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際政治經濟學講稿（三）課程名稱:國際政治經濟學 課程號：SOL12G004 編寫日期：2014年3月第三章 國家與市場的古典理論：古典自由主義18世紀晚期，古典重商主義在政策主張和理論觀點上都面臨著有限政府和自由商業的挑戰。古典自由主義主要有兩位代表人物：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1-1823）。一、亞當·斯密與古典自由主義1、亞當·斯密的時代特征他是一位從手工業作坊時代向機器大生產時代過渡期間的經濟學家。大約從16世紀中期到18世紀末期的西歐，以分工協作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得到發展，并

2、且占據了統治地位。同手工勞動相比，工場手工業通過分工和聯合提高了生產率，但工場手工業也面臨著許多難以克服的障礙：由于生產組織上和技術上的缺陷，限制了大規模生產的可能性；使得工人畸形發展，變成局部的勞動工具；工場手工業既不能掌握全部的社會生產，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村的家庭作坊依然是它的基礎。只有大機器生產能克服這些障礙，而這首先是從英國開始的。在斯密生活的時代，英國的資本主義比任何其他國家發展都快。圈地運動使得英國輕而易舉地完成了農業資本主義化，促進了毛紡工業的快速發展，制造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同時，英國的棉紡織業由于一系列技術革新也取得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工業區的城市人口倍

3、增。英國已經失去了從前農業國的性質而成為工業國了。隨著資本主義在英國的快速發展，英國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開始了大規模資本積累的過程，但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遇到了障礙：在國內，遇到的是工場手工業的障礙：在國外，英國已經在貿易上打敗了自己的競爭對手（荷蘭、西班牙、法國），不再害怕自由競爭了。因此，英國人迫切需要從政策和理論上徹底廢除重商主義。于是，斯密在1776年發表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首先從理論上挑戰古典重商主義，開啟了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先河。2、

4、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一共分為五篇：前兩篇研究的是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其中第一篇研究的是勞動分工，重點探討了勞動分工對于國民財富的意義以及勞動分工的原因；第二篇研究的是資本，分析了資本的構成、資本的作用、資本積累形成的條件和資本的形態。第三篇研究的是經濟歷史，重點從羅馬帝國的崩潰談起，核心問題是城市的衰落和興起。第四篇是經濟學說史，重點是對重商主義的批判。第五篇研究的是財政稅收政策，重點考察了國家的支出、收入和債務）關于該著作對經濟學發展的貢獻，經濟史學家熊比特和政治經濟學家盧森貝都給予了很高評價：“國富論一發表，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1個英文版本，還有丹麥文、荷蘭文、法文、德

5、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日文等多個譯本），我認為可以稱作是奇觀，從大約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導師，不是初學者或公認的導師，而是專業人員，特別是教授們的導師，包括李嘉圖在內，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源于斯密，而且他們大都也從未超過斯密。在大約50年中，直到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1848）問世為止，普通經濟學家的思想大都是斯密提供的在英國以外的地方，大多數經濟學家還跟不上李嘉圖的步伐（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P

6、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斯密仍享有支配地位。”（熊比特語）“國富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這成功不是一時的，而是非常鞏固而又長久的。在政治經濟學史，能夠象這位蘇格蘭賢人的國富論一樣，對于同時代的和后代的人發生如此大的影響，是很少的。斯密的名聲很快傳布到英國以外的很遠地方去了；到處都把他看作是政治經濟學這門新學科的創始人”。（盧森貝語）（附注：中文版有三個譯本：1902年嚴復的中譯本名為原富；1930年郭大力和王亞南譯本初名為國富論，1972年以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為名出修訂版；2001年楊敬年的譯本名為國富論）（1

