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蔬菜安全大作戰“吃好的和有滋味的食物總要冒點險。 ”紐約餐廳 Brasserie Les Hall 執行廚師長 安東尼 .伯爾頓曾經在他的一本書里寫道： “食物越稀罕，冒的險就越大” 。在中國，這句話現在似乎變成了： “吃食物總是要冒點險的” 。 即便對食品安全領域爆發丑聞見怪不怪， 2011 年也成了人們記憶里最為特殊的 年份：一開始是雙匯被曝光使用含瘦肉精的豬肉制造肉類食品；隨后，人們發現上 海超市出售了盛祿食品有限公司生產的過期染色饅頭；緊接著是雨潤生產的豬肉制 品中被發現可能含有致癌物質。最近的一次大規模食品安全危機是由臺灣塑化劑引 發的，這直接導致衛生部在 5 月發布了新的食品添加劑

2、使用標準 。2011年的前六個月，復旦大學研究生吳恒和他的同學做了個小實驗，他們統計 了全國的新聞報道，發現涉及食品安全的事件超過了 500 件。在這個極不安全的領域，人們寧可相信各種私下流傳的禁忌。這些竅門里可能 確實包含著一些令人膽寒的事實。早在三聚氰胺事件爆發之前，一位大型牛奶企業 的中層曾經建議我最好選擇喝三元牛奶，理由是在國內的牛奶公司里，三元發展最 慢規模最小，這就客觀上使得它的奶源更為可靠。每周來為我家打掃一次衛生的小時工則驕傲地宣稱，她從不買城里人吃的“上 面一個蟲眼都沒有”的綠葉菜，在她的老家四川省乃至中國絕大部分的農村地區， 在農民中私下流傳的口訣是： “蟲不吃，人也別吃”

3、 。 “那么，這些蔬菜安全嗎？”一位朋友問我。時值傍晚，正是人們買菜回家做飯的 時間，我們站在一的家大超市的蔬菜區里。這家超市隸屬于一個著名跨國零售商，在這一刻，它和全球任何一個分店完全 一樣：燈光明亮、氣溫保持在 24度、貨品齊全， 員工在三米外對顧客露出訓練有素 的微笑。我的朋友屬于典型的工薪階層。 從今年年初開始， 蔬菜水果價格持續上漲， 最高漲幅已經超過 20%。每月在付過房貸后，她必須確保這個三口之家一天的開銷 不超過 200 元。我注意到她在貨架上拿了一些封存在塑料盒里的精品蔬菜：一些西 紅柿、黃瓜、豇豆和茄子這就花掉了至少 60 元。因此在挑選水果時， 她稍作猶 豫，在草莓和西瓜

4、中選擇了比較便宜的后者。“這些菜是否會比那邊的更干凈？”她再次問道。在蔬菜區域另一側，一些相 對便宜和有瑕疵的散裝蔬菜散放在貨架上供人挑選和稱重。顯然，她想知道，多花 點錢是否就意味著家人的健康更有保障。“不知道。”我說。但我知道，或者有人可以告訴她答案。 就在這一對話發生后 3 天，我拜訪了綠色和平組織（以下簡稱綠色和平） 這個總部在荷蘭加拿大的 NGO 從 2009年開始， 每年會對公眾發布對國內一些大超 市農產品進行抽檢的調查報告。從 2008 年 12 月起，綠色和平開始在分布于北京、上海、廣州的超市中進行抽 檢，試圖獲取一個城市人每天吃下去的蔬菜水果是否安全的概貌。綠色和平的食品與農

5、業組負責組織這次和之后的數次抽檢。目前這個小組里有 六位成員， 平均年齡不超過 30 歲，分別負責轉基因、 農藥殘留和化肥三個項目。 他 們的辦公區隔板上貼著和農產品相關的資料， 包括一張 2009 年各地區農業化肥使用 情況表。其中河南省和江蘇省被人用黑色簽字筆畫了個圈這兩個省的氮肥使用 量明顯高于其他省份。 河南省的情況最為嚴重， 它在 2009年用掉了 239.4 萬噸氮肥。 項目主任王偉康解釋說，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過度使用化肥已經使農業成了中國 環境最大的污染源之一。王偉康和她的搭檔方立峰方立鋒都是行動敏捷、穿著舒適休閑、身上帶有明顯 戶外活動痕跡的年輕人。 王偉康 29 歲，在進入

