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農村經濟體制與中國改革變革的研究中級微觀經濟學論文推薦研究范文10篇之第十篇：農村經濟體制與中國改革變革的研究1978年以來,中國實施的改革開放戰略是從農村經濟領域率先突破的。以安徽小崗村自發實施大包干;為開端,我國農村經營體制開始從此前的人民公社制轉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農村經濟變革構成了我國此后系統化經濟社會變革的觸發機制;。在改革開放推進到40多年的重要時刻,我國經濟發展已經站在新的起點,并面臨著新的問題和歷史使命,改革開放再出發;是回應內外部新挑戰、實現更高遠目標的內在需要。我國推動改革開放再出發仍需確立適當的觸發機制,而以加快農村經濟變革為切入點、率先推動農村經濟體制變革則具有可

2、行性和緊迫性。農村經濟體制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變革邏輯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在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嚴峻情形下啟動了系統化的經濟轉型,這種轉型涉及方向和策略兩個關鍵問題。就方向而言,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經濟狀態轉向開放經濟格局是這種轉型的基本趨向。就轉型策略而言,中國經濟轉型存在著率先啟動某些領域的改革、然后利用觸發機制驅動更廣泛領域改革的結構傳導特征。在中國這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采取由點到面、由面到體、逐步傳導和擴散的漸進式轉型策略是理性務實的,而觸發部門的選擇或形成則對這種轉型策略的實施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1978年我國啟動的改革開放戰略以農村經濟體制變革

3、(尤其是農村經營方式變革)作為突破口,農村經濟體制變革是70年代末期我國系統化經濟轉型的觸發部門。這種策略選擇是特定經濟結構衍生的產物,是多種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就實踐績效而言,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實施的農村經濟體制變革導致了多方面的連鎖反應。第一,勞動生產率提高使得農村可在保持農業產出穩定的前提下,向非農產業或城鎮部門領域釋放更多的勞動力,勞動力的非農化就業首先在農村內部進行,這就極大地推動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第二,農村生產力發展改變了農產品的長期短缺格局,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的實施基礎發生了重大改變,城鄉居民越來越普遍地采用市場機制自發開展產品交易。第三,城鄉產品的交易活躍加劇了生產要素的流

4、動性,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可以跨城鄉、跨部門進行頻繁流動,這導致戶籍制度的就業管控功能弱化,并從要素供給角度支撐了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發展。第四,在農村勞動力城鄉流動頻繁且所有制多元化的背景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推進,而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則加速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對外貿易的發展。第五,農村經濟體制變革使我國應對沖擊的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以此為前提,中國更有條件推進后續國企、金融、財稅、外匯等諸多領域的經濟改革。第六,從制度變遷的示范效應看,農村經濟體制變革表明:政府對各類微觀主體放權讓利、并轉向公共產品供給是提高經濟增長的關鍵,這種思路隨即成為了后續我國推進其他領域市場化改革的

5、一個基準;。概括地說,我國以農村經濟體制變革為突破口啟動了改革開放的整體戰略,這個觸發部門的選擇體現了兩個基本原則:影響力原則和利益結構原則,即從那些影響人口相對較多、但利益格局變動相對較小的領域率先推動改革,進而通過觸發機制中觸發部門和擴展部門之間的交互作用推動整體發展。農村經濟體制變革作為觸發部門最終啟動了經濟體系中不同部分之間的傳導機制和鏈式反應,這是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實現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經濟的主要挑戰及其根本性質現階段中國經濟相對于改革開放初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改革開放推進到40多年的特定時期,我國需要厘清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主要挑戰及其根本性質,

6、進而采取契合于當代實踐的觸發機制去實現更為高遠、多元的發展目標。在經濟總量持續高速增長的背景下,我國經濟體系不同部分之間失衡格局卻在衍生、累積和加劇,結構性問題已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主要瓶頸因素。這些結構性問題表現在多個方面。在增長動能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源于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密集投入,以創新為支撐的要素組合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度相對有限,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構成了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在需求結構方面,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伴隨著固定資產投資占比的持續提高以及最終消費支出占比的相對下降,在最終消費支出中則表現出政府消費支出占比的相對穩定以及居民消費支出占比

