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異同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體系中，有關教育的觀點和理論是各自的一個重要環節，因為教育思想一方面是其哲學理論的反映和實踐，又和兩者的政治觀有著密切的聯系，不僅如此，兩者各有特色的教育理念也是人類教育史中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分析比較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理論有其重要的意義所在。 本文的分析和比較，主要從三個方面來進行，一是形成教育觀的背景和緣由，二是教育的內容與方式，最后則是兩者的教育觀對當時和后世的影響。分析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形成各自教育觀的原因主要是從兩個角度來看，一個是個體的角度（也可以說是本質的角度）。在這個角度中，兩者在形成各自教育觀的認識論基礎上就存在 著明顯的

2、不同。在柏拉圖看來：學習即回憶，人在出生以前就已經獲得了一切事物的知識，當靈魂依附于肉體（也就是人降生）后，已有的知識就被遺忘了，人通過感性事物引起思維，才重新“回憶”起已被遺忘的知識。為何柏拉圖對學習的定義是如此？因為作為最早提出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見解的哲學家，他認為“靈魂在取 得人形以前，就早已在肉體以外存在著，并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認識理念世界中的許多東西，以至可以洞察最高理念。” 而因為肉體是靈魂的監獄，在靈魂與肉體結合成為人時由于“驚恐和騷亂”就失去了對最高理念的認識和記憶，所以才會有“回憶”這種說法。而亞里士多德關于靈魂的論述與柏拉圖完全不同，他認為人的靈魂正如一本什么也沒有寫上的

3、書，或什么也沒有寫上的白紙，或者是一塊白板，它能接受對象的知識，這就說明學習應是使知識從外面經過感覺進入意識的過程，而不是什么“回憶”的過程。兩者在認識論基礎上的差別直接導致兩者在教育理念上的不同，柏拉圖的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回復到靈魂原有的“善”，使其無 愧于身為某一階層一員的使命；而亞里士多德要求認真的對待靈魂的這塊白板，通過教育來培養人，發展他的人格。 由于兩者在認識論基礎上的差異使他們在教育必要性的分析上也有很大的差別。在柏拉圖看來，既然以理念、實在為對象的知識是不朽的靈魂所固有的，憑借可感事物的啟示，就可以回憶起靈魂中固有的理性認識，它只是因為受到了蒙蔽或者向著一個黑暗錯誤的方向觀察。

4、“它不是要在靈魂中創造視力，而是肯定靈魂本身有視力，但認為它不能正確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該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設法努力促使它轉向”，而教育就是促使靈魂轉向的技巧，教育的必要性就在于釋去阻礙靈魂轉向的重負，使其轉向真理。在亞里士多德關于教育必要性的論述中，它首先提到人形成為人的三個因素，即天性、習慣和理性，“重視人的天性、在良好的環境和正當的行為中養成良好的習慣，并通過教育發展人的理性，使天性和習慣受理性的領導，人就能成為有良好德性的人”，亞里士多德關于人成為人的想法，與柏拉圖的靈魂轉向說有明顯的不同，而與其靈魂白板說是密切聯系的，認為教育的必要性在于將一個人塑造成理性指導下的具有良好德行的人。

5、 但并不是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教育的本質理念上只有差別沒有共同之處。盡管兩者在最終獲得知識（柏拉圖的善與真理、亞里士多德的德行與理性）的途徑上有不同的認識（前者在于回憶和靈魂的轉向，后者在于輸入和理性的培養），但兩者在后天最終得到知識的過程中，有一點是共同強調的，那就是理性思維，問題在于，他們都過分突出了理性思維在教育和學習中的重要性，忽視了感性材料的重要作用。柏拉圖在其關于天文學一課的論述中指出：“如果我們要真正研究天文學，并且 正確使用靈魂中的天賦理智的話，我們也就應該像研究幾何學那樣來研究天文學，提出問題解決問題，而不去管天空中的那些可見事物”。在他看來，只有運用拋開感性材料的純理性推

6、理達到掌握辯證法的目的（教育的最高層次）才能使人掌握真正的真理，實現教育的最高目標（培養掌握辯證法的具有真正善的統治階級）。亞里士多德同樣也錯誤地認為：思維可以不依賴于感覺，就能通過直覺直接地發現概念，并不需要感覺所提供的材料，因而在教育上，“他與柏拉圖一樣，非常強調純思維活動在培養心智方面占據壓倒一切的地位”。因而結合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以下結論：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形成各自教育理論的本質原因方面，由于兩者在哲學觀上的差異使兩者對于教育的認識論基礎的看法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從而在教育的必要性觀點上產生了對比。但強調純理性的思維、忽視感性材料則是兩者所共有的。以上是從受教育者個體（或者說是從本質

