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結構理論”的結構            1979年，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以結構作為國際政治體系層次獨立變量，并通過對結構的準確定義，首次將體系層次的“國際政治結構”同單元層次的“過程”和“屬性”明確分開，由此而構建起一種完整的國際政治系統理論的構架。由于對國際政治結構及其效應的考察在華爾茲理論中占有突出地位，因而大多數研究者往往據此將華爾茲的理論看成一種純粹的“結構決定主義理論”，而這種看法實際上恰恰歪曲了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實質。華爾茲的理論本質上是一種關于無政府狀

2、態中的國際政治的系統理論，這一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其為我們理解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現實提供了一種系統性的分析框架。(注：關于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基本特點、主要性質及其與經典現實主義理論之間的不同之處，參見：Kenneth  Waltz,“Realist  Thought  andNeo-realist  Theo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0),44,pp.21-37.)由于華爾茲的理論在現代西方國際關系

3、理論體系中長期占據重要的地位，因此，全面分析并闡述這一理論的內涵及實質，對我們正確地理解和把握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的現狀及發展方向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一、“結構理論”與層次分析一般來說，任何理解國際體系中的行為或現象的嘗試都會遇到所謂層次分析問題，因為這一問題定義了國際體系的不同分層，而這里的每一分層實際上都代表了某些特定的解釋來源(自變量)所處的位置；所謂層次分析問題也就是關于研究者如何辨別和處理那些不同的解釋來源所處的不同類型位置的問題，而不同的分析層次則代表那些不同的解釋來源所處的不同類型的位置。(注：吳征宇：關于層次分析的若干問題J，歐洲2001年第6期。)一般來說，層次分析之所以會成為一個

4、問題，是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對國際體系中的層次劃分往往有不同答案，而實際上，層次分析乃是一種國際政治研究方法。在現代國際關系理論史上，首先將層次分析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專門加以提出并且討論的，是美國行為主義國際政治學家戴維·辛格。(注：Martin  Hollis  &  Steve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  Relations(London:Cla

5、renPress,1990),p.98.)而真正對層次分析這一研究方法的形成和完善做出了實質性貢獻的，則是美國國際政治學家肯尼思·華爾茲，而華爾茲創立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實際也正是從現代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層次分析問題”發展而來的。(注：Barry  Buzan,Charles  Jones,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  (New  York:Columbia 

6、0;UniversityPress,1993),p.22.)1959年，華爾茲正是遵循層次分析的思維邏輯構建出其有關戰爭起源及和平條件的“三個意象理論”，即第一意象試圖通過考察人性，第二意象試圖通過考察國家的內部構成，第三意象試圖通過考察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特性來解釋國際事件。華爾茲得出的結論是，若要獲得對戰爭起源及和平條件的正確認識，研究者不僅要注意到三種意象的作用，更要將第三意象看作其他兩種意象作用的背景：“第三意象說明了世界政治的體系基礎，但沒有第一和第二意象，我們就不能了解決定政策的諸種力量；第一和第二意象說明了世界政治的諸種力量，但沒有第三意象，我們就不能估計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預測其結果

7、。”(注：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9),p.238.)從本質上說，華爾茲提出的這三個意象(即人性、國內結構、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特性)實際上代表了對戰爭起源及和平條件的三種不同的解釋來源(自變量)。1979年，華爾茲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書正是以這一結論為起點，以結構作為體系層次的獨立變量，通過對結構的準確定義從而將結構同單元層次變量明確地區分開，并

8、詳細考察了國際政治結構(第三意象)的重要作用。華爾茲在書中強調：“若是聲稱在采用一種系統方法或構建一種系統理論，研究者必須將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明確地區分開；如果不能劃清或保持結構和屬性及過程間的區別，就不能分清不同的原因，也不能分清原因和結果。”(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78.)從理論上講，華爾茲對結構的定義在現代國際關系理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這一定義確立了結構作為體