6、綠色和平之前， 她在倫敦政治經濟學 院讀政治經濟學一一她的同學大多在投行找到了高薪工作，唯獨她進了 NGO。比她小一歲的方立峰方立鋒畢業于農業大學，他的職業道路也與進入跨國農業公司或農 業系統事業單位的同學截然相反。王偉康關注農藥殘留，方的重點則放在轉基因食品。在 2008 年的那次抽檢中， 因為人手不足，他們還發動了一些志愿者。食品與農業組的成員和志愿者們在各大 超市里隨機買下蔬菜水果，送到第三方實驗室檢測其中的農藥殘留含量，范圍涵蓋 了北上廣三大城市里的易初蓮花購物中心、沃爾瑪超市、華潤萬家超市和農工商超 市，還包括兩個農貿市場。“采樣時， 我們盡量模擬普通家庭的購買習慣， ”王偉康解釋說

7、， 我的朋友在之前所 購買的那些精品蔬菜其實大部分由是生產者或超市從散裝蔬菜中挑選出品相較好的 裝盒而成，因此，他們決定全部從散裝蔬菜中抽取樣本 檢測并未涉及價格昂貴、 種類稀少的有機蔬菜。王偉康通常會在一個超市里買上 4、5 種蔬菜水果， 一次去兩三個超市。 方立峰 方立鋒對我說，“干這個工作很需要點力氣” ，因為每份樣品按規定要達到 1 公斤。 他們購買的時令蔬果包括黃瓜、西紅柿、豇豆、白菜、菠菜、油菜、荷蘭豆、苦瓜、 草莓和砂糖桔等等。在為其他事情去廣州或上海出差時，王偉康和同事也會順便在 當地超市取樣。隨后，他們將這些蔬果在 3 個小時內密封，用快遞送往第三方實驗 室。2009年年初結

8、束的這次超市調查的結果相當糟糕。 方立峰方立鋒是小組里當時第一個看到檢驗結果的人，實驗室在每個蔬菜樣本 下列出了農藥殘留的名稱。他先看到了豇豆的數據，下面的農藥名排成了一條相當 壯觀的縱列。“我條件反射地數了一下， 一共 11種。 ”另一個在這次抽檢里落馬的水 果是草莓，其中北京超市的草莓樣品被查出有 13 種農殘。“在 45 個樣品中，有 40 個樣品檢測出總共殘留有 50 種農藥。” 這些數據顯示出兩個問題。 一是中國農村使用的農藥花樣繁多， 45 份樣品中檢 測出 50 種農藥成分。這些農藥就單個品種來看，在瓜果上的殘留量可能低于衛生 部、農業部聯合制定的農殘標準但這僅僅是單個品種， 假

9、設 13 種混在一起（綠 色和平在報告里稱之為農藥雞尾酒） ，對人體健康造成的影響不可估量。 另一個問題 是發現了違禁的高毒農藥，例如，上海易初蓮花和北京沃爾瑪超市里的豇豆樣品被 檢出克百威殘留克百威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高毒農藥， 在中國已被禁用。 另外， 盡管中國政府也在查禁高毒農藥， 但尚有 22 種高毒農藥尚未被取締。 還有不少非高 毒農藥赫然列在各個 NGO 組織提供的農藥黑名單上。 綠色和平檢測到的這 50 種農 藥里，有 21 種在英國農藥行動組織 (The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UK) 編制的致癌及 潛在致癌危害的農藥清單里， 有 6 種屬于保護東北大西

