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無民意基礎的議案難免“雷人”等 無民意基礎的議案難免“雷人” 地方“兩會”上，各路代表、委員于媒體上紛紛亮相，為自己的議案、提案積極發言。但其中一些提案或議案在網上甫一公布，就“雷”倒了大批網友。 對于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所代表的選民或界別來說，議案或提案必須體現民意或某一界別的公共意志。“兩會”不是名利場，議案和提案也不能從某位代表或委員的個人喜好出發，去關注一些對“兩會”而言不合時宜的東西。近年來，全國“兩會”鑒于某些代表、委員提出的議案、提案質量不高，多次就議案、提案的內容和形式作出了一些限定，收到了一些效果。這些制度理應為地方“兩會”所吸納。當然，議案、提案的準入標準仍待完善，比如，能否

2、將一個議案、提案的形成劃分為調研、草擬、在原選區征求意見、修改完善后再公示、再聽取選民意見并定稿公示，然后再提交給“兩會”。一個既無調研，又不征求民意，全由自己閉門造車弄出來的東西，“兩會”理應以不合正當程序為由予以拒絕。如果連續提不出合格的議案、提案，理應啟動對該代表、委員的罷免程序。 除了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在提交議案或提案之前須具備身份自認之外，我們還需要一個公開的審查機制、辯論機制和反饋機制。因為“站在什么山頭，唱什么歌”，不管某個議案或提案有多“雷人”，只要它確實代表了他所代言的那個群體的利益，而且合乎正當程序，我們就不能叫這位代表或委員閉嘴。 既然做了民意代表，提什么，不提什么，就應

3、多調查，多征集，多問案于民。一個由“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那些脫離了人民的代議者。（社論） （摘自1月15日新京報） 新聞發布納入績效考核彰顯政府理性 山東青島市近日下發了2009年度市政府部門績效考核辦法，明確將新聞發布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對有義務發布而未發布等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的，給予通報批評；造成嚴重后果的，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 將政府績效考核與政府信息公開平滑對接，將效率政府與陽光政府一爐打造，這確實是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創造。 在高風險現代社會的背景之下，如何處理因天災人禍所導致的公共危機，避免更嚴重的后果發生，構成對政府部門、政治體制、政府執政能力的嚴峻挑戰，甚至

4、成為各國政府治理模式之間競爭的一個新指標。對信息時代來說，“謠言止于智者”已經是一個古老的浪漫傳說，用事實來說明真相，尤其用權威的事實來說明真相，才是更為明智的選擇。甚至當政府決策出現失誤的時候，坦率承認與果斷彌補，不僅更能贏得人民的理解，也更能取得令人滿意的后果。 常識告訴我們，政府義務最終必須由相關官員承擔起來，并最終落實為具體官員的義務。而如何才能讓官員更好履行義務，則是法學與政治學一直試圖破解的難題。青島的這個辦法，將政府義務化約為官員義務，將官員義務分解為具體責任，將具體責任與官員利益掛鉤，可謂破解這一難題的一個簡單但卻重要的努力。因為政績是一個巧妙的連接因素，而績效考核又是對政績的

5、量化管理。將新聞發布納入績效考核，就是將它納入了官員的政績指標體系，必將對官員產生真實的利益驅動與義務推動，最終將政府信息公開的義務從紙面規定轉化為現實行為。如果推行得力，它很可能成為高風險現代社會的一個良性治理機制。（支振鋒） （摘自1月15日法制日報） 當心程序合法成為實質違法的“遮羞布” 由于政府采購法存在一些法律盲區和實施細則的缺位，政府采購在一些地方被惡意操縱出一些灰色地帶，出現了民族品牌受排斥、采購價格遠高于市場價、專家庫管理不善、評標專家自由裁量度過大、采購人“選擇性”確認中標人，以及采購人與設備廠商惡意串通等非正常現象。個別地方的政府采購被惡意操作，甚至達到了群體腐敗的程度。

6、此外，在政府出資項目的招標投標、審計評估及公共資產的拍賣領域，也不同程度存在類似現象招標前已經確定了中標人，招標只是為了穿上程序合法的馬甲，投標人預先與評標人溝通，評標只是形式；審計評估按照委托人的意思操作，“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拍賣前，為了達到預先設定的目標，不惜工本設計競拍規則，故意“招托”掩蓋真實的競拍者，抑或故意流拍等。如此現象都是在程序合法的外衣下進行的，程序合法成為實質違法的遮羞布。 如此程序合法、實質違法現象，嚴重損害了政府部門的公平公正形象，損害了法律的尊嚴。更加值得關注的是，一些交易環節和領域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和利益鏈條，公共利益被出賣，國家利益受損