7、）對重商主義的批判斯密認為，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在富國裕民這一目標上是相同的，但在如何增加國家財富的途徑上的主張是不同的。斯密主要批判了重商主義的兩個原理：貨幣即財富和保持貿易順差以便阻止金銀的輸出。在斯密看來，重商主義把財富等同于貨幣的觀點是非常滑稽的，斯密認為，一國的財富并不是貨幣本身，而是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是貨幣可以購買的物品。“一國全體居民每星期或每年的收入，雖然都可以是，而且實際也是，由貨幣支付，但無論如何，他們真實財富的大小，他們全體每星期或每年的真實收入大小，總是和他們全體用貨幣所能夠買的消費品量的大小成比例”（國富論）。關于貨幣，斯密認為，貨幣只是流通資本的一個部分，它的作用僅

8、僅在于作為價值尺度，并不能增加財富。“貨幣只是貨物得以流通的輪轂，而和它所流通的貨物大小不同。構成社會總收入的只是貨物，而不是流通貨物的輪轂。計算社會總收入或純收入時，必須從每年流通的全部貨幣與全部貨物中，減去貨幣的全部價值，一個銅板也不能算在里面” （國富論）。但斯密并不否認貨幣的價值，在他看來，貨幣是非常有價值的，比如紙幣的發行，既可以起到金銀幣的作用，又可以大大地減少維持的費用，而且它的數量并沒有超過其所代表的金銀的價值，這是貨幣不是財富的最好證明。“貨幣是流通的大輪轂，是商業上的大工具。像其它一切職業上的工具一樣，那是資本的一部分，并且是極有價值的一部分，但不是社會收入的一部分”（國富

9、論）。對于重商主義主張通過對外貿易來調節金銀量的流入與輸出，斯密認為，金銀的流入和輸出完全可以根據“有效需求”來自行調節，用不著政府操心。“在各個國家，人類勤勞所能購入或生產的每一種商品量，自然會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原意支付為生產這種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勞動與利潤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調節。但按照有效需求而發生的這種調節作用，在金銀這種商品上最為容易，也最為準確；這是因為金銀體積小而價值大，最容易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從價廉的地方運到價昂的地方，從超過有效需求的地方運到不足以滿足有效需求的地方”（國富論）。(2)勞動分工和交換既然貨幣不能等同于財富，那么一個國家財富增加的原因是

10、什么？斯密認為，國民財富的增加起因于勞動分工，得益于交換。勞動分工是斯密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最為基本的概念和邏輯起點，也是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古典重商主義最為根本的區別所在。斯密認為，一個國家財富的增進主要取決于其勞動生產力的增進，一個社會普遍富裕也主要取決于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和提高主要是因為勞動分工（個人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結果。為此，斯密提出的第一個命題就是勞動分工是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勞動生產力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那種普遍富裕情況的，是各行各業的產量由于

11、分工而大增”。斯密從人的自然本性出發來論述出現勞動分工的原因。斯密認為勞動分工起源于交換，而交換則是人類所共有和特有的屬性之一，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能從交換中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即交換來源于人的自利心。“我們從未見過甲乙兩犬公平審慎地交換骨頭”。“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交換的屬性使得每個人的才能顯示出差異，而且使得這種差異有用。重商主義認為，除非人類的行為能夠得到控制，否則自我需求將會導致財富的減少。而斯密認為，這種假設完全錯誤。斯密從“個人的自由是自然的”這一最基本的命題出發，闡述了分工的必然性。斯密認為，每個人在法則之內都是自

12、由的，即在法則之內，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尋求自己的利益，做不同的事情，這樣在經濟活動中才出現了生產的自由和消費的自由，最終成為廣泛勞動分工和市場交換的社會秩序的基礎，從而自發地形成了一個廣泛的和復雜的為交換商品而合作的體系。斯密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的自由決定了生產的自由和消費的自由，由此而產生了專業化和地理上的勞動分工。這種勞動分工提高了就業和資源分配，并最終促使國家財富的增長。所以增加國民財富的第一個決定性因素就是勞動分工。斯密這種把勞動放在第一位，與以前重商主義把流通和重農主義把農業放第一位是非常不同的。在關于勞動分工的論述中，斯密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分工是如何自然地發展起來的，分工是如

