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共物品、公共選擇理論中的教育 【內容提要】教育屬于私人物品還是公共物品，這是經濟學界長期以 來爭論不休的熱點話題，至今這場討論也未結束；本文對理論界各種不同 觀點做了梳理分析，得出了教育是優效型公共物品的結論；對教育這個物 品的定性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因為它涉及國家和市場由誰對其承擔起主 要提供責任的理論問題；文中分析了私立教育存在的理論根據，通過公共 選擇理論的引入，研究了公立教育的最優水平的決定過程，并對教育代金 券的設想、信息不對稱導致學生貸款市場不足、政府與市場幾乎所有西 方福利國家都將教育作為一個重要的福利項目，所以，它自然是西方福利 國家經濟學中一個不可或缺并且非常成熟的研究領域

2、。 在現實世界中，教育的價格差距非常大，例如大學在美國等英語國家 學費很高，而在歐洲大陸國家基本上是免費的。 戰后以來，經濟學家們對教育的研究總的來說是很活躍的，并主要集 中在教育的性質、財政來源、供給和需求的效率等方面。 教育的性質 自從1954年薩繆爾森將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區分幵來并正式使用公 共物品這個概念以來，注，1954,387-389經濟學家對教育是否屬于公共物 品始終存在著較大的爭議。 有的經濟學家認為教育是公共物品，而有的經濟學家則認為是教育是 私人物品，例如倫敦經濟學院的巴爾教授就認為教育不是公共物品。 注 ,1998,329 這個爭論是有意義的，因為它關系到教育這個產品的供

3、 給方式和財政來源問題。 巴羅教授在 1970 年的一篇討論美國地方學校財政效率的論文中認為， 教育是一個純粹的公共物品。 注 ,1970,781028-1040 巴羅的這篇論文被認為是對實證政治經濟學的 一項重要貢獻，注 ,1995,&,160 在文中巴羅試圖以美國密執根為案例，對 教育的實際水平和最優水平進行了比較，提出了個人或家庭的投票行為是 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設， 指出，如果額外退稅的價值超過稅收的增加， 家庭將投票贊成更高的稅收水平， 最后巴羅得出的結論認為， 密執根 1956 年提供的實際教育數量水平并沒有達到最優水平。 巴羅的論文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有人同意他的觀點，認為教育是

4、純粹 的公共物品，但也有人認為教育是準公共物品，還有人認為教育是優效型 物品，還有的經濟學家則持反對意見，認為教育是純粹的私人物品。 正如巴爾所言，教育可以引發形式多樣化的外部收益，包括生產收益 和文化收益等。 這些因素所帶來的影響力是很難測量的，但是，決不能因此就忽視它 們。 注 ,1998,328 教育的最優數量水平是指這樣一種水平，在該水平下， 個人需求的縱向加總等于為這些個人提供教育所需要的邊際費用。 如果教育是一種純粹的公共物品如同國防，向一個人提供的總量就可 以向所有人提供。 換言之，純粹的公共物品的重要特性之一是每個人對其享用的數量都 是相等的，即數量上具有均勻性和個人需求曲線可

5、以縱向加總等特點。 但事實卻是，教育不可能在消費上具有完全的可分性。 從教育的生產方面來看，它并不具備純粹的公共物品的特征接收的學 生越多，需要的教師就越多，校舍就越大，因此成本也就越高。 當然，在超過一定的規模之后，教育具有一種成本不變的特征。 但從消費方面來看，教育具有一些公共物品的特點，這是因為教育的 報酬具有廣泛的傳播性，尤其對社會來說，其報酬遠遠超過了受教育者個 人，并且，教育的性質越接近于公共物品，相對于整個社會的那部分報酬 來說，受教育者個人獲得的報酬份額就越少。 反過來說，如果把教育看做是一個國家范圍的公共物品，那么，在美 國一個州的范圍進行的教育就是一件不經濟的事情了，人們就

