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勞動過程視野的網絡直播研究    摘 要：本文通過將勞動過程理論引入網絡直播研究，在“資本勞動者消費者”三元框架的結構下，從勞動實踐與勞動關系兩個方面，揭示了網絡化時代，基于平臺經濟模式下，資本的控制策略與根本邏輯，即控制主體在掌握以信息、生產信息、處理信息能力為生產力來源的核心要素前提下，實現了一種管理隱退、流動性資本監視及監督與責任外推的控制策略，其次基于身體實踐的思考、流動性資本運作下的管理隱退與利益訴求、技術層面引發的彈性化以及觀眾的卷入等，為勞動主體性之實現提供了物質基礎與社會基礎。關鍵詞：網絡直播；勞動過程；流動性資本；勞動主體性；信

2、息主義1 引言網絡直播作為網絡社會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吸引了社會各群體的強烈關注，引發了各學科在學理上對其進行研究與分析的嘗試。事實上與網絡直播類似的經濟形式即平臺經濟模式，對當下人們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日益深刻的影響。然而最近頻發的矛盾與沖突事件，需要學界，尤其是社會學加以揭示和反思。通過對頻發事件的觀察，可以發現其矛盾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消費者與勞動提供者之間的矛盾，比如主播與觀眾之間、滴滴司機與乘客之間、消費者與騎手之間等；2）勞動者與平臺或公司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在利益領域而展開的糾紛與抗爭；3）消費者偶爾也會與平臺發生一定的沖突。對三種矛盾的闡述后，結合事實層面，可以發現消費者與

3、勞動者及勞動者與平臺或公司之間的矛盾成為兩個主要矛盾，且消費者與勞動者之間是矛盾激發的焦點。基于這樣的事實闡述，似乎給我們敲響了一個警鐘，即資本與技術結合后，一種資本隱退式的控制會不會給社會帶來真正的鐵牢籠，我們會不會陷入流動性資本全景布控式的帷幕之下？我們不得不去反思，矛盾的根源在于哪里，自馬克思揭露勞資對立以來，資本控制與勞動反抗成為勞資關系的一個主流畫面，然而目前這種畫面似乎已經悄然發生了轉變，那么這種轉變的根源在于何處？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當下頻繁的沖突性事件呢，這是本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2 作為一種特殊的勞動實踐：身體展演式的服務型勞動互聯網作為一種新型的技術形態，在與經濟、社會全面的

4、結合中改變了社會運作的邏輯與機制，因而關于勞動過程理論的研究迫使我們需要關注勞動控制的新形態以及被技術重塑后的勞工新特征。基于互聯網平臺經濟下的勞動者，與傳統勞工有著鮮明的差異性，表現在勞動形式、具體勞動實踐、勞動收入以及勞動關系等多個方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中的網絡主播是這樣一類的主播，即和網絡平臺或網絡科技公司有正式簽約，不包括那些個體獨立的網絡主播，并將網絡主播的勞動行為定義為一種身體展演式的服務型勞動，鑒于這樣的界定，本文將網絡主播者視為勞動者主體，將平臺與公司視為勞動控制主體，即資本一方，而觀眾視為消費者主體。作為一種身體展演式的服務型勞動，網絡直播與傳統資本主義用工模式相比

5、有鮮明的獨特特征。首先體現在生產資料上的差異性。馬克思理論揭示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與生產的社會化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在矛盾，正是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私有，使得其對勞工的剝削成為可能，而網絡直播中涉及的生產資料，卻是網絡主播者的自身身體，以及相關的直播設施，比如電腦、手機等，因而就具體生產資料而言，網絡主播者似乎掌握了生產的主動性，那么資本控制與資本剝削又何以實現的呢，這里體現了一個根本轉向，即是工業社會向網絡社會的轉化，信息與知識已經成為網絡社會主要生產資料，而處理信息的能力則是生產力的主要代表。顯然資本正是掌握了信息與知識，并具有收集信息與處理信息的能力而居于勞動過程中的控制主體；其次則體現在勞動