9、系層次獨立變量的合法地位，從而使構建一種國際政治系統理論成為可能。對于華爾茲來說，由于任何一種體系必然包含“一種結構和相互作用的單元”，因而任何一種體系原則上都包括兩個層次，即體系熾次和單元層次，前者指“體系構成單元的排列及這種排列依據的原則”，后者指“體系構成單元的屬性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按照這一標準，華爾茲將國際政治理論分為兩種類型，即簡化理論和系統理論：前者指那些將原因設想為集中于單元層次的國際政治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國際政治現實是由單元的屬性及互動決定的；后者指那些將原因設想為同樣也處于體系層次的國際政治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國際政治現實不僅受單元層次因素的影響，而且受單元排列方式的影響。

10、(注：Ibid.,pp.18,40,80.)對于華爾茲而言，由于簡化理論本質上是一種通過了解整體各個組成部分的性質和互動來理解整體的理論，因而這一理論的前提是假設在國家的行為目標和行為結果間不存在任何其他因果關系，然而，國家的行為動機很少同行為結果相一致這一事實明確表明，國際政治現實不僅會受到單元的屬性及互動的影響，而且也受到體系層次變量的影響，因而簡化理論無法對復雜的國際政治現實做出充分的解釋，而只有系統理論才能使我們認清塑造國際政治現實的諸種力量。(注：Ibid.,pp.67-68.)從理論上說，正因為體系層次變量和單元層次變量都會對國際政治現實產生影響，因而華爾茲認為研究者在構建一種國際

11、政治系統理論時面臨的任務不僅是將它們明確區分開，而且要考察它們是如何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而這就意味著，一種國際政治系統理論必須同時包括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獨立變量。(注：Barry  Buzan,“The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in  KenBooth  & 

12、; 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London:Polity  Press,1995).p.211.)正因為如此，華爾茲創立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實際上應該是包含了三個主要的自變量，即體系層次的“結構”和單元層次的“過程”及“屬性”。    2006-12-13        二、結構、

13、過程、屬性“結構、過程、屬性”是華爾茲理論包含的三個主要自變量，這三個自變量實際上也就是華爾茲揭示的塑造國際政治現實的三種主要力量，任何對華爾茲理論的系統研究都必須首先將注意力集中在考察這三個自變量的涵義及相互關系上。華爾茲理論中的“結構”概念主要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基礎上，即那些以不同方式排列在一起的單元，有不同的行為方式，并且在相互作用中產生出不同的結果。正因為體系的結構性問題是有關體系構成單元排列的問題，因而華爾茲認為結構的定義應省略一切單元層次的特點，即“一種結構不能通過列舉體系的實體性特征來界定，而應根據體系構成單元的排列及這種排列依據的原則來界定。”有鑒于此，華爾茲認為結構應當從三方

14、面加以界定：首先，結構應根據體系構成單元的排列原則來界定，而這種排列原則只有兩種，即等級制原則和無政府原則；其次，結構應根據體系構成單元功能上的差異來界定；最后，結構應根據體系構成單元間的權勢分布狀況來界定。(注：Kenneth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79,81,101.)值得注意的是，華爾茲對體系的兩種組織原則(即等級制原則和無政府原則)的區分完全以是否擁有對武力使用進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權威作為衡量標準，即等級制體系中存在對武力使用進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權威，無政府體系中沒

15、有對武力使用進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權威；而這點實際上意味著：等級制體系中的單元間本質上是一種權威關系，無政府體系中的單元間本質上是一種實力關系。(注：Helen  Milner,“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R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5),17,p.76.)華爾茲對兩種體系組織原則的這一區

