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職場十年-作者：謝耘轉貼-博客中國 - 專欄文章 - 謝耘 - 經營管理2003年9月15日清晨不到7點，我帶著朦朧的睡意，從北京上地趕往首都國際機場。機場空前的擁擠，和幾個月前SARS肆虐時期的幾乎空無一人的冷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坐在美國聯航的“波音777”班機內，工作中層出不窮的麻煩，暫時留在了國內。飛機離開北京飛往東京成田機場，這也是我十年前第一次去美國時走的航線，往事不禁從記憶深處浮現出來，如絲如縷。離開學校進入社會，轉眼十年。十年中發生的一切，大大出乎我少年時期對自己未來的種種設想。十年的漂泊，十年的磨練，許多事情歷歷在目，也有許多變得模糊，掩埋在了逝去的歲月之中。也許應該抽點兒時間認真整理一下了，不為自戀和消遣，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或許未來的十年，又是一個出乎預料的十年。在隨后的一年多時間里，我利用閑暇時段，陸續地把過去經歷中自認為有意義的事情，以及引發的相應思考，寫成了文字，現在也還沒有全部完成。這十年，我經歷了一個從學生到職業人，從員工到管理者的轉變，感受到了一個人的成長那些讓我獲得成功和認可的事，以及那些讓我至今想起來依然遺憾和尷尬的過去，都給了我最大的饋贈性情的修煉；我曾經工作過的地方，無論是國外公司，還是初創企業，抑或是大型民企，都給了我寶貴的機會，讓我在實踐中對管理的理解得以不斷深入；十年中，我的領導，我的同事，以及許多朋友，給了我數不清的幫助，指點和教誨，乃至有救命之恩，這一切使我永遠心存感激。本來這些文字并沒有公開的打算。幾個好朋友看過后，勸我不要束之高閣，應該與更多的朋友分享。一個朋友在看完了部分文字后，在給我的電子郵件中寫道：“讓我感受最深的一點就是，雖然我們可能是一些注定會被歷史忘掉的人，不過每個人因為職業選擇和非職業的選擇形成的人生波瀾，其實和那些風口浪尖上的人物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一花一世界，古代故事中的生死其實在今天的商業環境中不過換了另一幅面貌，即使是看起來微不足道的糾葛也有人生大義存焉。人總是在不斷反省的思維習慣下才會記錄下那些對自己最觸動最深刻的事件和人，從書稿中看出你不愿意浪費任何一個生命細節，也誠懇地記錄下自己的獲得，只有誠懇的前提才談得上分享。我相信你的讀者都會感受到分享的巨大快慰。”我不知道自己的這些經歷和感悟，對于那些和曾經的我一樣年輕的職場初入者，對那些和我差不多經歷的管理者會不會有點滴的幫助。不過我想，成長中我們可能遇到了同類的問題，也許有了相似或不同的感動和領悟。我喜愛一些關于品質的說法。與新老朋友分享和交流過去的得失，就我自己而言，正是一種于提高生活品質的努力，或許可以給我們平淡無奇的日子增添一些新的有價值的成分。我的職場十年 (一)終生受益的半年初到美國1993年的12月日，北京已經是寒風凜冽。我作為國內一家當時在中關村比較有名的IT民營企業的對外合作項目的第二負責人，作為一位令我非常敬重的典型的六十年代畢業的知識分子，我們企業的總工程師的助手，與另外三名我當時的同事，其中兩名是我大學的同學李平和劉慧明，一名是我在大學讀研究生時做兼職政治輔導員時的學生吳志聰，登上了兩年前我在悉尼永遠錯過了的前往美國的航班。如果當時成行，我可能便有機會去實現自己兒時的夢想做科學研究，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混跡”于商業之中。盡管曾經在悉尼留學兩年，但是去美國對我依然是一個新奇的經歷這是我第一次去這個冷戰后的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飛機經停日本，NARITA機場之大，使我們好像進了迷宮一樣。最后在美國加州的中午時分，航班沿著太平洋海岸，飛臨洛杉磯。當飛機開始下降高度時，我透過舷窗，好奇地俯瞰著這片我從未踏足，卻在我無法抗拒的情況下改變了我生活走向的土地，我的心情沒有絲毫的波瀾。準確地講，沒有興奮，沒有激動，沒有向往，也沒有期待，心中只有一絲隱隱的卻非常頑固的對未來的憂慮。飛機下的洛杉磯，看起來很像我所熟悉的印刷線路板，規則而平淡，完全沒有我想像的國際大城市的樣子。正是這片土地，這個城市，在我和它有了密切接觸之后，再一次改變了我的生活走向，我未來十年的工作，始終是在這段經歷的影響下展開的。這是我始料未及的。第一次在洛杉磯出關的經歷，讓我至今都對美國海關有一種不安和反感。我們五個人竟然被當作嫌疑犯一樣，被美國海關人員整整查了一個多小時。這可苦了在外面等候我們的TRW的工程師Pete。相比之下，中國人總是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態度對待來訪者，我們的海關對老美們是否太nice了？什么時候我們也可以好好折磨一下自我感覺過于良好的美國人？我們五個人，當時是肩負了公司重任的。公司經過半年多的談判，與美國著名的國防企業公司太空電子集團達成協議，共同開發面向中國市場的民用產品。當時美國的國防企業，在蘇聯解體的影響下，結束了冷戰帶來的黃金時代，也被迫開始了“軍轉民”的努力。出發前，雙方達成一致的是先開發用于家庭的衛星平板天線和高頻頭。對方建議的電視加密收費系統，由于市場和技術的問題，我們公司一直沒有拿定主意，準備隨后雙方再議。我是在去美國之前才在李平的游說下，離開了我工作不到一年的一家國內的小型國防企業，也是我的第一個工作單位，離開了我所熟悉的信號處理專業，加入到了這個公司。我在三天內就做了換工作的決定，這也是我一貫的風格。所以我對于雙方的合作，包括公司的情況，都了解不多。未來，在我基本上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展開于我的面前。