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危機時代的中國銀行業發展策略研究一全球經濟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 起源于美國2007年次貸危機的金融風暴在2008年橫掃全球，其影響之大、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是自20世紀“大蕭條”以來全球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次危機不是一般的經濟景氣循環，而是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全球性危機。在這場危機中，金融機構損失慘重。遭受損失的機構從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擴大到對沖基金、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商業銀行，幾乎涵蓋了金融體系的所有機構。兩大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被政府注資接管，包括華盛頓互惠銀行、美聯銀行在內的五十余家銀行破產，雷曼、貝爾斯登等五大投資銀行相繼破產、并購或轉變為銀行控股公司。歐洲多家大

2、型金融機構深陷財務，被并購重組或被政府注資接管。冰島金融體系瀕臨崩潰，數倍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外債規模使其面臨“國家破產”的困境。據IMF測算，全球金融機構的最終損失將高達4萬億美元。實體經濟遭受重創，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衰退和調整期。美國、歐元區、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均陷入衰退，居民消費、工業生產以及進出口增長大幅放緩，就業形勢惡化；信心疲弱和出口大幅下滑使得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增速明顯放緩，貨幣大幅貶值，資本外流問題突出。部分過度依賴出口和外資流入的經濟體受到較大沖擊，中東歐部分國家因外部融資環境和本地區經濟前景惡化而一度陷入嚴重的債務困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9年4月的預測， 2009年發達國家

3、經濟將萎縮3%-3.5%，其中美國經濟下降2.6%，歐元區下降3.2%，英國下降3.8%，日本下降5.8%；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情況略好，但增長也將大幅放緩，2009年將僅增長1.5%-2.5%。在全球空前一致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下，2009年的世界經濟初顯穩定跡象。金融體系方面，銀行間拆借利率LIBOR已經回落至2008年9月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摩根大通和高盛先后償還政府救助貸款并實現上半年盈利；實體經濟方面，主要國家的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和消費者信心指數從底部持續上揚，以原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強，多種跡象表明，世界經濟可能已經度過“最壞的時期”，全球的聯手抗擊行動使世界經濟免于陷入

4、經濟大蕭條，但“歷史經驗表明，衰退后的投資恢復往往是緩慢的，如果衰退與金融危機有關，則更是如此”（引自IMF報告），全球經濟和金融的復蘇將是漫長而緩慢的，在本輪危機中暴露的各種經濟體系中的深層次和固有的矛盾，須在這個過程中通過結構調整和優化來進行化解，經濟的恢復過程將充滿著變數和不確定性，我們現在所處的漫長的恢復調整過程可稱之為“后金融危機時代”。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復蘇調整過程，即是對世界經濟秩序、國際貨幣體系和監管體系進行調整和重構的過程。（一） 全球化進程中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失衡是金融危機全球蔓延的根本原因，危機后的復蘇過程也是新經濟秩序重建的過程。經濟全球化促進了跨國界的資源重新配置，提高了

5、各國經濟的效率，但同時，世界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過度借貸，過度消費；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則形成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其經濟增長對出口需求的依賴度不斷提高，而大量出口積累的外匯儲備則以極低的利率借給美國，維持其長期借債消費。隨著發達經濟體高消費、高杠桿積累到一定程度，這種失衡必然會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加以釋放。而新經濟平衡點的形成，一是取決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去杠桿化”，即提高儲蓄率、降低負債；二是取決于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內部的結構改善，即靠提升內需去消化過剩產能。（二） 危機暴露了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組織體系存在的嚴重缺陷。在國際金融體系重構的過程中，將越來

6、越多的聽到發展中國家的聲音。以單一國家主權信用貨幣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加劇了風險集中和危機傳導。當一國貨幣成為全球初級產品定價貨幣、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后，該國貨幣當局難以兼顧國內貨幣政策目標與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負債消費的經濟發展模式長期內難以持續。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金融組織中處于主導地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缺乏足夠的話語權，國際金融組織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有限，無法形成對主要國家經濟金融政策的有效監督和制衡。伴隨“金磚四國”等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和市場份額的不斷提升，提高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話語權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近期，央行周小川行長公開發文，提