6、過程的具體實踐。作為一種身體展演式的服務勞動，與工業社會借助生產工具將原材料轉變為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并通過市場交換實現其價值的勞動實踐不同之處在于，網絡直播是主播運用自己的身體，通過與手機、攝像頭等的結合，向觀眾展演、互動的一種特殊的勞動形式，并通過這種勞動形式，滿足觀眾心理、情感或實際等眾多需求，因而展演與互動成為了網絡主播勞動實踐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正是基于這種特殊勞動實踐，主播從對生產資料的控制以及與觀眾的互動中獲得了勞動主體性之可能性；第三則體現在勞動者收入來源層面。傳統勞工收入是資本家給與固定工資并伴隨一些特殊的福利和獎勵，最大限度的剝削勞動者剩余價值，然而網絡主播的勞動收入來源中，除

7、平臺給與的固定工資外，更多的收入則來源于消費者的直接打賞，且觀眾的打賞需要與平臺進行比例分成，這樣的獲益方式，使得主播自身被平臺塑造成其賺錢的最佳工具，這里需要注意一點的是，即使主播沒有給平臺獲得多少實際的打賞收入，平臺基于流量與數據的獲取，依舊成為其獲利的潛在形式。這里再次凸顯了網絡時代生產力之根本動力，及資本居于控制主體的根源所在；最后則體現在勞動關系層面，即消費者被流動性資本卷入了勞動過程，主播進行的一切展演活動都旨在滿足觀眾的某種需求，從這個層面來講，消費者成為了這一勞動過程的主導群體，最終形成了“平臺或公司主播觀眾”三元結構的勞動關系。3 隱退與監視：平臺的控制策略與根本邏輯馬克思早

8、已指出資本主義之根本矛盾，資產階級因其對生產資料的私有使其得以對勞動者進行剝削，然而基于互聯網平臺下的經濟模式卻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轉變，即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部分占有，體現在主播對自身身體的控制與占有、滴滴司機對駕駛車輛的占有等，面對這樣的背景轉型，資本對勞動的控制策略與剝削方式以及根本邏輯又會發生什么樣的轉變？勞動控制與資本獲利的根源又在于何處？3.1 控制主體的具體策略米歇爾·福柯認為權力可以通過對身體的控制加以實現，并且強調這種訓練不在于減弱身體的力量，而是為了增強和使用它們（福柯，2016：193）。對身體的“規訓”便是實現此種權力的策略之一，表現空間的分配、時間表的劃分及活動的

9、控制（福柯，2016：161）。公司在對主播的培訓、空間區隔、時間劃分以及活動控制體現了福柯筆下的“規訓”策略。培訓涉及了主播該如何展露表情、與觀眾互動等身體控制方式與情感表達要求，同時公司通過單獨的房間將主播封閉起來，并要求在特定的時間段進行直播。在直播的過程中，除間斷性的查房外，公司人員一般不會在場，因而給了主播一個封閉、自由的發揮空間。另外，作為一種控制策略，公司在簽訂合約時就已經打著擦邊球式的策略進行，通過深入了解，筆者發現主播與公司的合約簽訂簡單快捷，具體包括簽約時長、工會給推薦和提供培訓以及底薪和主播提成比例等內容。其中收入提成，資本一方一般占比七成左右，而主播的保底底薪則通過口頭

10、承若、有責與無責等模糊化處理。3.2 流動性資本的監視與監督外推公司通過空間區隔將主播封閉在一個狹小的房間內，在管理者監管隱退中，給了主播一個自由發揮的空間，那么是不是意味著在這個封閉空間之內，主播就完全自由了呢，事實并非如此。紐曼爾·卡斯特所揭示的網絡社會之流動性邏輯，論述了網絡社會一種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新經濟形式（卡斯特，2001），其流動化與網絡化的資本運作邏輯在網絡直播的過程中得以彰顯。也就是說，在網絡直播的具體過程中，雖然管理者本身處于隱退狀態，然而其身體卻作為一種流動性資本始終處于在場狀態。在實地觀察中，筆者發現公司通過不斷給主播打賞，以此帶動直播間的氣氛，在這個過