6、應該看不到 州立教育或地方教育，更不用說私立教育了，正如人們看不到每個州都提 供國防設施一樣。 事實是，美國的教育主要不是由聯邦政府直接經辦和資助的，甚至大 多數州立法將教育留給地方機構去實施。 由此看來，教育的收益的傳播性是非常狹窄的。 此外，私立教育的廣泛存在及其與公立教育并存這個事實表明，教育 不是一個純粹公共物品，即使含有一些公共物品的成分和因素，那也是非 常有限的。 一項研究表明，對于那些無子女的投票人來說，他們絕大部分人投票 反對教育的公共支出，例如， 43 的投票贊成教育征稅的人沒有學齡子女， 而 66 的投反對票的人沒有學齡子女。 注,1995,&,162 上述分析說明，第一，

7、教育既不是一個純粹的公共物品，也不是一個 純粹的私人物品，而是一種優效型的公共物品，或稱準公共物品；第二， 公共部門提供教育的均勻性的政策目標以及由其所允許的縱向需求加總 是由公共部門強加的，是福利國家出于父愛主義的考慮，而絕非是由教育 這個物品本身的技術性質所必須的和決定的，即公共部門提供教育的動機 絕非出于教育是一種公共物品的考慮；第三，那么，如何進一步解釋私立 教育的存在呢？私人部門提供私立教育的理論根據是什么？ 私立教育存在的原因 如同其他公共物品一樣，公共部門提供教育的數量決策來自于公共選 擇；所不同的是，公共部門提供教育的實際數量一般來說就是主要投票人 所贊成的合意數量即在多數原則

8、條件下中間投票人的合意數量。 這個數量一般來說與最優數量是不同的。 實際的教育數量在現實世界中是否最優，還取決于一些其他因素，例 如，取決于家庭的價格及收入，而后者對不同家庭來說是有很大區別的； 于是，私立學校的存在就成為可能的了，它為獲得合意的教育數量提供了 機會。 從教育的需求方面來看，應該區分以下兩個概念，即投票人對公共部 門教育支出行為所表現出的需求和對私人部門所表現出的需求。 對于前者來說，教育數量水平的提高適用于所有人，因為只有當所有 人都獲得同樣的額外的教育時，個人對公立學校額外教育的需求才會得到 滿足，因此，個人的需求反映了由額外教育所帶來的直接利益和每個人都 獲得同樣額外的教

9、育所帶來的間接利益。 所以，這種外部性基本上被內在化了。 另一方面，私立教育條件下不會發生這種內在化，因為私立教育的增 加與否僅對他們個人的需求或很小一部分人的需求有意義。 由于公立學校的財政來自于稅收，所以，只要家庭所在地屬于該學區 內，他的教育稅收就不能免除，除非他拒絕使用公立學校的服務從理論上 講。 如果來自合意的而不是均勻的教育數量的凈收益超過了額外的費用, 家庭就還可以選擇私立學校。 有些家庭對教育數量的需求少于公立學校提供的數量水平，所以，對 于這些家庭而言，就讀私立學校的成本永遠是超過其凈收益的，因為這時 他的收益是負的且支出是正的。 但有些家庭對教育數量水平的要求超過了公立學校

10、所提供的標準，所 以對這些家庭而言，凈收益可以超過其額外費用。 現在，我們假定中間投票人總能獲得他所合意的教育數量水平，私立 學校的成本/單位是和公立學校完全相同的，還假定公立學校的資金完全 來源于居民的財產稅，并假定財產評估在各家庭之間差距是很大的；我們 還假定，中間投票人或關鍵投票人的收入一般來說是少于中等收入的。 在上述若干假定條件下，對不同的家庭來說，其教育價格的差距就非 常大。 此外，當收入增加時，教育的需求數量也會隨著增加，因此財產稅也 將增加。 巴羅指出，注 ,1970,781028-1040 當收入增加時，教育數量水平提高 以后所帶來的收益比額外的稅收成本增長得快。 因此，邊際