7、的顯著下行。在資本配置結構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商品市場的競爭程度不斷加劇,生產要素成本逐步抬高,且金融和大城市房地產領域則通常擁有更高的行業收益率,這樣經濟體就衍生出過度金融化和脫實向虛;問題。在收入分配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時序意義上改善了居民的收入、消費和福利水平,但不同社會群體并未相對均等地分享增長的成果,收入分配差距演變是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重要表現。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挑戰來自于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均發生在一個正處在體制轉型中的發展中大國,且均面臨著中國仍存在著城鄉二元結構這個共同背景。我國的經濟結構性問題表現在很多維度,但這些問題往往具有共同的實踐

8、背景和形成因素城鄉二元結構。我國的經濟結構性問題集中表現在非農領域或城鎮部門(例如:資本配置的脫實向虛;),但這些問題往往是表象在非農領域,根源在農村部門;,就非農領域或城鎮部門去解析這些結構性問題是言不及義的。從投入結構來看,現階段制約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要素的再配置能力、市場規模的擴大和人力資本的提高。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要素的再配置能力取決于農村土地、勞動力與資本的對接程度,市場規模擴大則應需注重戶籍人口仍占多數的農村居民的需求擴展,而人力資本提升則高度依賴于農村內部和流出勞動力(農民工)的勞動素質變化。從需求結構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消費在居民消費支出中的占

9、比下降,快于農村戶籍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下降,當前我國經濟的高投資率、低消費率主要導源于農村居民消費意愿和能力約束。從要素配置的角度看,資本進入農村部門并與其他生產要素相結合面臨著土地制度、人力資本供給以及其他公共產品供給的制約,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土地難以在不同用途之間自主轉換。在企業從事制造業遭遇市場逆轉和利潤下降的背景下,上述格局就會加劇城鎮內部資本從實體經濟向虛擬部門的流動。就收入分配格局而言,我國總體的居民收入差距可以分解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等多個方面,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仍是總體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來源。總之,結構性問題是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理解這些挑戰必須將其嵌入在城

10、鄉二元結構這個特定背景之中,并由此把握這些結構性問題的根本性質:表象在非農領域,根源在農村部門。這種性質使得我國的結構性問題與主要發達國家的類似問題區別開來,進而對我國確立改革開放再出發的觸發機制產生了豐富的實踐含義。農村經濟體制變革對改革開放再出發的觸發功能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在經濟總量高速增長的背景下,面臨著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的嚴峻挑戰,回應這些結構性問題需要推動改革開放再出發。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要推動改革開放再出發,就必須重新審視經濟體系中觸發機制,并通過重新啟動農村領域的經濟體制改革、重新凸顯農村經濟體制變革的觸發功能來實現改革再出發。1978年我國的改革開放以農村經濟體制變革為突

11、破口,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再出發也需要以農村經濟體制變革為切入點,在改革開放推進到40多年的特定時期,農村經濟體制變革對整體的市場化轉型和對外開放仍具有綱舉目張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從1978年開始盡管已經經歷了4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中國迄今為止仍是一個不同部門、地區和群體存在顯著差異的發展中大國,改革開放再出發不可能在所有領域均勻地推進,凸顯觸發部門-擴展部門之間的觸發機制對改革開放再出發仍是舉足輕重的。在觸發部門的形成和選擇中,仍需要遵循影響力原則和利益結構原則兩個基準,選擇那些對整體改革制約作用較為突出、影響群體較為廣泛、且改革震蕩效應相對較小的領域率先推進改革仍是重要的,我國仍需強調和

12、遵循從點到面、從面到體進而形成新一輪整體發展的改革策略。在觸發部門的形成和選擇中,農村經濟體制變革對我國整體發展最具有瓶頸制約,它是形成諸多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共同因素。現階段我國的增長方式、需求結構、資本配置、收入分配等問題均與農村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緊密相關。新時代我國要改進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首先需要深化農村各類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并提高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要優化需求結構首先需要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意愿和能力,要實現資本脫虛向實首先需要拓展資本流向農村部門的空間和要素組合類型,要改善收入分配差距首先需要縮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此外,要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則需要推動農村產業融合和農村人力資本