10、洋海洋環境委員會 (OSPAP) 列出污染水環境農藥。“濫用農藥會產生兩個結果， 一是你稀里糊涂吃下去了農藥雞尾酒， 二是它們在 使用過程中對土地、 周邊的動植物和農民本人都產生了損害。 ”王偉康說。 這也是各 個環保 NGO 組織盡管目標立場不盡相同，但在濫用農藥問題上卻大多持堅決反對 態度的原因。這個在 2009年 4月公開發布的報告首先改變了綠色和平內部一些成員的飲食習 慣，方立峰方立鋒自己從此再也沒有碰過草莓。他的買菜習慣也隨之發生了改變。 方常去買菜的農貿市場的小販后來都知道，他很少買綠葉蔬菜。方立峰方立鋒和同 事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用電話訂購有機蔬菜來吃。但這些都只是條件反射般的自保

11、 行為。那時北京地區的有機蔬菜供應量還很少，物以稀為貴，它們的價格是普通蔬 菜的 4、5倍。長此以往， 一個普通的家庭難以負擔， 而且他們在外吃飯的次數太多 了，在這種情況下，食物的來源基本無法控制。2009年夏天和 2010 年，食品與農業小組又做了幾次檢測，他們擴大了抽檢范 圍，后來被包括進來的家樂福、吉之島等超市的情況與他們的同行相比雖有上落， 但總體水平相差無幾。“顯然，獨善其身不是辦法。”王偉康說。她自己是一個 3歲孩子的母親， 更有 理由為此感到焦慮。接下來，唯有行動帶來改變。“行動帶來改變”，這一 SLOGAN 就貼在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的墻上。 綠色和平目前在全球 41 個國家設

12、有辦事處，從 1971 年建立之初就以使用非暴 力方式阻止大氣和地下核試以及公海捕鯨著稱。他們堅決反對轉基因和生物技術商 業化的立場曾為自己招來過“反發展” 、“缺乏科學訓練”和“環保原教旨主義者” 的非議。我的幾位來自其他 NGO 的朋友曾經私下告誡我說，我可能會發現這個組 織對于大型企業這些被資本主義制度催生出來的龐然大物有著天然的不信任。“但他們的行動能力是一流的，這是公論。 ”一位國際 NGO 的成員說。一位長 期與他們互通消息的記者也告訴我， 綠色和平提供給媒體的信息 “觀點鮮明而準確”， 那些認為這個組織行事魯莽的批評者中很少有人意識到， “他們在傳播自己的觀點并 引發公眾注意時，

13、有一套很強的方法論” 。 .“他們能很快就讓那些企業跳起來。 ”我的 NGO 朋友對我說。 但王偉康和這些大超市的溝通一直不順利。綠色和平選擇超市作為解決農殘問題的切入點原因十分簡單。有研究表明，一 個地區年人均收入達到 6000 美元，超市文化就可以繁榮，也就是在說，在中國有 3 億以上的超市購物者，而且這個數目正在迅速增加僅僅沃爾瑪就在中國開出了 超過 300 家店面，而且它正以每年新增 2、30 家店的速度擴張。超市零售商們正以 極為顯著的方式改變供應鏈沃爾瑪、家樂福、樂購和各地成規模的本土超市都 對自己的供應商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由于農產品帶來的利潤一般占到一個零售 超市利潤的 1/

14、6，綠色和平認為超市有能力通過質檢部門和采購部門的合作，加強 對蔬果的檢測，并且向自己的供應商施加影響，讓農戶在種植過程中禁用部分危害 最大的減量使用農藥、化肥。他們在 2009年的一次調查中發現， 來自英國的樂購超市已經在對上海郊區白鶴 鎮的蔬菜種植基地進行監管。 樂購超市在那里明確了產品的生產責任人和生產日期， 對供應商及生產者進行了持續審核和監督，并且對有清晰的懲罰措施。雖然超市要 顧及管理成本，這些措施的控制力度還遠遠不夠，但這證明超市對自己的蔬果供應 商有控制力。“我們希望這些大超市能夠承諾控制農殘禁止使用危害最大的一部分農藥和拒 絕轉基因食品，并且采取措施， ”王偉康說：“隨后，這