11、的收益負擔比率 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合意的公立教育數量水平也會隨著收入的增 長而提高。 例如，如果對一項將教育數量水平提高到中等收入合意水平以上的議 案進行投票表決，這時，邊際的收益負擔比率較低的那些人即低于中等 收入的那些人將會投票反對提高教育數量水平，并且投票表決的最終結果 將是教育的數量不會超過關鍵投票人所合意的數量。 但是在對將教育數量水平降至中等收入那些人的合意水平之下的提 案進行表決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收入剛剛超過中等水平的那些人將會 投票反對降低教育數量水平。 華盛頓大學的巴澤爾教授在巴羅的研究基礎上引申并發展了巴羅的 論述，并由此得出了與之完全相反的結論。 他認為，注 ,1

12、995,&,164-165 隨著收入的增加，合意的教育數量水平 和公立學校提供教育的均勻數量之間的差別和矛盾將會增大，這種差別和 矛盾將會使得私立教育愈發具有吸引力。 1下 當這種差別和矛盾增大到足夠程度時，私立教育可能會受到偏愛。 私立學校的可獲性將使最高收入者的邊際收益負擔比率由大于 降到 0。 選擇私立教育的個人將會投票贊成降低公立教育的數量，因為這樣可 0 水平 以減少他們的稅捐，這就是那些沒有學齡子女的家庭總是投票贊成 教育數量的根本原因。 由于所有低于中等收入的人也都投票贊成降低公立教育的數量，所以， 經過投票確定的教育數量將達不到中等收入投票人的合意水平。 因此，在巴澤爾看來，只

13、有當參加私人學校的激勵較弱的情況下，巴 羅的結論才能成立，就是說，經過投票決定的公立教育的數量就是中等收 入者的合意數量。 當高收入家庭移出公立學校系統時，他們自己就會獲得合意的任何教 育數量水平，這時，他們的稅收繳付事實上就成為從富人轉移到社區其他 人的一種轉移支付。 在這種情況下，巴澤爾認為，巴羅所說的財產稅資助公立學校的稅收 具有遞減的性質將不復存在。 巴羅將密執根的人口按家庭的財產稅和收入排序分成七個小組，組在 最底層，組在最上層見表 1。 表1 關于 1956 年密執根家庭的一些數據家庭 居民財產稅 家庭收入 邊際效益負 家庭分布 家庭累積 美元 美元 擔率 分布組 54 1249

14、004 113 113 組 68 2851 014 95 208 組 73 4028 026 116 324 組 5291 77 041 135 459 組 86 6530 056 238 697 組 103 9390 094 191 888 組 162 20321 256 112 1000 資料來源 ,1970,781028-1040，表 1。 在表 1 中巴澤爾發現，最高收入小組由公立教育轉向私立教育以后， 狀況確實更好一些。 中等收入家庭位于組，關鍵投票者也位于這組，因此，稅率處于均衡 狀態。 但是，如果組寧愿偏愛私立教育，它就會投票贊成最低的稅收。 當家庭按照他們所合意的教育水平數量排

15、序時，組將位于最底層，然 在這種情況下，中間投票人將位于組而不是位于組，并且公立教育的 數量水平是滿足組合意的水平。 因此，組選擇私立教育時其處境就會更好。 在使用私立教育的時候，組通過獲得其所合意的教育數量將會提高其 地位，而這個數量不是滿足組所合意的公立教育的數量，但是它必須支付 私立教育的費用。 概而言之，巴澤爾認為，高收入家庭轉向私立學校的行為將會影響公 立學校實際數量水平的投票結果，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隨著投票 確定的公立教育數量水平的下降，高收入家庭的邊際收益負擔比率將從 大于 1 下降到 0。 因此，在沒有私立學校的地方，他們將會支持公立教育數量水平的提 高，而在私立學校允

16、許存在的地方，他們則幾乎不贊成提高公立教育的數 量水平。 隨著高收入家庭投票支持的變化，中間投票人即關鍵投票人的立場將 具有向低收入者方向轉移的傾向，并且對公立教育的支持水平和支持程度 將會下降。 第二，公立教育數量水平的下降又會反過來導致更多高收入家庭移出， 這個循環的結果最終將使那些繼續留在公立學校系統的家庭可以獲得一 個禮物，即在要求使用公立教育資源的家庭越來越少的情況下，隨著教育 數量水平的下降，對那些留下來的家庭而言，其平均稅收價格也將隨之下 降。 由此，巴澤爾最終得出的結論是，教育主要是一種私人物品，而不是 巴羅所定義的純粹的公共物品。 如果繼續討論下去， 我們會得知， 對于組中收