我沒有時間審慎思考，便必須面對從來未曾經歷過的一切而開始行動。在行動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動，成了我未來工作的特點之一。體驗完海關的百般刁難，在北京分別幾個月后再次見到Pete，雙方都倍感親切。這也是Pete他們第一次和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合作，這在冷戰時期是無法想像的，他們的心中充滿了鮮和好奇。接下去的幾天，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采購生活必需品。幫助我們在HAWTHORNE租了一個小的空蕩蕩的house。我們必須馬上購買幾乎一切生活用品，包括洗衣機、微波爐、餐桌等。為了節省開支，我們原本沒有計劃買烘干機，但是Pete告訴我們，在洛杉磯，如果你把衣服晾在室外，會有人告你影響市容。這是我第一次感受“第一世界”的奢侈。生活安頓下來，便開始建立工作環境。是美國的著名國防太空電子公司，三個字母分別代表了三個創始人據說都是錢學森當年的大學同學。當時美國大部分的軍用衛星，都出自該公司。所以我們不能進入他們的辦公區，只能另外租用工作場地。Pete他們很快就在他們辦公區不遠的地方找到了一處辦公地點。我們租了三個辦公室，一個實驗室和一個會議室。辦公室周圍的環境非常好，清潔，安靜，綠樹成蔭。旁邊是一個健身俱樂部。我們每天上班的時候，都會看到許多身材苗條的女士，有的還帶著孩子，來俱樂部健身。TRW的朋友開玩笑說：“她們來健身，可不是為了自己的丈夫。”洛杉磯的REDENDO海灘，就在離我們辦公區西邊兩公里的地方。工作之余，我們常常去那里散心。1998年，我陪同時任聯想電腦事業部總經理的楊元慶，去微軟公司訪問。在洛杉磯轉機時，利用轉機空閑，由楊元慶開車，我做向導，大家來到REDENDO海灘。看到綿延平緩的海灘，走在細細的黃沙上，面對一望無際的太平洋，還有藍藍的天空，以及海灘邊錯落有致的各種風格的建筑，一個第一次來到美國的一個同事感嘆道：“沒想到美國有這么好！”一切準備妥當，已經到了西方最重要的節日圣誕節。這給了我們一個適應美國環境的喘息時間。圣誕節期間，我橫跨美國大陸，乘坐“紅眼”航班，到紐約看望了在那里工作的哥哥和嫂子。剛一下飛機，哥哥就給我打預防針：“紐約可是全世界上最臟的城市。”當時紐約的中國城，確實給人印象不好，與悉尼的中國城有挺大的反差。進入紐約的地鐵站后，只感到黑乎乎的一片，有點進了老鼠洞的錯覺。隨后他帶我去曼哈頓，參觀了他當時在世貿大廈106層的辦公室幸好在1999年他轉到了休斯敦。走進世界貿易大廈，迎面看到的是因圣誕節而在大廳中央放置的一棵很大的圣誕樹，各色的彩燈交相輝映。我當時穿著一身的休閑服裝，羽絨夾克還是我上大學的時候買的。在世貿大廈里，我發現周圍所有的人幾乎全部是西裝革履。我哥嘲笑我道：“瞧你像個要飯的似的。”我沒管那么多，高興地在其中照了一些照片，不想竟成為永久的紀念。2003年“非典”發生之前，我陪中國銀行的人再次到紐約，在世貿大廈曾經存在的地方，看到的是一個巨大的深坑。世貿大廈的倒塌，與美國人比較普遍的輕狂不是沒有一點關系。朋友的故事911發生不久，在北京外國人喜歡的聚會區三里屯，我和一個50多歲，溫文爾雅，長期在美國IT行業工作的美國老朋友吃飯聊天。我們已經很熟了，又是只有兩個人的聚會，幾杯啤酒下肚，便自然談到了剛剛發生的911及相關的政治話題。談到他們的政府時，我告訴他在中國，大家對他們的新總統沒有什么好感。他顯然另有看法：“At least he delivers what he promises. That is pretty good for us. We miss the strong leader like him for many years.”我聽了他的解釋，略感意外。畢竟他是黃毛美國人，所以我沒好意思把心中挖苦他的話說出來：“你們自己的總統在全世界搞文革，你們大加贊賞。毫不認為其行為違背了你們的民主原則。可是世界上有許多其他國家的strong leader們，只在自己的國家里做自己的事情，卻都被你們這些美國人貼上了獨裁的標簽，欲置他們于死地而后快。”我看到美國的雙重標準，挺深入美國普通人的人心。頗有點兒像我們在文革中說的：“馬列主義尖兒朝外。”也正因為如此，這個國家的民眾恐怕為此還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亂仗中認識美國同行開始的輕松，隨著新年的到來很快就結束了。TRW合作負責人周博士，一個來自臺灣的華人，非常看好電視加密收費系統（）在中國的市場前景。在他一再堅持下，我們立刻改變了工作重點，將其它的項目后延，雙方全力投入了這個項目的開發。為此，我們馬上從國內又調了一個我們的同學譚自強來美參加這個項目。譚自強是我的研究生同學，精通電視技術，可以毫不夸張地講，他是國內電視方面的一流高手。他也是被李平游說來的，不過當時他還沒有從清華的一個公司辭職。我們在出國前還是為這個項目做了一些準備的：帶來了相關的產品、關鍵器件及開發工具。當李平把他們在國內開發并投入市場的衛星電視接收機從包裝箱中拿出來時，看著那漂亮的，非常具有消費品特點造型的產品，我真的有點吃驚。盡管我在讀碩士期間，參與了一部海軍用的新型雷達的設計和生產，但是對于家電產品卻一無所知，感到是一件非常復雜難做的事情。且不說內部的電路設計，就其外形設計和制造，我就完全沒有概念。我沒有想到，他們比我先工作了不過四、五年的時間，竟然能設計生產出我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做的產品。當時我的心理落差相當之大。因為我畢竟是當時我們班，甚至是全清華最優秀的學生。看著他們設計的產品，同窗了七、八年的同學，在我的眼里竟有了一種神秘而陌生的感覺。