15、些措施和它帶來的效果需要 被公開，讓公眾所知。 ”“當然，如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供應商農戶被市場引導，最終轉向對農藥 和化肥控制最為嚴格的有機農業，那是理想狀態。 ”但是大超市似乎沒時間聽她和方立峰方立鋒解釋這一切。小組原本希望通過檢 測報告獲得超市高層和質檢部門的重視，但這類要求往往被公關部門截留。多數超 市的第一反應是這只是“幾個小毛孩子在找麻煩” ，而他們日常的煩心事已經夠多了。 這種防備心理阻礙了正常交流。有一個例子很說明問題：經過一年半時間，2010 年底，在不斷發郵件和打電話的努力下，王偉康終于見到了華潤萬家的代表。見了面 她就發現，對方甚至沒搞清楚 NGO 組織到底是干什么的。

16、即便是那些在全球與綠色和平打過不少交道的國際大型超市，一開始也會對王 偉康們的要求充滿困惑。一位曾經處理過此事的超市高層私下對我抱怨說，他不理 解綠色和平到底要干什么。“我們的管理比一般超市要好， ”他辯解說：“那些果蔬上的農殘的存量并沒有 超過國家制定的標準。 ”“他們為什么老盯著我們不放？” 事實上，即便他想立刻改善蔬菜水果進入超市的檢測和采購流程，也會無從下 手，力不從心。在過去 10 年間，農產品從農民田間到超市至少要經過 4 個以上環節： 蔬菜水果首先要經那些游蕩在田間的菜販子之手，被轉賣給有點規模的批發商。這 些批發商將它們集合到批發市場中去，一旦被那些固定與超市合作的蔬菜水果供應

17、 商選中，才有進入大超市貨架的資格。一旦出現問題，供應商也說不清楚這些蔬果 的來路。而在這個過程中，僅有的檢疫是生產地當地政府對農民的約束和批發市場 的抽查超市只會向那些有抽檢合格證明的供應商購買水果蔬菜。批發市場和任何機構對劇毒農藥的查禁力度完全取決于當地政府對農產品生意 到底有多倚重。在山東省壽光市， 有 80萬畝土地種植了蔬菜和水果， 每年蔬果產量 達到了 40 億公斤。從 2007 年開始，當地政府開始組織專門力量查禁使用和販賣違 禁高毒農藥的行為。 有一種說法是， 2006 年發生的黃瓜中毒事件導致當地政府下了 決心整治市場，還有一種說法是奧運將至，壽光市想將自己的品牌趁此機會好好推

18、 廣品牌。但不管怎樣，壽光市的這套自查系統在各個農業市中顯得組織最為嚴密 從 1990 年代起，它就一直是中國現代化農業的示范地區。 政府建立農副產品檢測 中心，這個中心的分支進駐鄉鎮，在田間進行抽檢，同時也鼓勵群眾私下舉報違禁 事件。 2008年 11月，我路過壽光市管轄下的文家鄉先鋒營村（這個村以善種韭菜 而著名），當地人告訴我， 幾天前這里的一位農戶在韭菜上使用了違禁農藥， 接到舉 報后，政府的執法大隊立刻帶著推土機鏟平了使用劇毒藥物的 6、7 畝韭菜田，違規 的農戶自己承擔了損失。政府指望殺一儆百， 從某種程度上說， 他們成功地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壽 光的那幾天里，人們在不同場合對

19、我復述了當時的市長孫明亮在政府工作會議上的 名言：“誰敢砸壽光蔬菜的招牌，我們就砸誰的飯碗”這個繞口令式的警句 后來還被寫成了標語在鄉鎮里四處張貼。但 NGO 組織要求得更多按照慣例， 它們總是推著各國政府和企業走。 2009 年 3 月，方立峰方立鋒和一位攝影師到壽光實地考察，他在當地花了4 天時間做了一些田間訪談，總體印象是在整個大棚蔬菜的種植過程中農藥用量和使用次數仍然 過高。同時，由于中國的國情，一些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高毒農藥的藥品在這里還 未進入違禁藥品名單。 壽光的蔬菜大棚形成了一個個密閉并且內部溫度很高的環境， 各種菌株和害蟲在其中的生長速度很快，農戶必須頻繁使用農藥和殺菌劑。方