7、害。 程序合法、實質違法存在的重要原因，是制度規則的缺失給了一些人投機空間，有些交易領域的制度規則不具備可操作性，人為隨意的解釋給了一些人專權、弄權的機會，提供了腐敗土壤。 在擴大內需、政府投資和公共服務擴大的背景下，迫切需要規制程序合法、實質違法現象。通過完善法律和加強社會監督，讓陽光程序真正陽光起來，鏟除程序合法、實質違法現象存在的現實土壤。（郭振綱） （摘自1月15日工人日報） “秘書成了腐敗易發人群”的背后 秘書干政、亂政已成腐敗一景，“秘書成了腐敗易發人群”在于其掌握著失控的隱性權力。在一些地方，秘書被稱為“二領導”，有的學者則認為一些秘書擁有一種從領導干部那里延伸下來的隱性權力，級

8、別越高的領導干部的秘書，活動能量和空間就越大。 但無論秘書“狐假虎威”還是充當權力掮客，乃至赤膊上陣，直接扮演權力的行使者，都是因為秘書依附著的領導干部掌握著權力。如果沒有領導的權力讓渡，哪有秘書的隱性權力？ 由此，便不能不提當前一些官員的拐杖化生存。根據中央規定，只有副省級以上干部才可配備專職秘書。然而，當今秘書之泛濫，近乎官場一景。 現在一些領導干部不管是日常雜務還是工作統籌等，全由秘書代勞，久而久之，秘書成了“拐杖”。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對一些官員說：十幾年、二十幾年來，我們有一部分干部，秘書寫稿子，首長念稿子，秘書決定方針政策，首長處理日常事務。現如今，一些官員越來越“拐杖化”，不

9、僅稿子由秘書捉刀，連一些日常事務也托付給秘書處理。 因此，官員的依賴讓秘書分享和延伸了一部分權力。隨著拐杖化生存的加劇，秘書越來越深層地介入官員的政治運作和現實生活。 一個正派、廉潔而有原則的官員會謹慎使用手中的權力，不會放任秘書狐假虎威。因此，要杜絕秘書的隱性權力，乃至減少秘書腐敗，唯一出路就是管好領導的權。對于官員自身來說，一方面要減少秘書數量，放棄拐杖化生存；另一方面要對權力保持敬畏之心。對于秘書來說，則應恰當定位，不可越權，更不可產生權力幻覺。（王石川） （摘自1月14日中國青年報） 公務員心理健康算“問題”嗎？ 重慶市政協委員吳任軍向大會提交建議，呼吁市政府有關部門高度關注公務員的心

10、理健康問題。該市某區檢察院副檢察長亦有同感：病態心理已成當今公務員職務犯罪的重要誘因。 心理健康不是一個單純的病理概念，更多還是一種社會意識的綜合反映。說公務員存在心理健康問題，多數情況下并不是這些人真的“有病”，而是外部環境帶給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出現了與其職業身份不相稱的偏差。 當了公務員，為什么一定要以升職為終極追求？官場上的名利待遇，為什么一定要跟著職務走？官場上這種價值導向，一方面使公務員在面臨較高利益預期與較大現實壓力的反差中，生出一種憤世與失意交織的浮躁感；另一方面，在與社會公眾的平均生活形態相比中，又覺得自己現有的一切得之不易，因而不愿退出公務員隊伍。退不能退，進不能進，既自卑

11、又自尊，所有這些無非是眼下一些“社會病”在公務員身上的投射而已。 公務員的心理健康，幾乎無一例外與追逐利益直接相關。公務員職業的穩定，完善的社會保障，良好的社會聲望，哪一項不是待遇的一部分？想想號稱“天下第一考”的公務員考試之壯觀，想想公務員隊伍只進不出的強硬現實，公務員“心理健康”到底是個真問題還是偽問題？解決公務員“心理健康”，需要教育引導公務員調整自己的利益預期，并創造一種可以不指望升遷也有成就感的體制和機制。（馬龍生） （摘自1月8日廣州日報） 國家最高科技獎不能總是“白發蒼蒼” 自2000年創立“國家最高科技獎”至今，14位獲獎人中，得獎時年齡超過80歲的有9人，70-80歲之間的4

12、人，低于70歲的僅1人，這使得當初為激勵中國科學家多出成果、早出成果、出重大成果而設立的獎項，變成了對科學家奮斗一生的背書，變成了一個“榮譽稱號”。 國家最高科技獎的獎金額為500萬元人民幣，有50萬元屬個人所得，其余的450萬由獲獎人自主選題，用作科學研究經費。這一條件性規定的意圖，就是希望把錢交給最合適的人最有效地使用，以此帶動中國的科技水平快速提升。 然而，根據歷史上重大科學成果發現者當時年齡的分布規律，25-45歲是最容易出成績的年齡區間。事實上，14位最高科技獎得主的研究起步大多分布在這個階段，出成果的時間也集中在得獎前的10-30年間。如果這筆錢，不說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哪怕只是早10年、15年，在他們更年富力強的時候出現，相信他們也會帶給我們更多的驚喜。而以現在的八十高齡，能把得準科技進步的脈動已屬不易，再讓他們向新的科學高地發起新的沖擊，在殘酷的國際競爭中占領新的制高點，實在是強人所難。 跟2008年諾貝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