選擇行為來進行盈余管理（注：盈余管理是管理層為獲得個人利益而對企業財務報告進行有目的的干涉，會導致契約關系人利益、財富的重新分配。也有人認為適度的盈余管理行為有利于公司財富、價值的最大化。然而，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盈余管理行為與管理人員的機會主義動機直接相關（Schipper，19 92）。），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Watts & Zimmerman（1978）的研究表明，在采用盈余基礎的報酬契約企業中，經理確有動機采

7、取使其獎酬最大化的會計政策；Healy2的研究發現，在存在上下限的經理獎金計劃中，若當期盈利高于上限，則經理人有動機降低當期盈余，以避免永遠喪失這部分紅利；若當期盈利低于下限，則管理層有可能采取洗大澡的行為（big bath）（注：即進行巨額沖銷的行為。），只有在當期盈利目標介于上下限之間時，經理才有激勵增加盈利以使其剛好等于上限。因此，隨著經理報酬和報告收入關聯度的增加，經理對收入中可操控部分的利用也會加強，正的操控性收入與企業經理的現金報酬正相關3.正是以會計收益為基礎的激勵契約具有短期性和會計政策具有可選擇性，為使經理的短期利益與公司的長期發展相結合，經理持股、股票期權等以股價為基礎的長

8、期激勵契約也就被開發出來。Jenson & Murphy4認為，首席執行官（CEO）的股權授予在對經理的激勵中扮演著重要角色。Merhan（1995）對由153家制造業公司構成的隨機樣本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公司高管層擁有的股權比例與公司績效之間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Venky Nagar，Dhananiay Nanda & Peter Wysockz5的研究發現，以股票價格為基礎的報酬契約可有效地減輕會計信息披露中的代理問題，促使經理披露自己的私人信息。當然，這是以資本市場的有效性為前提的，即股票價格能夠恰當地反映經理當期決策所帶來的未來現金流量的變化6.然而，資本市場“功能鎖

9、定”現象的存在和噪音投資者的普遍存在，使得股票價格作為經理業績的評價標準會產生新的道德風險，因為會計盈余和股票價格之間存在增量相關關系，完全有可能誘使管理層為滿足自身效用而操縱會計盈余，從而誘發會計行為異化。Aboody & Kasinik7認為，在股票期權授予日以前，管理層通常會盡可能地公布壞消息以壓低股價，而在期權授予日以后，則傾向于公布利好消息，因而管理層通常會通過會計信息披露時間的安排，來最大化自身的效用。正是由于經理報酬契約中會計收益和以股票價格為基礎的激勵性報酬契約各有千秋、又可以互補，Bushman & lndjejikian8、Jim & Suh（199

10、3）認為，理想的經理激勵模式應該是，將股票價格和會計凈收益共同作為經理業績的評價標準，亦即w =+ Yp +。正基于此，西方國家上市公司普遍采用以底薪、短期紅利、股票期權和其他長期激勵為主要組成部分、四位一體的復合激勵模式。然而，最近幾年來，美國證券市場上爆發的一系列重大財務報告舞弊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股票期權等激勵制度安排引起的，使得人們對這種四位一體的激勵模式也產生了懷疑。由于經理無法控制的外界因素經常會影響股票價格和企業盈余指標，在對同行業進行的績效評價中，就應該排除共同的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為此，可采用相對績效指標進行評價9這樣既可以是企業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也可以是相對行業平均水平的

11、利潤率或相對于股票市場平均收益的股票增值，以剔除單個企業特性在評價企業盈利水平時產生的噪音，清除對代理人所附加風險的根源，提高報酬契約的激勵效果，從而有效地規制經理會計行為的可能異化。三、報酬契約與會計行為異化：中國證據盡管中國早就開始建立和實行以經營者年薪制為主體的管理層報酬制度，同時為規范上市公司的會計行為也出臺了許多相關措施。然而，與國外成熟證券市場相比，中國上市公司由于會計行為異化所致的財務報告舞弊現象卻更加普遍和嚴重。這表明，中國上市公司管理層激勵與會計行為異化之間的關聯度有其特殊性。（一）管理層激勵與會計行為異化間的關聯考察報酬契約與公司績效的關聯性是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層激勵與會計行為異化關系的基礎。對中國上市公司報酬契約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聯性，魏剛10發現，我國上市公司高管層的薪酬過低，不能產生有效的激勵作用，經理報酬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聯度較低。同時，由于中國上市公司高管層的人均持股占總股本比例過低，僅為0.014%（注：這遠遠低于國外同期高管，如美國CEO們的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