17、入較低的那一半人而言， 由于從組獲得的補助金的價值超過了沒有獲得最優教育數量所帶來的損 失，那么公立教育就會更受偏愛。 顯然，組和組在選擇公立教育以后其境遇會好一些， 組大致也是如此。 這些小組加起來幾乎占所有家庭的 60，因此，即使教育是一項純粹的 私人物品，大多數的投票者也會支持公立教育，因為這將導致有利于他們 的收入轉移。 這種收入轉移的結果是以最高收入組為代價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收入最低那個組的境遇也將變得更糟一些，這是因為他們對已經獲得和支 付的教育的數量比他們所合意的數量要多。 再設想在一個公立教育是強制性的且私立教育被禁止的經濟體內，他 們的經濟效率同公立私立學校混合的情況下

18、相比較又是什么結果呢？ 我們知道，組在私立學校被允許提供的情況下比強制性公立教育情況下的 境遇要更好一些。 與滿足組的教育數量水平相比較，如果私立教育被允許存在，那么組 就會處于均衡狀態，并且其境遇就明顯要好得多。 這時，組至組的情況也更好些，因為它們之間的差距變小了。 但是組和組的情況又如何呢？雖然它們現在離它們所合意的位置更 遠了，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同至組一樣，不但它們的稅費降低了，而且它們還受益于來自于組的補助金。 由于補助金帶來的收益大于由偏離合意的教育數量所引起的損失，所 以其結果是組在事實上也更好一些。 這種帕累托最優政策的移動結果暗示著在經濟的其他地方也可能存 在著類似的全都受

19、益的情況。 教育代金券的設想 為克服公共教育效率低下等問題，許多經濟學家提出了代金券的設想， 即福利國家應將教育的補貼直接給予教育消費者，而不是給予學校，這樣 就可以通過選擇學校來強化消費者主權，而學校則會根據家庭的需求和消 費者的偏好做出相應的反應， 在學校之間引入競爭機制， 優勝劣汰；此外， 般情況下，在私立學校就讀的家庭無權得到任何補貼， 代金券方案的另 一個優點就是這些家庭可以憑代金券自行支付這筆費用， 從而減輕了公立 學校的負擔即減輕了福利國家的財政負擔。 總之，代金券制度通常被認為可以增進經濟效率， 實現資源最優配置。 代金券設想的倡導者是新自由主義的弗里德曼,和詹克斯 ,等經濟學

20、家， 根據他們的設計， 注,1960,1970,歸納起來，代金券應具有如下特征第一， 代金券設想的本質是教育應該部分地由私人來提供，通過補助金政策強制 要求全社會接受學校教育，并制定一些名額分配和補差的制度以增進效率 與公平。 第二，所謂補差即獲得的代金券不夠支付全額學費時，家庭可以自己 支付剩余的部分、或者在不實行補差制度的情況下對低收入家庭在代金券 的基礎上給予一定的補償性增量，以實現向那些貧富學生比例嚴重失調的 學校轉移資源。 第三，代金券的價值以公立學校中的平均支出為標準、或低于這個標 準。 總體來說，基礎代金券應滿足公立教育的全部支出。 第四，學生可以選擇任何學校來消費代金券， 不論

21、是公立還是私立的； 學校也可以完全自由地選擇學生。 第五，對需求大于供給的學校應給予限制，因為至少大部分名額需要 通過投票來最終予以決定。 但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代金券的設想是值得商榷的。 注,1998,347-351 例如，在經濟效率方面， 如果家庭和學生本人不能獲 得充分相關信息的話，就不可能對學校的標準進行監督、 鑒別和選擇。 再例如，就公平這一目標而言，代金券制度對中產階級的家庭來講非 常有利，但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這是以犧牲社會底層群體的利益為代價的， 因為代金券制度在根據社會等級對教育進行分配質量和數量的過程中可 能更加助長了不公平的因素。 最后，公平問題因此就轉化為兩個群體之間權利