13、何自然地進行的，貨幣是如何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即自我調節的市場是如何自然形成的。個人由于具有交換的傾向而形成勞動分工，民族和國家亦如此。所以，斯密認為，每個民族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享樂品，或者是他們自己直接勞動的產品，或者是同其他民族人民交換得來的，這取決于這個民族從事生產的勞動數量和勞動生產率，其中勞動生產率具有決定意義，而勞動生產率的高與低則直接與勞動分工有關。勞動分工既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又增加了國民財富。（3）自我調節的市場與價格機制“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既然交換是人的自然本性（一切人都要依賴交換而生活，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為商人，而社會本身，

14、嚴格地說，也成為商業社會），分工也是自然現成的，貨幣是自發發展起來的，那么交換是如何自然地進行的，是那些規則決定著交換，即由交換而形成的市場是怎樣運行的？斯密從交換價值的尺度、交換價值的構成和商品的價格三個方面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形成了他的價格機制論。A、交換價值的尺度衡量一種商品的交換價值主要有兩種尺度：一是勞動，它是商品的“真實尺度”或“真實價格”；一是貨幣，它是商品的“名義尺度”或“名義價格”。自分工確立以來，一個人是富是貧，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愿意用自己占有的某物交換他物，對這個人來說，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

15、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商品的價值通常不是按勞動來估定，而是通過市場價格來議定。斯密認為原因是，確定兩個不同的勞動量的比例，通常非常困難，這不僅取決于勞動所需要的時間，而且取決于勞動的困難程度和精巧程度。這樣人們自然愿意以一種商品在市場上所能購得的另一種商品量來估定其交換價值，而不愿意以一種商品所能購得的勞動量來估定其交換價值。在分工開始，人們一般習慣于物物交換，隨著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盛行，人們就愿意按照貨幣量而很少按商品所能換得的勞動量或其它商品量來估定一個商品的交換價值。對于一個商品而言，等量勞動對于勞動者來說有同等的價值，這是絕對不變的。一個人的勞動，有時能購得多量貨物，有時反之

16、，這是貨物價值變動，不是購買貨物的勞動價值變動。凡是難于購得或在取得時需花多量勞動的貨物，價必昂貴；反之，價必低廉。所以只有本身價值絕對不變的勞動，才是估量和比較各種商品價值的最后和真實標準，即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因此，貨幣不等于財富，它只不過是一種交換工具和媒介，是商品的名義價格而非真實價格。B、交換價值的構成交換價值的構成，也就是商品價格的組成。商品的價格由三部分或其中一部分構成，即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一個國家全部勞動年產物的一切商品價格，也由這三個部分組成，并且在國內居民之間進行分配。C、商品的價格斯密認為，商品的價格有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之分。所謂自然

17、價格，就是“一種商品的價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產、制造這商品乃至運送這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這商品就可以說是按它的自然價格的價格出售的。”所謂商品的實際價格，是指“商品通常出賣的實際價格，叫做它的市場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有時高于它的自然價格，有時低于它的自然價格，有時和它的自然價格相同。”造成這種商品價格偏離的原因就是需求和供給的比例的變動，斯密稱之為有效需求：當一種商品在市場上的供給超過對它的需求時，商品的自然價格就高于它的市場價格；反之，商品的自然價格就低于它的市場價格；當需求量恰好等于供給量時，商品的市場價格就等同于它的自然價格。“這樣，自然價格是中心價

18、格，一切商品價格都不斷受其吸引。盡管有各種障礙使得商品價格不能固定在這恒定的中心，但商品價格時刻都向著這個中心。”斯密承認有另外情況，即商品的市場價格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會超過其自然價格。這種情況是由于長期保守制造業和商業的秘密，或某種特殊土壤生產的特殊產品，或給個人以及商業公司以壟斷權。任何商品的市場價格雖然能長期高于其自然價格，但不能長期低于其自然價格，否則，人們就會撤出部分土地或勞動資本使市場上的商品量恰恰只夠有效需求。因此，這是一種受價格機制進行自我調節的市場，是“看不見的手”。（4）市場與政府既然交換是人的自然屬性之一，分工是自然形成的，貨幣是自發發展的，市場是一種受價格機制進行自我調節