11、程中，主播本人表現積極熱情，賣力與觀眾互動、滿足觀眾提出的要求；而觀眾的情緒也不斷被激起，打賞的熱情在無形之中高漲，形成一種集體狂歡狀態。通過對這個過程的深入分析，可以發現資本的運作在其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一種快速流動性、轉化性的資本運作，不僅嚴格監視了主播身體展演與情感表達，更無形之中將觀眾納入其中，形成一種壓力和逼迫。3.3 “全景敞視”與平臺控制的根本邏輯卡斯特認為相較于工業主義，一種以“產生知識、信息處理與象征溝通”為生產力來源的信息主義已經成為了網絡社會的主要生產動力，一種“信息化、全球與網絡化”的新經濟形式已然浮現，因而掌握信息、生產以知識為基礎的信息、處理信息的能力成為主導新經濟

12、形式的根本動力，同時，卡斯特通過全球資本流動、網絡企業與彈性勞工揭示了新經濟形式的內在邏輯流動性（卡斯特，2001）。在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已然看到了平臺經濟控制何以實現，并成為最終獲利群體的根本邏輯，即具有快速收集資料、掌握巨大信息且具有快速處理信息的技術與能力，結合流動性資本的運作以及監督與責任的外推，平臺最終將主播及觀眾在無形之中納入其資本管控之內。4 主播的主體性來源及其實現策略布若威之前的勞動過程理論從根本忽略了勞動者的主體性，布若威雖然將勞動之主體性納入了勞動過程的分析范疇，然而不難發現，通過超額游戲制造出來的同意實則是資產階級玩弄的一場把戲，以及資本運作下的一場狂歡，從根本上忽略了

13、勞動的實踐性，也沒有指出勞動主體性的來源，而此后的經驗研究中，學者從具體實踐中探索了勞動主體性之形成機制，卻缺乏從理論上探索勞動主體性之可能性根源。鑒于這樣的缺陷與追問，筆者在基于平臺經濟模式的網絡直播的實地研究中看到了解答的可能性。4.1 身體實踐中的勞動主體性勞動過程歷來有分析上存在差異但始終不可分的兩個方面，即勞動實踐與勞動關系，而勞動關系素來是其研究的主流面向。網絡直播作為一種身體展演式服務型勞動，相較于傳統勞工而言，勞動控制與勞工反抗聚焦于身體上的斗爭更加激烈，最終在身體與勞動之間呈現了一個合與分的二元張力形態，即在身體完全異化與身體和勞動合一的閉區間之間游走。在筆者的訪談與實地觀察

14、中，發現大體呈現出三類，即前臺與后臺判若兩人、前臺中自我的真實呈現以及介于二者之間游離，其中更多的是在真實與表演之間的游離，主播通過力圖控制自己身體，進行一種真情互動與身體展演，即力圖使身體的展演成為自己喜歡的模樣。然而基于資本的控制與利益的驅動，及觀眾的要求，主播不得不進行一些虛假的展演，包括坐姿、身體形態的呈現、虛假情感的流露等。因而作為一種以身體為載體的勞動，其注定存在某種程度的異化，然而主播會在具體實踐中，積極尋找一些策略，將異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包括在實踐中將勞動要求進行策略化的演變，使之成為自己認可的風格。4.2 平臺經濟模式下勞動主體性來源作為以身體為實踐載體的勞動形式，為勞動主

15、體性的實現提供了潛在性根據，然而在與資本抗爭中，如果缺乏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勞動者依然處于一種弱勢的地位，并最終導致勞動異化。平臺經濟模式在資本的運作中，無意而又必然的將消費者納入了勞動過程，這為勞動主體性的實現提供了現實基礎與可能路徑。布雷弗曼基于標準化、批量化資本主義的現實，看到了“概念”與“執行”的分離，布若威在與之對話中，指出“超額游戲”以制造同意使得勞工積極參與勞動，從而將勞動主體性帶入了勞動分析中心。然而不管是布雷弗曼還是布若威，其分析背景都是基于批量化、標準化的資本主義生產社會，現在這種情況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消費日益取代生產，成為了主導性環節，基于這樣的大背景，勞動過程理論勢必會