7、）的角度來分析、比較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形成各自教育觀的原因，我們還必須從整體（國家和社會）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由于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已經把社會階層劃分地相當明確，而這每一個階層都具有自己的特殊使命和運作方式，所以教育是柏拉圖所提倡的用來培養適合每一 種階層的人、認識最高理念和達到理想國目地的手段。因為要實現這一理想的社會，首先必須培養出統治這個國家的哲人王，同時要訓練出維持國家秩序和保衛國土的護衛者階層，另外，還得具有大量的安于生產、服從統治的生產者，顯然這些都離不開教育。但總的來看，柏拉圖更為突出對統治者的培養，因為在他看來，這是實現理想國的關鍵之關鍵。在談到成為統治者的條件時，他認為“沒

8、受過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許終身完全從事知識研究的人，都是不能勝任治理國家的因此，我們作為這個國家的建立者的職責，就是要迫使最好的靈魂達到我們前面說是最高的知識，看見善，并上升到那個高度”。而這一切，顯然是通過教育來 達到的。所以柏拉圖的教育觀與他的政治理想密切相關，是為理想國而作的教育觀。亞里士多德同樣強調教育在城邦中的作用，因為“誰也不會有異議，立法者最關 心的事情是青少年的教育，因為那些沒有這樣做的政體都深受其害”，在他看來，教育對城邦的作用應該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于教育公民適應他生活于其中的政體，“因為每一政體一開始就形成了其固有的習慣特征，起著保存該政體自身的作用”，教育能使這種

9、習慣特征優良化，從而使政體更為修明；第二，城邦作為一個整體，每個公民作為這個整體中的一分子，教育作為城邦的共同事業，它的目地就在于維系城邦的某種唯一的目標。他強調的就在于一點：教育是國家 的職責。事實上，亞里士多德也同柏拉圖一樣，把教育與國家的政治制度直接聯系起來，只是在具體方面，他不同于柏拉圖把教育理念同理想國緊密掛鉤，而是使它同其相對于柏拉圖的已得到發展的政治態度緊密聯系。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兩者在總的出發點上是相似的，只是由于兩者在政治設計上的差別，使在提倡教 育的具體動因上有所不同。以上進行的分析和比較，主要是從形成各自教育觀的背景和緣由這個方面通過個體和整體這兩個角度所進行的考察。

10、接下來就是從教育的內容和方式這個方面進行分析。先從教育方式這個角度看，至少在一個方面我們可以找到柏拉圖的教育觀和亞里士多德的教育觀的共性，那就是兩者都依據各種相同的或不同的因素把人的教育 分成幾個不同的階段。柏拉圖以教育內容、受教育者的理性發展程度以及階級培育方向等因素為依據，把對人的教育以二十歲、三十歲、三十五歲、五十歲為分界點分成不同的幾個部分；亞里士多德則把一個人受教育的年齡按每七年為一自然階段劃分為三個時期，即從出生到七歲為第一個時期，七歲至十四歲（青春期）為第二 個時期，十四歲至二十一歲為第三個時期，他的劃分依據在于受教育者的理性發展程度、教育內容等等。但在這個看似具有共同性的教育分

11、段特征下，也有幾個明顯的不同點。第一，柏拉圖的分期尤其注重受教育者的階級出身以及受教育者的培養方方向，他的這四個分段點，事實上并不能為所有的人所享有，實際上是一個個進行篩選的環節，比如，在經過第一個階段的教育之后“從二十歲起，被挑選出來的那些青年將得到比別人更多的榮譽，他們將被要求把以前小時候分散學習的各種課程內容加以綜合研究它們相互間的聯系以及它們和事物本質的關系”，通過教育內容的不斷升級，這種教育培養出來的最終是少數精通辯證法的哲人王，以勝任國家統治者的位置，這又與他的政治理念密切聯系。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既然整個城邦有著唯一的目的，那么很明顯對所有的公民應當實施同一種教育” ，他是把城邦

12、中的每個公民作為城邦不可分割的一分子的角度來看待教育，因而他的教育準則具有相對的普遍性。第二，在柏拉圖的理論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如果一個杰出的公民順利地通過了教育過程中各個環節的篩選，成功地成為了一名統治者并受人尊敬時，他所接受的教育，實際上是一種終身的教育，三十五歲之前是接受理論的熏陶，三十五歲到五十歲甚至更往后則是接受實踐的磨練；但在亞里士多德的教育觀中，在二十一歲時已經達到了高年級階段，對于以后的情況，由于他有關這一時期的著作已經失傳，也沒有發現其他的著述，我們難以作出斷定。但有一種解釋是合理的，即柏拉圖的“終身教育”只存在于培養哲人王的過程中，而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由于突出城邦的共同性和一

