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專業論文“數目字”管理的潮漲潮落“數目字”管理的潮漲潮落 90年代，一本數字化生存似乎旋風，吹縐了中國的一池春水。但平心而論，這本書來到中國的時候似乎有點錯位。當時的中國，能用上電腦的人并不太多，普通百姓聯網更是一個遙遠的夢。從電腦的操作系統來看，當時windows在中國才剛剛鋪開，跟不上升級節奏的人還在用dos命令操作。所謂計算機培訓，最熱門的也就是學一點鍵盤命令和五筆打字。記得我當時參加了學校組織的計算機使用技能考試，題目中既有dos命令，又有windows命令。本人當時尚未學會windows操作，于是，在所有的windows題目下，我的回答是：“按F1鍵，根據提示操作。”事后同主考老師談起這事，相對大笑。當時人們眼里的電腦，主要用途是打字寫作，制造文件。所以，此時讀數字化生存這類書籍，獵奇多于思考，總覺得這種生存狀態對還在追求溫飽的中國來說，多少有點遙不可及。可見，這本紐約時報排行榜上的暢銷書，在當時中國的作用，恐怕主要在于啟蒙，使人們了解到信息時代與工業時代的不同，而不是立馬轉換管理方式。 對人們意識的影響 追溯到80年代末期，一個普通的5.25英寸軟盤，可以存儲360K數據，當時已經覺得夠神奇了，一本幾十萬字的書籍，可以儲存到那么薄薄的一個磁片中，多么節約空間啊。到90年代，3.5英寸軟盤竟然把存儲容量提升到1.44M，而且軟盤外表有了保護性外殼，比5.25盤要方便多了。3.5寸盤迅速淘汰了5.25寸盤，這使人們直觀地看到新技術升級換代的速度之快。這種技術換代，對管理的影響是無形的。此前，中國由于多年來短缺經濟的影響，消費追求的是“堅固耐用”，“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 對于企業而言，庫房里只要有東西就是財富。由于80年代價格管制初步放開后的物價上漲，庫存不僅不是包袱，而且還有很大可能增值。所以，當時的企業，基本上沒有市場意識，“折舊”只是一個會計概念。大約在90年代中期，我認識的一位中層領導到新的經營類單位上任，離職的原領導在移交工作時，鄭重地把新領導帶到庫房，告訴他這里還存放著兩臺電腦。新領導一看，原來是兩臺還沒有啟用的80286，而當時80386已經開始流行。一問，這兩臺電腦已經買回來兩年多了沒用，原因是老領導害怕小年青把這么貴重的設備折騰壞了。盡管新領導也不懂電腦，但他畢竟知道，電腦之類物品，不用就會過時。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在當時給中國人最直觀的印象，就是他提出了“比特時代”和“原子時代”的差異。電腦的價值在于“比特”（信息），而不在于原子（物質）。中國傳統的折舊概念，是物質意義上的折舊，而不是信息意義上的折舊。數字化生存對轉變這種概念是有作用的。 政治觀念突破后的技術闡釋 數字化生存在中國的沖擊，就是給此前流行過的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奈比斯特大趨勢予以技術性說明。中國人對信息時代的了解，是從1984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翻譯過來開始的。但是，第三次浪潮在中國的流行，所起到的作用是很有意思的。官方同意這本書在中國出版，是看中了它能夠帶來西方的新技術革命信息，目的在于“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而民間對這本書的熱捧，在于它以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的歷史劃分，打破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劃分。這本書的譯者說明專門指出：“從根本上說，本書的觀點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相違背的”，反而使讀者要看看它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其社會效果就是“三次浪潮”極大地沖擊了“五個階段”，人們對習以為常的官方意識形態開始反思。 此后，西方的各種社會科學理論開始在中國傳播，打開了“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的社會科學”這一禁區。所以，第三次浪潮在中國引發的首先不是對技術革命的重視，而是對政治觀念的突破。而數字化生存在中國的傳播，主要突出的是信息社會的技術性特征。這正好適應了中國從鄧小平南巡后經濟迅速發展、政治與社會變革擱置的趨勢。盡管這本書的末章談到信息時代的四大特征（權力分散、全球化、追求社會和諧、賦予個體權力）都同社會與政治有關，但是，由于該書的結論過于簡略，大量筆墨都用于描寫信息時代的直觀現象，人們更多地看到它對“虛擬世界”和“信息高速公路”的預言，雖然對中國人來說那只是“遙遠的地平線上出現的一縷曙光”。所以，數字化生存在中國的影響，一方面是給國人澄清了信息社會的技術性質，另一方面是讓國人看到了國門之外的未來風景。 “數目字管理”在中國 所謂“數目字管理”，實際包含兩種內涵。如果不梳理清楚，就可能越說越糊涂。數目字管理的內涵之一，是對世界予以概念化、模型化的解釋；內涵之二，是以可計量方式消除外界的不確定性。