20、立峰 方立鋒遇到過幾次農戶在大棚中燃燒熏煙劑殺蟲的場面， 并且拍下視頻放到了網上。 當時大棚中濃煙滾滾，他和攝影師呼吸困難，之后有很長一段時間明顯感到不適。 這一親身體驗讓他深信，過度使用農藥對農戶的健康和周遭環境也有影響。 因此，無論是政府制定政策也好， 超市施加壓力也好， 綠色和平最終是希望通過一 些替代方法讓農民盡量禁止停止使用部分危害最大的農藥減少農藥用量，并且在施 藥過程中注意自我保護。“農民在過去的 20 年里被灌輸的傳統思維定式就是， 如果想殺蟲，就使勁打藥， 如果想增產，就猛施用化肥。”一位壽光市的農業技術人員對在短時間內減少農藥和 化肥用量持悲觀態度。“要改變這種現狀非常困難

21、，不打藥你讓農民怎么辦呢？” 綠色和平的設想并非完全不切實際。 從一開始，他們就得到了一些科學家的支 持。蔣高明，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博士生導師，他在山東省平邑縣蔣家莊有一 個試驗田。皮膚曬成棕色的蔣高明長年花費大量時間在那里搞生態循環農業實驗， 以求證明農民能夠用完全有機的方法種植水稻和蔬菜，不使用化肥和農藥，并且把 生產成本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內。 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詳細記載了這個試驗田的情況。 這種在小范圍的土地上模仿自然循環的做法被一些人推崇，但也被另一些人認為無 法大規模推廣，只是一個小小的“烏托邦” 。“還有一些實際情況導致無論誰去推動農藥和化肥減量都注定會遇到很多困 難，”那位農業

22、技術人員說。舉例來說，光在壽光市，有合法銷售化肥、農藥資格的 企業大大小小就有超過 4000 幾千家，跨國化肥和農藥公司、 政府和當地的中小企業 都把農資看成了一盤極為有利可圖的生意。讓農民少用農藥和化肥觸動了太多人的 利益，這也是蔣高明們試圖推廣生態農業時遇到的隱形障礙之一。他形容說，政府 對大規模推廣生態農業 “始終不太起勁”。迄今為止， 壽光市的有機蔬菜生態農業所 占的面積只有 10 萬畝左右，占到壽光全市蔬菜種植面積的 1/8。 倒是一些有機農業企業正開始試著在蔣高明的指導下進行商業化種植， “ 青島目 前就有一個企業在用 280 畝實驗這一有機模式。 ”“這也是為什么最終我們會把工作

23、重點放在超市的原因， ”王偉康說：“超市有 可能能通過市場的力量來對這個系統進行糾正。 ”到目前為止，在王偉康所接觸的超市中，她給出的評價是“家樂福、樂購、歐 尚這些歐洲超市的回應態度最為積極。 ” 這可能跟歐洲對食品安全和環保的監管機 制十分嚴格有關。 從 2010年開始，國內的一些超市， 例如農工商、 華普和城市超市 也逐漸做出了反應。這期間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就是沃爾瑪遲遲不與綠色和平溝通。這個全球最 大的超市儼然是一個獨立封閉的小王國，一個小小的 NGO 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如泥 牛入海。同時，在幾次果蔬抽測中沃爾瑪都成績不佳。 2010 年年底，王偉康和同事 采取了行動， 他們來到沃爾瑪