13、體化，他所崇尚的教育就比較基礎化、統一化，在時限上更接近于現代教育。實際上，從以上兩點區別中可以進一步證實這一點：即柏拉圖的教育是用一個先入為主的模式用理想國去鑄造人，把教育對象看作實現自己理想的工具；而亞里士多德的教育則是培養人，發展他的人格，給他以一般的哲學熏陶。從教育的內容上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對比。柏拉圖對教育內容的設定更突出了一種縱向上的遞進。在他看來，音樂、體操和手藝是最基礎的學習內容，在此之上則是算術、平面幾何、立體幾何、天文學和諧音學，因為這幾門學科更需要用理性思維，能“用力將靈魂往上拉”，比如對于算術，柏拉圖認為“它似乎就是 那些我們正在尋找的那些本性能引領思想的學

14、問之一。但是沒有一個人在正確地使用它，雖然它確實能引導靈魂到達實在”，而比這些學科更上一層的就是辯證法，它們只是辯證法的基礎，而也只有使受教育者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其他因素作用下在020歲和2030歲這兩個階段完成第一類和第二類的學科學習之后，才能進入第三類即對辯證法的學習，這個遞進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培養哲人王的過程，以期最終掌握“善”。所以說柏拉圖的教育內容極具縱向上的遞進性，這與他培養統治者的理念又一次密切相關（本文已經數次點到這個問題）。在亞里士多德對于教育內容的設定上，雖然根據教育時段劃分的各種依據也具有某種遞進的趨勢，比如第一階段主要是發展肢體，第二階段發展非理性靈魂，第三階段發展理智靈魂

15、（這一階段的內容須從呂克昂哲學學校的教育中得以了解）。但亞里士多德始終強調的是智育、德育、體育和美育，而每一個教育階段以一個方面為核心，處在第一個階段發展一些基本的要素之外，第二階段是以音樂教育為核心的、以智育美育德育為主要內容的和諧發展的教育，第三階段則以智力教育為主。可見，亞里士多德對教育內容的設定具有在整體培養下突出某些重點的特征，在橫向上 的特點更為明顯，這與柏拉圖階段式篩選性的教育形式有著很大的差別。基于以上的論述，進一步挖掘兩者在教育內容上的差異，我們發現音樂這一學科在兩者心中有著地位上的明顯差別。由于柏拉圖把音樂放在了邁向辯證法的最基礎的位置，在他看來“以音調培養某種精神和諧（不

16、是知識）,以韻律培養優雅得體，還以故事（或純系傳說的或者較為真實的）的語言培養與此相近的品質，可是這些途徑沒有任何一個是能通向你所正在尋求的那種善的”。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音樂本身就是形成人的性格的一種重要的力量，它不但適宜于在少年時期學習，而且在各年齡階段都需要學習，因為“音樂不僅是進行美育最有效的手段，而且還擔負著智育的一部分職能，又是實施道德教育不可缺少的內容”，在他的幸福觀中包含了高尚和愉悅，而音樂就具備了這兩個方面。可見，兩者在教育內容上對音樂這門學科的不同認識同樣反映了兩者各有特色的哲學理念和教育觀點。第三個方面，即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教育觀對當時和后世的影響來看，我們也可以發現

17、很多的異同之處。對于柏拉圖的教育觀，無論是從他的哲學基礎、教育的目的還是從他在教育內容和方式的設置上，我們都可以發現，他的教育觀具有很強的階級色彩，注重的是如何培養統治者的一整套體系，而這種教育觀又是他“理想 國”中的重要一環，具有濃厚的政治氣息，柏拉圖在他的學園中推行了這種教育模式，事實上也為當時希臘世界的奴隸制城邦培養了一批上層統治者，比如他對戴奧尼修二世的教育。另外，在柏拉圖的教育內容中非常強調具有相當程度理性思維的計算和數數，認為算術是“一個共同的東西它是一切技術的、思想的和科學的 知識都要用到的，它是大家必須學習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并且勸說那些將來要在城邦里身居要職的人學習算術，而

18、且要他們不是馬馬虎虎地學，是深入下去學，直到用自己的純粹理性看到數的本質，這顯然推動了數學這門學科的研究。但并不是說柏拉圖的這種與“理想國”模式相適應的教育觀對城邦之后的世界沒 有消極的影響，很明顯的一點就是他過分強調了學校是培養上層統治集團的主要場所，而不是廣大民眾所能研習的地方，以階級和培養階層為標準的階段性教育與現代全民教育的理念是相背的。而亞里士多德對教育的理解就顯然不同于柏拉圖，他至少強調了受教育不僅僅是一部分人的事，也不是針對不同目標而具有很大差異的 教育，“教育應該是全邦共同的責任”、“不能認為每一位公民屬于他自己，而要認為所有公民都屬于城邦，每個公民都是城邦的一部分，因而對每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