7、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構想，建議在特別提款權（SDR）的基礎上，發展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以避免主權信用貨幣做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可以想見，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調整完善的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將通過自身不懈的努力爭得更多的話語權，不斷提升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重要性。（三） 危機暴露了現有監管體系在跨行業、跨市場、跨國境的金融創新方面的監管真空，各國在國際金融監管方面的合作亟待加強。本次金融危機源于美國次貸危機，通過各種金融產品、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等渠道，迅速在全世界蔓延。危機的快速蔓延暴露了部分發達國家在金融監管理念、體制及國際合作等多方面的問題。一是過度相信市場

8、的作用，忽視了資本逐利動機下隱藏的系統性風險隱患；二是監管模式滯后于金融創新的實踐，對復雜產品風險鏈條、跨行業和跨市場的金融產品及場外交易無法進行有效的風險監測和分析；三是國際合作方面，缺乏統一的監管標準和信息交換的平臺與機制，對于國際性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尤其是國際資本流動，缺乏監測。在應對本輪危機的過程中，多國央行聯合行動，通過同步降息及其他量化工具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而同時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加大全球資本流動監測力度，加強對各類金融機構和中介組織的監管，增強金融市場及其產品透明度，將成為下階段國際監管體系改革的主導思路。二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政府主要應對措施在管理匯率體制和資本

9、項目非開放的條件下，中國的金融市場在本輪危機中受到的直接沖擊相對較小。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主要是由于外部實體經濟的衰退引發外部需求的急速下滑，并導致中國經濟出現了結構性的產能過剩，而外貿出口的大幅下滑又進一步影響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開工率不足、就業壓力增加及股市、樓市的負財富效應也對居民消費的增長造成負面影響。中國經濟深度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6.1%，為有季度統計數據（1992年）以來的最低點。從經濟發展規律的角度看，我國經濟從2000年以來已經延續了8年的高速增長，其自身也面臨周期性調整的需要，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都需要進行調整和轉變，金融危機的爆發只是進一步加劇了我國

10、經濟調整的深度。為抵御金融危機對我國的不利影響，防止國民經濟深度下滑，中國政府強力啟動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力擴大國內需求。概括來看，中國政府的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強力拉抬內需，增強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一是投資方面，大規模增加政府投資，積極調動社會投資。在兩年內通過增加安排萬億元中央投資，拉動四萬億元投資規模，資金投向主要包括：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提高

11、城鄉居民收入；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等。同時，發揮政府投資“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渠道和領域，吸引更多社會資金參與政府鼓勵項目的建設。二是消費方面，重點放在增強消費能力、發展消費熱點、完善消費政策、改善消費預期等方面，提高企業退休職工基本養老金、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和優撫對象的待遇水平，較大幅度增加各項涉農補貼。開展家電下鄉、農機具下鄉和汽車、摩托車下鄉，積極拓展農村市場，挖掘農村消費潛力，完善汽車等消費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穩定發展。努力消除制約消費的政策障礙，穩定和增強居民的消費預期。（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為國家系列經濟刺激計劃的落實提供配套金融服務支持。從

12、2008年下半年起，五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貸款利率累計下調個百分點，一年期存款利率累計下調個百分點；四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其中，大型金融機構累計下調2個百分點，中小型金融機構累計下調4個百分點；引導商業銀行擴大貸款總量；擴大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浮幅度，支持居民首次購買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明確取消對金融機構信貸規模控制；加強信貸政策引導，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在保持信貸總量合理均衡增長的基礎上，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優化信貸資金結構，重點為中央投資項目、“三農”、中小企業、就業、助學、災后重建、擴大消費、自主創新等領域提供信貸支持。（三）實施產業振興

13、規劃，調整產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培育新的產業增長點。重點是組織實施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現代物流等十個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一是加大信貸支持，調整稅收政策，實施重要產品的收儲，穩定生產，穩定市場，支持企業渡難關；二是調整產業結構，促進技術進步，淘汰落后產能，培育新的產業增長點；三是加快改革創新，鼓勵兼并重組，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和產業集群。（四）加快區域經濟發展，優化生產力布局。密集出臺一系列有關區域經濟發展的規劃和方案，強調加強城鄉統籌和區域協調，形成產業結構的梯級布局。區域規劃政策的核心旨在通過充分利用區域地理優勢，調整產業結構，優化