19、的市場，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這樣呢？斯密認為，在自然自由體系中，政府只有三種合法性的功能：A、國防的需要。“君主的義務，首在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它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國家對國防軍備的設施，可以采取兩種方策：一是民兵制度，另一種是職業化的常備軍制度。B、建立和維持社會公正。“君主的第二個義務，為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壓迫，換言之，就是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個人的自由和安全感全依賴于司法行政的公平。C、建立和維持特定的公眾工作和公眾制度。“君主或國家的第三種義務就是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包括：便利社會商業的良好的道路、橋梁、運河、港灣等工程的建

20、造和維持；青年教育設施的投入和建造，教育兒童的小學校、大學等公共教育設施和宗教設施。所以，斯密認為，市場處于完全自由競爭之中，國家除了上述三種有益于商業社會的職能外，無需過多地干預市場。這也是斯密的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重商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不同之處。（5）“絕對利益”與自由貿易斯密把勞動分工的理論進一步推廣到國際貿易領域，提出了國際分工的理論，即“絕對利益”學說。所謂“絕對利益”或“絕對優勢”，是指在某一商品的生產上，一國所耗費的勞動成本絕對低于另一國，在生產效率上占有絕對優勢。如果各國都生產自己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然后再相互交換，那么各國都可以獲得絕對好處。斯密反對重商主義對所有輸入本國的產

21、品不加分析地進行限制的主張。如果一個人用最小的花費就能在市場上買到自己所不擅長生產的必需物品，那么誰也不會自己親自生產這些物品，也就是說，如果一件東西在購買時所費的代價比在家里生產時所費的小，就永遠不會在家里生產。對于一個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每個國家都只生產它最擅長生產的東西，然后用來交換別國所擅長生產的東西，這比各國各自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東西更為有利。斯密鼓勵以絕對優勢為基礎進行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反對重商主義一味地追求對外國輸入品進行管制。但斯密主張在如下兩種情況下可以鼓勵國內產業，限制外國產業：第一，特定產業，為國防所必需；第二，為了不使國內產業在國內市場有獨占權，也為了使流入某特

22、殊用途的資產和勞動不會高于其自然流入，在國內對某生產物課以與外國同樣生產物同額稅。二、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大衛·李嘉圖“斯密的直接繼承者是李嘉圖；古典派經濟學由于他而達到了最高度的發展。李嘉圖是古典派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斯密所處的時代是手工業作坊的時代，也是重商主義開始衰退的時代，而李嘉圖所處的時代則是英國產業革命的時代。工業革命不僅引起了工廠和工業制度本身的變革，而且還引起了更廣泛的社會制度的變革。隨著銀行和交易所的擴大，借貸資本得以高度發展；隨著工廠主階層和無產階級的增加，階級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動，思想領域里的斗爭也非常激烈。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李嘉圖主張議會改革，主張自

23、由貿易，主張取消谷物稅，反對國家對貨幣流通的有害干預，對阻礙新興產業資本家利益的封建貴族勢力提出了批判，于1817年發表了他的成名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把斯密開創的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推向新的高度。李嘉圖對斯密的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作了修正和補充：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關系；指出了斯密“地域分工論”的局限，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利益論”；反對國家在貨幣流通問題上的有害干預，主張建立金本位的貨幣制度。1、反對谷物法拿破侖戰爭結束時，英國國內出現了一場大的爭論：一個國家應該保持其基于農業的經濟還是朝著更為工業化的方向發展？這個問題在英國議會中是以對谷物法的爭論表現出來。英國所制定谷

24、物法的目的，就是通過該法來推動國內農業的發展同時并不導致食物價格的增長。其具體手段是：當小麥的價格在英國下降時，可以通過提高關稅限制進口，從而避免國內小麥價格的下降傷害到國內的農場主；當小麥的價格上升到一定水平，通過鼓勵小麥的進口來阻止價格的進一步上升。英國政府力圖通過關稅杠桿來調節谷物的價格。英國農場主呼吁政府加強谷物法，對進口小麥課以高關稅以此來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的理由是：強大的農業對于英國的國防和英國傳統的保護以及國家的繁榮是必要的，經濟增長取決于土地的自然增長力，因此，一定要保護農業的利益。對此，商業資產階級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反對關稅的提高，認為如果為了農業的利益而提高關稅，必然會導