這兩種內涵雖然相關，卻有著不同的發展方向。“一門科學只有在能夠用數學方法表述時，它才是完美的”（馬克思語，見拉法格回憶錄），指向第一種內涵；“數學思考只有在可用數字表示的和可精確計量的方面才能把握真實”（技術帝國的作者舍普語），指向第二種內涵。 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傳統沒有“數目字管理”，歷史學者黃仁宇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之一。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在中國，數目字管理有著古老的歷史淵源。 先秦時期的模型化解釋 從對世界的模型化解釋來看，先秦時期的中國，已經有不少學者試圖對世界給出這樣的解釋，以鄒衍最具代表性。他給“天下”構建了一個“九州”幾何圖式，給歷史構建了一個“五德始終”循環模式。在鄒衍的大九州圖式中，“赤縣神州”外有裨海，裨海外有大瀛海，中國不過是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鄒衍給出的王朝興替模式，就是土木金火水五行生克關系的循環。與此類似的解釋模型，還有從西周到戰國逐步完善的周易八卦模式。這一認知方式，在中國傳統中相當有影響，陰陽五行模式和周易八卦模式，一直是古代中國的基本思維框架。直到今天，與其類似的概念化、模型化思維方式還有廣泛的影響，不過是表述名詞變化為“系統分析”、“結構主義”而已。 秦王朝的精確計量 從可精確計量角度來看，起碼在秦王朝就有了這種努力。上世紀70年代在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秦簡法律文書，包括了如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等，它們在國家管理的計量和考核上已經有十分細密的規定。廄苑律中，對死去的馬牛，價值要按照肉、筋、革、角分別計算；倉律中，倉庫容積大小有具體規定，不同農作物的種子數量有法定標準（“種：稻、麻畝用二斗大半斗，禾、麥畝一斗，黍、畝大半斗，菽畝半斗”），甚至連官馬喂多少禾草都有具體數字；徭律對耽誤服役期限有不同的處罰標準（“失期三日到五日，啐；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盾和甲即不同的罰款）；甚至連飼養牛羊，每年按照母畜比例生多少幼崽也有具體規定（“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貲嗇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子，貲嗇夫、佐各一盾”）。秦律中類似規定極多極細，有興趣者可查閱原文。看了睡虎地秦簡，才可真切地感受到用“繁如秋荼，密如凝脂”形容秦律之熨帖。更重要的是，按照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秦律得到了嚴格的執行。所以，說中國古代由于技術條件不具備而無法實行這種“量化管理”是不確切的。問題在于：這種量化管理，并未給秦朝帶來穩定的統治效果。 秦漢之后的模糊處理 秦漢以后的各個王朝，吸取秦的教訓，在國家管理的許多方面模糊處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家不能精確管理，而是有意為之。如果查考一些具體事務的檔案資料，就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王朝，在精確化還是模糊化上，采取的是不同的處理方式。大體上，凡是危及統治的敏感事項，哪怕很細小，國家也能快速反應并量化處理；而凡是不直接影響統治的社會事項，國家能模糊就模糊，能拖拉就拖拉。很多人都以為古代的政府反應遲鈍，實際上，朝廷往往在某些問題上反應格外靈敏，而在某些問題上十分遲鈍，不可一概論之。 計劃體制的管理困境 近代以來，在工業化和社會轉型中，數目字管理隨之變化。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建立了國家計劃體制。從邏輯角度看，計劃經濟恰恰需要最嚴密的數目字管理。沒有數據依據，計劃就失去了合理性。有一篇回憶陳云的文章說，陳云曾經有一次審查國家計委的鋼鐵產量，談到在制定計劃時，要把制作婦女發卡的鋼材也算進去。另一篇回憶錄說，陳云在商場發現沒有發卡，專門給相關部門打電話說這個問題，還寫條子讓批出一些鋼材，給全國女同志每人供應兩個發卡。由此可見，正是計劃經濟，才需要精細的數據。但是，這個例子恰好又說明計劃經濟的問題所在。如果讓國家計劃部門在制定鋼鐵生產計劃時把鍋瓢碗勺發卡氣眼之類細小用品的需求量都準確核定，那么它的工作量將會無限膨脹而無法運作。所以，這種體制在運作過程中，不論上級怎樣強調數據的重要性，最后的結果也只能是“抓大放小”。在中國計劃經濟管制最緊的時期，國家仍然要把物資分為一二三類而適當放開三類物資，就是明證。 市場轉軌中的新舊交纏和未來挑戰 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推進，使數目字管理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如果說，計劃體制下，數目字管理是對社會的操縱，那么在市場體制下，數目字管理則是對社會的順應。