14、生產力布局，實現各區域的協調發展，形成鮮明的區域經濟特色，構建中國經濟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五）加大科技扶持力度，加強自主創新和科技攻關，促進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大財政對國家重點科技項目的投入力度，加強自主創新基礎能力建設，重點推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技基礎條件平臺、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等工程建設；結合重點產業振興，推廣應用一批能夠有效促進產業升級、技術改造和節能減排的自主創新技術；推動高技術產業集聚和特色產業基地發展；建立人才和創新的有效激勵機制，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來華）創業。（六）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積極促進就業，著力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醫療和教育等

15、方面的問題。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 在在安排投資和確定重大建設項目時，注重發揮對就業的帶動作用；加快完善社會保險體系，進一步提高各類社會保險統籌層次，擴大各類社會保險的有效覆蓋范圍，啟動實施農村新型養老保險試點；加大扶貧開發力度，實施新的扶貧標準，對農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實行扶貧政策；提高全民醫療衛生保障水平，抓緊落實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用三年時間基本建成覆蓋全國城鄉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同時，全面推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進一步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參保率，加大城鄉醫療救助力度。國家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可概括為擴內需、保增長、穩出口、調結構和促民生五方面，從短期來看，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有

16、效遏制了經濟增速快速下滑的勢頭，宏觀經濟呈現企穩向好的積極變化；從長期來看，有助于實現我國經濟結構性調整，拓展國內需求，構建以內需為主導的新經濟模式。三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宏觀經濟金融發展趨勢展望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實施，使我國國民經濟運行在2009年一季度見底后于二季度開始啟穩回升，出現了積極變化。但總體來看，宏觀經濟指標的局部好轉一是來源于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引發的政府投資的高速增長，二是來源于寬松貨幣政策下基礎貨幣和信貸資金的巨額投入，從長期來看，兩者都不具備可持續性。依靠大量政府投資和巨額信貸資金投放來拉動的經濟回升，基礎還不穩固。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可持續路徑，應是在推進城市化和

17、工業化的進程中，通過深化體制改革解決經濟中的深層次矛盾，完成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及結構的調整。（一） 中國城市化進程是經濟發展的長期驅動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是一個城市化、工業化與市場化互相演進的三十年，其間，財富的增加、國民福利的提升莫不與此息息相關。數據顯示，1980年，中國城市化率為19.8%，人均GDP為256美元，而至2008年末，我國城市化率已達到45.7%，人均GDP達美元。然而我國現有的城市化率，僅相當于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和五十年代的日本。而從國際經驗來看，在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時，一國的平均城市化率應在55%左右，同時，當一國和地區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后，其城

18、市化和工業化的速度將會進一步加快，居民消費類型和行為也會發生重大轉變。因此，中國的城市化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應通過提高規劃的科學性，明確定位，合理布局，并配套實施政府行政管理體系、財稅體系、分配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等一系列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有序推進中國城市化進程。政府一系列區域經濟規劃的制定實施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將啟動新一輪的城市化浪潮，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是一個長期和必然的趨勢，而城市化的進程將帶動相關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如房地產及相關產業、基礎設施投資和零售業的發展，成為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拉動力。（二）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遠未完成，建設更為強大的工業依然是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

19、的中心內容。美國經濟學家惠特曼.羅斯托（Whitman Rostow）在其經濟發展階段論中，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分為6個階段，依次是傳統社會階段、準備起飛階段、起飛階段、走向成熟階段、大眾消費階段和超越大眾消費階段。按照這一劃分原則，我國的工業化發展階段正介于起飛階段和走向成熟階段。綜觀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危機中的經濟發展，在經濟“走向成熟”的階段中，技術進步成為其產業結構變化的基本推動力，其電氣機械等行業在國家政策扶持下，由原先的引進歐美的先進技術進入了自主開發階段，成功了完成了產業結構升級，帶動了國內消費率的持續上升。30年改革開放把中國帶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中國經濟總量約占全球5%