25、致食品價格的上升和被迫提高工資，其結果必然是利潤的下降，制造業產品出口的減少，從而破壞英國的工業；英國的未來不在農業，而在于工業的擴展，所以應該廢除谷物法。李嘉圖認為，如果因為高關稅提高了英國小麥的價格，地主是最主要的受益者。為了維持或推高小麥價格而采取高關稅政策將會導致一系列不利后果：小麥價格的上升將會擴展耕地面積，在老的小麥產區，地租將會提高，這樣國民收入的大部分將會流入地主手中，地主階級作為一個寄生群體將會把這些增加的財富用于奢侈品的消費，而不是生產投資；擴大土地耕種將會導致資本和勞動力從工業上流失，從而破壞整個國家的生產狀況，而且人為地提高食品價格將會導致生產資源從制造業流入農業，從而

26、阻礙這個國家的工業的自然發展；谷物價格的提高將導致工資率的提高以及制造業生產成本的提高，將會導致英國工業產品失去競爭力以及出口業的下降，從而最終導致英國工業生產的下降。隨著利潤的下降，將會放慢英國資本積累和經濟擴張的步伐。2、勞動價值論李嘉圖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對地租、工資、利潤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繼承和發展了斯密的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他認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價值不可或缺的條件，但不是價值的尺度；商品的價值，除了極少一部分商品是由其數量的稀少性決定以外，絕大多數商品的價值是由其生產上所消耗的勞動決定的。李嘉圖進一步認為，決定價值的勞動可以是簡單的勞動，也可以是復雜的勞動，這主要是由市場進行調整決定

27、的；決定價值的勞動，既包括直接生產過程中的勞動，也包括生產該商品所需要的一切器具和機器上的勞動；決定價值的勞動不是個別勞動，而是必要勞動，也就是在最不利條件下生產某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在勞動決定價值的基礎上，李嘉圖對地租、工資和利潤進行了細致的考察（略）3、比較優勢和對外貿易李嘉圖第一次將基于資本和勞動這些最基本要素對國內經濟分析應用到國際經濟關系中，提出了比較利益說，推動了經濟學向前發展。李嘉圖質疑斯密的絕對成本說，認為其實基于一個邏輯假設和前提，即進行貿易的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優勢。李嘉圖提出的問題是：假如一個國家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占有優勢，而另一個國家在所有產品上都占有劣勢，是否意味著

28、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占有優勢的國家一定要在所有的商品上都發展對外貿易，而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處于劣勢的國家就不發展對外貿易？李嘉圖以比較利益（比較優勢）學說回答了斯密絕對利益學說無法回答的問題。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相比，即使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處于劣勢，但在國內各產業之間或商品生產的成本之間，總有相對占優勢的產業或商品，它就可以生產這種在本國內有優勢的產品，也就是說，和其他國家相比劣勢較小的產品以供出口；而對于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占有優勢的國家，也不必生產所有的產品來出口，只需生產自己國內優勢最大的產品以便出口。在這種情況下，貿易對交換雙方仍然都有利。由此，李嘉圖得出結論：決定國際貿易的一般基礎是比較利益，而非絕對利益，即使一國與另一國相比，在兩種產品生產上都處于絕對不利的地位，國際分工和貿易仍然可以發生。“在商業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國都必然把它的資本和勞動用在最有利于本國的用途上。這種個體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體的普遍幸福結合在一起。由于鼓勵勤勉、獎勵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賦予的各種特殊力量，它使勞動得到最有效和最經濟的分配；同時，由于增加生產總額，它使人們都得到好處，并以利害關系和相互交往的共同紐帶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結合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三、古典自由主義的啟示：自從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以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