所以，90年代以后中國企業的數目字管理，同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過去關注數字的焦點在計劃和產量，現在關注數字的焦點在銷售和回款。但是，迄今在管理方法、數據處理等方面，尚未發生根本變化。在價值理念、行為方式和管理習慣上，相當多的企業經理人是在計劃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對過去的管理模式比較順手，或者具有認同心理（紅色管理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即便在認知層面上已經告別了計劃思維，也會在無意識層面留有歷史烙印，難免帶有過去時代的痕跡。所以，這些年的數目字管理，往往以計劃方法應對市場，以趕超心態經營企業。官方的GDP追求，企業的做大做強，在次貸危機爆發并波及到中國之前，一直是國內的主流。 大數據時代的數據分析 次貸危機后國際市場的變化和“云”的漂浮，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從根本上改變了數目字管理的價值和意義。對此，中國的企業多數還在觀望，“老革命遇上新問題”。面對云計算和大數據，所有的中國企業，不論大小強弱，可能都需要回答：這是神馬？你準備好了沒？ 所謂大數據，同互聯網、云計算緊密相關。按照紐約時報的說法，龐大的數據資源推動著各個領域的革命性變化，在工商領域，決策和經營行為將會隨著大數據而變革，企業更多地依賴數據分析，而經驗和直覺在經營中的作用會下降。毫無疑問，組織與管理肯定要跟上這種大數據趨勢。然而，所謂“決策更多地依賴數據分析”，所謂“經驗和直覺的作用下降”云云，在我看來，更像麥肯錫咨詢公司之類的軟廣告，是否可信大有疑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人類生活在經驗之中，而且須臾不能離開直覺。不要說排斥，即便是輕看經驗與直覺，都有可能步入迷途。當然，數據分析會改變人的能力，甚至會改變知識本身，進而改變人的生活。所以，如何應對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值得展開論證。 “數目字管理”的糾結 人們對數目字管理的向往，實際上是希望降低管理中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但是，大數據時代是否能夠實現這種希望，現在還是難以斷言的。 誠然，對某一對象而言，人們掌握的數據越多，了解得越具體，判斷就會越準確。但是，事情不是那么簡單，假定“準確”是一個固化不變的標準，假定人的“愿望”是一個恒定狀態，那么，上面的說法就是成立的。而假定我們追求的“準確”和我們自己的“愿望”是在不斷變化中，上面的說法就不一定能成立。比如，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說法：某某因為歷史的局限性，導致其不能正確處理某某問題；某某因為時代的限制，未能實現某某使命；等等。這種說法，表面看起來好像有理，實際卻隱含了線性時代觀和進步觀的自負。因為你的“正確”和“使命”，與前人的大不相同。 信息技術與人類需求在同步變化 在信息技術低下的古代，人們的生存智慧會形成同其信息技術相匹配的應對策略。占卜算卦，在今天的科學主義者看來，是愚昧的表現。然而細考古人的占卜方法卻不盡然。古人在占卜時有明確的適用范圍，“無疑不占”，即你掌握的信息已經可以支持你作出判斷的時候就不需要占卜。假如你丟失了幾只羊，你發現了羊的足跡，或者看到羊吃草拉撒留下的殘余，或者你的牧羊狗嗅到羊的氣味，這時你就不需要占卜，直接沿著發現的跡象追下去就是。但是，你沒有掌握這些信息，根本無法判斷羊順哪個方向跑了，你又沒有足夠的人手四面撒開找尋，這時就需要占卜，由占卜來確定一個追找方向。我們當然可以認為，信息技術發達了，這些問題就迎刃而解。但是，在信息技術發達的同時，“羊”的逃亡技術也會同步發達，“牧羊人”的欲望也會同步增長。假定這種同步性存在的話，直到今天，我們碰到的難以解決的問題，可能與古人的比例一樣大。尤其是人的欲望，只要技術能夠滿足它到什么程度，它就會迅速上漲到什么程度。饑腸轆轆時，吃飯首先是果腹；而一旦半飽，就開始挑揀是否可口；等不知饑餓為何時，吃飯就變成了一種品嘗。所以，所謂當代不確定性增加云云，很有可能是你的技術手段沒能跟上信息增加的步伐。 母體文化造成的中外差異需重視 對于使用漢語的中國人來說，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漢語形成的思維方式對我們的影響。由象形誕生的漢字，使其詞匯極為豐富，可以通過各種組合與語氣表達出細膩多樣的情感，但卻難以反映嚴謹縝密的推論。“因為所以”的句式，不是土生土長的，而是舶來的。漢語的對仗式表達，使中國人多數不擅長邏輯卻擅長辯證。方塊字在發明之時的象形，又形成了夸張的習慣。漢語的意思表達，又以“比”和“興”為主要手段。運用這種語言思考問題，往往不擅長演繹式推論，而習慣于對照式比喻（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移植到中國后轉換為“對立統一”，前者強調事物螺旋式發展的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