24、大郊亭店 （之前的幾次抽檢都在該店取樣） ，授予對方 “金秤獎”，這是一個金色的天平， 意在諷刺它們在消費者的健康安全和自身利益中 明顯向后者傾斜。“那位店長十分緊張，”王偉康忍不住笑了起來： “尤其在看到那桿秤的時候， 他被嚇了一跳。”這是典型的綠色和平式的做法， 足夠直截了當， 有時候會讓人尷尬。 但就刺激大公司做出反應來說，他們的方法總是十分有效。事后，雙方終于得以建立起了對話機制。 作為最早回應綠色和平檢測結果的超市之一， 2009年 10月，王偉康和家樂福 包括質檢總監、食品安全基金會負責人在內的高層在上海開了一個碰頭會，當時參 加這個會的還有家樂福中國的生鮮總監賽伯（Sebasti

25、en Defoi9 ,他取了個中文名字叫賽伯。賽伯正在從事的工作，使得家樂福和一些超市能夠有可能在自己的果蔬直 供基地之外，進一步回應綠色和平的要求，答應他們開始逐步提高自己對于農殘藥 使用的控制標準，并且在食品中查找轉基因成分。賽伯管轄著家樂福的直接采購小組（以下簡稱直采小組）這個小組成員的 的工作是在全國轉悠，找到好的農產品原產地，與當地農民簽訂購買合同，然后由 他們直接在收獲后配送給超市由于甩掉了中間的一系列二道販子，即便農戶得 到高于平時 2、30%的收購價，超市也穩賺不賠。家樂福 1959 年在法國誕生，因為 歐洲農業集約化和現代化程度極高， 它的直采至少有 20多年的歷史。 為此，

26、家樂福 在西班牙專門成立了一個名為現代農業公司的機構，不僅為西班牙家樂福直采近 80%蔬果類產品。并且負責把西班牙的橙子、檸檬等水果銷售和配送到全歐洲。2007年的 7月 1日，中國政府正式開始實施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后，根據規 定，農民專業合作社具有法人資格，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也能開具發票。對熟悉 直采模式的歐洲超市來說， 把這一套做法搬到中國來的前提已經成熟。 2008年秋天， 我在陜西省周志縣第一次遇到賽伯，這里遍布秦漢時代的遺跡和獼猴桃果樹。賽伯 在當地最好的賓館為蜂擁而來的看熱鬧的當地合作社社長做了一個有關直采的推廣 演說，隨后和幾個合作社簽訂了獼猴桃的直采合同。一位熱心的合作社社長在

27、他要 回上海時，在機場好容易趕上了他，向他推銷自己土地上生產的石榴。作為一個到 中國不到一年的法國人，賽伯的中文詞匯量在隨著家樂福直采范圍的擴大而不斷增 加：他的同事說，他首先會說的詞是安徽碭山，然后是湖北武漢、隨后是河北、陜 西、內蒙古、海南島2011年，家樂福官方給出的數據是，它在上海的 10幾家 賣場中水果蔬菜的直采比例已經達到了 50%。從理論上說，直采縮短了供應鏈，超市派去各個村鎮的采購員能最大限度地保 證食品的新鮮和可溯源性（一旦出現食品安全問題，從批發市場買來的蔬菜水果很 難追查到確切產地） 。如果他們采購的量足夠大， 就能夠攤銷管理成本， 有效控制農 民的種植過程，那么綠色和平

28、試圖推動的化肥和部分農藥禁用減量就有可能實現。但這僅僅是“理論上”。安徽省碭山是著名的產梨區，這是家樂福 2008 年最早 嘗試直采的地區之一。 就在整個 2009年里，碭山地區已經趕時髦似的冒出了 2、 300 家合作社。它們中的不少只是由社長本人去工商部門注了冊， 其實并無那么多土地， 也不可能出產足夠的農產品。一位當地的農民形容這種合作社其實就是“一個人在 皮包里面放上一個公章，然后四處做買賣” ，“和當年的菜販子沒有兩樣” 。隨后，一個與之簽約的產梨合作社在第一個收獲季節過后就被家樂福踢出了采 購名單，原因是合作社沒有按合同約定的那樣， 供應給家樂福自己土地上生產的梨。 在法國人看來，這是嚴重的商業違約行為，完全不可原諒。但社長有著典型的中國式邏輯。他對我辯解說，那一年雨水太多，他自己的梨 質量不夠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