真有一種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感慨。這對我的自信心產生了相當大的沖擊。TRW在十年前為軍事用途，曾經設計了一個視頻圖像加密解密系統，加密和解密系統分別有兩個大手提箱那么大。周博士就是帶著那兩個“古董”，在1993年11月到中國廣電部做的演示。當時他信誓旦旦地告訴客戶，在1994年2月初，一定把它們變成家用的小盒子再來北京。其實軍用系統和家用產品之間除了原理相同以外，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當時我們大家對這個項目都沒有什么信心。不過周博士過人的膽量和推動能力，還是讓我們很快就全力以赴開始了工作。項目開始，首先要做的自然是系統設計。這個過程讓我和我的同伴們大吃了一驚。整個系統的設計，是以會議的形式完成的。大家各抒己見，Pete負責在白板上記錄整理，定不下來的部分，就先畫一個云彩樣的輪廓，以后再說。他半開玩笑地說：“We are digital guys，analog stuff is too complicated to us. We just leave them there for the moment(我們是搞數字電路的，模擬電路的東西太復雜，先放在這以后再說。)。”產品系統設計居然就在這個基礎上啟動了！這和我所受的教育，特別是我對于國際一流公司應有的做事方式的想像，反差太大了。如此緊張的時間，如此復雜的系統，如此艱巨的任務，就用這種方式工作？我們幾個人，在心中留下一個大大的問號。隨后的工作也基本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下進行，完全不像我們期望的那樣條理清晰、計劃周全和井井有條。我們很快產生了對他們的不屑，甚至嗤之以鼻。而且他們的個人能力也相當平常。畢竟我們都是清華的畢業生，一對一的看，他們好像真的還不如我們。“系統設計”完成，便開始了電路設計。雙方出現了合作以來的第一次爭執：彼此都說這是對方應該承擔的任務。因為我不清楚雙方談判的情況，便去問李平。李平告訴我，按合同規定應該是他們來做。由于李平和Pete談不通，我便直接去找周博士。周博士在看了合同之后道：“這種問題在美國是最好解決的了。把Pete給我叫過來！”。Pete 一進會議室，周博士便把雙方的合同放在了他面前，“Please read this paragraph.” 周博士沒有一點客氣便直入主題。Pete看清合同的相關內容后，竟然沒有任何的廢話，說：“OK, Ill do it .”。這個局面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找周博士之前，我心里一直在打鼓。因為雙方已經僵持了兩天時間。我自己猜測，Pete至少要辯解甚至是胡攪蠻纏，而且可能對我們下面的合作產生副作用我們的做法太不給他面子了。隨后的一切證明我完全錯了。Pete他們不僅很快完成了工作，而且依然非常友好地對待我們。盡管我在悉尼有過兩年的留學生活，但是學校畢竟是學校，在哪里學校都有點兒世外桃源的味道。隨后緊張的工作，使我沒有時間回味Pete在這件事上的表現。但是這件事情在不知不覺中，留在了我的心底，悄悄地引發了我的轉變。我開始認真地觀察美國人，思考他們的特點和長處。心中的偏見開始一點點消融。我開始逐步了解美國人的文化和行為特征，開始向他們學習用新的理性的方式來處理事情，與人相處。幾年以后，我寫了一篇短文“Pete的啟示”，講述了這件事對我的影響。Pete的啟示1993年圣誕節前,作為一個合作項目的副主管，我與領導和同伴來到四季如春的天使之城洛杉磯，開始了與美國一家著名的國防電子公司的合作。剛剛安定下來，中美雙方公司的人員便迅速組成了項目組，投入了緊張的工作。設計方案確定之后，雙方的工程師卻出現了爭執都認為應該是對方負責電路的設計。異常緊張的項目突然陷入了停頓。事實上按合同規定，這項工作應該是美方的責任。我不得已找到了美方的華裔項目經理。他看過合同后說：“嗨，這種事在美國是再簡單不過的了”。隨后他將美方的主管工程師Pete找來，將合同請他看一下。Pete看過合同之后，二話沒說趕緊去工作了。此事也沒對我們下面的合作造成任何影響。雙方人員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這件事當時并沒有讓我特別留意。相反，第一次與美國人共事的我們，盡管與對方相處的十分友好，但是我們在背后卻常常表現出了對美國工程師的輕視。普通的美國人確實有些像大孩子，頭腦比較簡單，好像不如我們的工程師聰明。 半年之后，完成了樣機的試驗我們回到了國內，開始產品設計和生產的準備。同時我也成為了部門的負責人。又過了半年，我對管理工作的困難有了許多的切身體會。在一次從北京返回深圳的途中，飛機上放映了一個史泰龍主演的電影。影片充分地表現了美國人性格簡單直爽的一面。它使我猛然回憶起了Pete的事情。我不禁問自己：如果Pete是一個中國人，他會那么痛快地服從合同的規定而又不影響下面的合作嗎？他是否會認為自己的自尊心或者面子受到了傷害？甚至認為是我們故意和他過不去？我意識到，中國人和美國人在心理結構上的差別，實在不應該成為我們對美國人的做事方式不以為然的根據。我們中國人的聰明舉世公認，可是她卻在不知不覺中被自己的基本素養上的缺陷，大大地打了折扣。這使得我們與那些我們認為并不聰明的民族之間的競爭，更像是龜兔之間的賽跑。 美國人的普遍的單純，自然有幼稚甚至愚蠢的地方。但是，它卻使得人與人之間，少了許多我們中國人常見的彼此的無端猜疑，少了許多有害無益的內耗；在工作中，大家能夠就事論事，而較少發生意氣用事和情緒化的沖突；在個人行為上，少了那些不必要的“個性”，更容易服從規范的管理的約束，在整體上保證了大規模協作和管理的可能性；它也使得管理者的精力，更多地注意在事情上，而不是人員之間的矛盾，是非和情緒上。而這正是現代工業迅速發展的重要的文化社會基礎之一。 