16、分可以說根本上決定了華爾茲對國際政治結構的定義方式：由于等級制體系中的單元不必為生存而擔心，因而它們之間可以發展出密切的勞動分工，并產生功能上的差異；由于無政府體系中的單元需要為生存而擔心，因而它們之間分工合作的程度很低，而這就必然導致它們在功能上的相似或相同。正因為如此，華爾茲界定的國際政治結構僅僅包括兩個構成要素，即國際無政府狀態和國際行為主體間的權勢分布狀況。(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17、  I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92),46,p.399.)一般來說，華爾茲的理論雖然是賦予了國際政治結構以鮮明的實體性特征，但他界定的國際政治結構本質上并非一種獨立的行為體，而是對單元行為及行為結果產生影響作用的一系列約束性的環境；對這種國際政治結構的最為恰當的類比，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用來形容經濟市場對經濟單元作用的那只“看不見的手”；而這種國際政治結構對單元行為及行為結果的影響作用，主要是通過兩種過程性的方式來實現的，即單元的“社會化過程”和“相互間競爭”。(注：Martin  Griffit

18、hs,Realism,Id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92),p.82.)值得注意的是，華爾茲雖然將“國際無政府狀態”和“國際行為主體間權勢分布狀況”統稱為國際政治結構，然而在華爾茲界定的國際政治結構兩條構成要素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首先，由于華爾茲認為無政府原則和等級制原則將分別導致單元功能的同一性或差異性，因而在華爾茲界定的結構的前兩條構成要素間(即體系組織原則和單元功能規定)存在著密切的邏輯聯系，但這種聯系并沒有延伸到結構的第三條構成要素(即單元之

19、間的權勢分布狀況)；其次，對于華爾茲來說，由于無論怎樣單元也無法將無政府國際體系轉變為等級制國際體系，因而國際無政府狀態本質上是一個恒定的常量，而國際權勢分布狀況則是隨單元之間的相對實力消長而變化的因素，這種變化也正是華爾茲理論包含的惟一一種結構性變化。正因為如此，華爾茲定義的國際政治結構實際上應該包含了兩個變量，這就是體系的“深層性結構”(國際無政府狀態)和“分布性結構”(國際權勢分布狀況)。(注：Barry  Buzan,Charles  Jones,Richard  Little,op.cit.,pp.51-54.)由于華爾茲認

20、為構建一種國際政治系統理論的首要任務就是將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明確地區分開，因而華爾茲將精力主要是放在對國際政治結構及效應的定義和考察上。華爾茲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首先，國際政治結構是解釋國際政治本質的延續性和重復性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只要結構保持不變，它就會產生過程和行動上的相似性；其次，國際政治結構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因素，因為以往的研究者將精力只局限于單元層次，而沒有認識到系統性的原因在發揮作用。(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175.)盡管如此，華爾茲在討

21、論簡化理論時，還是對單元層次變量做出了明確界定。對于華爾茲來說，簡化理論是一種力圖通過理解“整體各部分的內部性質及它們間的互動”來理解整體的理論，按照這一標準，華爾茲界定的單元層次變量應該包括“單元的內部性質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方式”，這就是所謂的“屬性”和“過程”。(注：Ibid.,pp.18,79.)在理論上，“過程”指國際行為主體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這種互動方式(尤其是那些經久不衰和反復出現的互動方式)歷來是影響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屬性”是指國際行為主體的內部性質，這種內部性質，尤其是它們的政治體制和經濟實力，同樣也必然對國際政治產生重要影響。一般來說，華爾茲雖然對單元層次變

22、量的性質和作用很少提及，然而在一種國際政治系統理論中，體系層次變量同單元層次變量的作用實際上是聯系在一起的，華爾茲對國際政治結構效應的考察也正是建立在一種對“過程”和“屬性”的假設之上的。(注：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頁。)三、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體系層次變量和單元層次變量之間的關系問題是有關華爾茲理論的一個核心問題，而針對這一問題的答案直接地關系到我們對華爾茲理論的理解和認識。    2006-12-13       