13、提高,要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協調也需要關注農村生產生活領域的生態環境改善,這種情形需要將實施新一輪的農村經濟體制變革放在突出位置。概言之,新時代背景下農村經濟體制變革對改革開放再出發具有觸發功能,這種觸發功能不意味著其他經濟領域的改革要停滯或中斷,而是說要凸顯農村經濟體制變革的重要性和急迫性,通過加快農村經濟體制變革撬動,加快或驅動其他經濟領域的體制改革。新時代背景下農村經濟體制變革的思路探究我國將農村經濟體制變革作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觸發機制,首先需要加快實施農地三權;分置產權制度改革,以提高土地的市場化進程和土地配置效率,需要將農村土地配置從耕地拓展到農村的所有土地類型(包括耕地、經營性

14、建設用地、非經營性建設用地),需要將農村土地配置從內部的集體-農戶承包關系拓展到城鄉之間多元主體的關聯關系(包括農村集體、農戶以及來自城鎮部門的涉農企業)。在農地集體所有制給定的前提下,當前我國的農地制度改革要以拓展農戶的自主選擇權、提高農地的配置效率為基準。從上述邏輯出發,我國現階段需要積極推進耕地和宅基地的三權;分置,耕地要堅持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激活土地經營權,宅基地要堅持集體所有權、落實農戶資格權、放活土地使用權。這兩類土地改革的核心均是在不觸動集體所有制和農戶成員權的前提下,通過產權細分來擴大農民的配置土地要素的自主選擇空間。針對這兩類農村土地,我國應在明確界定農戶承包權或資

15、格權的基礎上,延長農戶的耕地承包期或宅基地占用期,通過發展農村耕地和宅基地產權交易網絡的方式,促使耕地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實現社會化配置,以土地所有權和承包權(或者資格權)的相對穩定來換得經營權(或者使用權)的靈活配置,借以實現農村耕地和宅基地的市場化配置。除上述兩類土地之外,應從健全城鄉統一市場的角度變革農村的經營性建設用地。我國應盡快變革非農業經營必須使用國有土地的嚴苛規定,允許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通過出讓、出租、入股等方式直接入市,在非農產業土地需求和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供給之間形成新的對接平臺,盡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我國還應前瞻性地探索農村非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城鄉非農產業用地需求之

16、間的對接機制,通過整治農村閑置宅基地形成建設用地的后備來源,在城鎮建設用地、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農村非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間形成有入市次序、有權利落差但權利落差逐步縮減的改革趨勢,逐步打造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升級版;和擴展版;。現階段我國率先推進農村經濟體制變革不僅涉及農村土地要素的市場化和再配置,而且涉及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的市場化和再配置。就勞動力而言,現階段我國需要加快推進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將戶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從放松就業控制功能轉變為消減公共產品落差,盡快探索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居民社會保障接轉方式和路徑。我國率先推進農村經濟體制變革,有必要在鞏固九年義務教育成果的基礎上,積極推進十二年義務教

17、育的試點工作,健全對農村勞動力職業培訓的補貼扶持體系,鼓勵城鎮居民以新農人;身份進入農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就資本要素而言,我國需要加快農村土地的產權制度以及農村產業形態變革,為資本下鄉提供需求端的拉力;以及較為穩定的盈利預期。這個過程是一個農村要素組合方式變遷、農村產業形態演變的過程,也是一個資本流動脫虛向實、資本配置效率提高的過程。顯而易見,我國改革開放再出發要將農村經濟體制變革作為觸發機制,就必須進一步激活農村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促使市場在這些要素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作為改革開放再出發觸發機制的農村經濟體制變革不僅需要推動要素的市場化,而且需要推動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化。我國農村提

18、供的產品應從口糧為主轉向糧食、經濟作物、飼料作物并重,從注重農產品的食品功能轉向食品功能、文化功能、生態功能并重,從注重農業的末端產品轉向前段產品、中段產品、末端產品并重。由此出發,我國率先推進農村經濟體制變革必須立足于農村產品的多樣性和復合性,從土地供給制度、人才供給方式以及財政金融政策等方面形成制度合力,拓展各類微觀主體的市場把握和創新空間,提高其對城鄉居民需求結構變動的回應能力。農村三次產業融合以及盈利空間的擴大是各類要素城鄉雙向流動的前置條件,是整個產業體系重構和升級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形成強大國內市場、規避外部經濟沖擊的內在要求。新時代我國發揮農村經濟體制變革的觸發功能還應著力改革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我國深化農村經濟體制變革必須改革傳統的、按照戶籍分別提供公共產品的做法,更多凸顯基本公共產品的普惠性質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