相比之下，在中國可能由于歷史的悠久，人們的心理結構普遍比較復雜，具有相當強的非理性的情緒化傾向敏感，多疑，內向和多變。在相互交流時，特別是在關鍵問題上，旁敲側擊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方式多，就事論事，直截了當的情況少；在工作中，橫向攀比的多，按客觀標準行事的少；在做事的過程中，喜歡不分場合的標新立異，不容易保持持久的專注和服從管理規范；工作的業績表現，常常受到自己心理和情緒波動的影響，而不是自己的能力的正常發揮。這些問題，在聰明，能力強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員身上表現的有時更為突出。 幾年來，在管理中這些問題常常困擾著我的團隊。隨著經驗的積累，我逐步通過從小事和容易處理的事情開始讓大家養成好的工作作風，建立公開，透明和平等的內部溝通，工作和評價管理規范。這使得我后來帶的團隊成員，逐步適應了拋開個人喜好去就事論事，將問題擺在桌面上一起討論，而不是背對背的議論和猜測的共事原則；面對工作中出的問題，團隊內部員工能夠比較坦然地接受他人的批評；部門的內耗明顯降低，彼此的配合多了許多默契；員工對自己和對他人的評價趨于客觀，心理的穩定性得到改善。為了更有效的建立和實行平等，開放和透明的工作方式，我和普通員工一樣，在開放的辦公室的普通工位里工作。有人認為我這是故作姿態。事實上，管理者的以身作則，對下屬永遠有著不可輕視的影響力。那些無法適應或拒絕接受這種“簡單”和公開的工作方式的員工，則陸續離開了團隊。 應該講，人的心理結構的改變，是相當困難的，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可能見到效果。在一次部門會議上,當我明確要求員工今后不要將自己的情緒和喜好帶到工作中來時，一個業務能力很強的員工當時就跳了起來，認為這個要求太高，至少短期內他自己做不到，盡管他自己也承認這個要求是正確的。理念的認同和現實的行為，常常有著我們自己意識不到的差距。但是，我們這些IT企業，直接面對國際競爭。在經驗，資金和技術積累等各個方面我們都沒有優勢，如果在人員基本素質上再不如他人的話，我們有什么資格去參與競爭？許多基本素質的提高，是必須在實際工作中完成的。所以這個問題，是我們管理人員無法回避的，因為我們不能指望別人為我們培養出一代適應未來競爭環境的新人。 現代工業發源于歐洲，繁榮于美國。美國還奇跡般地造就了影響全球的信息產業。百年以來，它固然有其得天獨厚的外部條件。而且與我們相比美國很多人自己也承認，它確實沒有“文化”，沒有“歷史”。但是如果不承認其社會基礎包括文化和價值觀對其百年的繁榮強盛所起的核心支撐作用，那幾乎便近于自欺欺人。現代經濟是不能脫離一定的社會基礎而存在的。評價文化的優劣，實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當我們必須面對現代經濟帶來的國際化競爭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考慮我們是否具有了現代經濟成長所必需的那一部分文化和價值觀。在這一點上我們可能沒有選擇，也不能以任何其他的理由來回避那樣做唯一的作用便是浪費我們自己發展的時間。現代工業發源于歐洲，繁榮于美國。美國還奇跡般地造就了影響全球的信息產業。百年以來，它固然有其得天獨厚的外部條件。而且與我們相比美國很多人自己也承認，它確實沒有“文化”，沒有“歷史”。但是如果不承認其社會基礎包括文化和價值觀對其百年的繁榮強盛所起的核心支撐作用，那幾乎便近于自欺欺人。現代經濟是不能脫離一定的社會基礎而存在的。評價文化的優劣，實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當我們必須面對現代經濟帶來的國際化競爭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考慮我們是否具有了現代經濟成長所必需的那一部分文化和價值觀。在這一點上我們可能沒有選擇，也不能以任何其他的理由來回避那樣做唯一的作用便是浪費我們自己發展的時間。我的職場十年（二）第一次驚嚇和亂中取勝在隨后的幾個星期里，項目總體上在按預期向前推進。因為沒有一個十分周全的項目計劃，為了保證大家工作的有效配合，我們每天早上都要開碰頭會，檢查進度，布置任務，協調工作。然后大家分頭做自己的事情。由于我們身在異國他鄉，也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便每天工作到晚上十點。在大學我是學雷達的，對電視可以講是一竅不通。因此我便承擔了微控制器編程的任務。這對我來說倒是輕車熟路。盡管沒有大問題出現，但是由于從來沒有面對過這樣緊張的任務，而且系統的核心芯片的設計，是TRW的人員在其公司內部進行的，我們無法隨時看到進展。其實即使我們能了解，由于我們任何人都沒有設計芯片的經驗，也是不知深淺。所以我們依然憂心忡忡，看不出來我們能按時完成任務的依據在哪里。1月底，中間的一系列測試都顯示樣機的功能沒有問題，周博士便預訂了2月4日去北京的機票，準備兌現其對客戶的承諾。當時我們的項目計劃在時間安排上沒有一點余地。在他和Pete將要啟程的前四天早上，最后的圖像處理芯片才完成，我們高興地把價格昂貴的FPGA（現場可編程門陣列）裝在了機器上。接通信號后，大家全都呆住了。圖像加密后看上去沒有問題，但是解密后的圖像，盡管上下部分質量不錯，但是在中間卻莫名其妙的有一道粗粗的黑影，應該出現的圖像卻不見了。“天啊，怎么會是這樣？”Mitch叫道，他是芯片設計的負責人。瘦小的項目技術總負責人Greg站在一旁，右手支撐著下巴，一如既往的一臉深沉，雙眼凝視屏幕，一言不發。盡管大家忙了個滿頭大汗，可是直到下午，那道黑影依然固執地覆蓋在屏幕上。這時譚自強把我叫到另外一個房間。“我給你解釋一下這個黑影是怎么來的。