22、的平衡問題，由此代 金券制度有可能導致降低社會的凝聚力。 信息不對稱與貸款市場不足 與失業等相比較，信息不對稱問題對教育來講并不十分嚴重，它僅與 競爭的可行性有關系，即與教育的供給和學生貸款的私人市場供給有關。 由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學生貸款私人市場供給不足問題會引發許多其 他問題。 例如，從效率的角度講，如果一個人連最基本的食物也負擔不起，那 么，不僅存在不公平，還存在著效率損失。 在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中，學生可以以他們未來的收入作為抵押來進 行融資，但現實中資本市場是不完善的，貸款機構需要的抵押物是物質資 本以及金融財產，而不是人力資本的預期；這就將導致消費不足，從而為 政府提高經濟效率和維護

23、社會公正而進行干預提供了一個理由。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當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與日益增長的個人收入 聯系起來時，在一定范圍內也會自發地形成私人部門向有前途的學生提供 貸款的市場或地下市場。 注例如，加納就存在這樣的現象，商界的一些中年婦女向一些很有前 途的年輕人提供貸款，資助他們去英國學習法律或醫學，她們提出的惟一 條件是，當他們學成回國后必須娶她們為妻，以保證她們老年生活無憂。 加納特定的文化傳統氛圍很有利于這種私人貸款市場的形成，因為在 加納，忽視自己贊助人的責任是為世人所不齒的。 政府干預可以采取以下幾種形式國家對私人機構向學生實施的貸款 rfjn. 進行擔保，也可以自己提供學生貸款，或者

24、為教育提供資助，等等。 北美和南美地區的一些國家貸款機構的正式結構是各不相同的，一般 來說，政府是大多數國家教育貸款項目的主要資金來源。 但有時資金也來源于一般的政府收入，甚或成為教育信貸征收的一個 稅種；許多機構從泛美發展銀行或美國國際幵發署得到貸款援助，不過在 這種情況下，各中央政府必須通過籌集對等的資金或其他方式向這兩個組織做出貢獻。 北美與南美地區的有關機構廣泛地幵展國際合作，如通過泛美教育貸 款協會促進以學生貸款模式進行國家和國際間的高等教育融資發展，并邀 請公共和私人部門廣泛參與，以使其對各國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做出貢獻, 除了對學生貸款機構提供技術性幫助，泛美教育貸款協會還召幵泛美

25、教育 貸款會議，每兩年一次，為培訓機構成員的技術專家提供討論會和交流教 育貸款方面的信息。 教育貸款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支付學費，還可以幫學生支付生活費用, 而且無論學生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學習，都可獲得貸款；有些國家，地方 教育貸款的功能還包括獎學金這樣的經濟援助計劃。 政府/市場的混合提供 盡管政府在教育方面可以發揮較大的作用，但是私人部門仍然可以獨 立完成其中大部分的工作而不需要政府的幫助。 公共部門的作用也是必需的。 例如，為保護一些兒童不受家長錯誤決定的限制 雖然教育服務部 門本身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在這方面做出努力 政府可以通過給予鼓勵和 提供法律保護，以懲罰違法行為并進行監督檢查，甚至出資

26、，而無須親自 介入校舍建設和聘請教師的具體事務。 即使是像考核學生這樣的任務也可由學校自己解決；而且，政府仍然 可以對私立教育產生重要影響，例如決定學校的具體課程，還可通過監督 體系對教學質量進行監督。 有些經濟學家主張，政府能夠也應該決定學校教授哪些課程或技能, 以保證受教育者能夠達到基本的訓練目的。 這當然也并不是說政府應當在教育問題上保持中立，聽之任之。 許多國家都愿意為此而大力推廣教育事業，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促使 政府重視教育。 例如，政府會希望通過辦學來增強社會凝聚力和減少貧困等。 圖1 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分別作為教育服務的購買者和生產者 附圖 從圖 1 可以看出，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可以遠遠大于人們對其支付能力 所能夠承受的程度，這是很必要的。 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