20、，雖遙望美國，但已進入全球第二梯隊，而人均經濟指標則處于全球中等水平。但從經濟發展的區域分布來看，以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為代表的一些典型城市已經向“成熟階段”邁進，三大經濟圈集聚了全國50%左右的經濟總量，而其他大部分國土及人口仍處于“起飛階段”，除東部沿海省市以外的中西部22個省份，人均GDP均低于3000美元。因此，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發展中大國，解決正在面臨和將要面臨的城市化、交通運輸、資源開發、水利工程、環境保護和國土治理以至國家安全、民生福利等問題，都有賴于工業的長足發展。中國在本輪金融危機中因外需疲軟而引起的結構性產能過剩問題，也應在發展的過程中，通過產業升級、提高產

21、業質量和調整消費結構來進行化解。另外，亞非拉等其他工業落后于中國的國家，其工業化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中國的裝備支持。可以認為，中國工業未來仍面臨著國內外市場的長期增長。建設更為強大的、具備核心競爭力的工業，發展新型工業經濟、運用新技術降低對能源和資源的消耗，實現生產方式的轉變和產業升級，并以此促進就業和經濟增長，創造和諧的工業和社會環境，仍然是相當長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中心內容。短期來看，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仍然很多，國民經濟回升基礎尚不穩固，回升態勢還不穩定，回升格局還不平衡，回升過程中還存在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但從長期趨勢來看，中國經濟基本面依然向好，具備了抗風險和促發展的一系

22、列有利條件，金融體系總體穩健，財政赤字規模較小，國內儲蓄率較高，宏觀調控具備較為充足的操作空間和較大的回旋余地。在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的歷史階段，國內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強勁增長的態勢短期內不會改變，中國經濟仍將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保持較快的增長。政府系列經濟刺激方案的落地實施，也使我們對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和金融的發展多有期待。我們認為，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和金融領域可能會出現一些趨勢性變化,值得關注。一是中國整體的經濟運行環境和運行效率將實現跨越式提升。鐵路、公路和機場的交通運輸建設和國家電網等基礎設施，是政府投資的重點之一，占政府經濟刺激方案總投資的37.5%；各地方政府的投資計劃中，支線機場

23、、城際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軌道交通、港口建設等基礎設施建設也是投資的重點，可以預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將極大的改善我國現有的交通運輸狀況，居民出行和貨物運輸效率都將大大提高；另外，產業振興規劃中，物流業做為唯一的非制造業納入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體現了國家大力發展現代交通業，推進交通運輸行業由傳統產業向服務性行業的轉型，提升交通基礎設施的網絡化程度和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政策意圖。新一輪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成使用和物流業的快速發展，將使我國的交通運輸服務水平實現跨越式的提升，改善交通運輸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形成的瓶頸，加快商品流通速度和經濟運行效率，使國民經濟在一個更高效的環境中實現更高層次的運行

24、。二是系列產業規劃和區域經濟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將改變我國現有的產業格局，促使我國產業發展水平邁向一個新的臺階。汽車、鋼鐵、有色金屬等重點產業將通過行業內的兼并重組完成要素資源的整合，形成優勢產業集群和規模化經營；產業規劃中對產業集聚和轉移的導向性安排及區域經濟規劃的實施將有助于優化產業布局，提高產業區域集中度，形成特色產業區域，促進區域間經濟協調發展；國家對科技研發、自主創新、環保和新能源項目的政策扶持將進一步鼓勵企業加大科技研發力度，掌握核心技術，形成自主產品，淘汰落后產能，解決我國經濟長期以來存在的低水平重復建設、高耗能高污染、產能過剩、缺乏核心技術、產業附加值低等問題，提升中國制造的產品核

25、心競爭力，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三是“低價格均衡”時期是各項要素資源定價機制改革的最佳時期。從經濟周期的角度來看，全球經濟在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初度過艱難的衰退期，步入緩慢調整和復蘇，這一階段也是各項要素資源在低價格水平上實現相對均衡的一段時期，其特征表現為低要素價格、低利息和低消費物價。“低價格均衡”階段是完善各項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最好時機。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政府先后啟動并實施了土地制度改革、燃油稅和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增值稅轉型改革等醞釀多年的改革方案，并研究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改善煤、電、天然氣和水價等價格形成機制；研究制訂并擇機出臺資源稅改革方案；深化房地產稅制