我想我應該沒有猜錯。”經過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我對電視技術多少有了一些認識，發現我們習以為常的電視信號，要遠比看似神秘的雷達信號復雜。有了這點可憐的基礎，我費了一些時間，聽明白了譚自強對問題原因的解釋。我感覺他的判斷是對的。晚飯后，周博士到了工作現場，召集所有的相關人員開會討論。空氣凝重而壓抑。因為我的英語要好一些，所以我替譚自強詳細解釋了黑影產生的機理。大家各抒己見，場面倒是相當的民主，只是周博士一直一言不發。最后，除了一位TRW年輕的工程師外，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譚自強的解釋。時間已到凌晨三點，大家疲憊不堪，睡眼朦朧。周博士準備收場。“我也聽不太懂你們每個人說的道理，搞不清楚誰對誰錯（這句話我懷疑是他自己謙虛）。不過既然現在只有一個人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就按譚自強的建議，明天一早馬上修改設計。如果確實還不行，我一個人去北京，給客戶下跪，告訴他們我們沒有能夠實現承諾，請他們原諒，再寬限我們幾天。我來承擔這個責任，但是希望大家竭盡全力。”這便是典型的周博士的性格，關鍵時刻敢于拍板，也敢于承擔后果。他第一次進大陸之前，是在香港出差。當時他面臨一個影響他一生的選擇：如果踏上大陸的土地，他將被美國政府終身取消在美國從事國防機密研究的資格；如果不進大陸，自己開創一番新事業的夢想將無從開始。在香港猶豫了兩天的時間，他登上了去北京的航班。開始了他自己一生中一個最重要的轉折。2月2日下午，新的芯片編程完畢，送到了我們的實驗室。大家這次可真的緊張了，萬一不成，絕不是誰承擔責任的事情，而是關系到這個項目命運的問題。當信號接通后，解密后的圖像清晰穩定地出現在了電視屏幕上。頓時，實驗室里一片歡騰。馬上有人出去買酒，其他人立即開始了系統的全面測試。測試表明系統實現了所有預計的功能，我們終于取得了雙方合作的第一個階段性的成果，完成了我們自己都無法相信能夠完成的任務。大家在實驗室舉杯相慶。當周博士和Pete把樣機展示給北京的客戶的時候，客戶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說，1993年11月聽周博士講，他會在1994年2月初完成樣機研制的時候，他們認為周博士是在和他們開玩笑，甚至有人認為周博士是一個國際騙子。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本來不可能的一件事情，經過周博士的推動，在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混亂”狀態下，竟然像變魔術一樣完成了！這一切給了我從來沒有過的體驗。而這種體驗，是難以用語言來準確地描述的。世界上的事情，竟然可以這樣做，我大開了眼界，也對周博士產生了由衷的敬意。這個項目立項時，他便多方游說，統一了雙方的意見；在項目的進行中，他堅定的信念，使得我們盡管心存疑慮，卻依然在無形的壓力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周博士就好像是一個功率強大的推土機，只要他認準的事情，只要是他決定做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困難，他都會一往無前，沖破一切困難和障礙。在此之前，我的信念是，越復雜的事情，事先越要周密的策劃，只有近乎滴水不漏以后，我才會開始行動事實上常常是沒有行動。而這段經歷，使我猛然發現，做成一件事情其過程竟然和我的想像相去甚遠。當我們認為我們無法完成一項任務的時候，原因會有很多。其中有的時候是因為你看到了太多的，你不知道如何克服的困難；也有的時候是因為你對將要發生的一切無法預計，而心生畏懼。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無法戰勝這些困難，并不意味著我們無法預料的情況發生的時候，我們毫無辦法。未來的不確定性，應該成為我們發揮自己潛力的舞臺，而不是成為我們行動的障礙。當我們面臨挑戰的時候，計劃的周密性永遠是相對的。我們更要做好準備在實踐中去學習，在困難中去尋找克服困難的辦法。在周博士的領導下，我初步找到了一種感覺，一種如何適度地把握計劃的周密性的感覺；生出了一種勇氣，一種面對從未遇到過的困難，面對眾多不可預知的險境，不回避，不空談，而是去果敢行動的勇氣；明白了一個道理，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前進，是成就事業的基本規律；催生了一個新的價值觀：能把一個平凡的想法變成現實，遠比僅僅產生一些了不起的思想更加值得敬重。臺灣來的天才博士周博士當時年近不惑，中等身材，粗壯微胖，一副近視鏡后面是一對小瞇瞇眼。可能由于大腦過于發達，頭發已經稀少，確實給人一種充滿智慧的感覺。他精力過人，當時經常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對周博士的敬意，使我自然產生了了解他的興趣。經多方打探，知道了大概。他生于臺灣，家境并不富裕。為逃避臺灣的兵役制度，后去新加坡讀了一段中學。中學畢業到美國讀大學。為了給家中節省費用，保證妹妹不致中斷學業，他只用了兩年的時間便讀完了大學本科。這是一個我至今還從未聽到過其他人能夠達到的紀錄。博士畢業后，他便進入TRW工作。中間曾和朋友創業，公司成功，但他卻又回到TRW。不過創業的夢想在他的心中一直揮之不去。我曾經和他經過那家他參與創建公司的辦公大樓，看得出，他在望著那棟大樓的時候心中頗不平靜。在TRW，他是位置比較高的華人。我好奇地問Pete,作為一個華人，周博士何以在TRW這樣一家大型國防企業中脫穎而出。