16、發生轉變。帶著上述的理論與社會轉型背景，對網絡直播的實地研究中，本文發現其勞動主體性的具體來源有：基于身體實踐的思考、流動性資本運作下的管理隱退與利益訴求、技術層面的彈性化以及觀眾的卷入。1）首先表現在主播對自己身體的控制，“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毛澤東，1991），這是毛澤東總結出來的人類認識邏輯，在直播的具體實踐里，都在試圖尋找自己直播風格，比如才藝表演、游戲、戶外等，在主播與主播的互動之中，開場白大多都是“你是什么類型的主播”，可見主播都在試圖尋找自己認可的風格，以此使身體的展演活動符合自己的期望，而面對一些不喜歡或者被公司強行要求的情感表達與展演活動時，主播會靈活的采取策略，比

17、如通過建構前臺與后臺、通過一種戲謔式反抗，或者向觀眾以訴苦的形式獲得情感滿足，如果讓主播最終無法忍受后，便采取離去的形式終止這一勞動關系。2）其次體現在區隔內的相對自由以及公司的獲利方式，空間區隔一方面使得主播在一個封閉的房間進行勞動，而管理者的暫時隱退，則為主播的自由獲得提供了客觀條件；另外資本流動性運作的目的在于監視與獲利，而獲利的關鍵則在于主播的身體展演與觀眾打賞，于是這種獲利方式便成為了主播可以與公司抗爭的一個關鍵點，可以發現，在某種程度上，這是資本結合技術采取一種利益訴求策略。3）網絡社會重構了資本主義，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也重構了勞動與勞動過程，表現在網絡組織與彈性工作的興起。以流動空

18、間與彈性化時間為基本邏輯的互聯網社會，使得主播在網絡組織中逃離了科層制管理的鐵牢籠，以及在工作時間中的一種彈性化，因而信息技術革命一方面為資本控制提供了新形式，另一方面為勞動主體性的實現提供了物質基礎，4）觀眾被流動性資本納入勞動過程之后，傳統的二元勞動關系便被打破，主播在觀眾的互動中，通過情感的真實表達、觀眾的個性化需求，主播同時也獲得了情感滿足，尤其是在戶外直播、才藝直播及游戲直播中。5 結論與討論至此基于三元結構的分析框架，并從勞動實踐與勞動關系兩個維度揭示平臺經濟模式下資本控制的策略與根本邏輯以及勞動主體性的物質基礎與社會基礎。信息技術革命以及生產向消費轉型的社會現實重構了經濟形態與勞

19、動過程，相伴隨的則是資本控制邏輯的轉變與勞動主體性物質接觸與社會基礎的生成。作為一種身體展演式的服務型勞動，網絡直播與傳統勞動形式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體現在生產資料的占有、勞動實踐過程、收入來源、利益實現與勞動關系等幾個方面，由于存在這樣幾個方面的差異性，傳統的勞動控制方式顯然已無法有效展開，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部分占有及特殊的利益實現形式，使得勞動控制的具體策略與基本邏輯產生了實質性的改變。斯特認為相較于工業主義，一種以“產生知識、信息處理與象征溝通”為生產力來源的信息主義已經成為了網絡社會的主要生產動力，一種“信息化、全球與網絡化”的新經濟形式已然浮現，因而掌握信息、生產以知識為基礎的信息、處理信息的能力成為主導新經濟形式的根本動力，顯然平臺控制主體是在掌握此生產動力的前提展開其勞動控制，而在勞動控制的具體策略中，其采取了管理者隱退，流動性資本的監管形式，在流動性資本的運作中，一方面實現了對勞動者的監視，另一面則將消費者卷入其中，實現了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