26、改革，研究開征物業稅等。一系列價格和稅制改革的實施將有助于形成資源性產品的市場定價機制，改變原先對資源的不計成本的粗放式無序開發，減輕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充分發揮稅收的杠桿作用，促進節能減排、環境保護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優化。四是金融創新仍是未來中國金融業發展的主旋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經濟結構的不平衡，而在寬松的市場環境下，對金融機構的高杠桿經營模式和創新衍生金融產品缺乏監管控制，對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等影子金融機構及信用評級公司等金融服務機構缺乏必要的監管，也是推動次貸危機向金融危機升級演變的重要因素。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金融創新尚處于起步狀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衍生

27、工具的創新運用與發達國家之間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國家對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的監管是全面的，對金融產品創新實行準入監管。因此，對我國現階段的金融創新應區別看待，不能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就否定和抑制我國的金融創新。在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如果不鼓勵金融創新，不僅導致我國與發達國家在經濟金融化方面的差距越發明顯，還會使中國的金融機構重回傳統業務模式，陷入低層次的同質競爭中去。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靈魂和趨動力，解決危機要靠創新，未來發展更離不開創新,應在加強監管的前提下鼓勵金融創新。既要充分發揮其價值發現和風險規避的作用，也要對其可能產生的風險加以控制和監管。首先是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優化資

28、本市場結構。近期，管理層相繼改革和完善了新股發行體制，重啟主版IPO；設立和啟動創業板，完善代辦股份轉讓系統，顯示了管理層通過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以適應不同企業的多樣化融資需求，促進企業發展并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意圖，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必然推動融資結構的調整和融資工具的創新。其次是創造寬松的金融市場環境，鼓勵與當前貨幣政策相配套的各類業務品種的創新。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背景下，利率市場化改革、匯率機制改革將繼續向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也以開辦跨境結算試點的方式邁出了戰略性的第一步，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將進一步融合、連通。金融產品創新仍將比較活躍，直接融資工具將更加豐富，國債、短期融資券

29、、中期票據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跨市場的金融產品創新特別是理財產品創新仍有較大發展空間。第三是穩步推進商業銀行綜合化經營。鼓勵金融機構通過設立金融控股公司、交叉銷售、相互代理等多種形式，開發跨市場、跨機構、跨產品的金融業務，發揮綜合經營的協同優勢，促進資金和資本在不同金融市場間的有序流動，提高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整體效率。五是商業銀行將在中國經濟“加杠桿化”的過程中迎來新一輪的高速發展。經濟的高杠桿化運行（政府高額債務、企業高負債率、居民超前消費、金融衍生工具脫離實體經濟的過度運用）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因素，西方國家化解危機的過程，也是艱難的去杠桿化過程。與西方發達經濟體不同，我國的金融杠桿化還有很

30、大的提升空間，刺激經濟，拉動內需，需要加杠桿化。從政府負債看，2008年末，我國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僅為16.8%，而同期美國、日本、歐元區這一比率分別達到71%、163%和67%。2009年我國預算財政赤字為9500億元，占GDP比重約為2.93%（低于國際警戒線3%）的標準，而美國政府財政赤字為萬億美元，占GDP的12.3%；從企業負債看，央行監測數據顯示，我國戶非金融類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為，企業資產負債狀況合理健康；從居民消費看，用消費信貸占GDP的比重來衡量消費者的杠桿化率，中國也處于一個相當低的水平。2008年末消費信貸占GDP的比率，臺灣為53.8%，韓國為76.3%，法國為4

31、7.7%，巴西為9.5%，美國2008年12月份的消費信貸余額占2008年GDP的比重為18%，占2008年個人消費支出的比重為25.5%，而中國居民的消費信貸占GDP比重僅為12.8%，居民信用消費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從金融體系運行來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08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2008年末貨幣乘數為8，比上年同期低個百分點，不良貸款率為2.45%，作為杠桿化率重要指標的商業銀行平均貸存比約為65%，（美國該比例接近100%），為1994年以來最低點。綜合各方面因素來看，中國的杠桿化率仍處在相對低位，適度的加杠桿化有助于促進實體經濟增長。事實上，中國政府在實體經濟領域實施的多項刺激政策均