“Well，I cannot give you the details cause we are a defense company(我不能解釋具體的細節,因為我們是國防企業)。”Pete告訴我，“But I can tell that he once did something that nobody believed its possible(不過可以告訴你，他曾經做成了一件別人都認為不可能的事情)。”Pete講的周博士的這段經歷，盡管略去了所有的細節，但是對我的價值觀影響非常大。他讓我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事實：如果你認為自己優秀，就應該去做他人做不到的事情。這一信念直接導致了我后來面對各種別人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時候，從來沒有退縮過。而且完成這些不可能的任務，成了我工作的主要內容。1996年的時候，在向一個朋友請教問題時，他對我講：“弄斧一定要去班門。”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在還沒有被自己的經驗固化的時候，能夠與一流的高手共事過招，我認為意義極為重大。回首往事，我非常慶幸自己剛剛走上社會不久，便在周博士這樣杰出的人物的領導下工作。通過親身的經歷，學到了作為一個旁觀者，可能永遠也無法體驗到的做事的真諦。畢竟隔岸觀火與身臨其境相比，在切身的體驗以及引發的感悟上是有天壤之別的。當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周博士的風格。我回國以后，顯然是受周博士影響很大，有一次李平向我抱怨：“你怎么像周博士似的？”周博士無意中幫助我比較快地從一個學生的角色和心態，轉變到了一個社會人的角色和心態。使我不再自我陶醉地滿足于坐而論道或品頭論足，而是更看重我自己能否做出有意義和有價值的事情；學會了作為一個主人，去傾盡全力擔負起自己的責任。而不是作為一個旁觀者，在遇到問題時滿腹抱怨，似乎出錯都是別人的，損失也與自己無關。從注重理論和邏輯推演，到注重實踐，在實踐中總結學習；從以一個旁觀者的態度來看問題，到用主人的心態，去克服一切困難，這可能是從學生到社會人的轉變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我的職場十年 (三)秉性轉變平等與尊重初戰告捷的喜悅，并沒有持續多久，因為我們必須面臨設計真正的產品的挑戰了。原理樣機和產品還是有根本性的差別的。最后的產品，圖像處理需要設計一個專用芯片，而不能再用價格昂貴的FPGA（現場可編程門陣列）。這首先涉及的是相關的知識產權問題。由于離開國內之前，這個項目并沒有定下來，所以有一些合同條款需要補充談判。總工程師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知識分子，不善于應對直接對抗性的談判，我便硬著頭皮沖到了前面。其實，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談判經歷，更別說與國外企業的談判了。對方有公司的法律專業人士作支撐，而我們總共只有六個人，還全是搞技術的，并且主要在做產品的開發工作。英文的法律語言，常常一句話長得可以有十幾行，準確地理解其含義已經讓我有些頭痛，我們提出的修改建議還必須使用同樣的語言風格。人在壓力之下或許會有超常的發揮。在談判的過程中，對方有一次看到我提出的修改文字后，有些好奇地問我是否學過法律。好在合同大的方面已經沒有問題，談判沒有拖太長的時間。不過這段談判，我卻首次體驗到了律師做事的風格：提出的建議一定把自己保護得天衣無縫，不管對方是否能夠接受。這一點我至今也做不到，不知道是否是因為我還太過書生氣，可是律師也應該算是知識分子吧。產品的開發開始以后，我便把微控制器編程的任務交給了吳志聰。我主要做一些管理工作。中間也幫助解決一些我搞得懂的技術問題。由于是產品樣機，需要實現的功能遠遠超過了1月份開發的原理樣機，軟件控制功能也復雜很多。吳志聰的經驗不足，工作進展有些拖延，我對他也逐步表現出了不滿的情緒。大家工作的氛圍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而我自己卻全然不知。有一天，李平找到我，“謝耘，大家感到和你一起工作比較有壓力，這種狀況好像不太對吧？”他客氣地提醒我。話很短，語氣也不激烈，可是卻讓我愣住了。是呀，我們這個擔負著整個公司希望的隊伍，只有六個人。公司遠在國內，很多事情一時都幫不上忙。我們把吃奶的勁使出來，還未必能夠完成任務，我有什么理由用一種消極負面的態度去對待別人的工作？沒有譚自強的經驗，我們怎么能在2月初完成原理樣機？沒有李平他們前期產品開發的基礎，我們不知要花多少時間去解決產品外觀等問題；即使吳志聰缺少經驗，但是他任勞任怨，誰給了我權利可以蔑視他的辛勤勞動？我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包下來，更何況至少當時在經驗上，我在許多方面還不如別人。作為一個管理者，我的職責是完成公司的任務，而要完成任務，我必須想方設法讓大家把自己的潛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要做到這一點，我應該給大家創造良好的工作條件和氛圍。在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可以依靠的只有眼前這幾個人。我應該做的不是去指責和抱怨，而是要建設性地幫助大家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和做學生有著本質的區別。作為學生，你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夠學好；但是在工作中，沒有大家的配合，你通常只能一事無成。