23、60;由于華爾茲的理論將注意力主要放在對國際政治結構及其效應的定義和考察上，因而許多研究者往往將這一理論看成一種純粹的“結構決定主義理論”，這種看法實際上恰恰歪曲了華爾茲理論的實質。華爾茲的理論實際是一種關于無政府狀態的國際政治的系統理論，這一理論在強調結構作用的同時并沒有排斥單元層次變量的作用，華爾茲同樣也意識到結構只能產生部分解釋。1959年，華爾茲在討論三種意象關系時就指出：“所有三種意象完全是一個整體。個人、國家和國家體系在努力理解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致任何一個分析家無論怎樣重視一種意象，也很少忽視其他兩種意象。而且過分強調一種意象的作用可能歪曲人們對其他兩種意象的解釋。”(

24、注：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p.160.)1979年，華爾茲在談到結構作用時指出：“體系層次理論解釋了為什么各單元千差萬別，但行為卻相似，而且行為結果發生在預期的范圍內。相反，單元層次理論告訴我們為什么同一個體系中地位相似的不同單元，其行為卻大相徑庭。”因此“認為一種國際政治理論本身就能說明國家會采取什么樣對策的想法，正是同簡化理論的錯誤相對應的一種錯誤。”(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Inte

25、rnational  Politics,p.72.)1986年，華爾茲再次強調：結構對單元只產生“影響作用”而不是“決定作用”，因為“結構本身并不能完全決定行為和結果，這不僅是由于體系層次因素和單元層次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是由于結構對單元行為及行為結果的塑造和推動同樣可能被單元成功地加以抵制。”因為結構對單元行為及行為結果的約束力在某種程度上能通過合理地運用實力、技巧和決心加以克服，從而實現某些看上去似乎是難以達到的目標。(注：Kenneth  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26、;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328,343.)    對于華爾茲來說，由于無政府狀態中的單元行為及行為結果是體系層次的兩種結構(即深層性結

27、構和分布性結構)和單元層次的各種因素(即過程和屬性)共同促成的，因而在任何一種國際政治系統理論中單元層次因素的作用都應該是必不可少的：首先，體系層次因素使我們能夠認識到單元面臨的各種壓力，但沒有對單元層次因素的認識，我們就無法認識到單元對壓力做出的反應；(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p.72.)其次，由于體系層次因素和單元層次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并且對國際政治現實都會產生影響，因而研究者在解釋國際政治現實時必須兼顧兩種因素的作用；(注：Kenneth &

28、#160;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p.34.)最后，由于體系層次因素和單元層次因素在因果關系中的份量比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具體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因而對單元層次因素的認識將提高一種理論的解釋和預測的精確程度。(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49.)從理論上講，華爾茲之所以將注意力

29、放在對國際政治結構及其效應的定義和考察上，并不是因為他認為單元層次的因素不夠重要，而是因為以往的學者普遍都忽略了國際政治結構的重要作用，因而他相信這樣做不僅是構建一種國際政治系統理論的必要前提，而且對以往的錯誤可能起到撥亂反正的作用。(注：Kenneth  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p.327,331.)從總體上看，華爾茲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其為我們理解國際政治現實提供了一種系統的分析框架，這一框架告訴我

30、們國際政治現實是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因素共同促成的，然而，在這一框架中這兩個層次的因素還未能有機地融為一體，而是分別起影響作用的兩種力量，它們在因果關系中的份量比也只有在具體研究中才能確定，正是因為如此，華爾茲在考察國際政治結構的效應時必須將單元的屬性設定為常量。(注：Alexander  Wendt,“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R  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7),41,p.338.)一般來說，華爾茲理論的“決定論傾向”并不是表現為排斥單元層次因素的作用，而是在于它認為無論單元發生什么變化，它們都不可能超越無政府狀態的制約性影響，有鑒于此，華爾茲的理論實際上應該是一種“無政府狀態決定論”，而這點也正是造成了華爾茲的理論不斷地遭受批評的一個主要原因。(注：Andr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