32、顯示出明顯的“加杠桿化”傾向，如四萬億的投資計劃中，以萬億的中央投資撬動地方政府和社會投資萬億元；調整固定資產項目資本金比例，除了“兩高”項目之外，大部分行業的最低資本金比例下調了510個百分點，而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項目下調了15個百分點，下調居民首套房按揭貸款比率等；資本市場的創新和快速發展也為資源性資產的價格重估及大型投資項目的融資工具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市場環境。在中國經濟加杠桿化進程中，金融活動將更多形式，更深層次的滲入到經濟活動的各個層面，金融體系不斷完善，產品更加豐富，服務手段更加多元化，經濟金融化的程度越發顯著，金融資產占社會財富的比重將日益加大，金融資產將以遠超GDP增速的速

33、度實現快速擴張。以銀監會監管的金融資產為例，銀監會成立初期，其監管的金融機構資產總量僅為27.68萬億元（2003年末），至2009年二季度，所監管資產總量已達萬億元，復合年均增長率超過17%。預計在未來幾年中，中國銀行業將伴隨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迎來新一輪的發展機遇。四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銀行業發展策略中國銀監會劉明康主席曾形象地用“望遠鏡”和“顯微鏡”來形容銀行工作。同樣，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明確未來發展方向，也要用好“望遠鏡”和“顯微鏡”，從戰略的角度把握銀行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從宏觀層面看，中國經濟雖然受到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依然向好，并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期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34、在全球一致應對金融危機、中國積極參與全球金融體系和經濟秩序重建的過程中，中國銀行業應積極參與和融入國家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履行其做為中國企業公民的責任；從微觀層面看，應對金融危機，適當運用反周期的思維模式，有助于熨平或緩解危機產生的負面影響，分析和把握企業風險實質，保障銀行業實現健康的可持續增長。因此，對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銀行業發展，我們的觀點是：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脈絡，冷靜思考、立足長遠、積極應對、順勢而為，加強金融創新和專業能力建設，伴隨中國經濟實現新一輪的跨越式發展。（一）順勢而為，把握經濟發展節奏，積極融入國家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國家系列經濟刺激計劃、產業振興規劃、區域經濟規劃的制定和實

35、施，將引導我國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需求結構發生一系列的變化。商業銀行應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中把握發展的節奏和脈絡，順勢而為，積極融入國家經濟建設的主戰場。一是在信貸投向上，重點調整和優化信貸結構，加大對符合國家信貸政策的產業和項目支持。加大對重點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和十大振興產業的專項項目和技術改造項目的信貸支持；成立中小企業業務專營機構，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為中小企業提供精細化服務；加大對零售信貸業務的支持和投入，通過消費信貸品種的產品創新、渠道整合和營銷方式創新，拓展消費信貸業務空間，集中推進汽車、住房、家電、教育、旅游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產業信貸消費；加大對自主創新項目、產業升級和產業轉

36、移的融資支持，支持過剩產業有序轉移和退出；加大對綠色金融、節能減排、環保產業和新能源產業的支持力度。二是在區域發展策略安排上，實施差異化區域發展策略，加強各類資源配置的統籌規劃和合理布局，加大對重點發展區域的資源和政策傾斜，做深做透目標市場。一方面是綜合考慮資產來源、安全性、收益水平因素，通過政策扶持、業務支持、資源傾斜、機構滲透等綜合手段，持續加大對國家規劃重點發展區域的投入和業務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應加強對區域經濟特點的分析和研究，根據區域的不同經濟特點，制定差異化的、更貼近區域市場的發展策略和業務管理模式，有效支持業務的發展。三是積極開展各類融資工具和服務手段創新，滿足不同層次企業在企業發