其實，當你向別人宣泄自己負面的情緒的時候，盡管當時你可能得到一種輕松甚至是滿足。可是，你的負面的情緒一定會在別人那里引起一定的反應，而且通常會是同樣的負面的反應。如果你是一個組織的一員，這種負面的反應將會在你所處的組織中擴散，最終通常還會以某種形式反饋給你自己。更為糟糕的是，反饋回來的，可能比你當初釋放的，要強烈許多倍。這種循環，對于工作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如何用一種積極的正面的態度去對待你周圍發生的事情，確實是一個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這不只是心理的成熟，更需要自己對這個包括你自己在內的世界，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和認識。李平的提醒加上當時在國外特定的環境，引發了我最重要的一次秉性的變化。以至于后來回國后我的一個同事跟我開玩笑說，“我女朋友的性格要像你這樣該多好。”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秉性的改變確實非常困難，但是如果你真的意識到其必要性，也并非不可能。當然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特別是對于成年人。十年過去了，至今我也不敢說自己的狂妄和傲氣已經煙消云散，但是至少我在不停地提醒和反省自己，希望自己能夠真正平等地與人相處，能夠給別人帶來的是尊重、支持和幫助而不是陰霾、抱怨或指責。只有播灑陽光，才能收獲果實。李平的批評，也成了我比較自覺地從別人的批評中不斷成熟的開始。秉性轉變學習傾聽我們這代人的經歷，使得我們對政治有著天生的興趣。大家混熟了之后，有時也會和Pete他們胡侃一陣政治。有一次Pete帶著大家外出看完一個有陳沖參演的，以愛斯基摩人為背景的環保類電影，到一個酒吧喝酒聊天。聊到政治的話題的時候，李平感嘆道：“謝耘，你真的應該去搞政治才對。”我在清華大學作了三年半兼職政治輔導員。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后來從政的，大部分是這批人。李平出此感嘆，我沒有在意。不想在一邊的Pete附和道：“I agree that you can be a good politician(我也認為你能成為一個好的政治家)。” 這倒是讓我吃了一驚。“Why do you think so(你為什么這么想)？”我問道。“I find that you are a good listener(我發現你是一個不錯的聽眾)。”“Why is it so important for a politician to listen（傾聽為什么對政治家那么重要）？” 我們是在一種完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長大的，我們理解的政治家形象，好像最重要的是指點江山，而非傾聽他人的呼聲。我一時無法理解Pete的觀點。“Because a politician has to face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with different opinions(因為政治家必須面對來自不同背景有不同觀點的人)。”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美國人談論政治家應該具備的素質，也是第一次聽到有人認為我是一個不錯的聽眾。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我表現欲，尤其是自認為比較出色的人。這種傾向常常會妨礙一個人去認真傾聽別人的意見和看法。我確實不認為自己以前是一個善于傾聽的人。但是當時的環境，逼迫我不得不去認真傾聽別人的意見和建議因為我是外行，卻要領導內行去完成任務譚自強是當之無愧的電視技術專家，李平有著足夠的產品經驗，更不用說TRW的人了。從項目管理、產品開發到電視技術，我幾乎都一無所知。我之所以成為他們的“領導”，唯一的原因是我讀的書-大部分其實也沒有什么用，比他們多，并且有一段留學經歷和一段做學生工作的經歷。Pete的無意點撥，使我從自發進入到了自覺地學習傾聽的階段。開始有意識地學習如何理解不同人的不同意見，而不是只喜歡宣傳自己的觀點，或傾聽和自己相同的看法。當然，懂了道理，并不意味著我總能按道理做到。七年以后，依然有人說我太固執己見。值得慶幸的是，也有的同事告訴我，我的一個優點是能聽不同人的意見，是一個“聽勸”的人。秉性的改變，是需要時間的磨礪的，決非是一朝之功。在禪宗的故事里，講過不少已經“頓悟”了的修行人，后來再度誤入歧途的案例，其緣由是否也在于缺少世事的磨練？學習放權改變性格的同時，我也在探索有效的管理方式。由于和譚自強及李平相比，我對于這個產品的開發不論在能力上還是在經驗上，都不如他們，基本是一個外行。如何管理內行便成了突出的問題，因為時間也不允許我先成為內行再開始工作。當時的狀況逼著我從一開始便不得不虛心地向他們學習，并且對很多我不懂的事情要尊重他們的意見，放手讓他們去做，而我常常成了配角。做到這一點還是挺不容易的。我必須克服自己事必躬親，自己不明白便放不下心來的習慣，去學習信任他人，甚至要把自己的腦袋交給別人去耍。這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也逼迫我的性格多了一些寬容和大度的成分。在這半年中，有意思的是盡管我是他們的“領導”，但是很多事情都是他們教會我做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講，是譚自強教會了我項目管理和電視技術，李平教會了我產品管理。我當時沒有想到的是，我作為外行去管理內行，陰差陽錯地竟然成了我后來工作的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在日后的這些工作中，我不僅不斷地學習新的業務，更主要的是我迫不得已地去總結了一些更抽象、更具有普遍意義的管理規律。這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當你面對一個不可能完成，并且你自己也并不是很熟悉的任務的時候，其實你最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想辦法讓你的團隊每一個成員能把自己的潛力充分地發揮出來。而要做到這一點，你就必須學會放權和信任別人，而不是自以為是地去“指導”或“管理”別人。我的職場十年（四）老鼠戰貓進入產品開發階段之后，專用芯片的邏輯設計依然由TRW的工程師負責。而我們做整機和管理系統的設計。當芯片生產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之后，一個重大的挑戰悄悄地向我走來。這挑戰，竟然是來自周博士。芯片的生產，我們原來一廂情愿地希望由韓國的三星半導體來承擔。因為當時我們公司和三星半導體有良好的合作關系。可是周博士提出，應該多找幾家做一些比較，這樣更有利于我們的利益。道理聽起來沒有任何問題，我們也一致同意。整個事情是在周博士一手操控下，由TRW人員進行的。他們向幾家候選企業發了邀請，提出了我們的邊界條件。反饋的結果，卻有些出乎我們的預料一家在硅谷的小公司給出的條件最好，不論是價格還是流片時間。這家小公司是專門從事芯片設計的，其生產外包給韓國的LG半導體。由于三星半導體在美國的總部也在硅谷，我們決定對這兩家公司作實地考察。我們同Pete和Mitch, 乘飛機來到了IT產業的發源地硅谷。飛機落地，硅谷掩映在一片綠色當中，就像一個大花園，極少見到高一點的建筑。當時泡沫經濟還未形成，硅谷遠不如現在擁擠和繁華。我看到三星的辦公樓，有點鶴立雞群的感覺。而那家小公司，只是有十幾個人，租了一個小地方辦公。接待我們的是公司的老板，一個頗年輕的越南華裔。盡管他不會說漢語，我們還是感到了一份親切。到了中午吃飯的時候，大家已經比較熟悉，他便聊起了過去的經歷。原來他也曾在TRW工作，并且與周博士是朋友。聽到他這段經歷，中國人特有的敏感告訴我，事情好像不像我們原來想得那樣單純。回到洛杉磯，我們內部馬上開會商議，大家一致認為我們必須堅持用三星半導體。周博士顯然胸有成竹地來聽我們的意見。我們的反映讓他有些意外。他提出了非常站得住腳的理由認為我們應該用那家小公司。對此我們只能以公司太小，缺少抗風險能力等為由，堅持我們的觀點。“可是，”周博士道：“三星承諾的時間根本無法滿足我們的要求，而且價格也高.”“這樣吧，”我們的總工程師建議：“我們和三星總部再談一下，請他們考慮我們雙方的長遠合作，重新考慮一下時間和價格問題。”總工是輕易不表態的，周博士只好同意。周博士建議讓三家公司進行新一輪的報價。一個星期過后，三家公司的報價都出來了，那家小公司給出了更為優惠的條件。事情有點麻煩。看到這一情況，我們幾個人分別與TRW的相關人員談話，試圖勸他們同意與三星半導體合作。但是Pete和Mitch等人態度堅決，希望用那家小公司。整個局面僵持住了。我便找到周博士在這個項目上的行政助手英先生。他也是臺灣人，正值不惑之年。在這個項目中，他沒有介入技術工作，主要幫助周博士處理管理協調等問題。他對事情的過程還是比較清楚的，而且同為中國人，不像美國人那樣看問題簡單。所以他應該也查覺到了事情的蹊蹺。“謝耘，我知道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是我現在幫不上忙。周博士態度非常堅決，我不敢介入此事。他在TRW內部和很多相關的高層管理人員已經在講：謝耘是個年輕人，沒有經驗，說話沒準。我真的希望你們能成功。就看你們的本事了！”英先生的話讓我有點吃驚。在美國，工作上的事情是極少涉及“personal”的因素的，否則會被認為職業道德有缺陷。周博士看到我們也很強硬，便又提出一個建議：為了降低風險，我們同時選兩家來做。我們再次商議，大家建議我直接去找周博士的大老板，TRW太空電子的副總裁Paul Sasaki先生-一個日裔美國人。事到如今，也只好這樣了。我打電話給Paul的秘書，希望能和他有一個小時的談話時間。當天下午，Paul來到了我們的辦公室。我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闡述了我們的意見。主要是談,像這樣一個重要的項目，用一家只有十幾個人的小公司風險太大，而兩家同時做并不現實。因為我們沒有人力同時支持兩個合作伙伴。我只字未提那個小公司的老板曾在TRW工作，并且是周博士的朋友這兩件事情。更沒有把我們內心的猜測告訴他，我已經習慣了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在談問題的時候，你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不能根據猜測做判斷。否則大家會認為你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Paul只是問了一些情況，說回去會在他們內部開一個會。第二天，英先生告訴我，在他們內部的會議上，所有的人都表示，讓三星，那家小公司，或者同時選這兩家，都可以。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周博士也是這個態度。根據他的性格，我認為他是不會退讓的。Paul約我們公司總裁通電話，以便做最后的決定。我們趕緊和老板通報情況，“如果TRW認為幾種方案均可以，那我就建議選三星不就完了嗎？”總裁告訴我們。就這樣，一場