37、展周期不同階段的融資需求。針對大型企業對金融服務的多元化需求，以專業化服務團隊的形式為其提供包括現金管理、貿易融資、資金交易、風險管理、財務顧問在內的綜合性的金融解決方案；對于中型客戶，則應注重挖掘企業在成長過程中的潛在價值，為其在轉型或擴張過程中提供相應的理財服務、財務顧問和投資銀行服務，幫助其成功實現上市，獲得市場資金，開展市場購并，引進戰略投資者，提高管理水平，實現高成長；對于小型企業，通過設立小企業信貸專營機構，為其提供套餐式的、標準化的金融產品，研究開發中小企業短期融資券和中小企業集合債券等債務融資產品，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為中小企業提供精細化服務。（二）加強基礎能力建設，努力提升

38、專業服務能力和水平。客戶、渠道、產品和服務是商業銀行經營的基礎，在宏觀經濟調整和復蘇期應合理把握業務發展節奏，明確未來業務發展方向和重點，加強基礎能力建設，努力提升專業化服務能力和管理能力，為商業銀行的長期穩健快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一是加強客戶關系管理，改進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通過客戶關系管理系統（CRM）的開發和運用，實現統一的客戶信息管理和市場細分，為客戶提供個性化的，有針對性的金融服務；二是完善服務渠道建設，提高渠道銷售能力。加大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和自助銀行建設投入，全面提升電子服務渠道在對外銷售、交易處理、服務支持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探索以互聯網企業模式經營電子銀行，通過為

39、客戶提供全方位的增值服務體系，形成產業鏈，不斷培養并擴大忠實客戶群體；加強銀行、證券、基金、保險等金融同業間的渠道和客戶共享，探索發展各種代理服務渠道，快速擴大渠道覆蓋面。三是加強產品創新，擴展業務體系。提高市場敏銳性，準確把握市場和客戶需求變化，積極開展產品創新，加強創新產品從設計、開發、品牌包裝、營銷推廣到跟蹤、改進、提高的全過程管理，確保創新產品能夠得到持續發展；四是提升后臺支持保障能力，提高整體營運能力。采用工業化模式，實施交易作業的后臺集中處理，解放前臺生產力，提高后臺業務集中化處理能力和對前臺、中臺服務需求的響應能力。（三）持續推進以銀行業務為主體的綜合化經營隨著我國多層次金融市場

40、體系建設的進度加快，各種金融投資和融資產品的創新和運用，企業的融資渠道將進一步拓寬，居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更加多樣化，“金融脫媒”是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必然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已經并還將持續對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經營模式和收入結構產生深刻的影響。另外，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深入，銀行傳統存貸業務的利差空間不斷收窄，也要求商業銀行在生存和發展中不斷開拓新的業務品種和盈利機會。只有堅持推進以銀行業務為主體的綜合化經營，適度參與各層次金融市場的建設和服務，才能與金融市場發展保持同步，分享金融市場發展帶來的利益，并通過綜合經營創造規模效應和協同效應，拓展業務空間和盈利空間。從本次金融危機的演變

41、來看，業務結構較為單一的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等所受的沖擊相對較大，而綜合性的銀行，如摩根大通、美洲銀行等，則因其業務結構的多元化減輕了危機的沖擊，體現了較強的抗風險能力；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兩家獨立投行也在危機中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因此，構建以銀行為主體、跨業務領域的綜合性金融集團，有利于充分發揮各機構的協同效應，保持宏觀金融穩定。本輪金融危機，暴露了現有監管體系在跨行業、跨市場、跨國境的金融創新方面的監管真空。在信貸證券化等復雜金融衍生品出現后，證券業和商業銀行的界限很難劃清，分業監管在高度復雜、高度發展的金融體系中難以有效實施。在銀行業綜合經營的大背景下，解決弊病的藥方不是重歸分業，而是應對綜合經營的新局面強化跨行業的系統風險監管，區別金融機構的規模和類型，實施分類監管。而對于商業銀行來說，一是應在銀行、證券、基金、保險、信托、租賃等母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間建立“防火墻“制度，以有效隔離不同業務間的風險，避免局部的風險蔓延成為系統性風險；二是加強內部資源整合，在不同門類金融業務之間、不同經營機構之間建立市場化、規范化的業務合作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以及充分透明的信息披露機制，促進資源共享、交叉銷售，形成對外營銷服務的整體合力；三是著眼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加大各類專業人才引進和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